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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酒”，历史上留下的好诗佳话自然不少，然而实际上，在许多应酬场合，这一盏本可“解忧”的“杜康”，端起还是放下，饮多还是饮少，竟然都不是能够随性决定的事，真令人忧从中来，悲从中来，愤亦从中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美酒背上了人情与权力的沉重包袱？
北宋仁宗至和年间的群牧司，可谓群英荟萃。长官群牧使是名满天下的包拯，两个副手群牧司判官是已然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司马光和王安石。
话说有一天，群牧司里牡丹盛开，连平日不苟言笑的包拯也雅兴大发，下令置酒赏花。觥筹交错之际，突然发现司马光、王安石面前的酒杯空空如也。一问之下，两人都回答素不饮酒。这下众人可不干了，纷纷起哄劝酒，但二人均不为所动。或许是气氛过于热烈，包拯都受了感染，亲自下席劝酒。他先来到司马光面前，端起司马光的酒杯说：“独乐乐，何不与人乐乐？”司马光无奈，只得“强饮”。接着包拯又走到王安石面前，劝道：“举座皆欢，一人向隅，岂可忍乎？”不过这回激将法并未奏效，王安石始终坚持“平生不饮酒，此次亦不敢破例”。包拯以执拗著称，没想到这次遇到了比他更执拗的人。总之，这一次聚会，王安石“终席不饮”，包拯亦“不能强也”。
王安石不喝酒的故事，相信今天许多人看了仍是心有戚戚焉。恐怕自从杜康造酒以来，酒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有“酒文化”一词。王莽时，任羲和（大司农）的鲁匡就说，“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但另一方面，对于不能喝酒或者不喜欢喝酒的人来说，酒简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遇有领导在场，喝酒更成了一项无比艰难的“任务”。历史上甚至有因为不喝领导的酒而酿成悲剧的。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时期，侍中沈怀文性格刚直，因为屡次直谏，经常惹得刘骏老大不高兴。这个刘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淫皇帝，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召集群臣喝酒，并且要求在座者必须喝醉，然后大肆加以嘲谑。偏偏沈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喜欢玩笑，弄得刘骏愈加恼火，认为沈怀文故意显得与众不同，是拆他的台，不给他面子。大臣谢庄私下劝告沈怀文：“让你喝你就喝吧！你总是和别人不一样，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沈怀文回答：“我素来如此，岂可一朝改变？不是我标新立异，实在是性格本然。”但沈怀文显然低估了形势的严峻性，屡屡不爽之下的刘骏最终还是找了个借口将其赐死。
王安石不喝包拯的酒，包拯嘴上不说，心里想必也是老大不乐意。不过包拯终究有涵养，并没有给王安石“穿小鞋”。沈怀文就没有王安石这样的运气了，因为不陪皇帝喝酒，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喝与不喝，看起来绝不只是简单的捧不捧场的问题，背后实质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权力关系。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法理型”政治中，“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具有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也就是说，上下级官员在人格上是平等自由的，他们之间只存在制度化了的工作关系，下级仅对法律以及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职位负责，而并不逾越法律和职位对作为个人的上级负责。而在“传统型”政治中，上级在实际上决定了下级职位的授予，因此，上下级之间除了工作关系还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下级不仅在工作及工作时间之内服从上级，而且在工作之外的各个方面也要服从上级。比如，不管能喝不能喝、愿不愿意喝，领导叫你喝，你就得喝，因为这也是你的“职责”。由此，不难明白，当刘骏让沈怀文喝酒时，沈怀文不喝，刘骏就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忠，对君不忠，当然要处以死罪。
而事实上，因为不喝酒而丧命的，沈怀文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之前，前秦皇帝苻生有一次宴饮群臣，命尚书令辛牢担任酒令官。酒喝到正酣时，苻生四下环顾，突然向辛牢大发雷霆道：“为何不好好劝酒，怎么席中还有坐着之人！”说着，取过弓箭，当场将辛牢射杀。突临变故，群臣无不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争先恐后端起酒杯大口喝酒，最后个个醉趴在地，“偃仆失冠”，官帽都掉落了，苻生这才心满意足。
沈怀文、辛牢因为不陪皇帝喝酒或是没有陪好皇帝喝酒，招致杀身之祸，固然是极端例子；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今天已步入韦伯所说的现代“法理型”政治社会，但在一些領导干部的思想里，仍然残存着“传统型”政治的影子。他们不是以平等自由的人格关系和制度化的工作关系来处理上下级关系，而是仍然掺杂着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比如在喝酒上，不认为这是他人的自由，而是将之作为对自己权力延伸的检验。表面理由经常拿“喝酒也是工作”来说事，深层次的想法却是我让你喝，你就得喝！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权，这些也属于我的支配范围。权力的傲慢与专断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现实中我们不难在酒桌上听到这样的话：“领导在你还不敬酒，既不会做人又不会办事”，“领导敬你酒你还不喝，胆子够大的”，“领导让你喝你就喝，酒品如人品”，“不好好喝酒当然也不会好好工作！”这些都足以让人窥见权力关系是如何在酒桌上得以伸展的，而人们似乎也已自觉地将喝酒作为权力关系的一项内容。
小小一件喝酒，背后却隐藏着如此微妙复杂的权力关系。当我们已经在形式上建立起各种现代制度时，如何在思想、思维模式上实现从“古代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依然任重而道远。
（摘自《月读》）
北宋仁宗至和年间的群牧司，可谓群英荟萃。长官群牧使是名满天下的包拯，两个副手群牧司判官是已然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司马光和王安石。
话说有一天，群牧司里牡丹盛开，连平日不苟言笑的包拯也雅兴大发，下令置酒赏花。觥筹交错之际，突然发现司马光、王安石面前的酒杯空空如也。一问之下，两人都回答素不饮酒。这下众人可不干了，纷纷起哄劝酒，但二人均不为所动。或许是气氛过于热烈，包拯都受了感染，亲自下席劝酒。他先来到司马光面前，端起司马光的酒杯说：“独乐乐，何不与人乐乐？”司马光无奈，只得“强饮”。接着包拯又走到王安石面前，劝道：“举座皆欢，一人向隅，岂可忍乎？”不过这回激将法并未奏效，王安石始终坚持“平生不饮酒，此次亦不敢破例”。包拯以执拗著称，没想到这次遇到了比他更执拗的人。总之，这一次聚会，王安石“终席不饮”，包拯亦“不能强也”。
王安石不喝酒的故事，相信今天许多人看了仍是心有戚戚焉。恐怕自从杜康造酒以来，酒就成了中国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有“酒文化”一词。王莽时，任羲和（大司农）的鲁匡就说，“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但另一方面，对于不能喝酒或者不喜欢喝酒的人来说，酒简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遇有领导在场，喝酒更成了一项无比艰难的“任务”。历史上甚至有因为不喝领导的酒而酿成悲剧的。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时期，侍中沈怀文性格刚直，因为屡次直谏，经常惹得刘骏老大不高兴。这个刘骏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荒淫皇帝，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召集群臣喝酒，并且要求在座者必须喝醉，然后大肆加以嘲谑。偏偏沈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喜欢玩笑，弄得刘骏愈加恼火，认为沈怀文故意显得与众不同，是拆他的台，不给他面子。大臣谢庄私下劝告沈怀文：“让你喝你就喝吧！你总是和别人不一样，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沈怀文回答：“我素来如此，岂可一朝改变？不是我标新立异，实在是性格本然。”但沈怀文显然低估了形势的严峻性，屡屡不爽之下的刘骏最终还是找了个借口将其赐死。
王安石不喝包拯的酒，包拯嘴上不说，心里想必也是老大不乐意。不过包拯终究有涵养，并没有给王安石“穿小鞋”。沈怀文就没有王安石这样的运气了，因为不陪皇帝喝酒，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喝与不喝，看起来绝不只是简单的捧不捧场的问题，背后实质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权力关系。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法理型”政治中，“个人是自由的，仅仅具有在事务上服从官职的义务”。也就是说，上下级官员在人格上是平等自由的，他们之间只存在制度化了的工作关系，下级仅对法律以及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职位负责，而并不逾越法律和职位对作为个人的上级负责。而在“传统型”政治中，上级在实际上决定了下级职位的授予，因此，上下级之间除了工作关系还存在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下级不仅在工作及工作时间之内服从上级，而且在工作之外的各个方面也要服从上级。比如，不管能喝不能喝、愿不愿意喝，领导叫你喝，你就得喝，因为这也是你的“职责”。由此，不难明白，当刘骏让沈怀文喝酒时，沈怀文不喝，刘骏就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忠，对君不忠，当然要处以死罪。
而事实上，因为不喝酒而丧命的，沈怀文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之前，前秦皇帝苻生有一次宴饮群臣，命尚书令辛牢担任酒令官。酒喝到正酣时，苻生四下环顾，突然向辛牢大发雷霆道：“为何不好好劝酒，怎么席中还有坐着之人！”说着，取过弓箭，当场将辛牢射杀。突临变故，群臣无不吓得魂飞魄散，赶紧争先恐后端起酒杯大口喝酒，最后个个醉趴在地，“偃仆失冠”，官帽都掉落了，苻生这才心满意足。
沈怀文、辛牢因为不陪皇帝喝酒或是没有陪好皇帝喝酒，招致杀身之祸，固然是极端例子；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今天已步入韦伯所说的现代“法理型”政治社会，但在一些領导干部的思想里，仍然残存着“传统型”政治的影子。他们不是以平等自由的人格关系和制度化的工作关系来处理上下级关系，而是仍然掺杂着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比如在喝酒上，不认为这是他人的自由，而是将之作为对自己权力延伸的检验。表面理由经常拿“喝酒也是工作”来说事，深层次的想法却是我让你喝，你就得喝！你的身体、你的健康权，这些也属于我的支配范围。权力的傲慢与专断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现实中我们不难在酒桌上听到这样的话：“领导在你还不敬酒，既不会做人又不会办事”，“领导敬你酒你还不喝，胆子够大的”，“领导让你喝你就喝，酒品如人品”，“不好好喝酒当然也不会好好工作！”这些都足以让人窥见权力关系是如何在酒桌上得以伸展的，而人们似乎也已自觉地将喝酒作为权力关系的一项内容。
小小一件喝酒，背后却隐藏着如此微妙复杂的权力关系。当我们已经在形式上建立起各种现代制度时，如何在思想、思维模式上实现从“古代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依然任重而道远。
（摘自《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