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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内需短期内明显提升不大现实，通过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带动就业仍是中国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出口激励政策也应该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对面向新兴市场的出口企业给予扶持，以减少失业和保护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已经侵蚀到中国的实体经济，首当其冲的便是出口制造业。以中国对外贸易“晴雨表”和“风向标”著称的广交会的数据显示，2008年秋季广交会出口成交额累计只有315.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59亿美元，这种现象只在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出现过。由于担心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或许会持续负增长，使得中国外贸出口的前景雪上加霜。在过去5年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维持在60－70％之间，而日美等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只有20－30％，因此，不少学者对中国这种高度依赖外贸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表示担优，甚至提出这种模式必须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我们企盼那么多年的内需拉动经济，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因素而促成吗?
要素禀赋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但1949年以后，无论内地还是台湾，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口迅速膨胀，但耕地太少。中国在过去的1000年中人口从5500万增至13亿以上，增长了22倍，但耕地面积自宋朝以来至多扩大了4－5倍。目前，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印度的一半。因此，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就大大小于现有的农村人口，如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在7－8亿之间，但从事第一产业的只有3亿左右，比30年前只增加了2000万。即便如此，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还是非常低下，在过少的耕地上精耕细作，投入的成本自然要比粗放经营的美国农业高得多。所以有人估算，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1.6％。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8％，而他们的农产品不仅可以养活全国，还可以拿出1/4出口，成为农业出口大国。
因此，中国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制造业是其面临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无奈选择。从最近国家统计局的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数据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从上世纪50、60年代的80％降至目前的40％。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的出口额也从30年前的全球排名三十几位上升到了2007年的第二位。要素禀赋理论(H－O Theory)认为。在国际分工的贸易体系下，每个国家应该利用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来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而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起持续上升，迅速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主动将自己纳入到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中；二是我们的开放和引进外资政策恰好与西方工业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在时间上对接。欧美日等经济体将传统的制造业逐步外移。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三是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其他要素价格偏低，如水、电、利率、环保等，使得中国内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非常有优势。
因此。中国只要选择了开放型经济，今天的经济格局就是30年来中国经济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顺利地让自己的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60－70％，就是因为中国承接了它们的一部分第二产业口中国在最近五六年中第三产业比重不升反降，恰恰与中国加入WTO有一定关联度，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同样具有人口资源优势的印度，则在软件出口上大获成功。软件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毕竟只有几十万，中印两国间的人均GDP水平因此拉开差距。从这点看，中国虽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挣的是血汗钱，但毕竟由此带来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还算是幸运的。
出口导向型模式的背后
很多人主张发展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容易引起贸易冲突，以低廉价格出口所赚取的外汇都是血汗钱；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完全可以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但这种由来已久的观点始终没有变为现实，虽然政府在过去连续3个五年计划中都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但这种由经济市场化所选择的出口导向模式依然占据优势。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浙江农村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出口产品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其生产的成本优势任何地方都难以匹敌。南宋末期，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亿，南方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人口，人多耕地少迫使中国的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中国要比欧洲提早800年放弃了土地休耕法。因此，勤劳就成为中华民族千年来的优良传统。而历史上的欧洲人则通过发现新大陆和侵略来解决土地资源问题。既然领土扩张和人口外迁都难以实现，那么，最勤劳且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民族只有选择为“世界人民打工”的出口导向的门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数据，全国城镇人口为5.93亿(包括居住城镇达半年以上的人口)，农村人口为7.27亿，而权威部门的统计是约有1.3亿农村人口离开本乡镇外出打工，从中国的城市化率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当月新增1000万人口)来看，这1.3亿外出打工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纳入到城镇人口中了。以目前农村的劳动人口约为5亿左右(7.27亿的70％)计，剔除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第一产业人数3.1亿，那么，中国农村目前可以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为2亿(1.3亿外出打工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不在其中)。从未来看，随着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水平提高，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还将减少(按张五常的提法，农业的劳动人口应该降至总就业人口的20％，也就是1.5－2亿左右)。参照美国，187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2％。1910年时降为32％，1990年时已降至2％，现在只有1.8％。因此，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农村不断加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会愈加突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来进行缓解。
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内需有更大的相关性，由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大致为3，3：1(亚洲其他国家这一比例大致为1.3：1到2.2：1之间)，消费对平均收入水平变化的弹性系数较低，要期望内需在短期内有明显提升不大现实，这也是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始终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对内需拉动的见效时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等到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高过GDP和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时候。因此，现阶段而言，为满足外需而从事的生产活动是最现实的选择。面向出口的制造业，无疑是中国经济中最市场化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其 中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占了绝大部分。虽然没有一个部门提供确切的数据来反映中国的出口产品生产带动了多少就业人数，但从机电和纺织这两个最大出口行业的自我估计看，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应该在1亿人以上，如果放弃了出口导向模式。就意味着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使就业人口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应从解决就业的角度调整出口政策
反对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受制于他国；而对出口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则认为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中国的出口必将大幅萎缩。这两种结论都是根据表象得出的，存在明显偏差。首先，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几乎达到50％。这些贸易大多在外资企业的母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用的只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如2007年中国出口的计算机产品的96.7％、笔记本电脑的99.9％、数码相机的95.3％都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的。这就造成了外贸额占GDP比重高达60－70％的虚高现象。但我们要看到，扣除汇率和物价因素，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从2004年的2.7％降 2008年前三季度的1.2％，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已经明显下降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系数来调整，则依赖度更低。
其次，我们习惯性认为中国的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经济体，但最新统计表明，中国出口的地区构成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这三个经济体分别占23％、9％和6％，其余的62％则转向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这说明中国外贸企业应对外部经济波动的能力比较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非典中，中国都遇到过外贸增长率下跌至个位数的经历，但危机总会过去，而中国劳动人口过剩的问题却长期存在。所以，在一国的经济模式判断上，千万不能短视化，事实上，发展模式本身就是市场化形成的过程，政策本身很难撼动。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无论采取投资拉动还是降息减税等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还应该放在减少失业和保护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上，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过去半年中，广东和浙江的大量民营出口产品制造企业关闭，其中失业的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这就引发一个思考：生产廉价商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行业需不需要保护?
我们现有的出口政策一般是鼓励出口产品结构向高新技术、自主知识产权、附加值高等方面转化，这当然没有错。但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环保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或金融人才的缺乏问题，而是几百上千年来始终未解决的结症——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问题。目前农民的收入中大约40％是工资性收入，如果这部分收入减少，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我们的出口激励政策也应该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给予扶持。包括在出口退税、贷款利率等方面提供优惠，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解决就业，而不是经济利益。在出口的区域目标上，政府也应该为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贸易提供各种支持，尤其是参与国际分工较少的国家。
本轮全球性的经济下行的力度和持续时间将大大超过上一轮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未来几年出口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宏观目标不再是控制通胀或保持增长等，而是充分就业。围绕这个目标，就一定要扩大与就业关联度大的出口行业。过去我们习惯于主要“为富人打工”，现在则要转向“为穷人和富人都打工”的全方位出口导向模式。
由金融危机所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已经侵蚀到中国的实体经济，首当其冲的便是出口制造业。以中国对外贸易“晴雨表”和“风向标”著称的广交会的数据显示，2008年秋季广交会出口成交额累计只有315.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59亿美元，这种现象只在2003年非典疫情时期出现过。由于担心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或许会持续负增长，使得中国外贸出口的前景雪上加霜。在过去5年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维持在60－70％之间，而日美等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只有20－30％，因此，不少学者对中国这种高度依赖外贸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表示担优，甚至提出这种模式必须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我们企盼那么多年的内需拉动经济，会因为这场金融危机的因素而促成吗?
要素禀赋决定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个农业大国，但1949年以后，无论内地还是台湾，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人口迅速膨胀，但耕地太少。中国在过去的1000年中人口从5500万增至13亿以上，增长了22倍，但耕地面积自宋朝以来至多扩大了4－5倍。目前，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印度的一半。因此，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人数就大大小于现有的农村人口，如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在7－8亿之间，但从事第一产业的只有3亿左右，比30年前只增加了2000万。即便如此，中国的农业生产率水平还是非常低下，在过少的耕地上精耕细作，投入的成本自然要比粗放经营的美国农业高得多。所以有人估算，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1.6％。美国农业人口只有200万人，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8％，而他们的农产品不仅可以养活全国，还可以拿出1/4出口，成为农业出口大国。
因此，中国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制造业是其面临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的无奈选择。从最近国家统计局的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数据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从上世纪50、60年代的80％降至目前的40％。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的出口额也从30年前的全球排名三十几位上升到了2007年的第二位。要素禀赋理论(H－O Theory)认为。在国际分工的贸易体系下，每个国家应该利用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来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而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起持续上升，迅速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主动将自己纳入到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中；二是我们的开放和引进外资政策恰好与西方工业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在时间上对接。欧美日等经济体将传统的制造业逐步外移。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三是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其他要素价格偏低，如水、电、利率、环保等，使得中国内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非常有优势。
因此。中国只要选择了开放型经济，今天的经济格局就是30年来中国经济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西方发达国家能够顺利地让自己的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60－70％，就是因为中国承接了它们的一部分第二产业口中国在最近五六年中第三产业比重不升反降，恰恰与中国加入WTO有一定关联度，正是在这段时间，中国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与中国同样具有人口资源优势的印度，则在软件出口上大获成功。软件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毕竟只有几十万，中印两国间的人均GDP水平因此拉开差距。从这点看，中国虽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挣的是血汗钱，但毕竟由此带来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还算是幸运的。
出口导向型模式的背后
很多人主张发展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容易引起贸易冲突，以低廉价格出口所赚取的外汇都是血汗钱；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完全可以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但这种由来已久的观点始终没有变为现实，虽然政府在过去连续3个五年计划中都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但这种由经济市场化所选择的出口导向模式依然占据优势。如果我们去考察一下浙江农村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出口产品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其生产的成本优势任何地方都难以匹敌。南宋末期，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亿，南方集中了全国60％以上的人口，人多耕地少迫使中国的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中国要比欧洲提早800年放弃了土地休耕法。因此，勤劳就成为中华民族千年来的优良传统。而历史上的欧洲人则通过发现新大陆和侵略来解决土地资源问题。既然领土扩张和人口外迁都难以实现，那么，最勤劳且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民族只有选择为“世界人民打工”的出口导向的门路。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数据，全国城镇人口为5.93亿(包括居住城镇达半年以上的人口)，农村人口为7.27亿，而权威部门的统计是约有1.3亿农村人口离开本乡镇外出打工，从中国的城市化率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当月新增1000万人口)来看，这1.3亿外出打工者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纳入到城镇人口中了。以目前农村的劳动人口约为5亿左右(7.27亿的70％)计，剔除国家统计局统计的第一产业人数3.1亿，那么，中国农村目前可以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为2亿(1.3亿外出打工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不在其中)。从未来看，随着农业的集约化经营水平提高，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还将减少(按张五常的提法，农业的劳动人口应该降至总就业人口的20％，也就是1.5－2亿左右)。参照美国，187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2％。1910年时降为32％，1990年时已降至2％，现在只有1.8％。因此，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中国农村不断加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会愈加突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来进行缓解。
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内需有更大的相关性，由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大致为3，3：1(亚洲其他国家这一比例大致为1.3：1到2.2：1之间)，消费对平均收入水平变化的弹性系数较低，要期望内需在短期内有明显提升不大现实，这也是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始终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应该对内需拉动的见效时间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等到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高过GDP和财政税收的增长速度、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时候。因此，现阶段而言，为满足外需而从事的生产活动是最现实的选择。面向出口的制造业，无疑是中国经济中最市场化和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其 中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占了绝大部分。虽然没有一个部门提供确切的数据来反映中国的出口产品生产带动了多少就业人数，但从机电和纺织这两个最大出口行业的自我估计看，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应该在1亿人以上，如果放弃了出口导向模式。就意味着失业率的大幅上升，使就业人口过剩问题雪上加霜。
应从解决就业的角度调整出口政策
反对出口导向经济模式的一个理由是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受制于他国；而对出口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则认为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步入衰退，中国的出口必将大幅萎缩。这两种结论都是根据表象得出的，存在明显偏差。首先，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几乎达到50％。这些贸易大多在外资企业的母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用的只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如2007年中国出口的计算机产品的96.7％、笔记本电脑的99.9％、数码相机的95.3％都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的。这就造成了外贸额占GDP比重高达60－70％的虚高现象。但我们要看到，扣除汇率和物价因素，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从2004年的2.7％降 2008年前三季度的1.2％，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已经明显下降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系数来调整，则依赖度更低。
其次，我们习惯性认为中国的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盟、美国和日本这三个经济体，但最新统计表明，中国出口的地区构成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这三个经济体分别占23％、9％和6％，其余的62％则转向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这说明中国外贸企业应对外部经济波动的能力比较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非典中，中国都遇到过外贸增长率下跌至个位数的经历，但危机总会过去，而中国劳动人口过剩的问题却长期存在。所以，在一国的经济模式判断上，千万不能短视化，事实上，发展模式本身就是市场化形成的过程，政策本身很难撼动。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无论采取投资拉动还是降息减税等经济政策，最重要的还应该放在减少失业和保护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上，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过去半年中，广东和浙江的大量民营出口产品制造企业关闭，其中失业的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这就引发一个思考：生产廉价商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行业需不需要保护?
我们现有的出口政策一般是鼓励出口产品结构向高新技术、自主知识产权、附加值高等方面转化，这当然没有错。但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环保问题、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或金融人才的缺乏问题，而是几百上千年来始终未解决的结症——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问题。目前农民的收入中大约40％是工资性收入，如果这部分收入减少，那么，城乡收入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我们的出口激励政策也应该对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给予扶持。包括在出口退税、贷款利率等方面提供优惠，其最大的意义在于解决就业，而不是经济利益。在出口的区域目标上，政府也应该为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贸易提供各种支持，尤其是参与国际分工较少的国家。
本轮全球性的经济下行的力度和持续时间将大大超过上一轮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未来几年出口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宏观目标不再是控制通胀或保持增长等，而是充分就业。围绕这个目标，就一定要扩大与就业关联度大的出口行业。过去我们习惯于主要“为富人打工”，现在则要转向“为穷人和富人都打工”的全方位出口导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