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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是家庭的“伦理显示器”。随着中国社会当代转型快速推进，受消费文化、假日经济、社会意识等因素的驱动和冲击，过年的传统意蕴与历史镜像正以悖逆的姿态稀释全社会的节庆理念、文化意识和伦理规范。富有经典色调的过年已然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实现年文化的本位回归是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的一道重要文化课题。
关键词：传统文化；年文化；中华民族；精神记忆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5）03-0054-04
一、叙事：过年折射的传统文化镜像
过年，一个国家的千年传奇，一个民族的千古神话！在传奇的神秘与神话的神奇面前，一场惊天动地、铺天盖地的传统文化接力仪式年复一年地实现着，映照大江南北，关乎千家万户。
经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洗牌复位之后，以这个世界上国家人口与民族人数绝无仅有的“双冠王”身份，十多亿人在同一个时段、以同一种节奏集体狂欢，演绎着神州大地上极尽喜庆与隆重的大合唱，俨然百雀齐飞、候鸟归巢，这是何等壮观的东方诗话！
将所有的烦恼抛之脑后，将所有的喜悦写在脸上，将所有的成功倾情驰骋，将所有的骄傲付之奔放，堪称中国的“狂欢节”——一种“团购”的畅快！
从纯粹的史学和民俗学视角观察，过年只不过是发端于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基于认知缺陷对超自然现象一种本能的，具有神话和神化双重意蕴，以祭神祭祖、祈福祈愿为原始模态的“精神应激”，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时间维度和价值意义上，虽尚不足以与这个民族上下五千年辉煌而绵长的历史叙事与生俱来一脉相承，但同时，基于最具文化传统的为数不多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一基本事实，它无疑又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经典、最隆重、最具宗教色彩的典礼式活动与仪式化规程，浩浩荡荡。
殷商以降，连绵不断。古今中外，无出其右。
近乎朝圣，每个人都自觉地扮演着过年语境下虔诚而圣洁的信徒。故乡，是他们心中永恒的圣地麦加。拜年，是他们趋之若鹜的一次年度精神洗礼。周而复始。
古往今来，过年，小而言之，维系的是一个家庭、家族乃至族群全部成员通过一场年度盛宴昭示的亲情归向与价值坚守；大而言之，维系的则是华夏儿女贲张的血脉、炎黄子孙勃发的情思。它是一个小至公民与家族、大至民族与国家的“集体话语”。
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过年的日子里，整个国家的色调都因此而“变脸”“换装”。从自媒体到大众传媒，从居家布设到街头景象，从草根生活到国家礼仪。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从某种角度去理解，它是一种人心的复古、一种精神的复归、一个传说的复原。
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史，展示的是一部中国现代化不断演进、深入的变迁史，回家过年成了亿万游子描绘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幕壮观车轮奇景；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史，演绎的是一部不断拷问国家灵魂和民族记忆的社会史，中国年文化成了一部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与社会大编年。过年，是所有历史最具象化的一个载体。
文化因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而熠熠生辉，历史因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而步履厚重，社会因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而生机勃发。中国年——一种文化观照、一种历史承继、一种社会景象，它是我们民族在世界上拿得出手也消费得起的一张“文化王牌”。
一岁一除夕，一夜一重天。过年，有“坐到四更后，身添一岁来”的清静，也有“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的释怀；有“冬氛恋虬箭，春色候鸡鸣”的期盼，也有“厌寒思暖律，畏老惜残更”的怀旧。有对匆匆流年的眷恋——“明日便为经岁客，昨朝犹是少年人”，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宁无好鸟思花发，应有游鱼待冻开。”在汉语古典文学的悠悠长河中，中国年文化的历史漪澜波光粼粼。
在文学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民俗文化，不胜枚举的当代礼数都可以从传统民俗的视角进行解读；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生活文化，诠释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完美呈现；在政治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时代文化，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面貌的改变，还有社会面貌的变化、国家面貌的变迁；在社会学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习惯文化，人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喜好和习惯，在不违背礼仪“格式”的前提下以社会个体的身份辞旧迎新继往开来。春节，真可谓“年年岁岁春相似，岁岁年年节不同”。
一个没有文化积淀的民族注定没有清朗的前途，一种没有历史内涵的文化注定没有强大的张力。我们仅因中国年即可笑傲群芳昂首阔步。春节、清明、重阳、端午、七夕……这是我们文化骄傲与自豪的天然资本，也是我们应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迷失：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过年
过年，曰其一，年是“过”出来的，想怎么过、过得怎样颇有学问大有讲究，饱含着意蕴丰富的文化学程式；曰其二，过了之后又是一年，生命的里程碑式变迁在岁月记事本上由此留下了鲜明的标志性刻度，影响并支撑着每一位个体的情感认知。在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中，过年仅仅是一个不到三位数的有限概念，再怎么奢华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于是乎，我们有足够充裕的理由将它演绎到极致，装扮得像个即将出嫁的王妃，神圣、高贵，令人艳羡、敬畏。
过年，是现代科技在节庆市场一次异彩纷呈的烂漫彩排，例如，庭前屋后五彩缤纷的烟花燃放、迎来送往时的鞭炮齐鸣；过年，是传统美食文化在社会变迁历程中的一次现代演绎，例如，街头巷尾各色餐厅里精心备置的年夜大餐、农家绿色食品嫁接现代烹饪工艺的新花样新吃法。过年，有着说不完的情节、数不清的礼仪，有着赶不上的节奏、学不尽的招数……
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与现代传媒一日千里，中国年因其特有的指标化意蕴而难以抗拒地具有了国际意义。它来自古老中国却属于现代世界。通过春晚全球直播、各国唐人街的中国年文化活动、国际商家对中国春节消费市场的疯狂争夺等途径进行直观、即时传达，过年对于我们国家形象的展示、民族文化的叙说、社会面貌的呈现具有无可比拟的符号效应和宣示功能。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在“中国式过年”语境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诠释。商场景象、电视舞美、交通图景、农家情趣，对联、门神、红包、中国结，看龙灯、放鞭炮、烧香祭祖、吃年夜饭、看春晚、拜年，过“绿色年”、“环保年”、“科技年”、“数字年”……共同建构起五彩缤纷而又别开生面的“中国镜像”。它拥有不计其数的“国际粉丝”。
只是如今，这种琳琅满目的“红色记忆”随着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与时俱进”，演化成了具有运动色彩的群体迁徙式图景。它在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式增长繁荣景象的同时，也消耗、耗费、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社会资源，以公民埋单的形式徒增国家发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在某种意义上，当下国人有意无意塑造的过年形态无异于转型期中国浪费文化的典型呈现，无异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根部的“基因变异”，表面上虽枝繁叶茂但已病象初显。
应有的礼数不见了，应有的朴素不见了，应有的色调不见了，应有的味道不见了……喧嚣取代了热闹，铺张取代了简约，复杂取代了简单，忙乱取代了忙碌……中国式过年正在现代化的惊涛骇浪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印刻在中老年人记忆中关于过年的美好格调和多姿神韵已经荡然无存。难怪乎过完年后很多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情不自禁地喟叹：年味，都去哪儿了？
曾经，我们“自恋”了千百年；如今，我们集体“失恋”了。
长此以往，一种难以逃避的可能是，有朝一日，中国的“过年文化”终将蜕变成一部“中国过年史”，促使我们小则通过国家媒体像注射强心剂一样地宣传以强化国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与理性坚守，大则采取联合国申遗之国家行动去拯救其被现代文明阉割的尴尬命运。曾经令我们引以为荣的教科书式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经典范式，有朝一日将成为一本供后人顶礼膜拜的历史读本。也许有一天，我们将在举杯相庆之后、觥筹交错之余不得不静下心来扪心自问：过年，我们到底“过”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系于其文化的强大。当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旧用诧异、欣赏与钦佩的审美眼光共同视察这个古老国度多元而饱满，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历史与文化底蕴，享受着中国文化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与情绪欢畅之时，我们——华夏文明的主人——却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丧失了文化动力，迷失了历史方向。忙碌得有些错乱，快乐得有些盲目，热闹得有些奢靡。
除夕之后，我们在哪里？春节过后，我们去哪里？
三、寻根：年文化的当代失守与失真
历史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无主义”。在大众传媒的眼中，当下的中国式过年被部分“新过年论”者贴上了狗皮膏药般的“文化现代化”标签。通过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行饱含个人遐思的无限“虚无”，这些“文化意见领袖”极尽所能地进行形形色色的自我表演。须知物种自我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物竞天择的必然。否则，国人尽管放心吃转基因食品去。
失去基本操守与下位内涵的文化样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文化怪物”，否则，老祖宗是要找我们算账的。
多少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过年成了一票难求的困惑、讨薪度日的无奈；成了年终奖的高位递增、钱袋子和菜篮子的炫攀；成了贫富较量的舞台、冷暖色调的反差；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不知所措，花钱利索出手阔绰却一无所有。受惠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红利，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差钱”、敢“任性”。连少不更事的娃娃们都知道，压岁钱的多少成了大人心意深浅、进而过年是否快乐的直观标准与直接标尺。过年已经无可厚非地扮演着社会群体分化与价值取向的“镜子”角色，它是一场十足的、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消费运动”。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消费浪潮冲击下，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了消费“节奴”、文化“节奴”。
对穷人来说，过年是严冬的继续，是掏尽家底耗尽家财之后仍然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底线祈盼；对土豪而言，过年是春天的开始，是挥霍无度挥金如土以博得好的彩头求得来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它已经不成其为“老样子”，而是年复一年的“不像样”。它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根骨”——从地方化、区域化走向了国家化、全球化，从个性化、特色化走向大众化、一般化，从朴素性、礼仪性走向了消费性、娱乐性，从对传统的秉持和把守走向了对历史的悖离和逆袭。
在中国年的“自留地”，在过年最传统、最本真的处女地带——农村，在上了年纪“本土农民”的生活与意识里，过年是一头养了一年的大肥猪、一桌亮了全部家庭物质库存与经济储备的宴席，是张灯结彩的欢笑、杀鸡宰羊的喜庆。一家人穿得满身光鲜，笑得满脸灿烂，喝得满面红润，听家里老人的吩咐按部就班地完成过年的一个个寓意丰富、具有典故色彩的“规定动作”，谨慎地忌避某些不吉利语词的亲朋叙话等场景，在喧嚣烦躁中艰难地维系着中国年的朴素本色。
殊不知，农村的“文化贞操”及其本能捍卫已经并正在遭受着难以抗拒的剥夺和侵犯：记忆中以纯粹娱乐为本的族际舞龙舞狮再也看不到了，代之而起应运而生的，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家庭作坊式农村舞龙“艺人”像叫花子一样挨家挨户叫卖，招摇过市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近乎强行乞讨，连玩杂耍牟利的街头艺人因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都面临失业危机了。“铜龙看却送春来，莫惜颠狂酒百杯。”历史的本真与豪放，难道我们作为它的继承人真的消费不起？
这是一种文化基因的蜕变，还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进化？
在传统与现代的浪漫交织中，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进程中，在农业化与工业化的配偶联姻中，中国式过年正在逐渐走向对历史本位的悖逆和对传统价值的失守。过年，俨然成了一种“隆重的彷徨”、一种“富有的贫瘠”、一种“虚假的繁荣”，它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归宿也找不准自己的现实定位，它失去了自己的昨天却又看不到自己的明天，俨然风雨飘摇之中一尊经过精致装扮、身披华丽外衣的稻草人，任由形形色色的舆论工具摆弄、操控、粉饰。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以过年为代表的中国式假日经济的食客、看客、过客，真正“集体无意识”，从众而为之。 站在现实起点上遥望历史原点，理性的现代社民大众不难发现，对自身历史的恣意违忤和对本土文化的荒谬践踏是多么愚蠢至极。它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与当代文明格格不入不伦不类的异类文化形态。
指望最淳朴的本土农民来维系泱泱大国的历史传统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幸的，这是“文化的悲剧”。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策马扬鞭一马平川，纯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将越来越成为被边缘化的社会职业群体。农村也已经不再是地地道道的“青山秀水”，它已经被工业文明践踏得无所适从。
无论对于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别妻离子的广大农民工群体，抑或因地域和时间所限工作在外不得已只能岁末年初回家看看的工薪族，还是因事业或业务发展需要四海为家的企业家而言，如此等等，过年更多地被赋予了“亲情补偿”的衍生意义。当然，这同时又是一个因过年而衍生的附加话题。
四、回归：走出回家过年的尴尬境地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回家过年”成了日常交际中触及到绝大多数国人（在更宽泛也更规范的意义上，当称“华人”）的高频、热门词汇，是岁末年初人际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无论身处何方，回家总是美好的，美好得令人心向神往迫不及待，但过年带给每个人的并不都是幸福和快乐。有人衣锦还乡风光无限，有人阮囊羞涩汗颜无地，有人神采飞扬开怀畅饮，有人郁郁寡欢举杯浇愁。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处在亲人缺失或亲情缺位的人们，回家过年无疑又增添了一份难以言状的悲怆和痛楚。所谓“团圆”多少显得有些勉强、苦涩，五味杂陈。于是乎，有人选择了回避甚至逃遁——“恐归族”的鸵鸟式过年。
在一个社会成员集体迁徙有家难归的国度里，过年是所有人——留守儿童、留守夫妻、留守老人的乡愁：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你在故乡，我在他乡；你经年迷茫，我日夜惆怅；你在我的梦乡，我在你的远方；你在家乡张望，我在外面流浪；你望断天涯路，我盼得早日归……
辞旧迎新，万象更新。在丰富多彩的汉语词库中，描述中国春节的此类语汇可谓俯拾即是比比皆是。在铺天盖地的辞藻铺陈中，“一宵犹几许，两岁欲平分”岁月的便签在一刹那间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 过年的意蕴，对少年而言，又长了一岁；对青年而言，又大了一岁；对中年而言，又过了一岁；对老年而言，又老了一岁。难怪孩子们盼望着过年，而老年人却带着复杂和微妙的心情面对于他们而言所剩为数不多新年的到来，道理也许基本在此罢。对于生命的状态，我们总是存在一种“掐头去尾”的寄望，存在一种“畏首畏尾”的胆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家万户烟花开！比红地毯还要绵软鲜艳的每一户门前屋后的“吉祥”盛景，何止是壮观。
将所有的激情都倾注在一夜狂欢和挥霍之中，是对美好乡愁的叛逆。过年，我们原本可以过得更加朴素而实在，更加喜庆而简约，更加本真而自然。
千百年来，在社会集体意识中，“年”一直都是怪物。不幸的是，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过年也变成了“怪物”——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面对的是“黄牛”文化的肆虐；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体验的是消费文化的泛滥；在返程的路上，我们演绎的是流浪文化的蔓延。
面对重商主义的渗透、消费文化的侵蚀、攀比意识的传导、从众心理的驱使，丢掉节日传统的传统节日“中国年”注定难逃自我消解的命运，这是逻辑的必然。它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托儿”。
诚然，真正的、原生态的过年早已成为了历史，它已然成了流淌在一个民族血脉深处永恒的文化记忆。我们置身其中却浑然不知，而且乐此不疲。
年味不复，渐行渐远……
守望历史，返璞归真。惟愿过年地地道道、简简单单、本本真真，而不是一次无奈的“文化苦旅”。
Abstrac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the conden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family’s “ethical displayer”. Along with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ocial rapid development， due to driving and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culture， the holiday economy，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other factors ，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and historical mirror imag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s diluted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ethics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Spring Festival having classic colors has become the spirit memory of a nation. To obtain connotation retur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culture the China society is facing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memory
关键词：传统文化；年文化；中华民族；精神记忆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5）03-0054-04
一、叙事：过年折射的传统文化镜像
过年，一个国家的千年传奇，一个民族的千古神话！在传奇的神秘与神话的神奇面前，一场惊天动地、铺天盖地的传统文化接力仪式年复一年地实现着，映照大江南北，关乎千家万户。
经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洗牌复位之后，以这个世界上国家人口与民族人数绝无仅有的“双冠王”身份，十多亿人在同一个时段、以同一种节奏集体狂欢，演绎着神州大地上极尽喜庆与隆重的大合唱，俨然百雀齐飞、候鸟归巢，这是何等壮观的东方诗话！
将所有的烦恼抛之脑后，将所有的喜悦写在脸上，将所有的成功倾情驰骋，将所有的骄傲付之奔放，堪称中国的“狂欢节”——一种“团购”的畅快！
从纯粹的史学和民俗学视角观察，过年只不过是发端于农耕文明时代人类基于认知缺陷对超自然现象一种本能的，具有神话和神化双重意蕴，以祭神祭祖、祈福祈愿为原始模态的“精神应激”，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时间维度和价值意义上，虽尚不足以与这个民族上下五千年辉煌而绵长的历史叙事与生俱来一脉相承，但同时，基于最具文化传统的为数不多的“文明古国”之一这一基本事实，它无疑又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经典、最隆重、最具宗教色彩的典礼式活动与仪式化规程，浩浩荡荡。
殷商以降，连绵不断。古今中外，无出其右。
近乎朝圣，每个人都自觉地扮演着过年语境下虔诚而圣洁的信徒。故乡，是他们心中永恒的圣地麦加。拜年，是他们趋之若鹜的一次年度精神洗礼。周而复始。
古往今来，过年，小而言之，维系的是一个家庭、家族乃至族群全部成员通过一场年度盛宴昭示的亲情归向与价值坚守；大而言之，维系的则是华夏儿女贲张的血脉、炎黄子孙勃发的情思。它是一个小至公民与家族、大至民族与国家的“集体话语”。
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过年的日子里，整个国家的色调都因此而“变脸”“换装”。从自媒体到大众传媒，从居家布设到街头景象，从草根生活到国家礼仪。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从某种角度去理解，它是一种人心的复古、一种精神的复归、一个传说的复原。
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史，展示的是一部中国现代化不断演进、深入的变迁史，回家过年成了亿万游子描绘在神州大地上的一幕壮观车轮奇景；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史，演绎的是一部不断拷问国家灵魂和民族记忆的社会史，中国年文化成了一部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与社会大编年。过年，是所有历史最具象化的一个载体。
文化因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而熠熠生辉，历史因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而步履厚重，社会因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而生机勃发。中国年——一种文化观照、一种历史承继、一种社会景象，它是我们民族在世界上拿得出手也消费得起的一张“文化王牌”。
一岁一除夕，一夜一重天。过年，有“坐到四更后，身添一岁来”的清静，也有“对此欢终宴，倾壶待曙光”的释怀；有“冬氛恋虬箭，春色候鸡鸣”的期盼，也有“厌寒思暖律，畏老惜残更”的怀旧。有对匆匆流年的眷恋——“明日便为经岁客，昨朝犹是少年人”，也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宁无好鸟思花发，应有游鱼待冻开。”在汉语古典文学的悠悠长河中，中国年文化的历史漪澜波光粼粼。
在文学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民俗文化，不胜枚举的当代礼数都可以从传统民俗的视角进行解读；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生活文化，诠释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完美呈现；在政治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时代文化，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生活面貌的改变，还有社会面貌的变化、国家面貌的变迁；在社会学家的眼里，过年是一种习惯文化，人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喜好和习惯，在不违背礼仪“格式”的前提下以社会个体的身份辞旧迎新继往开来。春节，真可谓“年年岁岁春相似，岁岁年年节不同”。
一个没有文化积淀的民族注定没有清朗的前途，一种没有历史内涵的文化注定没有强大的张力。我们仅因中国年即可笑傲群芳昂首阔步。春节、清明、重阳、端午、七夕……这是我们文化骄傲与自豪的天然资本，也是我们应然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二、迷失：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式过年
过年，曰其一，年是“过”出来的，想怎么过、过得怎样颇有学问大有讲究，饱含着意蕴丰富的文化学程式；曰其二，过了之后又是一年，生命的里程碑式变迁在岁月记事本上由此留下了鲜明的标志性刻度，影响并支撑着每一位个体的情感认知。在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中，过年仅仅是一个不到三位数的有限概念，再怎么奢华似乎都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于是乎，我们有足够充裕的理由将它演绎到极致，装扮得像个即将出嫁的王妃，神圣、高贵，令人艳羡、敬畏。
过年，是现代科技在节庆市场一次异彩纷呈的烂漫彩排，例如，庭前屋后五彩缤纷的烟花燃放、迎来送往时的鞭炮齐鸣；过年，是传统美食文化在社会变迁历程中的一次现代演绎，例如，街头巷尾各色餐厅里精心备置的年夜大餐、农家绿色食品嫁接现代烹饪工艺的新花样新吃法。过年，有着说不完的情节、数不清的礼仪，有着赶不上的节奏、学不尽的招数……
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信息科技日新月异与现代传媒一日千里，中国年因其特有的指标化意蕴而难以抗拒地具有了国际意义。它来自古老中国却属于现代世界。通过春晚全球直播、各国唐人街的中国年文化活动、国际商家对中国春节消费市场的疯狂争夺等途径进行直观、即时传达，过年对于我们国家形象的展示、民族文化的叙说、社会面貌的呈现具有无可比拟的符号效应和宣示功能。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在“中国式过年”语境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诠释。商场景象、电视舞美、交通图景、农家情趣，对联、门神、红包、中国结，看龙灯、放鞭炮、烧香祭祖、吃年夜饭、看春晚、拜年，过“绿色年”、“环保年”、“科技年”、“数字年”……共同建构起五彩缤纷而又别开生面的“中国镜像”。它拥有不计其数的“国际粉丝”。
只是如今，这种琳琅满目的“红色记忆”随着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与时俱进”，演化成了具有运动色彩的群体迁徙式图景。它在通过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式增长繁荣景象的同时，也消耗、耗费、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社会资源，以公民埋单的形式徒增国家发展的经济成本和社会代价。在某种意义上，当下国人有意无意塑造的过年形态无异于转型期中国浪费文化的典型呈现，无异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根部的“基因变异”，表面上虽枝繁叶茂但已病象初显。
应有的礼数不见了，应有的朴素不见了，应有的色调不见了，应有的味道不见了……喧嚣取代了热闹，铺张取代了简约，复杂取代了简单，忙乱取代了忙碌……中国式过年正在现代化的惊涛骇浪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印刻在中老年人记忆中关于过年的美好格调和多姿神韵已经荡然无存。难怪乎过完年后很多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情不自禁地喟叹：年味，都去哪儿了？
曾经，我们“自恋”了千百年；如今，我们集体“失恋”了。
长此以往，一种难以逃避的可能是，有朝一日，中国的“过年文化”终将蜕变成一部“中国过年史”，促使我们小则通过国家媒体像注射强心剂一样地宣传以强化国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认知与理性坚守，大则采取联合国申遗之国家行动去拯救其被现代文明阉割的尴尬命运。曾经令我们引以为荣的教科书式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经典范式，有朝一日将成为一本供后人顶礼膜拜的历史读本。也许有一天，我们将在举杯相庆之后、觥筹交错之余不得不静下心来扪心自问：过年，我们到底“过”的是什么？
一个国家的强大首先系于其文化的强大。当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旧用诧异、欣赏与钦佩的审美眼光共同视察这个古老国度多元而饱满，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历史与文化底蕴，享受着中国文化带给他们的精神愉悦与情绪欢畅之时，我们——华夏文明的主人——却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丧失了文化动力，迷失了历史方向。忙碌得有些错乱，快乐得有些盲目，热闹得有些奢靡。
除夕之后，我们在哪里？春节过后，我们去哪里？
三、寻根：年文化的当代失守与失真
历史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无主义”。在大众传媒的眼中，当下的中国式过年被部分“新过年论”者贴上了狗皮膏药般的“文化现代化”标签。通过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行饱含个人遐思的无限“虚无”，这些“文化意见领袖”极尽所能地进行形形色色的自我表演。须知物种自我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物竞天择的必然。否则，国人尽管放心吃转基因食品去。
失去基本操守与下位内涵的文化样式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文化怪物”，否则，老祖宗是要找我们算账的。
多少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过年成了一票难求的困惑、讨薪度日的无奈；成了年终奖的高位递增、钱袋子和菜篮子的炫攀；成了贫富较量的舞台、冷暖色调的反差；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却不知所措，花钱利索出手阔绰却一无所有。受惠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红利，多数社会成员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差钱”、敢“任性”。连少不更事的娃娃们都知道，压岁钱的多少成了大人心意深浅、进而过年是否快乐的直观标准与直接标尺。过年已经无可厚非地扮演着社会群体分化与价值取向的“镜子”角色，它是一场十足的、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消费运动”。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消费浪潮冲击下，我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了消费“节奴”、文化“节奴”。
对穷人来说，过年是严冬的继续，是掏尽家底耗尽家财之后仍然心怀对美好生活的底线祈盼；对土豪而言，过年是春天的开始，是挥霍无度挥金如土以博得好的彩头求得来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它已经不成其为“老样子”，而是年复一年的“不像样”。它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根骨”——从地方化、区域化走向了国家化、全球化，从个性化、特色化走向大众化、一般化，从朴素性、礼仪性走向了消费性、娱乐性，从对传统的秉持和把守走向了对历史的悖离和逆袭。
在中国年的“自留地”，在过年最传统、最本真的处女地带——农村，在上了年纪“本土农民”的生活与意识里，过年是一头养了一年的大肥猪、一桌亮了全部家庭物质库存与经济储备的宴席，是张灯结彩的欢笑、杀鸡宰羊的喜庆。一家人穿得满身光鲜，笑得满脸灿烂，喝得满面红润，听家里老人的吩咐按部就班地完成过年的一个个寓意丰富、具有典故色彩的“规定动作”，谨慎地忌避某些不吉利语词的亲朋叙话等场景，在喧嚣烦躁中艰难地维系着中国年的朴素本色。
殊不知，农村的“文化贞操”及其本能捍卫已经并正在遭受着难以抗拒的剥夺和侵犯：记忆中以纯粹娱乐为本的族际舞龙舞狮再也看不到了，代之而起应运而生的，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家庭作坊式农村舞龙“艺人”像叫花子一样挨家挨户叫卖，招摇过市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近乎强行乞讨，连玩杂耍牟利的街头艺人因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都面临失业危机了。“铜龙看却送春来，莫惜颠狂酒百杯。”历史的本真与豪放，难道我们作为它的继承人真的消费不起？
这是一种文化基因的蜕变，还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进化？
在传统与现代的浪漫交织中，在现代化与本土化的进程中，在农业化与工业化的配偶联姻中，中国式过年正在逐渐走向对历史本位的悖逆和对传统价值的失守。过年，俨然成了一种“隆重的彷徨”、一种“富有的贫瘠”、一种“虚假的繁荣”，它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归宿也找不准自己的现实定位，它失去了自己的昨天却又看不到自己的明天，俨然风雨飘摇之中一尊经过精致装扮、身披华丽外衣的稻草人，任由形形色色的舆论工具摆弄、操控、粉饰。
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成为了以过年为代表的中国式假日经济的食客、看客、过客，真正“集体无意识”，从众而为之。 站在现实起点上遥望历史原点，理性的现代社民大众不难发现，对自身历史的恣意违忤和对本土文化的荒谬践踏是多么愚蠢至极。它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与当代文明格格不入不伦不类的异类文化形态。
指望最淳朴的本土农民来维系泱泱大国的历史传统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幸的，这是“文化的悲剧”。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策马扬鞭一马平川，纯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民将越来越成为被边缘化的社会职业群体。农村也已经不再是地地道道的“青山秀水”，它已经被工业文明践踏得无所适从。
无论对于为了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别妻离子的广大农民工群体，抑或因地域和时间所限工作在外不得已只能岁末年初回家看看的工薪族，还是因事业或业务发展需要四海为家的企业家而言，如此等等，过年更多地被赋予了“亲情补偿”的衍生意义。当然，这同时又是一个因过年而衍生的附加话题。
四、回归：走出回家过年的尴尬境地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回家过年”成了日常交际中触及到绝大多数国人（在更宽泛也更规范的意义上，当称“华人”）的高频、热门词汇，是岁末年初人际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
无论身处何方，回家总是美好的，美好得令人心向神往迫不及待，但过年带给每个人的并不都是幸福和快乐。有人衣锦还乡风光无限，有人阮囊羞涩汗颜无地，有人神采飞扬开怀畅饮，有人郁郁寡欢举杯浇愁。真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处在亲人缺失或亲情缺位的人们，回家过年无疑又增添了一份难以言状的悲怆和痛楚。所谓“团圆”多少显得有些勉强、苦涩，五味杂陈。于是乎，有人选择了回避甚至逃遁——“恐归族”的鸵鸟式过年。
在一个社会成员集体迁徙有家难归的国度里，过年是所有人——留守儿童、留守夫妻、留守老人的乡愁：你在那头，我在这头；你在故乡，我在他乡；你经年迷茫，我日夜惆怅；你在我的梦乡，我在你的远方；你在家乡张望，我在外面流浪；你望断天涯路，我盼得早日归……
辞旧迎新，万象更新。在丰富多彩的汉语词库中，描述中国春节的此类语汇可谓俯拾即是比比皆是。在铺天盖地的辞藻铺陈中，“一宵犹几许，两岁欲平分”岁月的便签在一刹那间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故乡今夜思千里，愁鬓明朝又一年。” 过年的意蕴，对少年而言，又长了一岁；对青年而言，又大了一岁；对中年而言，又过了一岁；对老年而言，又老了一岁。难怪孩子们盼望着过年，而老年人却带着复杂和微妙的心情面对于他们而言所剩为数不多新年的到来，道理也许基本在此罢。对于生命的状态，我们总是存在一种“掐头去尾”的寄望，存在一种“畏首畏尾”的胆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家万户烟花开！比红地毯还要绵软鲜艳的每一户门前屋后的“吉祥”盛景，何止是壮观。
将所有的激情都倾注在一夜狂欢和挥霍之中，是对美好乡愁的叛逆。过年，我们原本可以过得更加朴素而实在，更加喜庆而简约，更加本真而自然。
千百年来，在社会集体意识中，“年”一直都是怪物。不幸的是，忽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过年也变成了“怪物”——在回家的路上，我们面对的是“黄牛”文化的肆虐；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体验的是消费文化的泛滥；在返程的路上，我们演绎的是流浪文化的蔓延。
面对重商主义的渗透、消费文化的侵蚀、攀比意识的传导、从众心理的驱使，丢掉节日传统的传统节日“中国年”注定难逃自我消解的命运，这是逻辑的必然。它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托儿”。
诚然，真正的、原生态的过年早已成为了历史，它已然成了流淌在一个民族血脉深处永恒的文化记忆。我们置身其中却浑然不知，而且乐此不疲。
年味不复，渐行渐远……
守望历史，返璞归真。惟愿过年地地道道、简简单单、本本真真，而不是一次无奈的“文化苦旅”。
Abstract： The Spring Festival is the conden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family’s “ethical displayer”. Along with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social rapid development， due to driving and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culture， the holiday economy， 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other factors ， the traditional meaning and historical mirror image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s diluted to interpret th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ethics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Spring Festival having classic colors has become the spirit memory of a nation. To obtain connotation retur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culture the China society is facing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cultur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