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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岁,他去了上海。N多人说:都这么大了,还折腾啥?
□在上海火车站,民工兄弟们扛着大大小小的编织袋。他的行李很简单:肩上背着一只包,手里提着一只包。
□背着的,是一把贝司;提着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上海,我来了
这里是东方小巴黎,这里是国际大都会,这里是“浪奔浪流”的上海滩。
广场上的烤羊肉一串1块钱,烤鸡翅3块,不算太贵;街口的炸油条,并不是人们描述的“细如鸡肠”。
这就是上海给言午的第一印象。言午觉得,他看到的上海和人们传说的不太一样。何况,对他来说,身处异乡,只要慢慢习惯了,什么都OK。
言午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一家报社的见习记者,一个39岁的见习记者。那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是他谋生的工具。他时时刻刻背着它,几乎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在报社,还没有他的座位,如果稿子要得急,他都是在写字楼下的大厅里,噼噼啪啪地敲出来。需要安静思考时,他索性躲进大楼的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发一会呆。
每天,当同事们听到一声低沉的轻咳,再听见一声长长的拉背包拉链的声音时,那说明言午干完活要下班了。
夜晚,戴上垂到肩膀的假发,言午在酒吧的小舞台上拨弄琴弦调音。灯光闪烁,人来人往,笙歌阵阵……他躲在暗处,闭着眼睛,沉溺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弹得忘情。
哦,这才是他要的生活。只有这里,上海,才能让这个已经39岁的老男人不会把自己丢掉:这里既能给他生存的空间,并允许他重拾音乐旧梦。
上海,这样一座城,真妙。
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很少有人能懂言午为什么39岁还要出去闯。很简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种上瘾叫做“飘荡”,骨子里追逐的根已深植在心底。年少时,言午已走过几个地方:新疆、四川、北京、青海。
这些地方都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而搬动的。最后,全家在山东黄河北边的某个小城落脚。他对它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17岁还不是自主选择生活的年纪。
他期待像父亲那样,每天下班回来,胳肢窝里夹着一卷图纸,吃过饭后,将它铺在橘色的台灯下……局里惟一一只进口计算器在他父亲手里,那是言午的骄傲。每次用完,言午都要申请把计算器用带泡泡的塑料膜包好,锁进抽屉。他也害怕一旦当了工人,他未来的儿子,没有机会像他和他父亲那样,一起躺在大床上,一个举着《参考消息》看这面,一个仰躺在底下看那面……
一直以来,因为老是搬来搬去,他没交到朋友,他只能在纸上写他最想说的。一开始是句子,后来,是诗,然后是大段大段的文章。或者,他用歌唱来表达心情,他掏出他的“歌本”。那个年代,人手一个歌本,罗大佑、齐豫是他喜欢的。他会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投入地忘情地歌唱。窗外如果有动静,哪怕仅仅是被风吹起的树枝划过玻璃,都要吓得他忽然正襟危坐,然后,竖起耳朵听一秒钟,又颓然扑倒在床上……
他没有考上大学,成了街道上的待业青年。
让我一次爱个够
言午站在小城惟一一所百货商店的柜台里,为顾客取鞋。他说,他这一生最厌恶的味道就是脚臭。做记者的这些年,他无数次地要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差,但无论是在汽车火车还是轮船上,总有人喜欢脱鞋释放那股恼人的臭味,这让他想起他站柜台卖鞋子的那几年,那些不甘,那些被伤了的自尊。
那时的售货员,鲜有男生,于是,他成了人们指指戳戳的对象。当然,自从他来,那些搬货的体力活都归了他。一年之后,他胸口发闷,到医院拍片,发现胸骨已略呈倾斜状。又过了半年,他去省城出差,看到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年男售货员站在柜台里卖货……他辞职了。辞职?那时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
忧伤的情绪无处宣泄,他买了一把木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点点拨拉。半年后,他不仅会弹很多曲子,还能把自己的心情谱成曲,一直弹到手肿。但他不知道,每当他弹起吉他,就会有一只耳朵紧紧贴在他家的门上。有一天,他忽然拉开门,长长的头发,乱乱的胡子,把耳朵的主人——邻居家小女儿的工友,一个大眼睛双眼皮的女孩吓得“啊”一声喊了出来。他不知道,为了这琴声,女孩天天找借口来邻居家串门。
生命里有了音乐和爱情,一切都海阔天空了。言午考上了当地一家棉纺厂的电工,好歹也算是个技术工人,离他的愿望还有点靠谱吧。
一个黄昏,言午正和女孩站在窗边弹琴歌唱,一个男人在言午家楼下肆意吼叫。这时他才明白,为了和他在一起,女孩顶了很大的家庭压力。他的自尊被女孩的父亲——在楼下喊叫的那个男人,彻底摧毁了。在女孩父亲的眼里,他一个小工人哪配和他的女儿在一起?上得楼来扇了女孩一个耳光,并把她拖回家锁了三天。言午在她家门口守了三天,弹琴弹到指尖流血。
最好的只藏在心里
第四天,言午走了,赶了次时髦,办了当时最流行的“停薪留职”。厂长极力挽留他,因为只有他能修厂里从意大利、日本、德国进口的设备,全城只有他一个人能修。
言午管不了那么多,带着他的乐队,辗转于青岛、威海、烟台之间走穴。出去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比原来在工厂多10倍的薪酬,后来是11倍、15倍……一年后,乐队的名气大起来,他们又被请去江苏、宁波、海口、厦门……
梦想是一点点照进现实的
他被父母从厦门拽回来,结了婚。他还原成那个技术工人,进修了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每天下了班,和妻子一起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他最爱吃的是清炒油麦菜。一年后,他趴在妻子的肚子上听即将出生的孩子踢肚皮的声音。
一切都远离了,一切也靠近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棉纺行业效益日日下滑,言午所在的工厂,大批职工下岗。还好还好,言午在这之前已经跳槽到当地一家小报当记者了。
这次跳槽得感谢他的妻子。那天,妻子拿回一份报纸,说上面有篇文章写得特别好。言午看了,淡淡地说:“这好吗?”妻子说:“你写一篇让我看看呀。”
写作,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经历的锤打和沉淀。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言午的作文就被当作范文来读,那得益于父亲订阅的《钟山》、《啄木鸟》的启蒙,加上他不断行走了这么多年,他挺想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写了,发表了,这让妻子惊诧。正好,那家报纸要招聘记者,他一下子从几百个人中脱颖而出。
从技术工人到“文字工作者”,对言午来说,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虽然那时他已经老大不小了,说梦想会被人嗤笑。
2003年,这个爱吃青菜、从不抽烟、只喝一点啤酒、看起来像二十八九的老男人已经36岁了。他陪同事去北京一家报纸参加面试,却意外地被相中。言午告诉他们,他的学历很低,但人家说可以试试。他走的那天清晨在下雨,CCTV正在直播“神五”返回地球时的场景,全家人都在催他快走别耽误了火车,当他看到杨利伟走出了舱门,他才推开了家门。
舞台很大,任你折腾
北京一年,这一年里学到的东西,比言午呆在小城报纸那五年里学到的多得多。当别的实习记者都在抱怨这不好那不好时,他却在安静地享受北京这个大平台给他带来的机会。他从一进地铁就找不到北,到学会了坐地铁,学会了跑新闻,学会了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学会了如何在第一现场抢到最有价值的新闻。在那一年中,他采访了N位外交官,N位部长,N名“学家”,以及N个有特色的小人物,成为一名扎扎实实的人物访谈记者。当穿着黑T恤的罗大佑翘着二郎腿与他侃侃而谈,言午走神了。他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捧着手抄歌本,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唱《鹿港小镇》的害羞而胆小的少年……
北京的试用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社向言午发来了邀请。虽然也要经过一段试用,但他们给的薪水很丰厚。在网上,上海的网友无意说起,在工作之余常去酒吧玩音乐,乐队的贝司手突然离开了,搞得他很郁闷。言午说:我会弹,要不我去?
就这样,他来了。
幸福总是淡淡的
还有半个月,言午在报社就能混到一张办公桌了。他每天走街串巷,坐电梯下地铁,以各种角度和姿态,熟悉和刷新着这个世界。
周末的夜晚,他会在酒吧里至少弹上一曲,躲在迷离的灯光里。他的演奏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已被好几个人聘请做他们的私人教师。
想家了,他掏出手机给远方小城的妻子发个短信。通常都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他就发一个微笑的表情。
时光已将他淘洗成一个波澜不惊的男人。他喜欢淡淡的心情,对所有的人和事,也都是淡淡的。他把所有浓烈、起伏以及跳跃,都搁在他的文字和音乐里。
这样一个男人,无论是在哪里,能让人很放心地喜欢。也有小女孩想靠近他,但他对她们只是淡淡的。最后,没有办法了,她们好奇地问他:你老婆是个怎样的人?
他说:“嗯,她是个平和的人。”
平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让自己获得幸福,也让与之相关的人幸福。
凡尘中的烟火,柴米油盐地拌着,时间久了才能入味。温柔婉润的妻,小白兔一样乖的女儿,是言午39岁再入江湖的动力。她们没有对他所追逐的提出过疑义,只是微笑着给予他相当的默契,言午回报给她们的,是安静的生活和安宁的心。
sdznxf@126.com
(编辑:张文静)
□在上海火车站,民工兄弟们扛着大大小小的编织袋。他的行李很简单:肩上背着一只包,手里提着一只包。
□背着的,是一把贝司;提着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上海,我来了
这里是东方小巴黎,这里是国际大都会,这里是“浪奔浪流”的上海滩。
广场上的烤羊肉一串1块钱,烤鸡翅3块,不算太贵;街口的炸油条,并不是人们描述的“细如鸡肠”。
这就是上海给言午的第一印象。言午觉得,他看到的上海和人们传说的不太一样。何况,对他来说,身处异乡,只要慢慢习惯了,什么都OK。
言午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一家报社的见习记者,一个39岁的见习记者。那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是他谋生的工具。他时时刻刻背着它,几乎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在报社,还没有他的座位,如果稿子要得急,他都是在写字楼下的大厅里,噼噼啪啪地敲出来。需要安静思考时,他索性躲进大楼的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发一会呆。
每天,当同事们听到一声低沉的轻咳,再听见一声长长的拉背包拉链的声音时,那说明言午干完活要下班了。
夜晚,戴上垂到肩膀的假发,言午在酒吧的小舞台上拨弄琴弦调音。灯光闪烁,人来人往,笙歌阵阵……他躲在暗处,闭着眼睛,沉溺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弹得忘情。
哦,这才是他要的生活。只有这里,上海,才能让这个已经39岁的老男人不会把自己丢掉:这里既能给他生存的空间,并允许他重拾音乐旧梦。
上海,这样一座城,真妙。
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很少有人能懂言午为什么39岁还要出去闯。很简单: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种上瘾叫做“飘荡”,骨子里追逐的根已深植在心底。年少时,言午已走过几个地方:新疆、四川、北京、青海。
这些地方都是因为父母工作调动而搬动的。最后,全家在山东黄河北边的某个小城落脚。他对它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17岁还不是自主选择生活的年纪。
他期待像父亲那样,每天下班回来,胳肢窝里夹着一卷图纸,吃过饭后,将它铺在橘色的台灯下……局里惟一一只进口计算器在他父亲手里,那是言午的骄傲。每次用完,言午都要申请把计算器用带泡泡的塑料膜包好,锁进抽屉。他也害怕一旦当了工人,他未来的儿子,没有机会像他和他父亲那样,一起躺在大床上,一个举着《参考消息》看这面,一个仰躺在底下看那面……
一直以来,因为老是搬来搬去,他没交到朋友,他只能在纸上写他最想说的。一开始是句子,后来,是诗,然后是大段大段的文章。或者,他用歌唱来表达心情,他掏出他的“歌本”。那个年代,人手一个歌本,罗大佑、齐豫是他喜欢的。他会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投入地忘情地歌唱。窗外如果有动静,哪怕仅仅是被风吹起的树枝划过玻璃,都要吓得他忽然正襟危坐,然后,竖起耳朵听一秒钟,又颓然扑倒在床上……
他没有考上大学,成了街道上的待业青年。
让我一次爱个够
言午站在小城惟一一所百货商店的柜台里,为顾客取鞋。他说,他这一生最厌恶的味道就是脚臭。做记者的这些年,他无数次地要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差,但无论是在汽车火车还是轮船上,总有人喜欢脱鞋释放那股恼人的臭味,这让他想起他站柜台卖鞋子的那几年,那些不甘,那些被伤了的自尊。
那时的售货员,鲜有男生,于是,他成了人们指指戳戳的对象。当然,自从他来,那些搬货的体力活都归了他。一年之后,他胸口发闷,到医院拍片,发现胸骨已略呈倾斜状。又过了半年,他去省城出差,看到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年男售货员站在柜台里卖货……他辞职了。辞职?那时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
忧伤的情绪无处宣泄,他买了一把木吉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点点拨拉。半年后,他不仅会弹很多曲子,还能把自己的心情谱成曲,一直弹到手肿。但他不知道,每当他弹起吉他,就会有一只耳朵紧紧贴在他家的门上。有一天,他忽然拉开门,长长的头发,乱乱的胡子,把耳朵的主人——邻居家小女儿的工友,一个大眼睛双眼皮的女孩吓得“啊”一声喊了出来。他不知道,为了这琴声,女孩天天找借口来邻居家串门。
生命里有了音乐和爱情,一切都海阔天空了。言午考上了当地一家棉纺厂的电工,好歹也算是个技术工人,离他的愿望还有点靠谱吧。
一个黄昏,言午正和女孩站在窗边弹琴歌唱,一个男人在言午家楼下肆意吼叫。这时他才明白,为了和他在一起,女孩顶了很大的家庭压力。他的自尊被女孩的父亲——在楼下喊叫的那个男人,彻底摧毁了。在女孩父亲的眼里,他一个小工人哪配和他的女儿在一起?上得楼来扇了女孩一个耳光,并把她拖回家锁了三天。言午在她家门口守了三天,弹琴弹到指尖流血。
最好的只藏在心里
第四天,言午走了,赶了次时髦,办了当时最流行的“停薪留职”。厂长极力挽留他,因为只有他能修厂里从意大利、日本、德国进口的设备,全城只有他一个人能修。
言午管不了那么多,带着他的乐队,辗转于青岛、威海、烟台之间走穴。出去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比原来在工厂多10倍的薪酬,后来是11倍、15倍……一年后,乐队的名气大起来,他们又被请去江苏、宁波、海口、厦门……
梦想是一点点照进现实的
他被父母从厦门拽回来,结了婚。他还原成那个技术工人,进修了三年,拿到了大专文凭。每天下了班,和妻子一起在厨房里准备晚餐,他最爱吃的是清炒油麦菜。一年后,他趴在妻子的肚子上听即将出生的孩子踢肚皮的声音。
一切都远离了,一切也靠近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棉纺行业效益日日下滑,言午所在的工厂,大批职工下岗。还好还好,言午在这之前已经跳槽到当地一家小报当记者了。
这次跳槽得感谢他的妻子。那天,妻子拿回一份报纸,说上面有篇文章写得特别好。言午看了,淡淡地说:“这好吗?”妻子说:“你写一篇让我看看呀。”
写作,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经历的锤打和沉淀。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言午的作文就被当作范文来读,那得益于父亲订阅的《钟山》、《啄木鸟》的启蒙,加上他不断行走了这么多年,他挺想把他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写了,发表了,这让妻子惊诧。正好,那家报纸要招聘记者,他一下子从几百个人中脱颖而出。
从技术工人到“文字工作者”,对言午来说,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他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虽然那时他已经老大不小了,说梦想会被人嗤笑。
2003年,这个爱吃青菜、从不抽烟、只喝一点啤酒、看起来像二十八九的老男人已经36岁了。他陪同事去北京一家报纸参加面试,却意外地被相中。言午告诉他们,他的学历很低,但人家说可以试试。他走的那天清晨在下雨,CCTV正在直播“神五”返回地球时的场景,全家人都在催他快走别耽误了火车,当他看到杨利伟走出了舱门,他才推开了家门。
舞台很大,任你折腾
北京一年,这一年里学到的东西,比言午呆在小城报纸那五年里学到的多得多。当别的实习记者都在抱怨这不好那不好时,他却在安静地享受北京这个大平台给他带来的机会。他从一进地铁就找不到北,到学会了坐地铁,学会了跑新闻,学会了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学会了如何在第一现场抢到最有价值的新闻。在那一年中,他采访了N位外交官,N位部长,N名“学家”,以及N个有特色的小人物,成为一名扎扎实实的人物访谈记者。当穿着黑T恤的罗大佑翘着二郎腿与他侃侃而谈,言午走神了。他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捧着手抄歌本,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唱《鹿港小镇》的害羞而胆小的少年……
北京的试用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社向言午发来了邀请。虽然也要经过一段试用,但他们给的薪水很丰厚。在网上,上海的网友无意说起,在工作之余常去酒吧玩音乐,乐队的贝司手突然离开了,搞得他很郁闷。言午说:我会弹,要不我去?
就这样,他来了。
幸福总是淡淡的
还有半个月,言午在报社就能混到一张办公桌了。他每天走街串巷,坐电梯下地铁,以各种角度和姿态,熟悉和刷新着这个世界。
周末的夜晚,他会在酒吧里至少弹上一曲,躲在迷离的灯光里。他的演奏引起了好多人的注意,已被好几个人聘请做他们的私人教师。
想家了,他掏出手机给远方小城的妻子发个短信。通常都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他就发一个微笑的表情。
时光已将他淘洗成一个波澜不惊的男人。他喜欢淡淡的心情,对所有的人和事,也都是淡淡的。他把所有浓烈、起伏以及跳跃,都搁在他的文字和音乐里。
这样一个男人,无论是在哪里,能让人很放心地喜欢。也有小女孩想靠近他,但他对她们只是淡淡的。最后,没有办法了,她们好奇地问他:你老婆是个怎样的人?
他说:“嗯,她是个平和的人。”
平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让自己获得幸福,也让与之相关的人幸福。
凡尘中的烟火,柴米油盐地拌着,时间久了才能入味。温柔婉润的妻,小白兔一样乖的女儿,是言午39岁再入江湖的动力。她们没有对他所追逐的提出过疑义,只是微笑着给予他相当的默契,言午回报给她们的,是安静的生活和安宁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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