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题材剧目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星星之火》《史红梅》和《黄浦江激流》是在此语境下诞生的三部反映"五卅"运动的革命历史戏剧.中心人物的安排与成长幅度的把控是这三部戏剧创演过程中面对的一道左支右绌的难题;"闲角闲文"的判别取舍,又让戏剧创作者们拿捏不定;作为"深入生活"催生的产物,三部戏剧的创演还表明作为一种资源的"真人真事"极有可能变成束缚.三部"五卅"戏剧创演过程折射出的这一系列症候性问题,提示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化"的研究视野去勘探"十七年"时期文本内部的大量皱褶和光斑,进而深入理解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题材剧目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星星之火》《史红梅》和《黄浦江激流》是在此语境下诞生的三部反映"五卅"运动的革命历史戏剧.中心人物的安排与成长幅度的把控是这三部戏剧创演过程中面对的一道左支右绌的难题;"闲角闲文"的判别取舍,又让戏剧创作者们拿捏不定;作为"深入生活"催生的产物,三部戏剧的创演还表明作为一种资源的"真人真事"极有可能变成束缚.三部"五卅"戏剧创演过程折射出的这一系列症候性问题,提示我们应该采取"历史化"的研究视野去勘探"十七年"时期文本内部的大量皱褶和光斑,进而深入理解政治与文艺的互动协商面貌.
其他文献
本文对现代汉语总括副词"都"的"左向全称量化"观提出不同意见.本文认为,"都"是一个分配性谓词的标记词,它确保其右侧谓词的分配性性质,而其本身并不对名词词组起量化或总括作用.文章进而从四个方面对该观点进行说明:第一,无"都"句的谓语和复数主语之间也存在全称量化关系;第二,"都"的分配性只作用于谓词,且不能保证其左侧名词词组成员达到物理世界上的均分;第三,不存在"都"对右侧名词词组的全称量化,某些"都"字右侧名词词组的排他性来自其他因素;第四,重新审视"都"与"每""全""各"等相关虚词的关系.最后,文章简
1.方言中“有偏”的用法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有偏”常独立或后续虚词成句,构成致歉套语,用于失礼-致歉语境,犹“偏待/慢待”“得罪”“失陪”.本文考察它在方言中的用法,描写
汉语(尤其是南方方言)中常见( )等鼻音自成音节的现象,( )也不乏其例.音系结构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应基于人类普遍的认知心理机制,但迄今尚缺少充分的研究.本文基于感知实验,通过单音节语音相似性判断、词汇判断、词汇核准三个任务考察了NV>N发生的心理机制,进而观察VN>N音变更支持语音相似的"音类感知合并"假说还是"发音动作弱化"假说.实验结果显示,感知语音相似性与发音动作弱化共同影响了自成音节化的语音及词汇加工,其中发音动作弱化是NV>N演变的主要心理动因,而感知相似性的作用不在于音类合并,而在于后词汇(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组织责任督学进行“五项管理”督导的通知》,通知指出,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简称“五项管理”),关系
常州文派是清代古文史上的重要流派.清史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有对常州古文的记载,学界尚未论及.《续文苑底稿》增立阳湖籍学者恽敬、李兆洛和陆继辂为正传,并在提升为正传的《陆继辂传》首次提出"常州派"之名;以张惠言和恽敬为领袖,建立了一个和桐城派相抗的文派.《续文苑底稿》中的常州派论述与国史馆总纂缪荃孙直接相关.缪荃孙的常州人脉和学术立场等,均在其常州派论述之中得以体现.《续文苑底稿》是"常州派"的重要学术史前史资料,反映了"常州派"历史记载的真意,提示国史纂修是对清代文学史书写具有生成性影响的"历史
本文探讨先秦汉语中以情态助动词"难"为核心的两类"难"字句,借鉴生成句法学理论分析了"难"字句的句法派生方式,并认为两类"难"字句的主语均基础生成于"难"之上.二者差别在于:受事主语"难"字句的"难"所带的VP是被动结构,VP补足语位置上的PRO需要移到其指示语位置,并在此位置上受到主句主语控制,于是主句主语被解读为"难"后动词的受事;施事主语"难"字句中"难"所带的VP则不涉及移位.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两类"难"字句,认为受事主语"难"字句来源于形容词"难"带附接语的结构,施事主语"难"字句则来源于形
"壳漏"较早见于五代禅籍,表外壳义,且多指人的躯壳.学者一般从复合词的角度探究其得名之由,值得商榷."壳漏"应是"壳"的分音词,一般不可拆分解释,且无固定词形.较早在晚唐五代即见有"壳落",后亦可系联出"壳娄""壳篓""坷娄""克娄""克?""壳牢""壳拉""壳栏儿""克拉""窠拉""阔落""廓落""科罗""窠罗"等一组异写形式.另"壳漏"与"壳郎"表义相近,二者为同源关系.
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党的文化有紧密的联系,文化自信来自深厚的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新文学的基因;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1978年以后的文学可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新阶段,在这期间党对文艺的领导方法有所调整,完善了制度化的常态管理.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变化:此前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目的的全局性思维转向建设时期的现代管理思维,承认了多元性多样性的文艺审美效益,文艺批评的重镇由关联领导部门的权威话语转向高校系统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