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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一书被认为“怪”，原因之一就在围绕《春秋》有两个解释传统，即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以义解经”和以《左传》为代表的“以事解经”。尽管两者对《春秋》史事、文辞与义理都有涉及，但“以义解经”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即“正义道义”。多“应然”酌“义理法则”，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释事只是“托事明义”，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显“乌托邦色彩”，而“以事解经”重在详叙“历史事实”及“前因后果”，释义只是“事明义见”。多“实然”的“历史逻辑”，多以“成败论英雄”，更具“意识形态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