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旅游想象的社会意涵NoelB.Salazar
（CulturalMobilitiesResearch，IMMRC，Facultyof SocialSciences，UniversityofLeuven，Parkstraat45，Bus3615，BE-3000Leuven，Belgium）
制订旅行和度假计划往往牵涉到人类的想象能力或对他者的想象。关于异国他乡群体与地方的诱人形象与话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旦没有它们，旅游将变得稀少———如果并非全部没有的话。旅游者往往被鼓0励把自己想象成身处天堂般美境之中，在那里，地方景观与人群通过被观察、被感知、被想象，从而被旅游者所消费①。然而，由于想象总是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架构中，目的地市场营销人员根本无法对其完全掌控。因此，我把想象界定为能够与人们的个体想象互动、并能被用于意义制造与世界塑造的社会传播的代表性组合体②。
与一般意义上的想象类似，旅游想象有其功能：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热望与幻想。为获取利润丰厚的更为划算的旅游蛋糕，目的地及其居民的身份被无休止地（再）发现、（再）生产、（再）获取、（再）创造。在数个世纪的跨文化接触中，差异意象被不断地（再）建构。这些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电影和艺术所形成的虚构世界及其给予群体与地方的“真实性”。对于社会文化的局内人与局外人来说，谁代表什么、代表谁、如何代表都是有很大争议的话题③。同时，旅游想象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需要应付流行中的其他形象与观念。即使是同一个旅游者的多个旅游经历中，对目的地的想象仍然是可变的；而外部社会文化变化甚至可能彻底地“毁灭”对一个迷人的处女地的想象。
研究旅游想象看起来既让人兴奋又令人沮丧。就其本质而言，想象是无形的。因此，研究旅游想象的唯一途径应该是关注旅游想象得以传递的多种渠道和旅游想象得以可视化的图像、话语及其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实践。借助于历史学与民族志方法的结合，我们可以评估想象活动、想象主体、想象的社会关系等，以及想象如何发生，如何成为现实，又如何灌输。因此，尽管想象的精确运作方式仍然隐藏在我们的视觉之外，但其运行逻辑可以从其可视化展示、从人们所言与所行加以推理。当旅游想象在社会实践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当旅游想象通过考古遗址、博物馆、媒体与文化产品而成为机构的化身，旅游想象开始变得有形化①。
一系列源自社会想象及其话语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和社会行为，微妙地影响到人们与他者的交往。想象如何确切地影响广大公众是一个尚难确定但却值得进行深入民族志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对接待与消费的研究，而不是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评论上②。图像、话语和观念各有其固有源头———旅游中，它们中的多数有明确而清晰的系谱渊源———但现在却在地球圈中不断移动，从而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向他们最初离开的地方周期性地反馈信息。想象越久远，流动周期越长，追踪其起源难度越大。旅游想象的流动虽不规则但并不随意，它们的扩散是由限制移动的过程所决定的。为了更好地认识想象的流动与扩散，我们还需要研究引起这种运动可能与不可能的社会文化结构与机制。
借助于大众介导之主要叙事的想象与展望，旅游想象已经变得全球化。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被发送、被转移、被接收、被积累、被转化、被储存③。全球旅游从群体与地方最初的社会文本中，有效地挖掘出其形象与观念，并通过对它们的转化、合法化、机构化与分销使之变得可以获取。但通过对想象与文本的持续关注，旅游想象又很容易重新植入新的社会文本中，并借助地方指涉而建立其意义与价值。在一些旅游目的地（通常是比较稳定的地方），旅游想象是如此稳固且包罗万象而难以避免。在另一些目的地，旅游化的图像与观念因更具弥漫性而易于变化。旅游话语与想象的流动与循环，从很多方面看，是一个涉及诸多参与者的跨区域协商过程。它们的运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协商的，本身既制约人们的生活，又创造新的主体位置，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预测。
总之，旅游想象既是社会文化又是环境停滞与变迁的有力推动者，还是身份建构、地方制造、持续文化发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非常多样的社会、非同寻常的场所、生产与消费的不同关系所形成的复杂联系中，旅游想象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它们通常在旅游目的地，特别是物理与精神景观中引起共鸣。而后者，恰是当地居民、旅游中间商、旅游者想象交汇并偶尔引起冲突的地方。而当它们与权力产生关系，它们又开始变得永远无法保持政治中立。世界各地的人群与地方也就有了不同的形象。旅游想象能够产生足以塑造地方社会现实的强有力变革过程。当然，这种塑造通常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进行且往往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无法理解想象如何被嵌入到地方、国家、区域与全球权力机构内部的旅游研究者与旅游从业者来说，他们决定强化力量以限制某些旅游实践与某些想象的能力将受到限制。而这种能力恰恰能够使新的霸权在新的权力场域中成为可能。因为，旅游想象具有重新协调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能力。由此，本文所讨论的旅游想象这一复杂主题需要被置于多学科、跨学科，或更理想的是，超学科视角下加以研究。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人类学教授，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主席（2013～2015），比利时青年学院委员，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旅游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美国人类学家协会旅游人类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05-17，最后修改：2013-09-14）
SkinnerJ，TheodossopoulosD.（Eds.）.GreatExpectations：ImaginationandAnticipationinTourism[M].Oxford：Berghahn，2011.
②SalazarNB.EnvisioningEden：MobilizingImaginariesin TourismandBeyond[M].Oxford：Berghahn，2010. ③MorganN，PritchardA.TourismPromotionandPower：CreatingImages，CreatingIdentities[M].Chichester：JohnWiley，1998.
土著旅游与社会变迁AlexisCelesteBunten
（IntellectualPropertyinCulturalHeritage，Simon FraserUniversity，Burnaby，BritishColumbia，Canada）
土著民族自他们初次招待探索性游客和早期殖民者始，就已经被卷入旅游中④。最近，借助旨在通过旅游刺激经济而专门设计的行业走向与行业政策和对土著资源的开发，由土著拥有和经营的旅游已经不断扩大且蓬勃发展。旅游已经开辟了对外界表述的新领地，创造了社会运动扎根与成长的康庄大道。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对土著权利前所未有的认可，而且这种认可最终在2007年《联合国土著权利宣言》（UnitedNationsDeclarationonthe 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中达到巅峰。自该文件的历史性发布始，全球土著已经见证了对他们自身存在的正式认可、祖先土地的回归、对过去不公正待遇的致歉、对非意愿发展的终止和对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①。尽管如此，许多土著仍然被排除在全球政治体之外，他们的土地仍然被侵占，部分生活方式被视为非法，健康受到威胁，参与提升自身境遇的能力也受到阻扰。
土著旅游就是在这种机遇与排斥的二元框架中产生的。这种二元框架使土著居民继续被外界所物化。尽管很多学科的大量研究文献触碰到蓬勃发展中的土著旅游业的各个层面，这些学术研究倾向于强调以发展为基础的框架，即把旅游视为奋争中的社区复兴经济的灵丹妙药。这样的研究回避了叠加于土著旅游业的政治、认同和表述问题，并且忽略了超越于经济之外的发展动因。社会科学领域内有限的批判性研究中，土著旅游被描述为对被迫参与到充分利用差异性的旅游业的土著的消费和/或占用②。这种对差异性的利用被用来混淆任何土著视角或去殖民化框架。
土著旅游确实是在差异性语境中得以实现的。它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把世界舞台化为一种博物馆；从中，土著文化能以统一、简洁、现时的设计而被体验，而不管其区位、种族和历史③。通过对这些全球性“博物馆”的游览，旅游者能够最终确认和强化他们所认为已经知道的、以可预见方式展示的世界④。笔者本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一种“文化旅游模式”（culturaltourismformula）。这种模式以一种基本样态展示土著以开始控制他们的表述，即使它是被设计来吸引旅游者需要和构成所有旅游企业基础的资本主义商业系统⑤。
尽管普遍的结构性限制能够提振低效的陈词滥调，展示主客差异，但旅游已经越来越意味着土著身份由负债累赘向资产的嬗变。除了提供工作和促进当地经济，旅游还能够使旅游从业者增强与祖先家园、文化与身份的联系。作为土著与非土著面对面对话的最初场景，旅游在形成全球社会关于土著面临关键问题的主流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方面看，土著旅游是可以被视为更大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
游客逐渐理解土著意味着什么，与土著居民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联系（human？connections）意味着什么。然而，绝大多数关于土著旅游的现有文献却回避了对土著性（indigeneity）概念的阐述。旅游之在场表明，土著身份取决于与非土著的接触，以在更大的认同政治语境中确证其意涵。与人权领域相比，也许这并不那么令人忧虑；因在人权领域，对一个或多个前述关系准则的识别与承认，决定着现象学尺度与有形尺度的土著“存在”。
决定与土著身份相关的任何特殊或差别化权利的政策，都可能帮助或阻碍土著参与旅游。实际上，许多国家应该在培养土著参与经济方面更加明智。因为一个羸弱的土著经济将威胁到未来的社会与政治稳定。黑利（Hailey）1992年的警示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当代许多国家中的境遇。“这是过去几年来政治暴力余波的有益教训；政治暴力的产生是因为土著担心他们的经济前景和传统权利正在被他们认为的外来者所削弱。”⑥尽管对土著人口的国家管理经历了从种族灭绝到同化和保护主义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则是在两者之间徘徊），但一些国家最近已经开始营销他们的土著以提升其国际旅游⑦。在最近对土著旅游的普遍国家支持之前，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国际化转向①和世界银行对“民族发展”的采纳。尽管解决土著经济发展的努力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但它并不能解决歧视、迁移、奴役和排除参与民主进程的遗留问题，而这些持续影响的问题阻碍了许多当代土著群体与其他群体分享平等机会的能力（BartholomewandLevi，2003）。
上述讨论凸显了土著旅游的两个突出问题。首先，关于土著旅游的任何探讨必须考虑到管理主体推广或否认主人土著地位与状态的方式，并给予他们差异化权利（如果有的话）。其次，应该特别关注决定土著性的“标准”；因为从法律诉求看，土著性往往取决于统治力量②。虽然国家确定的标准从人权角度而言至关重要，但旅游业在辨别谁是和谁不是土著时并不关心此类问题。而且，土著主人必须迎合媒体所建构和借助旅游产业所商业化的“土著性”观念③。有趣的是，土著旅游与土著认同中的这些重要因素既不顾及土著本身的意愿与主张，也不关注当地少数民族从周边主流文化所显现出来的差异性本质，而这恰是旅游所商业化的东西。
因此，与其关注“什么使他们成为土著”之类的强加定义，学者们毋宁探究通过地方、表述与意识形态使土著身份得以合法化的系统与机构。土著企业往往被陷于土著群体与控制旅游运作系统与网络群体之间的历时性权力关系的漩涡之中。从社区到国际机构影响的多元与重叠，往往控制着与土著性相关的机会，以便服务于一致利益和冲突利益。在此语境下，土著旅游行家控制着他们的表述，并反过来影响着对他们的法律和政治认知。 （作者系该校民族志学者，博士；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10-15）
①WynnLL.PyramidsandNightclubs：ATravelEthnographyof ArabandWesternImaginationsofEgypt[M].Austin：UniversityofTexas Press，2007.
②SalazarNB，GraburnNHH.（Eds.）.TourismImaginaries：AnthropologicalApproaches[M].Oxford：Berghahn，2014.
③CrouchD，JacksonR，&ThompsonF.（Eds.）.TheMedia andtheTtouristImagination：ConvergingCultures[M].London：Routledge，2005.
④作者和格雷本把土著旅游定义为至少部分地由土著群体拥有或经营且与外来客人产生交换的任何服务或产品（BuntenAlexis andNelsonGraburn.Introduction：Currentthemesinindigenoustourism[J].LondonJournalofSportandCreativeActivities，2009，2（1）：1-11）。
①这些例证选自联合国土著问题永久性论坛文件《土著人民土著声音》（IndigenousPeopleIndingenousVoices），该文件是前述联合国文件发布后为促进土著权利认可的又一重要文件。
②Comoroff，JohnL，JeanComoroff.Ethnicity[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9；GreenwoodDavydd.Culturebythe Pound：An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ontourismandcultural，commodification[A].//：ValeneSmithed.HostsandGuests：The AnthropologyofTourism[M].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Press，1989.
③学者们已经关注到这种通过旅游把土著“博物馆化”的现象（Kirshenblatt？Gimblett，Barbara.DestinationCulture：Tourism，Museums，andHeritage[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Handler，RichardandWilliamSaxon.Dyssimulation，reflexivity，narrative，andthequestforauthenticityinlivinghistory[J].Cultural Anthropology，1988，3（3）：242-260），并且发现，遗产政治，按照阿帕杜莱的话，是“世界范围内异乎寻常的整齐划一”（AppaduraiArjun. Disjunctureanddifferenceintheglobaleconomy[J].PublicCulture，1990，（2）：1-24）。
④BrunerEdward.CultureonTour，EthnographiesofTravel[M]. Chicagoand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
⑤文化旅游模式要求旅游点应该有所有或大部分以下的要素：（1）问候，（2）导游，（3）遗产语言的展示性使用，（4）传统建筑，（5）表演，（6）纪念品店，（7）当地传统手工艺品的展示，（8）西方化的本土节庆，如夏威夷的卢奥（lu’au）或毛利人的石头火锅餐（Hāngi meal）。通常情况下，这些形式并不允许旅游者与本土主人有深度个人接触（BuntenAlexis.Morelikeourselves：Indigenouscapitalism throughtourism[J].AmericanIndianQuarterly，2012，34（3）：285-311）。
⑥HaileyJ.Inthepoliticsofentrepreneurship———Affirmative actionpoliciesforindigenousentrepreneurs[J].SmallEnterprise Development，1992，3（2）：5.
⑦部分年轻学者已经开始撰写国家（危地马拉）通过旅游部门营销他们土著的现象。DevineJennifer.TheMayaSpirit：Tourismand MulticulturalismininpostpeaceaccordsGuatemala[J].LondonJournalof Tourism，SportandGreativeIndustries，2009，2（1）：28-42。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某种程度上的美国在内的盎格鲁系民主国家，使用联邦经费开展聚焦于访问土著的市场营销活动，作为支持这些“第四世界”（fourthworld）经济发展的更大努力的组成部分。
拉丁美洲的旅游与社会文化变迁
JenniferDevine
（RaceandEthnicStudiesProgram，WhitmanCollege，WallaWalla，WA，99362，USA）
纵贯拉丁美洲，旅游都是巨大的产业。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过去30年里，旅游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大陆。仅1995～2007年间，拉丁美洲国家旅游接待人数就增长了49%，旅游收入增长了61%④。拉丁美洲的旅游热潮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若干事件引发的完美风暴。尽管拉丁美洲旅游热潮之根源早于那个年代，但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失去的十年”（lostdecade）预示着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崩溃与重组，以及国家支持的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产业化的终结。在危机的灰烬中，新调整的经济与债务偿还计划被置于新自由主义线（neo？liberal lines）上。在许多国家中，由此产生的食品与住房成本上升、社会服务供给下降、贫困与失业加剧，往往引发公民的暴力抗议。这种种反应，往往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谓的面包暴动（breadriots）、反私有化运动和反全球化抗议形式⑤。 基于对由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的广泛政治反抗与经济困境的回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修订了他们的发展政策，并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基础上增加了现在也被称为“自我发展”（developmentwithidentity）或“民族发展”（ethno？development）的“人类的脸”（a humanface）⑥。民族发展计划致力于土著参与，旨在使土著社区、妇女与贫困者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当地居民”开始成为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灵丹妙药。从新自由主义改革、财政紧缩引发的抗议、土著组织和环境保护呼吁的复杂混合体中，生态旅游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生，在拉丁美洲和全球南方的诸多地区开始出现。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也意味着旅游的转向。
新自由主义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拉丁美洲的旅游热潮，但旅游所及深度与广度反过来很好地反映了旅游业本身的内在品质。其中，空间殖民过程与文化商品化是旅游业的两大独特特征。旅游是对以前外在于资本积累或部分地整合到资本积累之全球领地的空间殖民。旅游也是寻求“绿色”环境与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空间扩张实践的重要驱动力，由此，旅游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边界进入未知领地的前沿领域①。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很早以前就把旅游发展界定为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一种机制。他认为，旅游是资本主义借以不均质地扩大其全球触角而进入非私有或半私有空间的一种主要机制。休闲空间象征着资本主义空间殖民的一种“中间阶段”（intermediarystage）；而这种空间殖民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对整个空间控制之间的一种联系”（Lefebvre，1976）②。
旅游提供了一种把看似原始的自然商业化为与都市工业中心相比，散发着独特、非生产性、自然品质的休闲空间的途径，从而使之以超然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面目出现。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这种表象却是通过为满足旅游经营商、投资者和旅游企业家需求与兴趣而进行的最精心、最中心、最组织化和最程序化的规划而实现的②。
除了旅游空间殖民的动态性，旅游业还非常独特地把一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文化与身份商业化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不同于其他产业，旅游销售的是一个地方及其居民与文化的身份与经历。的确，资本主义积累的所有实践，开发且再生产着种族与性别观念以及与生产相关的其他差异化形式③。在这个意义上，旅游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雇用妇女和少数民族，支付他们很少的薪水，并因社会把这些服务行业视为妇女与少数民族的工作而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不熟练或无需技能的。然而，文化旅游正是在这个方面不同于其他行业。一个购买生产于血汗工厂T恤的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T恤织物与针脚背后的生产剥削与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借助于商品生产与终端销售之间的时空距离而被隐藏或被物化于T恤本身。相反，当一个旅游者旅行到中美洲所谓的“玛雅世界”以寻求真实的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及其主人的身份与体验则是被消费的产品。由此，借助在旅游业而非其他经济行业的表述与展演，创造了身份与文化商品化的另一层面、另一维度。这第二层面的物化与商品化向旅游的代表性实践传达着巨大的力量。当然，什么被出售是一个想象的身份问题，本身并不能反映构成地方的多重主体性、历史与景观，但却能反映消费对象及其抽象概念。
这种动态反映出旅游如何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边界进入到无形的领域，如何进入文化实践、展演与体验。戴维·哈维（DavidHarvey）意识到这种进入旅游文化无形方面的扩张是新自由主义所固有的，并把这种扩张称为借助剥夺的持续积累形式（Harvey，2006）④。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玛雅土著农民第一次进入正规劳动大军或深化他们在旅游市场的参与度。在非物质领域，它可以以旅游工作者表演土著文化或穿着土著服装的形式呈现。而这一过程的发生并非一定需要土著居民的参与。例如，在危地马拉，许多高档酒店和餐馆雇佣非土著妇女穿着一种叫traje的玛雅传统服装。这种名为traje的服装充满着深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意涵，并往往用手工缝制的动物、食物、标志和玛雅宇宙观中的其他元素作为修饰（Hendrickson，1995）。30年前危地马拉内战期间，军队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是土著的妇女；而土著身份的认定，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她们身上穿着的那些不可能被认错的traje服装。而今，非土著、私营旅游业的积极拥趸却是通过让非土著妇女穿着traje服装来迎合国际旅游者体验危地马拉土著文化的渴望。这种旅游实践将土著玛雅人从马克思所称的物品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这样，旅游中的文化商品化就是一种借助剥夺的积累形式，因为通过（非玛雅人）穿着traje服装，玛雅人正在被从他们自己文化的再生产中隔离出来。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旅游业过去30年来持续增长的强化与支撑，已经与旅游业的空间殖民化与文化商品化的双过程相结合，并使旅游成为一个领地争夺与身份形成的强大领域。正如此领域研究者所言，许多由旅游开发和旅游际遇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是有利于“主人”、“客人”和他们各自对应的文化与社会的。尽管如此，旅游的文化效益分析仍然需要对领域性与商品化之权力实践和刻画旅游产业之认同形成的批判性审视。
（作者系该系博士，助理教授；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10-12）
①KymlickaW.MulticulturalOdysseys，NavigatingtheNew InternationalPoliticsofDiversit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
②例如，美洲人（American）只能被定义为美国印第安人（AmericanIndian，土著），如果他们隶属于联邦政府认可的部落。而想被联邦政府认可为印第安部落，一个群体必须包括一个独特的社区、已经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其成员有政治影响、有其自己的成员标准，且其成员应传承自某一印第安部落且未加入任何其他部落。 ③AdamsKM.CometoTanaToraja，‘LandoftheHeavenly Kings’：Travelagentsasbrokersinethnicity[J].AnnualTourism Research，1984，11：469-485.
④UnitedNationsWorldTourismOrganization（UNWTO）.2008，WorldTourismBarometer（6.1）.
⑤Lawson，VictoriaA.MakingDevelopmentGeography[M]. London：UK，HodderEducation，2007.
⑥MohanGiles，KristinStokke.Participatorydevelopmentand empowerment：thedangersoflocalism[J].ThirdWorldQuarterly，2000，21（2）：247-268.
①DuffyRosaleen，LorraineMoore.Neoliberalisingnature？Elephant？BacktourisminThailandandBotswana[J].Antipode，2010，42（3）：742-766.
②LefebvreHenri.TheSurvivalofCapitalism：Reproductionofthe RelationsofProduction[M].London：Allison&Busby，1976.84.
③MasseyDoreen.Space，Place，andGender[M].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4.
④HarveyDavid.Neo-liberalismasCreativeDestruction[J]. GeografiskerAnnaler，2006，88（2）：145-158.
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原则与演化路径K.Thirumaran
（Hospitality&TourismManagement，JamesCook University，Australia（SingaporeCampus），SGP 574421，Singapore）
过去几十年来，可持续性理念已经成为旅游各个方面的主导力量。文化是其中广受学者与业者关注的特殊领域。基于社区的文化或遗产旅游一直受到诸多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影响。随着可持续理念的引介，我们得以开始思考遗产或文化活动的持续性和为子孙后代保护这些遗产或文化活动的内在架构。给定可持续性原则与文化演化之间的边界，一个隐含的逻辑将浮出水面，即所有给定的事情、活态文化实践都应在限定社区参与范围内被“博物馆化”。其中，社区参与是为了使东道社区在为旅游者表述其遗产与为其营生增加收入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并能得到适当的管理。
然而，可持续性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可持续性忽略了对文化存在与转变方式的重要认识。也就是说，文化本身是演化的，且其价值随时间变化而显得变幻莫测。因此，对此问题的忽略带来了关于采取可持续原则还是文化视角理解现实的两难困境。
20世纪80年代由《世界保护战略》和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倡导的环境议程①，直接导致了可持续旅游理念的出现。可持续旅游涵盖受外来游客影响的东道地环境与居民生境。
联合国及其下各种机构也一直致力于倡导通过旅游来消除贫困。所有这些宣言都隐含着增强当地社区的美好意愿。但是，当传统文化实践成为社会约定与因社区外部变化世界入侵带来的后代经济窘境之间的边界时，问题就凸现了。
蒂莫西（Timothy）对可持续旅游的研究把社区参与划分为4个层次：强加的、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和真正授权（trueempowerment）的②。社区被迫接受强加的发展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引发强烈的争议。在这4种类型中，社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该瞄准的最佳目标是真正授权的社区参与。因此，被帮助和授权的社区经常受多种外部力量所引导与牵制，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各方力量之间不易察觉的相互较量（Timothy，2012）③。类似地，莫林（Moulin）强调了社区积极参与旅游发展对旅游成功的重要性。莫林进一步指出，关注点应被聚焦于文化，以便在社区旅游应用与发展中能够以演化方式为应对文化变化创造机会。这是一个鲜受文化旅游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④。
然而，真正授权的社区参与不应假保护之名而以文化实践的可持续性为前提，而应维持一种能在动态环境与变化世界中可资管理的生活形态。让我们进一步审视这个问题。文化从来都不是固化的，因此，它既不能被静态搁置，也不能被博物馆化，不管是为了保护其现有形态还是为了旅游收入。社区同样应该被赋予选择适应（变化）机制的权利，以便他们也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的文化也能够发展演进。
这里有两个关于可持续原则与文化支流产生直接震荡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帕督安（Padaung）妇女。她们以缅甸长颈族闻名，现在泰国旅游当局支持下于泰国为旅游者而大量地参与到让人信以为真的村庄里。虽然帕督安妇女佩戴长颈环的传统源远流长，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中不少的帕督安妇女可能想要放弃这一传统文化实践。这时问题产生了，如果帕督安妇女中逐渐没有人愿意传承这一文化实践，那么，她们的文化实践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洋安达曼群岛（Andamans）和尼科巴群岛（Nicobarislands）的加洛瓦人（Jarawa）社区。随着印度旅行社不顾政府禁令不断组织旅游者并向其展示“原始”文化，加洛瓦人社区正生活在文化演化的边缘。太多的例证表明，加洛瓦人社区的许多家庭和年轻男女正被引诱离开他们的传统丛林家园而参与到预先编排设计的传统舞蹈表演。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印度政府试图保持加洛瓦人社区与外面现代世界相隔绝的状态，以使加洛瓦人社区能够维持自身生活方式并免受旅游者与外部社区货币化经济的污染。然而，不管政府如何努力尝试隔离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上的加洛瓦人部族社区，加洛瓦人部族总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并乐于尝试新的事物，不管是出于自身意愿，还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诱惑。在此个案中，可持续理念被用来描述对部族社区的保护与隔离，使之免受外来文化与旅游者污染。这种警察式的保护主义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人文伦理困境。 上述两个例子表明，只有社区在真正授权范式下被放任自由，可持续实践才能真正达成所愿。当提倡传统社区应用可持续原则时，学者与业者应该自问，可持续原则对社区文化或传统手工制造技艺保持是否安全？是否也应该思考可持续背后的管理机制，以便社区对外来变化的适应与应对是自我驱动，而非假可持续之名而被强迫的？
在中国云南省，为使旅游成为其主要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傣族社区已经很好地适应并改变了他们的参与村落，并已成功地激发了许多年轻后辈傣族人参与（旅游）的兴趣。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他们把旅游整合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小的变化伴随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商业化而出现，但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的成功故事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设施与衣着打扮是傣族社区内部提升生活水平而发生变化的例证。而另一方面，巴厘岛民则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很好地维持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同时，也就维持了他们的巴厘岛民身份①。他们的文化表述已经从文化本源的寺庙舞蹈重新编排而来，而他们的音乐节拍与节奏也已被重新组织并已成为年轻一代信仰之组成部分；年轻一代相信，向旅游者展示/表述的文化就是巴厘岛文化而不管这些变动。并非所有的文化活动都需要被拘泥于其原有形貌。
可持续理念的可能危害在于它禁锢了文化是什么和文化意味着什么的本质问题。可持续文化旅游几乎被降低到与遗产价值相关的社区生计需要。云南傣族社区和巴厘岛文化开放的个案表明，重要的是，文化的活力及其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互动元素，对于文化采取全新形貌、重建文化之根———以传统方式或与时间相融方式———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
阻止这样的动态过程是对旨在传承给子孙后代的特定文化的一种伤害。因此，如果我们关心那些参与到旅游活动的真正居民和家庭的话，可持续性作为一种原则是不可持续的。充分授权问题应该聚焦于开创帮助社区管理其以选择性方式参与旅游的创新性机制。撇开可持续原则，文化旅游应该被允许动态演化。
（作者系该校新加坡校区博士；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10-19）
①原标题“WorldConservationStrategy：LivingResource Conserv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由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国际联盟（IUCN）于1980年发布。———译注
②TimothyDJ.Empowermentandstakeholderparticipationin tourismdestinationcommunities[A].//：ChurchAandColesT. Tourism，PowerandSpace[M]London：Routledge，2007.199-216.
③TimothyDJ.Destinationcommunitiesandresponsibletourism[A].//：DavidLeslie.ResponsibleTourism：Concepts，Theoryand Practices[M].Oxfordshire：CABInternational.，2012.72-81.
④MoulinC.Onconceptsofcommunityculturaltourism[J].The TouristReview，1995，（4）：35-40.
遗产旅游体验价值研究：台湾新北市老街个案思考黄宜瑜，谢素卿，林宛儒
（东海大学景观学系，台湾台中）
作为遗产形式之一的台湾老街，蕴含丰富的文化及历史内涵。早在17世纪，由于与大陆地缘相近，台湾便有大陆东南沿海省份的居民移居拓荒开垦；后因经历西班牙人占领、荷兰人入侵，有计划发展港口，希望以台湾为中继站发展其海上贸易；再加上后来的明清政府统治与日本殖民治理，造就了台湾独特的市井街巷。这些历史上曾经兴盛的市井街巷客观上成为现今之台湾老街。然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从农业导向社会、工业导向社会升级为服务业导向社会，以及私家汽车的崛起、现代商场包括百货公司的兴起与转移，老街遂逐渐式微。
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世界各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为呼应这一重要世界潮流，台湾于2005年通过《文化资产保存法》以加强对遗产的文化保存与发扬。台湾“经济部”“商业司”也于2005年起积极进行老街商圈改造与传统商店转型辅导。台湾老街由此进入大众视野。那么，台湾老街能否籍由改造得到有效保护、重放光芒并在转型中获得社会认可？为此，我们选取了较具典型性的三条新北市老街进行个案调查。
三条老街均是台湾典型的以港口贸易发展（二海港、一河港）为背景发迹的老街，其商店组成大都以外销当时的经济物资（樟脑油、桧木、茶、煤、染布等）与进口外国物资与货品者占最大宗。20世纪初期的日据时代，日本政府推行“市区改正”政策，将这些老街街道拓宽，并改善交通与都市卫生问题，使这些老街成为当时整齐光鲜的现代化道路。改正后新洋楼也随之竞相兴起，目前现存的老街建筑大约都是这个时期兴建完成的。因许多商家相当具有经济实力，因此留下不少细腻、精致、古色古香的老街街屋。有鉴于老街具有历史文化背景及丰富的人文地景，及为加强老街旧市区的都市发展与更新，藉以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2000年初期，新北市政府（当时为台北县政府）在硬件方面遂开始透过老街建物/拱廊与周边巷弄空间再造工程，将老街街屋的街道铺面/店面/立面进行整修，因此原本老旧的店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精致细腻与多元的商店，以面状老街渐渐取代线状老街。尤有甚者，政府邀请艺术家进驻，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赋予老街在这个时代的再诠释。在交通方面，政府尝试导入捷运车站，以更便捷的交通吸引人们前往。在软件方面，政府不定期地以老街为基地，举办各式节庆活动，让民众永远有新理由重访老街。在商家组成方面，除一些与老街氛围契合的古董、石艺、木雕、字画与各式古色古香的装饰艺品商店的形态外，为增加老街的吸引力，一些老街还发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美味小吃、传统点心与在地名产。 那么，社会如何认知新改造的新北市老街？游客的老街旅游体验又为哪般？2011年4月对新北市老街的结构式问卷调查研究（发放155份、回收151份有效问卷）发现，老街游客包括4种群体：个人怀旧群体（57.6%）、古意审美群体（14.6%）、情感促进群体（14.6%）与服务质量群体（13.2%）。透过检定，发现不同老街旅游体验价值群体，在性别与旅游行为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性别方面，“感情促进群体”与“古意审美群体”男女比例相当，但“个人怀旧群体”女性游客比例明显偏高；“服务质量群体”男性游客比例明显偏高；在旅游行为方面，“古意审美群体”与“服务质量群体”的游伴多为情侣或爱人，但“情感促进群体”则多与家人或家族共游，“个人怀旧群体”则多属个人旅游或与同学、同事或朋友同游。而老街的旅游体验包含8个重要因素：个人怀旧、历史怀旧、怀旧空间美学、消极的投资回报、积极的投资回报、社会互动、情感促进与卓越服务。其中，“个人怀旧”指老街旅游会让游客回想到过去的美好时光或永难忘怀的地方与童年时家人的模样；“历史怀旧”指老街旅游会让游客感受到此地的兴衰变迁，过去先人为求生存而产生令人敬佩的奋斗精神，及想象早期人们的生活情景；“怀旧空间美学”指老街因具有传统精致的建筑立面与复古的街景（包含商店招牌、商品与橱窗的陈列、甚至服务人员的装扮）及仿旧的商店内部空间设计与布置，而散发出浓厚的怀旧氛围；“消极的投资回报”指不认为老街旅游是一件浪费时间与浪费力气的事；“积极的投资回报”指老街旅游令游客觉得非常满意，可使身心放松舒畅，并符合休闲的期望；“社会互动”指老街旅游可让游客结交到新的朋友（包括店家朋友），并认识在地的居民；“情感促进”指透过老街旅游时与亲朋好友间的良好互动，大幅增进其与亲朋好友间的感情；“卓越服务”指老街商家的店员会耐心地回答游客的问题，或指引游客到想去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受访的游客中，高达7成（72.2%）以上的游客对于老街旅游体验价值中的个人怀旧（个人怀旧群体）、怀旧空间美学（古意审美群体）与历史怀旧（古意审美群体）具有极为深刻的体验。总体而言，就性别来说，这两群游客中，女性比例高达67.9%，为男性游客的二倍强；就游伴组成来说，情侣比例最低（约2成），与家人或家族同游的比例次之（3成多），与同学、同事或朋友同游的比例最高（4成多）。此研究结果呼应林宗贤等（2009）的发现，初次造访遗产观光的游客其重游行为意图主要受怀旧意象影响，而重游游客受到场所依恋的影响较大①。其中，怀旧意象分为认知性怀旧与情感性怀旧。认知性怀旧指透过在地传统文化、过去产业的遗迹、传统街景、传统的风光、聚落、旧时代的建物、传统特产、儿时的童玩、先人使用过的家具、展示当时拍摄的黑白照片等，诱发游客想象先民生活的困苦与先民的智慧，想象以前生活的浪漫与带领游客重返过去的时光。情感性怀旧意象指的是对过去对象所产生的怀旧情感与情绪，如亲切、幸福、趣味、好奇。场所依恋指的是由于实质环境特质可提供人们使用之功能，以及人们经历长时间对场所渐渐产生的认同感与价值观，所产生个人与特定空间之间的一种情感归属，这种情感归属会让现地游客认为该老街为最佳的老街旅游地点、最想造访、最喜欢、最多乐趣、愿意花最多时间、最依恋与对个人非常有意义的老街。当然，游客怀旧情感的诱发确实需要有真实性的存在，除上述老街过去的对象外，参与老街解说也会促进真实性知觉，进而深化游客的怀旧情感。②
可见，与到一般景点旅游相较，老街旅游除满足游客的基本旅游需求外（包括消极的投资回报、积极的投资回报、社会互动、情感促进与卓越服务），还“额外”满足了游客的个人怀旧、历史怀旧与怀旧空间氛围的特殊体验。老街蕴含丰富的文化及历史故事，透过怀旧符号（如街景、店铺陈设、节庆活动、街头艺人表演等）、在地特色商品与美食，老街再次唤醒游客内心深处的幼时生活记忆与童年时光，让游客暂时逃避离现实生活。这些都是老街持续受到旅游者欢迎的主要原因。而在景点数目供给快速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的旅游市场中，这些独属于某一条老街才有、且已被当代游客指认出来，富有旅游体验价值的老街特色，也正是当前老街旅游地/商圈开发———从选址、规划设计、施工监造、营销、品牌塑造与经营管理———所（应）关注的重点，还是老街经营所（应）凸显与强化的老街意象。老街因而在社会经济变革大潮的逐渐式微中重新焕发出光彩，并由旧时贸易与聚集地的角色，成功转型为观光、休闲、娱乐的角色；且成为了当今少数仍可让人在其中自由居住、游逛、观光，甚至从事繁忙商业活动的重要遗产形式之一。当然，老街的成功元素还包括公部门的交通计划、街道整修计划、可能的传统产业转型辅导与加值计划、节庆计划，以及私部门在食、乐与购方面的经济活力。
（第一作者系该系专任助理教授、博士，第二、第三作者系该系硕士；收稿日期：2013-09-24；最后修改：2013-10-12、20）
①PicardM.“CulturalTourism”inBali：CulturalPerformancesas TouristAttractionIndonesia，1990.49，
①林宗贤，王维靖，刘沛瑜，王乃玉.“重新检视一般游客旅游决策模式———以遗产观光游客为例”[J].户外游憩研究（台湾），2009，22（4）：81-104。
②戴有德，林潍榕，陈冠仰.遗产观光中的怀旧情感是否需要真实性？兼论解说之调节角色[J].户外游憩研究（台湾），2010，23（3）：61-66。
旅游与社会散思秦 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北京100024）
旅游活动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由于其广泛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献资料中，专门记载旅游及其相关产业活动的资料很多，虽然不专门记载，但是多少会提及此类活动的资料就更多了。这两类文献资料都构成了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前一类资料主要为旅游研究者所用，其他领域的学者较少关注。由于难以搜集整理，后一类资料很难为旅游研究者所用。随着人类对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这两类资料的使用突破了前述的局限。 1.旅游不为人知的的学术价值：旅游活动社会记录对科学研究的应用
这里我们举两个将旅游活动的社会记录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例子。一例发生在日本，另一例发生在美国。
第一，利用赏樱花的记录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启示。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在日本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据记载，日本皇室早在公元九世纪就举办了赏樱大会。每年三四月份赏花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此都非常重视。三四月份，草长莺飞，正值春暖花开之际，也是踏青的好时节。赏樱，也可以看做是人类历史上规律性旅游活动的形式之一。即使进入现代，多种多样的旅游活动层出不穷，赏花活动在日本仍然盛行，很多公司甚至将此当作是一种集体活动。
由于日本社会对这一旅游事件非常关注，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包括皇室的出行记录、地方的行政文件、民间的游记、家信等———对赏樱有着广泛而详细的记录，时间跨度超过了1000年。这些记载中包括了樱花何时开、何时败的信息，因此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有效资料。
樱花的盛花期只有7天左右，整个开花期只有14天。通过分析1000多年来樱花开花期的记录，研究者发现，进入20世纪后半叶，樱花的花期显著地提前了。科学家根据这些记载推断出历史气象信息，最终描绘出气温变化趋势，无可辩驳地说明日本列岛三月的平均气温确实在最近的近100年来上升了，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到了《农业气象学学报》（JournalofAgriculturalMeteorology）。
第二，利用垂钓旅游的照片研究海洋生态变化。基韦斯特（KeyWest）是佛罗里达南端的一个小岛，也是美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都有大量国内外旅游者到此休闲度假。基韦斯特非常吸引游客的一项特色旅游活动是乘船在加勒比海垂钓，当地很多轮船公司都提供垂钓旅游服务。轮船上船员的任务之一是为垂钓客和他们的战利品拍照，这些照片也成为轮船公司吸引新游客的重要宣传品。年复一年，大量被捕获海洋鱼类的照片得以保留下来，成为记录海洋生态变化的独特证据。研究者仔细分析了这些照片，记录了照片中鱼的种类和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56～1960年间，被钓到的鱼基本上长度在50厘米以上，1米以上的大鱼占到总数的30%左右，而且捕获到的鱼的种类丰富。然而，在1980～1985年间，1米以上大鱼的比例已经不足5%，25年前捕获到的13种鱼中在这一时期只有7种被捕获到；到了2007年，50厘米以上的鱼的比例只占到10%多一点，其余都是小鱼。通过这些照片，研究者指出，在最近的五六十年间，美国佛罗里达南部海域的海洋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型鱼类的数量在急剧减少。这篇文章发表在《保护生态学》（ConservationBiology）杂志上。
旅游活动是人类最早开展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之一，由于这类活动给人们带来了难忘的经历，历史文献中对旅游活动的记载很多。很少有其他社会活动记录能够如此详实、多样并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因此，旅游活动的记录成为了无比珍贵的信息。善于利用这些信息，不仅有益于研究自然环境变化，也有益于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在后一方面，旅游研究者有大量的研究机会。
2.社会大数据与产品兴衰：书籍词频对住宿产业兴衰的研究价值
产品及产业都必然经历从兴起、盛行到衰落的过程。在社会科学中确定某个产品或某个产业的兴衰比较困难，因为观察法无法发挥作用，特别是当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的时候。这时，如果应用官方的统计资料———例如某种类型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和年检信息———可能可以得到某些有用的启示。但是由于此类官方统计数据过于宽泛，我们难以用它们分析某个产业大类中的某些细分产业或产品的兴衰过程。
大数据及相应工具的开发和使用，能够在这一方面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应用到旅游行业中，一些我们平时不大留意的社会趋势经由对这类数据的分析呈现出来。例如，谷歌将人类历史上所有书籍的四分之一———大约2000万部书———进行了数字化，并在谷歌图书（http：//books.google. com）中开放了一个平台，供普通上网者对这一庞大的数据库进行检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一数据库中输入一个或多个关键词，并设定检索的年份段（目前可检索的最远年份是1800年），然后检索该关键词（及该关键词所指代的社会事物）在该年份段内不同年份出版的书籍中被提及的比例。当我们将不同年份的比例绘制在图表中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某个社会事物的兴衰大致是如何变化的。
我们以中国的旅游住宿业为例，对此进行一些分析，将住宿业中用于表述不同类型住宿的几个名词———招待所、旅馆、宾馆和酒店———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部分年份（1965～2008）的结果绘制在图1中。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词中旅馆和招待所的出现比例是最高的。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前期，“旅馆”是被提及最多的。但很快，进入80年代中期后，“旅馆”的出现比例下降，“宾馆”一词的比例超过了“旅馆”，并在随后的将近20年中一直是比例最高的。在90年代中期，其比例是其他3种住宿设施比例之和。2000年前后，“酒店”一词取代了“宾馆”，成为被提及比例最高的一个词。其余3个词的比例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在英文中，上述4个词大体上都可以用“hotel”一个词来指代。我们在英美国家看到高楼大厦用“hotel”、高速公路边的二层小楼也用“hotel”，因此难以通过对这一关键词的检索看到产业中的结构变动及相应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动。在中文中，这几个词指代了非常不同的住宿设施，可以让我们通过这几个词的出现频率变化看出数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其在住宿服务业中的具体体现：传统的旅馆、招待所等住宿设施曾经一度是住宿业的主体。随着改革开放，接待外宾的“宾馆（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要闻版常有国家领导人在宾馆迎接或欢送外国领导人的报道）”被社会大众所认识并接受。到了21世纪，更为现代的“酒店”成为了人们指代住宿设施时更为常用的词汇。回忆我们自己近20年来使用的日常词汇，是否也经过了从“住旅馆”到“住宾馆”再到“住酒店”的变迁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此类来自非传统正式数据库的大数据不那么精确、有序，其中包含的一些信息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如同我们在飞机上能够看清地貌细节但无法看清大陆轮廓，到了外太空能看清大陆轮廓但无法看清地貌细节一样，二者不可兼得。然而，将此类非传统数据库与传统的数据库和研究工具结合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旅游和饭店业长时期的结构性变迁及其背后的机制。这一方向值得未来的研究者关注。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3-10-09）
旅游视域中的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高 科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宗教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拉里·席纳尔（Larry Shiner）将其总结为以下6个方面：（1）宗教的衰退，意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意义；（2）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的转变，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3）宗教失去了其公共性与传统职能，变成了纯私人的事务；（4）宗教团体的信仰和行为发生转变，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5）宗教逐渐丧失其神圣特征，即宗教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6）宗教自身从“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①。在汉语语境中，“世俗化”还蕴含着宗教文化大众化，从神圣转变为庸俗、从出世转变为入世的含义。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解释，世俗化是现代性条件下宗教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和结果，以此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现代社会中“寻求上帝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在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②。现代性所秉持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工具价值和资本逻辑不仅改变和形塑着宗教发展的外部空间，使宗教失去了“自然演进”的外部环境，同时还不断侵入宗教组织内部，引发宗教组织自身的变革。但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或消亡，而是要求宗教要不断地去适应社会发展，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参与世俗世界的运作，实现与现代社会的协同发展。例如，我国宗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生活道教”思想便是宗教文化世俗化的表现。近年来，致力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更是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样的现代性语境中，宗教文化的发展必须与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因而更多地参与世俗社会的事务，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以及大众旅游的兴起，我国传统的宗教圣地出现了供需两旺的“宗教旅游热”。经过20多年的迅猛发展，目前国内已经涌现了数量众多的以宗教圣地为依托的宗教旅游景区。如果我们从旅游影响的角度去检视宗教文化的变迁，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旅游业的强烈冲击下，宗教旅游地的宗教文化变迁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首先，作为物态文化的宗教场所、宗教建筑的宗教功能开始弱化，旅游功能却在不断增多、增强。专门为游客提供的设施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凭空建造宗教建筑、场所和设施来吸引游客；其次，为了配合旅游开发和游客参观，宗教组织不得不（也可能是主动）调整他们的作息时间，宗教仪式的举办方式、地点甚至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再次，景区宗教人士的行为也有了与旅游相适应的特征，有的通过做导游、为游客举行付费仪式、开办旅游购物店或餐馆等方式开始直接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以前的清规戒律也开始松动，电脑、手机等现代生活工具更是早已进入宗教士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职人员与普通人的行为差异不断缩小。此外，一些宗教人士的心态甚至信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的谋求宗教职位不再是出于信仰，而是将其当作谋生的手段；有的不再相信来世，而是希望通过此生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观之，在旅游的冲击下，传统宗教地的宗教文化变迁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世俗化甚至异化。
大众宗教旅游在宗教圣地的兴起是宗教文化世俗化的结果和集中表现，与此同时，大众宗教旅游又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进程。
在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看来，人类建造的世界（世俗社会）是十分脆弱的，必须通过宗教这张“神圣的帷幕”才能予以保护③。在大众旅游兴起之前，传统的宗教旅行主要是苦行僧式的宗教朝圣。作为目的地的宗教圣地承担了神圣文化的生产，成为宗教信徒追寻精神意义、应对世俗存在危机的神圣“中心”。“神圣的帷幕”因此也成为区隔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的边界。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神圣的帷幕变得支离破碎，神圣与世俗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改革开放后，我国宗教通过国家的宗教制度变革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并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实境遇中，配合了国家和地方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诉求。随着大众旅游勃兴，游客开始对拥有美丽自然风光和神秘宗教文化的宗教圣地趋之若鹜。一时间，寺庙、道观游人如织，宗教神职人员也为接待游客而异常忙碌。政府、商人也开始介入，资本、权力、市场等现代性元素迅速充斥神圣的宗教文化空间。宗教圣地以其文化资本优势参与大众宗教旅游的开发，迅速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之中，逐渐演化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旅游景区。宗教圣地的“神圣性”开始减弱，其传统的运行机制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甚至被取代。宗教圣地不再是超然于世俗社会的生产神圣文化的宗教空间，而是异化为借用宗教符号构建的满足游客符号消费的“梦幻世界”。
旅游对宗教地的文化变迁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大众宗教旅游的发展，宗教地开始了从“宗教场域”到“宗教—旅游场域”再到“旅游场域”的转换。在这转变过程中，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和旅游者需求成为主导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的主导因素。首先，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利用其行政权力将宗教文化资源开发成为吸引游客、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旅游产品，而对旅游开发对宗教文化的本真性及其变迁的影响则极少考虑。一些专家学者和宗教人士对旅游发展导致的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及异化问题不无担忧，然而当其面对“经济优先”的权力话语时，也大多处于失语状态。旅游企业与政府之间往往是契约的关系，企业以其商业资本优势成为宗教旅游开发的主导力量之一，为了迎合旅游者而将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甚至通过搞封建迷信、诈骗等不法手段达到目的。由于我国目前的宗教旅游者大多倾向于世俗型动机，他们的宗教文化知识较为薄弱，对神圣宗教也缺乏敬畏之心，其消费行为也多表现出世俗化甚至是异化的特征，即使是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宗教朝觐者也有不少是出于寻求神灵保佑、祈求好运甚至升官发财等世俗的功利性动机因。因此，宗教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也就不乏见神就拜、破财免灾、烧高香、请神等消费行为，迷信消费、伪宗教文化消费行为也并不鲜见。在资本逻辑的驾驭和利益集团的操控下，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国内宗教旅游景区开发的大都是一些烧香拜佛、求签算命、器物开光、仪式表演等肤浅的项目。市场导向的宗教旅游开发，让宗教文化的发展具有了选择性和目的性，无疑加剧了宗教文化的世俗化甚至异化。 虽然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是宗教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国宗教旅游开发所引发的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以及异化等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首先，我国宗教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文化在物质层面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而非宗教自身发展的结果。其次，旅游经济的市场逻辑不断地侵蚀着宗教文化的精神层面，旅游开发所导致的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媚俗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再次，一些低劣的宗教旅游开发一味迎合世俗旅游者的功利追求，严重扭曲了宗教文化的真实内涵和意义，不仅容易造成世人对宗教文化的误读，对宗教信仰者更是一种伤害。最后，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所带来的文化挤出效应，让一些宗教旅游地的文化内涵日益消弭，神圣的宗教圣地异化为受经济利益驱使而利用宗教符号构建的现代旅游空间，宗教人士也不再承认旅游景区中宗教的真实性（最为典型的便是少林寺，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常辉法师一再公开强调，少林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学寺院，只不过是拥有些佛教背景的景区而已）。上述问题都是目前国内宗教旅游发展中存在的比较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尚缺乏应有的学术关照。
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如何在宗教旅游发展中和谐相融、共生共荣，这是对宗教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挑战，需要人们与时俱进的智慧。从理论上讲，宗教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满足旅游者寻求“本真”和“意义”的愿望，成为旅游者实现精神寄托或“诗意栖居”的“意义中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让宗教地成为完全基于市场逻辑构建的宗教符号空间，让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变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旅游开发应该确保宗教旅游地首先是一个宗教地，其次才是旅游景区。毫无疑问，旅游开发与宗教文化保护已然成为当前宗教旅游发展和研究必须直面的两难问题。
（作者系该院教师；收稿日期：2013-07-22）
[本期本栏责任编辑：吴巧红；特邀责任编辑：张进福；责任校对：刘 鲁]
①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00.
②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138.
③彼得·贝格尔.；高师宗译.神圣的帷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2.
预告
2014年第1～12期笔谈主题：
第1～2期“中国旅游研究：国内国外视角的认知”
第3～4期“可持续旅游”
第5～6期“旅游规划：体系、标准与规范”
第7～8期“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
第9～10期“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第11～12期“旅游伦理问题的当下表现和理论聚焦”
欢迎踊跃投稿。
（CulturalMobilitiesResearch，IMMRC，Facultyof SocialSciences，UniversityofLeuven，Parkstraat45，Bus3615，BE-3000Leuven，Belgium）
制订旅行和度假计划往往牵涉到人类的想象能力或对他者的想象。关于异国他乡群体与地方的诱人形象与话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旦没有它们，旅游将变得稀少———如果并非全部没有的话。旅游者往往被鼓0励把自己想象成身处天堂般美境之中，在那里，地方景观与人群通过被观察、被感知、被想象，从而被旅游者所消费①。然而，由于想象总是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架构中，目的地市场营销人员根本无法对其完全掌控。因此，我把想象界定为能够与人们的个体想象互动、并能被用于意义制造与世界塑造的社会传播的代表性组合体②。
与一般意义上的想象类似，旅游想象有其功能：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热望与幻想。为获取利润丰厚的更为划算的旅游蛋糕，目的地及其居民的身份被无休止地（再）发现、（再）生产、（再）获取、（再）创造。在数个世纪的跨文化接触中，差异意象被不断地（再）建构。这些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电影和艺术所形成的虚构世界及其给予群体与地方的“真实性”。对于社会文化的局内人与局外人来说，谁代表什么、代表谁、如何代表都是有很大争议的话题③。同时，旅游想象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需要应付流行中的其他形象与观念。即使是同一个旅游者的多个旅游经历中，对目的地的想象仍然是可变的；而外部社会文化变化甚至可能彻底地“毁灭”对一个迷人的处女地的想象。
研究旅游想象看起来既让人兴奋又令人沮丧。就其本质而言，想象是无形的。因此，研究旅游想象的唯一途径应该是关注旅游想象得以传递的多种渠道和旅游想象得以可视化的图像、话语及其产生与形成的社会实践。借助于历史学与民族志方法的结合，我们可以评估想象活动、想象主体、想象的社会关系等，以及想象如何发生，如何成为现实，又如何灌输。因此，尽管想象的精确运作方式仍然隐藏在我们的视觉之外，但其运行逻辑可以从其可视化展示、从人们所言与所行加以推理。当旅游想象在社会实践中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当旅游想象通过考古遗址、博物馆、媒体与文化产品而成为机构的化身，旅游想象开始变得有形化①。
一系列源自社会想象及其话语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和社会行为，微妙地影响到人们与他者的交往。想象如何确切地影响广大公众是一个尚难确定但却值得进行深入民族志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对接待与消费的研究，而不是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评论上②。图像、话语和观念各有其固有源头———旅游中，它们中的多数有明确而清晰的系谱渊源———但现在却在地球圈中不断移动，从而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向他们最初离开的地方周期性地反馈信息。想象越久远，流动周期越长，追踪其起源难度越大。旅游想象的流动虽不规则但并不随意，它们的扩散是由限制移动的过程所决定的。为了更好地认识想象的流动与扩散，我们还需要研究引起这种运动可能与不可能的社会文化结构与机制。
借助于大众介导之主要叙事的想象与展望，旅游想象已经变得全球化。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被发送、被转移、被接收、被积累、被转化、被储存③。全球旅游从群体与地方最初的社会文本中，有效地挖掘出其形象与观念，并通过对它们的转化、合法化、机构化与分销使之变得可以获取。但通过对想象与文本的持续关注，旅游想象又很容易重新植入新的社会文本中，并借助地方指涉而建立其意义与价值。在一些旅游目的地（通常是比较稳定的地方），旅游想象是如此稳固且包罗万象而难以避免。在另一些目的地，旅游化的图像与观念因更具弥漫性而易于变化。旅游话语与想象的流动与循环，从很多方面看，是一个涉及诸多参与者的跨区域协商过程。它们的运行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协商的，本身既制约人们的生活，又创造新的主体位置，而不仅仅是单纯的预测。
总之，旅游想象既是社会文化又是环境停滞与变迁的有力推动者，还是身份建构、地方制造、持续文化发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在非常多样的社会、非同寻常的场所、生产与消费的不同关系所形成的复杂联系中，旅游想象已经占据了中心位置。它们通常在旅游目的地，特别是物理与精神景观中引起共鸣。而后者，恰是当地居民、旅游中间商、旅游者想象交汇并偶尔引起冲突的地方。而当它们与权力产生关系，它们又开始变得永远无法保持政治中立。世界各地的人群与地方也就有了不同的形象。旅游想象能够产生足以塑造地方社会现实的强有力变革过程。当然，这种塑造通常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进行且往往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无法理解想象如何被嵌入到地方、国家、区域与全球权力机构内部的旅游研究者与旅游从业者来说，他们决定强化力量以限制某些旅游实践与某些想象的能力将受到限制。而这种能力恰恰能够使新的霸权在新的权力场域中成为可能。因为，旅游想象具有重新协调政治与社会现实的能力。由此，本文所讨论的旅游想象这一复杂主题需要被置于多学科、跨学科，或更理想的是，超学科视角下加以研究。
（作者系比利时鲁汶大学人类学教授，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主席（2013～2015），比利时青年学院委员，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旅游人类学委员会主席，美国人类学家协会旅游人类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05-17，最后修改：2013-09-14）
SkinnerJ，TheodossopoulosD.（Eds.）.GreatExpectations：ImaginationandAnticipationinTourism[M].Oxford：Berghahn，2011.
②SalazarNB.EnvisioningEden：MobilizingImaginariesin TourismandBeyond[M].Oxford：Berghahn，2010. ③MorganN，PritchardA.TourismPromotionandPower：CreatingImages，CreatingIdentities[M].Chichester：JohnWiley，1998.
土著旅游与社会变迁AlexisCelesteBunten
（IntellectualPropertyinCulturalHeritage，Simon FraserUniversity，Burnaby，BritishColumbia，Canada）
土著民族自他们初次招待探索性游客和早期殖民者始，就已经被卷入旅游中④。最近，借助旨在通过旅游刺激经济而专门设计的行业走向与行业政策和对土著资源的开发，由土著拥有和经营的旅游已经不断扩大且蓬勃发展。旅游已经开辟了对外界表述的新领地，创造了社会运动扎根与成长的康庄大道。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目睹了对土著权利前所未有的认可，而且这种认可最终在2007年《联合国土著权利宣言》（UnitedNationsDeclarationonthe 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中达到巅峰。自该文件的历史性发布始，全球土著已经见证了对他们自身存在的正式认可、祖先土地的回归、对过去不公正待遇的致歉、对非意愿发展的终止和对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①。尽管如此，许多土著仍然被排除在全球政治体之外，他们的土地仍然被侵占，部分生活方式被视为非法，健康受到威胁，参与提升自身境遇的能力也受到阻扰。
土著旅游就是在这种机遇与排斥的二元框架中产生的。这种二元框架使土著居民继续被外界所物化。尽管很多学科的大量研究文献触碰到蓬勃发展中的土著旅游业的各个层面，这些学术研究倾向于强调以发展为基础的框架，即把旅游视为奋争中的社区复兴经济的灵丹妙药。这样的研究回避了叠加于土著旅游业的政治、认同和表述问题，并且忽略了超越于经济之外的发展动因。社会科学领域内有限的批判性研究中，土著旅游被描述为对被迫参与到充分利用差异性的旅游业的土著的消费和/或占用②。这种对差异性的利用被用来混淆任何土著视角或去殖民化框架。
土著旅游确实是在差异性语境中得以实现的。它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把世界舞台化为一种博物馆；从中，土著文化能以统一、简洁、现时的设计而被体验，而不管其区位、种族和历史③。通过对这些全球性“博物馆”的游览，旅游者能够最终确认和强化他们所认为已经知道的、以可预见方式展示的世界④。笔者本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一种“文化旅游模式”（culturaltourismformula）。这种模式以一种基本样态展示土著以开始控制他们的表述，即使它是被设计来吸引旅游者需要和构成所有旅游企业基础的资本主义商业系统⑤。
尽管普遍的结构性限制能够提振低效的陈词滥调，展示主客差异，但旅游已经越来越意味着土著身份由负债累赘向资产的嬗变。除了提供工作和促进当地经济，旅游还能够使旅游从业者增强与祖先家园、文化与身份的联系。作为土著与非土著面对面对话的最初场景，旅游在形成全球社会关于土著面临关键问题的主流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方面看，土著旅游是可以被视为更大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
游客逐渐理解土著意味着什么，与土著居民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联系（human？connections）意味着什么。然而，绝大多数关于土著旅游的现有文献却回避了对土著性（indigeneity）概念的阐述。旅游之在场表明，土著身份取决于与非土著的接触，以在更大的认同政治语境中确证其意涵。与人权领域相比，也许这并不那么令人忧虑；因在人权领域，对一个或多个前述关系准则的识别与承认，决定着现象学尺度与有形尺度的土著“存在”。
决定与土著身份相关的任何特殊或差别化权利的政策，都可能帮助或阻碍土著参与旅游。实际上，许多国家应该在培养土著参与经济方面更加明智。因为一个羸弱的土著经济将威胁到未来的社会与政治稳定。黑利（Hailey）1992年的警示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当代许多国家中的境遇。“这是过去几年来政治暴力余波的有益教训；政治暴力的产生是因为土著担心他们的经济前景和传统权利正在被他们认为的外来者所削弱。”⑥尽管对土著人口的国家管理经历了从种族灭绝到同化和保护主义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则是在两者之间徘徊），但一些国家最近已经开始营销他们的土著以提升其国际旅游⑦。在最近对土著旅游的普遍国家支持之前，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国际化转向①和世界银行对“民族发展”的采纳。尽管解决土著经济发展的努力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但它并不能解决歧视、迁移、奴役和排除参与民主进程的遗留问题，而这些持续影响的问题阻碍了许多当代土著群体与其他群体分享平等机会的能力（BartholomewandLevi，2003）。
上述讨论凸显了土著旅游的两个突出问题。首先，关于土著旅游的任何探讨必须考虑到管理主体推广或否认主人土著地位与状态的方式，并给予他们差异化权利（如果有的话）。其次，应该特别关注决定土著性的“标准”；因为从法律诉求看，土著性往往取决于统治力量②。虽然国家确定的标准从人权角度而言至关重要，但旅游业在辨别谁是和谁不是土著时并不关心此类问题。而且，土著主人必须迎合媒体所建构和借助旅游产业所商业化的“土著性”观念③。有趣的是，土著旅游与土著认同中的这些重要因素既不顾及土著本身的意愿与主张，也不关注当地少数民族从周边主流文化所显现出来的差异性本质，而这恰是旅游所商业化的东西。
因此，与其关注“什么使他们成为土著”之类的强加定义，学者们毋宁探究通过地方、表述与意识形态使土著身份得以合法化的系统与机构。土著企业往往被陷于土著群体与控制旅游运作系统与网络群体之间的历时性权力关系的漩涡之中。从社区到国际机构影响的多元与重叠，往往控制着与土著性相关的机会，以便服务于一致利益和冲突利益。在此语境下，土著旅游行家控制着他们的表述，并反过来影响着对他们的法律和政治认知。 （作者系该校民族志学者，博士；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10-15）
①WynnLL.PyramidsandNightclubs：ATravelEthnographyof ArabandWesternImaginationsofEgypt[M].Austin：UniversityofTexas Press，2007.
②SalazarNB，GraburnNHH.（Eds.）.TourismImaginaries：AnthropologicalApproaches[M].Oxford：Berghahn，2014.
③CrouchD，JacksonR，&ThompsonF.（Eds.）.TheMedia andtheTtouristImagination：ConvergingCultures[M].London：Routledge，2005.
④作者和格雷本把土著旅游定义为至少部分地由土著群体拥有或经营且与外来客人产生交换的任何服务或产品（BuntenAlexis andNelsonGraburn.Introduction：Currentthemesinindigenoustourism[J].LondonJournalofSportandCreativeActivities，2009，2（1）：1-11）。
①这些例证选自联合国土著问题永久性论坛文件《土著人民土著声音》（IndigenousPeopleIndingenousVoices），该文件是前述联合国文件发布后为促进土著权利认可的又一重要文件。
②Comoroff，JohnL，JeanComoroff.Ethnicity[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9；GreenwoodDavydd.Culturebythe Pound：An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ontourismandcultural，commodification[A].//：ValeneSmithed.HostsandGuests：The AnthropologyofTourism[M].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 Press，1989.
③学者们已经关注到这种通过旅游把土著“博物馆化”的现象（Kirshenblatt？Gimblett，Barbara.DestinationCulture：Tourism，Museums，andHeritage[M].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Handler，RichardandWilliamSaxon.Dyssimulation，reflexivity，narrative，andthequestforauthenticityinlivinghistory[J].Cultural Anthropology，1988，3（3）：242-260），并且发现，遗产政治，按照阿帕杜莱的话，是“世界范围内异乎寻常的整齐划一”（AppaduraiArjun. Disjunctureanddifferenceintheglobaleconomy[J].PublicCulture，1990，（2）：1-24）。
④BrunerEdward.CultureonTour，EthnographiesofTravel[M]. Chicagoand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
⑤文化旅游模式要求旅游点应该有所有或大部分以下的要素：（1）问候，（2）导游，（3）遗产语言的展示性使用，（4）传统建筑，（5）表演，（6）纪念品店，（7）当地传统手工艺品的展示，（8）西方化的本土节庆，如夏威夷的卢奥（lu’au）或毛利人的石头火锅餐（Hāngi meal）。通常情况下，这些形式并不允许旅游者与本土主人有深度个人接触（BuntenAlexis.Morelikeourselves：Indigenouscapitalism throughtourism[J].AmericanIndianQuarterly，2012，34（3）：285-311）。
⑥HaileyJ.Inthepoliticsofentrepreneurship———Affirmative actionpoliciesforindigenousentrepreneurs[J].SmallEnterprise Development，1992，3（2）：5.
⑦部分年轻学者已经开始撰写国家（危地马拉）通过旅游部门营销他们土著的现象。DevineJennifer.TheMayaSpirit：Tourismand MulticulturalismininpostpeaceaccordsGuatemala[J].LondonJournalof Tourism，SportandGreativeIndustries，2009，2（1）：28-42。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某种程度上的美国在内的盎格鲁系民主国家，使用联邦经费开展聚焦于访问土著的市场营销活动，作为支持这些“第四世界”（fourthworld）经济发展的更大努力的组成部分。
拉丁美洲的旅游与社会文化变迁
JenniferDevine
（RaceandEthnicStudiesProgram，WhitmanCollege，WallaWalla，WA，99362，USA）
纵贯拉丁美洲，旅游都是巨大的产业。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过去30年里，旅游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大陆。仅1995～2007年间，拉丁美洲国家旅游接待人数就增长了49%，旅游收入增长了61%④。拉丁美洲的旅游热潮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若干事件引发的完美风暴。尽管拉丁美洲旅游热潮之根源早于那个年代，但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失去的十年”（lostdecade）预示着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的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崩溃与重组，以及国家支持的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产业化的终结。在危机的灰烬中，新调整的经济与债务偿还计划被置于新自由主义线（neo？liberal lines）上。在许多国家中，由此产生的食品与住房成本上升、社会服务供给下降、贫困与失业加剧，往往引发公民的暴力抗议。这种种反应，往往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谓的面包暴动（breadriots）、反私有化运动和反全球化抗议形式⑤。 基于对由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的广泛政治反抗与经济困境的回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修订了他们的发展政策，并在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基础上增加了现在也被称为“自我发展”（developmentwithidentity）或“民族发展”（ethno？development）的“人类的脸”（a humanface）⑥。民族发展计划致力于土著参与，旨在使土著社区、妇女与贫困者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和“当地居民”开始成为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灵丹妙药。从新自由主义改革、财政紧缩引发的抗议、土著组织和环境保护呼吁的复杂混合体中，生态旅游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生，在拉丁美洲和全球南方的诸多地区开始出现。正是因为这种种原因，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也意味着旅游的转向。
新自由主义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拉丁美洲的旅游热潮，但旅游所及深度与广度反过来很好地反映了旅游业本身的内在品质。其中，空间殖民过程与文化商品化是旅游业的两大独特特征。旅游是对以前外在于资本积累或部分地整合到资本积累之全球领地的空间殖民。旅游也是寻求“绿色”环境与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空间扩张实践的重要驱动力，由此，旅游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边界进入未知领地的前沿领域①。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很早以前就把旅游发展界定为资本主义空间扩张的一种机制。他认为，旅游是资本主义借以不均质地扩大其全球触角而进入非私有或半私有空间的一种主要机制。休闲空间象征着资本主义空间殖民的一种“中间阶段”（intermediarystage）；而这种空间殖民是“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对整个空间控制之间的一种联系”（Lefebvre，1976）②。
旅游提供了一种把看似原始的自然商业化为与都市工业中心相比，散发着独特、非生产性、自然品质的休闲空间的途径，从而使之以超然于资本主义发展之外的面目出现。然而，事实的真相是，这种表象却是通过为满足旅游经营商、投资者和旅游企业家需求与兴趣而进行的最精心、最中心、最组织化和最程序化的规划而实现的②。
除了旅游空间殖民的动态性，旅游业还非常独特地把一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文化与身份商业化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不同于其他产业，旅游销售的是一个地方及其居民与文化的身份与经历。的确，资本主义积累的所有实践，开发且再生产着种族与性别观念以及与生产相关的其他差异化形式③。在这个意义上，旅游和其他服务行业一样，雇用妇女和少数民族，支付他们很少的薪水，并因社会把这些服务行业视为妇女与少数民族的工作而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不熟练或无需技能的。然而，文化旅游正是在这个方面不同于其他行业。一个购买生产于血汗工厂T恤的消费者可能并不知道T恤织物与针脚背后的生产剥削与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往往借助于商品生产与终端销售之间的时空距离而被隐藏或被物化于T恤本身。相反，当一个旅游者旅行到中美洲所谓的“玛雅世界”以寻求真实的文化体验，旅游目的地及其主人的身份与体验则是被消费的产品。由此，借助在旅游业而非其他经济行业的表述与展演，创造了身份与文化商品化的另一层面、另一维度。这第二层面的物化与商品化向旅游的代表性实践传达着巨大的力量。当然，什么被出售是一个想象的身份问题，本身并不能反映构成地方的多重主体性、历史与景观，但却能反映消费对象及其抽象概念。
这种动态反映出旅游如何推动资本主义扩张的边界进入到无形的领域，如何进入文化实践、展演与体验。戴维·哈维（DavidHarvey）意识到这种进入旅游文化无形方面的扩张是新自由主义所固有的，并把这种扩张称为借助剥夺的持续积累形式（Harvey，2006）④。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玛雅土著农民第一次进入正规劳动大军或深化他们在旅游市场的参与度。在非物质领域，它可以以旅游工作者表演土著文化或穿着土著服装的形式呈现。而这一过程的发生并非一定需要土著居民的参与。例如，在危地马拉，许多高档酒店和餐馆雇佣非土著妇女穿着一种叫traje的玛雅传统服装。这种名为traje的服装充满着深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意涵，并往往用手工缝制的动物、食物、标志和玛雅宇宙观中的其他元素作为修饰（Hendrickson，1995）。30年前危地马拉内战期间，军队杀害那些他们认为是土著的妇女；而土著身份的认定，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她们身上穿着的那些不可能被认错的traje服装。而今，非土著、私营旅游业的积极拥趸却是通过让非土著妇女穿着traje服装来迎合国际旅游者体验危地马拉土著文化的渴望。这种旅游实践将土著玛雅人从马克思所称的物品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这样，旅游中的文化商品化就是一种借助剥夺的积累形式，因为通过（非玛雅人）穿着traje服装，玛雅人正在被从他们自己文化的再生产中隔离出来。
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旅游业过去30年来持续增长的强化与支撑，已经与旅游业的空间殖民化与文化商品化的双过程相结合，并使旅游成为一个领地争夺与身份形成的强大领域。正如此领域研究者所言，许多由旅游开发和旅游际遇所引发的社会文化变迁是有利于“主人”、“客人”和他们各自对应的文化与社会的。尽管如此，旅游的文化效益分析仍然需要对领域性与商品化之权力实践和刻画旅游产业之认同形成的批判性审视。
（作者系该系博士，助理教授；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10-12）
①KymlickaW.MulticulturalOdysseys，NavigatingtheNew InternationalPoliticsofDiversit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7.
②例如，美洲人（American）只能被定义为美国印第安人（AmericanIndian，土著），如果他们隶属于联邦政府认可的部落。而想被联邦政府认可为印第安部落，一个群体必须包括一个独特的社区、已经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其成员有政治影响、有其自己的成员标准，且其成员应传承自某一印第安部落且未加入任何其他部落。 ③AdamsKM.CometoTanaToraja，‘LandoftheHeavenly Kings’：Travelagentsasbrokersinethnicity[J].AnnualTourism Research，1984，11：469-485.
④UnitedNationsWorldTourismOrganization（UNWTO）.2008，WorldTourismBarometer（6.1）.
⑤Lawson，VictoriaA.MakingDevelopmentGeography[M]. London：UK，HodderEducation，2007.
⑥MohanGiles，KristinStokke.Participatorydevelopmentand empowerment：thedangersoflocalism[J].ThirdWorldQuarterly，2000，21（2）：247-268.
①DuffyRosaleen，LorraineMoore.Neoliberalisingnature？Elephant？BacktourisminThailandandBotswana[J].Antipode，2010，42（3）：742-766.
②LefebvreHenri.TheSurvivalofCapitalism：Reproductionofthe RelationsofProduction[M].London：Allison&Busby，1976.84.
③MasseyDoreen.Space，Place，andGender[M].Minneapolis：MN，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4.
④HarveyDavid.Neo-liberalismasCreativeDestruction[J]. GeografiskerAnnaler，2006，88（2）：145-158.
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原则与演化路径K.Thirumaran
（Hospitality&TourismManagement，JamesCook University，Australia（SingaporeCampus），SGP 574421，Singapore）
过去几十年来，可持续性理念已经成为旅游各个方面的主导力量。文化是其中广受学者与业者关注的特殊领域。基于社区的文化或遗产旅游一直受到诸多内部与外部因素的影响。随着可持续理念的引介，我们得以开始思考遗产或文化活动的持续性和为子孙后代保护这些遗产或文化活动的内在架构。给定可持续性原则与文化演化之间的边界，一个隐含的逻辑将浮出水面，即所有给定的事情、活态文化实践都应在限定社区参与范围内被“博物馆化”。其中，社区参与是为了使东道社区在为旅游者表述其遗产与为其营生增加收入之间实现良好的平衡，并能得到适当的管理。
然而，可持续性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可持续性忽略了对文化存在与转变方式的重要认识。也就是说，文化本身是演化的，且其价值随时间变化而显得变幻莫测。因此，对此问题的忽略带来了关于采取可持续原则还是文化视角理解现实的两难困境。
20世纪80年代由《世界保护战略》和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倡导的环境议程①，直接导致了可持续旅游理念的出现。可持续旅游涵盖受外来游客影响的东道地环境与居民生境。
联合国及其下各种机构也一直致力于倡导通过旅游来消除贫困。所有这些宣言都隐含着增强当地社区的美好意愿。但是，当传统文化实践成为社会约定与因社区外部变化世界入侵带来的后代经济窘境之间的边界时，问题就凸现了。
蒂莫西（Timothy）对可持续旅游的研究把社区参与划分为4个层次：强加的、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和真正授权（trueempowerment）的②。社区被迫接受强加的发展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将引发强烈的争议。在这4种类型中，社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该瞄准的最佳目标是真正授权的社区参与。因此，被帮助和授权的社区经常受多种外部力量所引导与牵制，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各方力量之间不易察觉的相互较量（Timothy，2012）③。类似地，莫林（Moulin）强调了社区积极参与旅游发展对旅游成功的重要性。莫林进一步指出，关注点应被聚焦于文化，以便在社区旅游应用与发展中能够以演化方式为应对文化变化创造机会。这是一个鲜受文化旅游领域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④。
然而，真正授权的社区参与不应假保护之名而以文化实践的可持续性为前提，而应维持一种能在动态环境与变化世界中可资管理的生活形态。让我们进一步审视这个问题。文化从来都不是固化的，因此，它既不能被静态搁置，也不能被博物馆化，不管是为了保护其现有形态还是为了旅游收入。社区同样应该被赋予选择适应（变化）机制的权利，以便他们也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的文化也能够发展演进。
这里有两个关于可持续原则与文化支流产生直接震荡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帕督安（Padaung）妇女。她们以缅甸长颈族闻名，现在泰国旅游当局支持下于泰国为旅游者而大量地参与到让人信以为真的村庄里。虽然帕督安妇女佩戴长颈环的传统源远流长，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中不少的帕督安妇女可能想要放弃这一传统文化实践。这时问题产生了，如果帕督安妇女中逐渐没有人愿意传承这一文化实践，那么，她们的文化实践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洋安达曼群岛（Andamans）和尼科巴群岛（Nicobarislands）的加洛瓦人（Jarawa）社区。随着印度旅行社不顾政府禁令不断组织旅游者并向其展示“原始”文化，加洛瓦人社区正生活在文化演化的边缘。太多的例证表明，加洛瓦人社区的许多家庭和年轻男女正被引诱离开他们的传统丛林家园而参与到预先编排设计的传统舞蹈表演。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印度政府试图保持加洛瓦人社区与外面现代世界相隔绝的状态，以使加洛瓦人社区能够维持自身生活方式并免受旅游者与外部社区货币化经济的污染。然而，不管政府如何努力尝试隔离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上的加洛瓦人部族社区，加洛瓦人部族总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并乐于尝试新的事物，不管是出于自身意愿，还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诱惑。在此个案中，可持续理念被用来描述对部族社区的保护与隔离，使之免受外来文化与旅游者污染。这种警察式的保护主义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人文伦理困境。 上述两个例子表明，只有社区在真正授权范式下被放任自由，可持续实践才能真正达成所愿。当提倡传统社区应用可持续原则时，学者与业者应该自问，可持续原则对社区文化或传统手工制造技艺保持是否安全？是否也应该思考可持续背后的管理机制，以便社区对外来变化的适应与应对是自我驱动，而非假可持续之名而被强迫的？
在中国云南省，为使旅游成为其主要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傣族社区已经很好地适应并改变了他们的参与村落，并已成功地激发了许多年轻后辈傣族人参与（旅游）的兴趣。在保持传统的同时，他们把旅游整合为生活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小的变化伴随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商业化而出现，但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更大的成功故事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的公共卫生设施与衣着打扮是傣族社区内部提升生活水平而发生变化的例证。而另一方面，巴厘岛民则通过引进外来文化很好地维持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同时，也就维持了他们的巴厘岛民身份①。他们的文化表述已经从文化本源的寺庙舞蹈重新编排而来，而他们的音乐节拍与节奏也已被重新组织并已成为年轻一代信仰之组成部分；年轻一代相信，向旅游者展示/表述的文化就是巴厘岛文化而不管这些变动。并非所有的文化活动都需要被拘泥于其原有形貌。
可持续理念的可能危害在于它禁锢了文化是什么和文化意味着什么的本质问题。可持续文化旅游几乎被降低到与遗产价值相关的社区生计需要。云南傣族社区和巴厘岛文化开放的个案表明，重要的是，文化的活力及其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互动元素，对于文化采取全新形貌、重建文化之根———以传统方式或与时间相融方式———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
阻止这样的动态过程是对旨在传承给子孙后代的特定文化的一种伤害。因此，如果我们关心那些参与到旅游活动的真正居民和家庭的话，可持续性作为一种原则是不可持续的。充分授权问题应该聚焦于开创帮助社区管理其以选择性方式参与旅游的创新性机制。撇开可持续原则，文化旅游应该被允许动态演化。
（作者系该校新加坡校区博士；张进福译；收稿日期：2013-10-19）
①原标题“WorldConservationStrategy：LivingResource Conserv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由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国际联盟（IUCN）于1980年发布。———译注
②TimothyDJ.Empowermentandstakeholderparticipationin tourismdestinationcommunities[A].//：ChurchAandColesT. Tourism，PowerandSpace[M]London：Routledge，2007.199-216.
③TimothyDJ.Destinationcommunitiesandresponsibletourism[A].//：DavidLeslie.ResponsibleTourism：Concepts，Theoryand Practices[M].Oxfordshire：CABInternational.，2012.72-81.
④MoulinC.Onconceptsofcommunityculturaltourism[J].The TouristReview，1995，（4）：35-40.
遗产旅游体验价值研究：台湾新北市老街个案思考黄宜瑜，谢素卿，林宛儒
（东海大学景观学系，台湾台中）
作为遗产形式之一的台湾老街，蕴含丰富的文化及历史内涵。早在17世纪，由于与大陆地缘相近，台湾便有大陆东南沿海省份的居民移居拓荒开垦；后因经历西班牙人占领、荷兰人入侵，有计划发展港口，希望以台湾为中继站发展其海上贸易；再加上后来的明清政府统治与日本殖民治理，造就了台湾独特的市井街巷。这些历史上曾经兴盛的市井街巷客观上成为现今之台湾老街。然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从农业导向社会、工业导向社会升级为服务业导向社会，以及私家汽车的崛起、现代商场包括百货公司的兴起与转移，老街遂逐渐式微。
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世界各地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为呼应这一重要世界潮流，台湾于2005年通过《文化资产保存法》以加强对遗产的文化保存与发扬。台湾“经济部”“商业司”也于2005年起积极进行老街商圈改造与传统商店转型辅导。台湾老街由此进入大众视野。那么，台湾老街能否籍由改造得到有效保护、重放光芒并在转型中获得社会认可？为此，我们选取了较具典型性的三条新北市老街进行个案调查。
三条老街均是台湾典型的以港口贸易发展（二海港、一河港）为背景发迹的老街，其商店组成大都以外销当时的经济物资（樟脑油、桧木、茶、煤、染布等）与进口外国物资与货品者占最大宗。20世纪初期的日据时代，日本政府推行“市区改正”政策，将这些老街街道拓宽，并改善交通与都市卫生问题，使这些老街成为当时整齐光鲜的现代化道路。改正后新洋楼也随之竞相兴起，目前现存的老街建筑大约都是这个时期兴建完成的。因许多商家相当具有经济实力，因此留下不少细腻、精致、古色古香的老街街屋。有鉴于老街具有历史文化背景及丰富的人文地景，及为加强老街旧市区的都市发展与更新，藉以吸引更多的观光人潮，2000年初期，新北市政府（当时为台北县政府）在硬件方面遂开始透过老街建物/拱廊与周边巷弄空间再造工程，将老街街屋的街道铺面/店面/立面进行整修，因此原本老旧的店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精致细腻与多元的商店，以面状老街渐渐取代线状老街。尤有甚者，政府邀请艺术家进驻，希望透过艺术创作，赋予老街在这个时代的再诠释。在交通方面，政府尝试导入捷运车站，以更便捷的交通吸引人们前往。在软件方面，政府不定期地以老街为基地，举办各式节庆活动，让民众永远有新理由重访老街。在商家组成方面，除一些与老街氛围契合的古董、石艺、木雕、字画与各式古色古香的装饰艺品商店的形态外，为增加老街的吸引力，一些老街还发展出具有在地特色的美味小吃、传统点心与在地名产。 那么，社会如何认知新改造的新北市老街？游客的老街旅游体验又为哪般？2011年4月对新北市老街的结构式问卷调查研究（发放155份、回收151份有效问卷）发现，老街游客包括4种群体：个人怀旧群体（57.6%）、古意审美群体（14.6%）、情感促进群体（14.6%）与服务质量群体（13.2%）。透过检定，发现不同老街旅游体验价值群体，在性别与旅游行为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性别方面，“感情促进群体”与“古意审美群体”男女比例相当，但“个人怀旧群体”女性游客比例明显偏高；“服务质量群体”男性游客比例明显偏高；在旅游行为方面，“古意审美群体”与“服务质量群体”的游伴多为情侣或爱人，但“情感促进群体”则多与家人或家族共游，“个人怀旧群体”则多属个人旅游或与同学、同事或朋友同游。而老街的旅游体验包含8个重要因素：个人怀旧、历史怀旧、怀旧空间美学、消极的投资回报、积极的投资回报、社会互动、情感促进与卓越服务。其中，“个人怀旧”指老街旅游会让游客回想到过去的美好时光或永难忘怀的地方与童年时家人的模样；“历史怀旧”指老街旅游会让游客感受到此地的兴衰变迁，过去先人为求生存而产生令人敬佩的奋斗精神，及想象早期人们的生活情景；“怀旧空间美学”指老街因具有传统精致的建筑立面与复古的街景（包含商店招牌、商品与橱窗的陈列、甚至服务人员的装扮）及仿旧的商店内部空间设计与布置，而散发出浓厚的怀旧氛围；“消极的投资回报”指不认为老街旅游是一件浪费时间与浪费力气的事；“积极的投资回报”指老街旅游令游客觉得非常满意，可使身心放松舒畅，并符合休闲的期望；“社会互动”指老街旅游可让游客结交到新的朋友（包括店家朋友），并认识在地的居民；“情感促进”指透过老街旅游时与亲朋好友间的良好互动，大幅增进其与亲朋好友间的感情；“卓越服务”指老街商家的店员会耐心地回答游客的问题，或指引游客到想去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受访的游客中，高达7成（72.2%）以上的游客对于老街旅游体验价值中的个人怀旧（个人怀旧群体）、怀旧空间美学（古意审美群体）与历史怀旧（古意审美群体）具有极为深刻的体验。总体而言，就性别来说，这两群游客中，女性比例高达67.9%，为男性游客的二倍强；就游伴组成来说，情侣比例最低（约2成），与家人或家族同游的比例次之（3成多），与同学、同事或朋友同游的比例最高（4成多）。此研究结果呼应林宗贤等（2009）的发现，初次造访遗产观光的游客其重游行为意图主要受怀旧意象影响，而重游游客受到场所依恋的影响较大①。其中，怀旧意象分为认知性怀旧与情感性怀旧。认知性怀旧指透过在地传统文化、过去产业的遗迹、传统街景、传统的风光、聚落、旧时代的建物、传统特产、儿时的童玩、先人使用过的家具、展示当时拍摄的黑白照片等，诱发游客想象先民生活的困苦与先民的智慧，想象以前生活的浪漫与带领游客重返过去的时光。情感性怀旧意象指的是对过去对象所产生的怀旧情感与情绪，如亲切、幸福、趣味、好奇。场所依恋指的是由于实质环境特质可提供人们使用之功能，以及人们经历长时间对场所渐渐产生的认同感与价值观，所产生个人与特定空间之间的一种情感归属，这种情感归属会让现地游客认为该老街为最佳的老街旅游地点、最想造访、最喜欢、最多乐趣、愿意花最多时间、最依恋与对个人非常有意义的老街。当然，游客怀旧情感的诱发确实需要有真实性的存在，除上述老街过去的对象外，参与老街解说也会促进真实性知觉，进而深化游客的怀旧情感。②
可见，与到一般景点旅游相较，老街旅游除满足游客的基本旅游需求外（包括消极的投资回报、积极的投资回报、社会互动、情感促进与卓越服务），还“额外”满足了游客的个人怀旧、历史怀旧与怀旧空间氛围的特殊体验。老街蕴含丰富的文化及历史故事，透过怀旧符号（如街景、店铺陈设、节庆活动、街头艺人表演等）、在地特色商品与美食，老街再次唤醒游客内心深处的幼时生活记忆与童年时光，让游客暂时逃避离现实生活。这些都是老街持续受到旅游者欢迎的主要原因。而在景点数目供给快速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的旅游市场中，这些独属于某一条老街才有、且已被当代游客指认出来，富有旅游体验价值的老街特色，也正是当前老街旅游地/商圈开发———从选址、规划设计、施工监造、营销、品牌塑造与经营管理———所（应）关注的重点，还是老街经营所（应）凸显与强化的老街意象。老街因而在社会经济变革大潮的逐渐式微中重新焕发出光彩，并由旧时贸易与聚集地的角色，成功转型为观光、休闲、娱乐的角色；且成为了当今少数仍可让人在其中自由居住、游逛、观光，甚至从事繁忙商业活动的重要遗产形式之一。当然，老街的成功元素还包括公部门的交通计划、街道整修计划、可能的传统产业转型辅导与加值计划、节庆计划，以及私部门在食、乐与购方面的经济活力。
（第一作者系该系专任助理教授、博士，第二、第三作者系该系硕士；收稿日期：2013-09-24；最后修改：2013-10-12、20）
①PicardM.“CulturalTourism”inBali：CulturalPerformancesas TouristAttractionIndonesia，1990.49，
①林宗贤，王维靖，刘沛瑜，王乃玉.“重新检视一般游客旅游决策模式———以遗产观光游客为例”[J].户外游憩研究（台湾），2009，22（4）：81-104。
②戴有德，林潍榕，陈冠仰.遗产观光中的怀旧情感是否需要真实性？兼论解说之调节角色[J].户外游憩研究（台湾），2010，23（3）：61-66。
旅游与社会散思秦 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学院，北京100024）
旅游活动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由于其广泛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献资料中，专门记载旅游及其相关产业活动的资料很多，虽然不专门记载，但是多少会提及此类活动的资料就更多了。这两类文献资料都构成了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前一类资料主要为旅游研究者所用，其他领域的学者较少关注。由于难以搜集整理，后一类资料很难为旅游研究者所用。随着人类对信息处理能力的提高，这两类资料的使用突破了前述的局限。 1.旅游不为人知的的学术价值：旅游活动社会记录对科学研究的应用
这里我们举两个将旅游活动的社会记录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例子。一例发生在日本，另一例发生在美国。
第一，利用赏樱花的记录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启示。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在日本的种植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据记载，日本皇室早在公元九世纪就举办了赏樱大会。每年三四月份赏花成为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此都非常重视。三四月份，草长莺飞，正值春暖花开之际，也是踏青的好时节。赏樱，也可以看做是人类历史上规律性旅游活动的形式之一。即使进入现代，多种多样的旅游活动层出不穷，赏花活动在日本仍然盛行，很多公司甚至将此当作是一种集体活动。
由于日本社会对这一旅游事件非常关注，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包括皇室的出行记录、地方的行政文件、民间的游记、家信等———对赏樱有着广泛而详细的记录，时间跨度超过了1000年。这些记载中包括了樱花何时开、何时败的信息，因此成为研究气候变化的有效资料。
樱花的盛花期只有7天左右，整个开花期只有14天。通过分析1000多年来樱花开花期的记录，研究者发现，进入20世纪后半叶，樱花的花期显著地提前了。科学家根据这些记载推断出历史气象信息，最终描绘出气温变化趋势，无可辩驳地说明日本列岛三月的平均气温确实在最近的近100年来上升了，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到了《农业气象学学报》（JournalofAgriculturalMeteorology）。
第二，利用垂钓旅游的照片研究海洋生态变化。基韦斯特（KeyWest）是佛罗里达南端的一个小岛，也是美国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都有大量国内外旅游者到此休闲度假。基韦斯特非常吸引游客的一项特色旅游活动是乘船在加勒比海垂钓，当地很多轮船公司都提供垂钓旅游服务。轮船上船员的任务之一是为垂钓客和他们的战利品拍照，这些照片也成为轮船公司吸引新游客的重要宣传品。年复一年，大量被捕获海洋鱼类的照片得以保留下来，成为记录海洋生态变化的独特证据。研究者仔细分析了这些照片，记录了照片中鱼的种类和大小。研究结果表明，1956～1960年间，被钓到的鱼基本上长度在50厘米以上，1米以上的大鱼占到总数的30%左右，而且捕获到的鱼的种类丰富。然而，在1980～1985年间，1米以上大鱼的比例已经不足5%，25年前捕获到的13种鱼中在这一时期只有7种被捕获到；到了2007年，50厘米以上的鱼的比例只占到10%多一点，其余都是小鱼。通过这些照片，研究者指出，在最近的五六十年间，美国佛罗里达南部海域的海洋生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型鱼类的数量在急剧减少。这篇文章发表在《保护生态学》（ConservationBiology）杂志上。
旅游活动是人类最早开展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之一，由于这类活动给人们带来了难忘的经历，历史文献中对旅游活动的记载很多。很少有其他社会活动记录能够如此详实、多样并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因此，旅游活动的记录成为了无比珍贵的信息。善于利用这些信息，不仅有益于研究自然环境变化，也有益于我们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在后一方面，旅游研究者有大量的研究机会。
2.社会大数据与产品兴衰：书籍词频对住宿产业兴衰的研究价值
产品及产业都必然经历从兴起、盛行到衰落的过程。在社会科学中确定某个产品或某个产业的兴衰比较困难，因为观察法无法发挥作用，特别是当这些产品的生命周期较长的时候。这时，如果应用官方的统计资料———例如某种类型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和年检信息———可能可以得到某些有用的启示。但是由于此类官方统计数据过于宽泛，我们难以用它们分析某个产业大类中的某些细分产业或产品的兴衰过程。
大数据及相应工具的开发和使用，能够在这一方面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应用到旅游行业中，一些我们平时不大留意的社会趋势经由对这类数据的分析呈现出来。例如，谷歌将人类历史上所有书籍的四分之一———大约2000万部书———进行了数字化，并在谷歌图书（http：//books.google. com）中开放了一个平台，供普通上网者对这一庞大的数据库进行检索。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一数据库中输入一个或多个关键词，并设定检索的年份段（目前可检索的最远年份是1800年），然后检索该关键词（及该关键词所指代的社会事物）在该年份段内不同年份出版的书籍中被提及的比例。当我们将不同年份的比例绘制在图表中的时候，就能够看出某个社会事物的兴衰大致是如何变化的。
我们以中国的旅游住宿业为例，对此进行一些分析，将住宿业中用于表述不同类型住宿的几个名词———招待所、旅馆、宾馆和酒店———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其中，部分年份（1965～2008）的结果绘制在图1中。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词中旅馆和招待所的出现比例是最高的。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80年代前期，“旅馆”是被提及最多的。但很快，进入80年代中期后，“旅馆”的出现比例下降，“宾馆”一词的比例超过了“旅馆”，并在随后的将近20年中一直是比例最高的。在90年代中期，其比例是其他3种住宿设施比例之和。2000年前后，“酒店”一词取代了“宾馆”，成为被提及比例最高的一个词。其余3个词的比例则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在英文中，上述4个词大体上都可以用“hotel”一个词来指代。我们在英美国家看到高楼大厦用“hotel”、高速公路边的二层小楼也用“hotel”，因此难以通过对这一关键词的检索看到产业中的结构变动及相应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动。在中文中，这几个词指代了非常不同的住宿设施，可以让我们通过这几个词的出现频率变化看出数十年间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变化及其在住宿服务业中的具体体现：传统的旅馆、招待所等住宿设施曾经一度是住宿业的主体。随着改革开放，接待外宾的“宾馆（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日报》要闻版常有国家领导人在宾馆迎接或欢送外国领导人的报道）”被社会大众所认识并接受。到了21世纪，更为现代的“酒店”成为了人们指代住宿设施时更为常用的词汇。回忆我们自己近20年来使用的日常词汇，是否也经过了从“住旅馆”到“住宾馆”再到“住酒店”的变迁呢？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此类来自非传统正式数据库的大数据不那么精确、有序，其中包含的一些信息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如同我们在飞机上能够看清地貌细节但无法看清大陆轮廓，到了外太空能看清大陆轮廓但无法看清地貌细节一样，二者不可兼得。然而，将此类非传统数据库与传统的数据库和研究工具结合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旅游和饭店业长时期的结构性变迁及其背后的机制。这一方向值得未来的研究者关注。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13-10-09）
旅游视域中的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高 科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宗教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拉里·席纳尔（Larry Shiner）将其总结为以下6个方面：（1）宗教的衰退，意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意义；（2）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的转变，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3）宗教失去了其公共性与传统职能，变成了纯私人的事务；（4）宗教团体的信仰和行为发生转变，各种主义发挥了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了宗教代理人的角色；（5）宗教逐渐丧失其神圣特征，即宗教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6）宗教自身从“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变①。在汉语语境中，“世俗化”还蕴含着宗教文化大众化，从神圣转变为庸俗、从出世转变为入世的含义。
按照宗教社会学的解释，世俗化是现代性条件下宗教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和结果，以此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现代社会中“寻求上帝天国的狂热开始逐渐转变为冷静的经济德性，宗教的根在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②。现代性所秉持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工具价值和资本逻辑不仅改变和形塑着宗教发展的外部空间，使宗教失去了“自然演进”的外部环境，同时还不断侵入宗教组织内部，引发宗教组织自身的变革。但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或消亡，而是要求宗教要不断地去适应社会发展，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参与世俗世界的运作，实现与现代社会的协同发展。例如，我国宗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生活道教”思想便是宗教文化世俗化的表现。近年来，致力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更是成为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样的现代性语境中，宗教文化的发展必须与国家（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因而更多地参与世俗社会的事务，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以及大众旅游的兴起，我国传统的宗教圣地出现了供需两旺的“宗教旅游热”。经过20多年的迅猛发展，目前国内已经涌现了数量众多的以宗教圣地为依托的宗教旅游景区。如果我们从旅游影响的角度去检视宗教文化的变迁，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旅游业的强烈冲击下，宗教旅游地的宗教文化变迁表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特征。首先，作为物态文化的宗教场所、宗教建筑的宗教功能开始弱化，旅游功能却在不断增多、增强。专门为游客提供的设施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凭空建造宗教建筑、场所和设施来吸引游客；其次，为了配合旅游开发和游客参观，宗教组织不得不（也可能是主动）调整他们的作息时间，宗教仪式的举办方式、地点甚至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再次，景区宗教人士的行为也有了与旅游相适应的特征，有的通过做导游、为游客举行付费仪式、开办旅游购物店或餐馆等方式开始直接参与旅游经营活动。以前的清规戒律也开始松动，电脑、手机等现代生活工具更是早已进入宗教士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职人员与普通人的行为差异不断缩小。此外，一些宗教人士的心态甚至信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有的谋求宗教职位不再是出于信仰，而是将其当作谋生的手段；有的不再相信来世，而是希望通过此生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观之，在旅游的冲击下，传统宗教地的宗教文化变迁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等层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世俗化甚至异化。
大众宗教旅游在宗教圣地的兴起是宗教文化世俗化的结果和集中表现，与此同时，大众宗教旅游又进一步加剧了宗教文化的世俗化进程。
在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看来，人类建造的世界（世俗社会）是十分脆弱的，必须通过宗教这张“神圣的帷幕”才能予以保护③。在大众旅游兴起之前，传统的宗教旅行主要是苦行僧式的宗教朝圣。作为目的地的宗教圣地承担了神圣文化的生产，成为宗教信徒追寻精神意义、应对世俗存在危机的神圣“中心”。“神圣的帷幕”因此也成为区隔神圣社会与世俗社会的边界。然而，在现代性的冲击下，神圣的帷幕变得支离破碎，神圣与世俗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改革开放后，我国宗教通过国家的宗教制度变革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并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现实境遇中，配合了国家和地方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诉求。随着大众旅游勃兴，游客开始对拥有美丽自然风光和神秘宗教文化的宗教圣地趋之若鹜。一时间，寺庙、道观游人如织，宗教神职人员也为接待游客而异常忙碌。政府、商人也开始介入，资本、权力、市场等现代性元素迅速充斥神圣的宗教文化空间。宗教圣地以其文化资本优势参与大众宗教旅游的开发，迅速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之中，逐渐演化为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文化旅游景区。宗教圣地的“神圣性”开始减弱，其传统的运行机制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甚至被取代。宗教圣地不再是超然于世俗社会的生产神圣文化的宗教空间，而是异化为借用宗教符号构建的满足游客符号消费的“梦幻世界”。
旅游对宗教地的文化变迁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大众宗教旅游的发展，宗教地开始了从“宗教场域”到“宗教—旅游场域”再到“旅游场域”的转换。在这转变过程中，政治权力、商业资本和旅游者需求成为主导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的主导因素。首先，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利用其行政权力将宗教文化资源开发成为吸引游客、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旅游产品，而对旅游开发对宗教文化的本真性及其变迁的影响则极少考虑。一些专家学者和宗教人士对旅游发展导致的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及异化问题不无担忧，然而当其面对“经济优先”的权力话语时，也大多处于失语状态。旅游企业与政府之间往往是契约的关系，企业以其商业资本优势成为宗教旅游开发的主导力量之一，为了迎合旅游者而将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甚至通过搞封建迷信、诈骗等不法手段达到目的。由于我国目前的宗教旅游者大多倾向于世俗型动机，他们的宗教文化知识较为薄弱，对神圣宗教也缺乏敬畏之心，其消费行为也多表现出世俗化甚至是异化的特征，即使是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宗教朝觐者也有不少是出于寻求神灵保佑、祈求好运甚至升官发财等世俗的功利性动机因。因此，宗教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也就不乏见神就拜、破财免灾、烧高香、请神等消费行为，迷信消费、伪宗教文化消费行为也并不鲜见。在资本逻辑的驾驭和利益集团的操控下，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国内宗教旅游景区开发的大都是一些烧香拜佛、求签算命、器物开光、仪式表演等肤浅的项目。市场导向的宗教旅游开发，让宗教文化的发展具有了选择性和目的性，无疑加剧了宗教文化的世俗化甚至异化。 虽然宗教文化世俗化变迁是宗教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国宗教旅游开发所引发的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以及异化等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反思。首先，我国宗教旅游的发展促进了宗教文化在物质层面的繁荣，但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旅游发展的需要而非宗教自身发展的结果。其次，旅游经济的市场逻辑不断地侵蚀着宗教文化的精神层面，旅游开发所导致的宗教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媚俗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再次，一些低劣的宗教旅游开发一味迎合世俗旅游者的功利追求，严重扭曲了宗教文化的真实内涵和意义，不仅容易造成世人对宗教文化的误读，对宗教信仰者更是一种伤害。最后，宗教文化过度世俗化所带来的文化挤出效应，让一些宗教旅游地的文化内涵日益消弭，神圣的宗教圣地异化为受经济利益驱使而利用宗教符号构建的现代旅游空间，宗教人士也不再承认旅游景区中宗教的真实性（最为典型的便是少林寺，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常辉法师一再公开强调，少林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学寺院，只不过是拥有些佛教背景的景区而已）。上述问题都是目前国内宗教旅游发展中存在的比较严峻的现实问题，而国内学界对这些问题尚缺乏应有的学术关照。
宗教文化与旅游文化如何在宗教旅游发展中和谐相融、共生共荣，这是对宗教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挑战，需要人们与时俱进的智慧。从理论上讲，宗教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满足旅游者寻求“本真”和“意义”的愿望，成为旅游者实现精神寄托或“诗意栖居”的“意义中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让宗教地成为完全基于市场逻辑构建的宗教符号空间，让宗教文化的世俗化变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旅游开发应该确保宗教旅游地首先是一个宗教地，其次才是旅游景区。毫无疑问，旅游开发与宗教文化保护已然成为当前宗教旅游发展和研究必须直面的两难问题。
（作者系该院教师；收稿日期：2013-07-22）
[本期本栏责任编辑：吴巧红；特邀责任编辑：张进福；责任校对：刘 鲁]
①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00.
②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138.
③彼得·贝格尔.；高师宗译.神圣的帷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2.
预告
2014年第1～12期笔谈主题：
第1～2期“中国旅游研究：国内国外视角的认知”
第3～4期“可持续旅游”
第5～6期“旅游规划：体系、标准与规范”
第7～8期“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
第9～10期“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第11～12期“旅游伦理问题的当下表现和理论聚焦”
欢迎踊跃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