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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28年4月，他与朱德一起率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的余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所剩不多的老战友。“文革”期间，陈毅遭到½¬青、康生、陈伯达之流的诬蔑和攻击。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临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并向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那么，“文革”中陈毅被诬蔑为“反毛主席”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共“九大”批陈毅的诱因】
对“九大”期间，陈毅在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受到多次批判的情景和诱因，《邱会作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在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对陈老总进行了多次批判，大会选举的头一天晚上，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批判，这与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陈老总错误的批评，是有密切关系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对陈毅批判的话也确是说得过重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挖苦陈毅是“右派代表”¡¬¡¬九大没有把陈毅留在中央政治局里也是十分不妥当的。陈老总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灾难，主要是由毛主席对陈总的态度所决定，几十年的恩怨，主席嘴上说不计较，实际上心里还是没有忘的。
“几十年的恩怨”指的是什么？邱会作所记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老同志、各大组负责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毛说：“朱（德）、陈（毅）是¾¬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可见，要弄清问题的根源，还得从红四军“七大”说起。
【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落选】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命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由两部合编成立的红四军，因各自成分、传统、习惯的不同，难免产生思想上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党与军队的关系处理上。据陈毅在1929年9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转引自罗平汉《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党与军队的这一关系反映在上层，就是“朱毛之争”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闽西龙岩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由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发表了讲话。朱德承认自己过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Ó¬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则强调，现在还要根据我们历来的斗争¾¬验，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于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现在不说，如果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大会对党内争论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关于党内争论问题，分别是：一、过去工作的检阅；二、这次争论之Ô¬因和性质；三、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四、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五、对朱毛同志的意见；六、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不动，决定以陈毅为书记；七、提出几个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
《决议》在对争论的Ô¬因及各方意见作出分析与评价后，分别指出毛泽东和朱德的缺点。《决议》认为毛的缺点是：英雄主义；固执己见，过分自信；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结语是：“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朱的缺点是：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有Ó¬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结语是：“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À¬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总括起来说：“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大会决定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鉴于1929年2月的中央来信曾提出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加之朱毛之间又存在分歧，而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专门讨论了朱毛的去留问题，认为此事应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过来之前，朱毛应继续工作。会议讨论了前委人员的组成，决定Ô¬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选举陈毅和四个纵队的司令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参考了《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
这就是Ô¬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的基本过程。
如何评价红四军“七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½¬华回忆说：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红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而且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至于七大未能完全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正是有了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古田会议，使党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½¬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另一位当事人萧克认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充分发扬了民主，敢于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批评，是件好事。（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对此次选举，何以选陈毅为书记，而毛泽东落选的Ô¬因，当事人也有说法。萧克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萧克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至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也不能说是把毛泽东排挤了。毛、朱、陈是红四军比较有威信的三个领导人，既然大家认为朱、毛都有不对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推选陈毅为书记，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陈毅也曾¾¬担任过军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选举权，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嘛！”（《萧克将军访谈录》）
贺子珍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以上当事人的认识，尽管不一致，但无论如何，说红四军“七大”陈毅、朱德篡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是与历史不符的。
【1929：陈毅的上海之行与毛泽东复职】
陈毅去上海的主要Ô¬因是：中央常委于6月作出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命朱德、毛泽东处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已是第七次党代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已离开龙岩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挥部到了连城新泉，展开“七月分兵”的群众工作。而国民党三省“会剿”的声浪日益高涨，因此对红四军来说，组织力量击破敌人的“会剿”已是当务之急。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讨论并且决定：“陈毅同志去中央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实际上，陈毅此行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心里并不愿意。他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7月9日，陈毅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況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说：“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并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陈毅¾¬香港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中央政治局为听取陈毅报告召开了临时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¾¬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并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½¬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为中央对红四军状况作出准确判断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¾¬周恩来召集三人委员会讨论研究，形成了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统一意见。遂决定由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均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九月来信”明确指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坚持，但不必直接指挥军队，可以“¾¬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¾¬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Ô¬则，“九月来信”规定：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与此同时，“九月来信”重申，不应该再提“党管一切”的口号，前委的工作重点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¾¬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避免包办一切；但同时肯定“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这是表明各项工作应当通过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九月来信”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提出四点批评，批评他们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付外部敌人的斗争，而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批评他们“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以致大家难以判别是非；批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并且还批评他们“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而公开地提到对群众的“任意批评”，从而影响了他们在群众当中的威信。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纠纷，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来信”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案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更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来信”最后强调中央的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来信”¾¬中央政治局研究通过。中央指示陈毅立刻出发，将信带回朱毛红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年谱》1998-1949）陈毅后来回忆说，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主席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九月来信”，是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直接Ô¬因，是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根据，它不仅对于朱、毛，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谭震林在上世纪50年代把陈毅此行上海，Ь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誉为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贡献之一。（《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谭震林所说陈毅的另外两次贡献，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兵败三河坝之后，陈毅和朱德收集残部，保存力量，把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挥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日局面。）
【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10日，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决定亲自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到达八宝山礼堂休息室，即问道：
“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
当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始末》，《解放日报》2010年12月29日。摘自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就是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那么，“文革”中陈毅被诬蔑为“反毛主席”又是怎么回事呢？
【中共“九大”批陈毅的诱因】
对“九大”期间，陈毅在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受到多次批判的情景和诱因，《邱会作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述：
在大会期间，上海代表团对陈老总进行了多次批判，大会选举的头一天晚上，还进行了通宵达旦的批判，这与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陈老总错误的批评，是有密切关系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对陈毅批判的话也确是说得过重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挖苦陈毅是“右派代表”¡¬¡¬九大没有把陈毅留在中央政治局里也是十分不妥当的。陈老总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灾难，主要是由毛主席对陈总的态度所决定，几十年的恩怨，主席嘴上说不计较，实际上心里还是没有忘的。
“几十年的恩怨”指的是什么？邱会作所记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泽东召集老同志、各大组负责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毛说：“朱（德）、陈（毅）是¾¬历过中央苏区的斗争，吃过苦的，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现在选他们当中央委员困难，许世友说朱、陈反我反了几十年，其实有时也不反。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篡夺了军权，但心里不踏实。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受了批评，中央批评他们是极端民主化。陈毅又请我回军队了。我不是又‘复辟’了嘛！”
可见，要弄清问题的根源，还得从红四军“七大”说起。
【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落选】
1928年4月，朱毛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命红四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由两部合编成立的红四军，因各自成分、传统、习惯的不同，难免产生思想上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党与军队的关系处理上。据陈毅在1929年9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 “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转引自罗平汉《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党与军队的这一关系反映在上层，就是“朱毛之争”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闽西龙岩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支队以上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由陈毅向大会作报告，毛泽东、朱德发表了讲话。朱德承认自己过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欢Ó¬大家对他提出批评。毛泽东则强调，现在还要根据我们历来的斗争¾¬验，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于会上对他的批评，他现在不说，如果对他有好处，他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大会对党内争论问题展开了讨论，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党内争论问题”，第二部分是“分兵问题”。关于党内争论问题，分别是：一、过去工作的检阅；二、这次争论之Ô¬因和性质；三、党应不应该管理一切；四、对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见；五、对朱毛同志的意见；六、对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员不动，决定以陈毅为书记；七、提出几个口号作为这次争论的结果及党员以后的工作标准。
《决议》在对争论的Ô¬因及各方意见作出分析与评价后，分别指出毛泽东和朱德的缺点。《决议》认为毛的缺点是：英雄主义；固执己见，过分自信；虚荣心重，不接受批评；在党内用手段排除异己，惯用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结语是：“因有以上之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朱的缺点是：用旧军阀的手段，相信私人；有Ó¬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理，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结语是：“因为有以上错误，弄成了军纪风纪松懈，使士兵具有流氓习气，难以纠正，又惯用手段À¬拢部下，小团体观念极深。”
《决议》总括起来说：“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观点与意见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這次党内严重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责任。”大会决定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予朱德书面警告处分。
鉴于1929年2月的中央来信曾提出朱毛离开红四军的问题，加之朱毛之间又存在分歧，而毛泽东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专门讨论了朱毛的去留问题，认为此事应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派人过来之前，朱毛应继续工作。会议讨论了前委人员的组成，决定Ô¬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不变动，仍为委员。选举陈毅和四个纵队的司令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为委员，决定以陈毅为书记。这个决定即呈报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负责开始工作。（《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转引自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时参考了《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一文）
这就是Ô¬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的基本过程。
如何评价红四军“七大”，作为当事人之一的½¬华回忆说：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红四军领导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不是任何个人行为；而且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和愿望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至于七大未能完全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正是有了这场争论，中央听取了陈毅的汇报，才有了中央的“九月来信”，也才有了古田会议，使党彻底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了基础。（½¬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另一位当事人萧克认为，红四军党的“七大”充分发扬了民主，敢于对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批评，是件好事。（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
对此次选举，何以选陈毅为书记，而毛泽东落选的Ô¬因，当事人也有说法。萧克说：“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两人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但决议还强调了一点，要把决定呈报中央批准，没有批准之前，先开展工作。”萧克在另一次谈话中还说：至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也不能说是把毛泽东排挤了。毛、朱、陈是红四军比较有威信的三个领导人，既然大家认为朱、毛都有不对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推选陈毅为书记，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陈毅也曾¾¬担任过军委书记。“大家既然是大会的代表，就有选举权，选陈老总有什么不可以呢？陈老总也是好同志嘛！”（《萧克将军访谈录》）
贺子珍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前委书记，许多人不投毛泽东的票，他落选了。他为什么会落选？有的人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民主作风不够，在党内有家长作风。毛泽东是不是有家长作风？我的看法是，他脾气是有一点，在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风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选，主要是一些人轻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红军中的党代表制，不重视政治工作；另外，毛泽东对部队的不正之风进行了批评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兴；加上这次打不打广东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决内部争论的一次重大实践》）
以上当事人的认识，尽管不一致，但无论如何，说红四军“七大”陈毅、朱德篡夺了毛泽东的军权，是与历史不符的。
【1929：陈毅的上海之行与毛泽东复职】
陈毅去上海的主要Ô¬因是：中央常委于6月作出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命朱德、毛泽东处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来信时，已是第七次党代会结束之后。毛泽东已离开龙岩前往上杭县蛟洋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挥部到了连城新泉，展开“七月分兵”的群众工作。而国民党三省“会剿”的声浪日益高涨，因此对红四军来说，组织力量击破敌人的“会剿”已是当务之急。
7月29日，朱德、陈毅专程赶赴蛟洋，会同毛泽东一起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打破敌人三省“会剿”的策略，同时研究派员赴中央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傅柏翠回忆说，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去上海，愿意留在闽西地方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由陈毅作为代表，前往上海党中央，会议讨论并且决定：“陈毅同志去中央后，由朱德同志代理书记，林彪和傅柏翠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谈闽西早期革命斗争的一些情况》，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实际上，陈毅此行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心里并不愿意。他被会议选举担任前委书记也非他所愿。7月9日，陈毅第一次以“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況及前委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说：“前委四军七次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并明确表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不合适，还是希望另派人来担此重任。（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陈毅¾¬香港于8月下旬抵达上海。
中央政治局为听取陈毅报告召开了临时会议。鉴于陈毅反映红四军的¾¬验和存在问题都极为重要，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作专门的讨论和研究，并要求陈毅尽快完成书面报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陈毅完成了写给中央的5份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½¬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为中央对红四军状况作出准确判断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¾¬周恩来召集三人委员会讨论研究，形成了解决朱毛红军党内问题以及红军建设的统一意见。遂决定由陈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均转引自《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
“九月来信”明确指示，党对军队的领导必须坚持，但不必直接指挥军队，可以“¾¬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¾¬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
关于红军中党的组织Ô¬则，“九月来信”规定：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与此同时，“九月来信”重申，不应该再提“党管一切”的口号，前委的工作重点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¾¬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避免包办一切；但同时肯定“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口号是对的”，这是表明各项工作应当通过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但不是与党的民主集权制相对立”。
“九月来信”对“朱毛两同志的问题”提出四点批评，批评他们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付外部敌人的斗争，而是“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批评他们“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以致大家难以判别是非；批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并且还批评他们“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而公开地提到对群众的“任意批评”，从而影响了他们在群众当中的威信。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纠纷，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来信”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案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更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来信”最后强调中央的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来信”¾¬中央政治局研究通过。中央指示陈毅立刻出发，将信带回朱毛红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周恩来年谱》1998-1949）陈毅后来回忆说，恩来同志说，你带这个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请毛主席复职，你这个责任重大。
“九月来信”，是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直接Ô¬因，是形成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根据，它不仅对于朱、毛，对于红四军，而且对于整个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谭震林在上世纪50年代把陈毅此行上海，Ь助中央解决红四军问题，誉为陈毅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次贡献之一。（《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谭震林所说陈毅的另外两次贡献，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兵败三河坝之后，陈毅和朱德收集残部，保存力量，把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挥新四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华中抗日局面。）
【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在北京溘然长逝。10日，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突然决定亲自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到达八宝山礼堂休息室，即问道：
“张茜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
当张茜领着子女来到休息室，毛泽东欠了欠身要站起来，张茜快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握住毛的手，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你怎么也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叫张茜坐在自己的身边。张茜心情非常激动，她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很少参加领导同志的追悼会。张茜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毛泽东打断张茜的话，不让她讲下去，说：“不能这么说，也不全怪他，他是个好人。”（《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始末》，《解放日报》2010年12月29日。摘自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这就是毛泽东对陈毅在红四军“七大”的再评说。
（作者系历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