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孝观念对于家庭的和睦团结和国家的稳定统一发挥着重大的作用。本文旨在对先秦孝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及历史演进作深入细致的探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关键词]孝观念；先秦时期；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2-0012-02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源头。在孝观念的发展中。先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孝观念产生于西周。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对象内涵也在不断演变，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特点。这对中国社会伦理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关于孝观念形成于何时，近年来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孝观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产物。在远古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在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除了祈求神灵保佑，惟一所能依靠的就是前人不断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而在那时老人、长者自然而然就成了这些经验的载体和传承者，从而受到人们的敬仰、尊奉。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尊老、敬老的传统。但这些只能看作是孝观念的萌芽和朦胧表现，说孝观念形成于父系氏族公社，虽然也许具有理论和逻辑的合理性，但还是缺乏足够的具有直接说服力的实物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孝观念起源于殷代。虽然根据文字可靠史料，“孝”字最早见于殷商的甲骨卜辞和铭文中。但是殷人对帝神及祖先的崇拜、敬奉及祭祀活动都是源于恐惧、敬畏的心理和对现实生活的需求。这种崇拜和信仰本质上应属于宗教形态，并没有伦理价值。
　　笔者认为，作为伦理观念的孝是西周时形成的。周人对帝神和祖先的尊奉是一种在感恩的心理驱使下的一种对祖先的报本的孝行。这种孝观念体现了人报本返始的道德情感和基于这种情感产生的道德自觉。在周代的金文中，有大量关于孝的记载。此外，在《尚书》、《诗经》中关于孝的论述也很多。这说明在西周，孝观念已成为社会普遍的伦理观念。在宗法分封制的条件下，孝观念维护了宗法等级秩序和整个宗族的和谐稳定，巩固了天子、诸侯的统治地位，于是“孝”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强化王朝统治和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行为准则。
　　在西周时期，孝观念的内容已比较完备。它包括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对故去的父母、祖先的追孝，施孝方式主要是祭祀。如《国语·周语上》中说：“夫祀，所以昭孝也。”《国语·鲁语上》云：“夫祀，昭孝也，各致斋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礼记·祭统》：“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诗·周颂·雍》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於，荐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二是对在世父母的孝养。在西周的历史演进中，对在世父母的孝养远远晚于对祖先的追孝，在早期更多地表现为孝行，而不是成熟的、理性的孝观念。但对健在父母的孝，在这时期的文献和相关资料中也还是可以找到的。如《尚书·酒诰》载：“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周礼·地官·师氏》载：“一日孝行，以亲父母。”《诗·大序》日：“先王以是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书·君陈》载“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同时，对孝与不孝，周统治者也制定了具体的奖惩措施。如《尚书·君陈》载，君陈这个人，由于“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所以就任命他做官。与此相反，周人认为对不孝要严加惩处，在《周礼》卷10中，则把不孝列为数刑之首：“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日不孝之刑，二日不睦之刑……”
　　
　　二
　　
　　孝的思想在西周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对于孝的态度却差别很大。主张返归于“无名之朴”的道家认为，孝是人类堕落之后产生的一种不吉祥的东西，认为孝是虚伪的束缚人性的东西，故《老子》曰：“六亲不和有慈孝。”《庄子·天运》中则讲：“利泽施于万世，天下莫知也，岂直太息而言仁孝哉?”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对孝观念也持否定态度。比如《韩非子·忠孝》中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而墨家则以“利亲”、“交孝子”为重要内容，强调物质上奉养父母的重要性。如《墨子·节葬下》曰：“今孝子为亲度也，将奈何哉?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若三务者，孝子则为亲度也。”而儒家不仅承认孝观念的社会伦理价值，而且在哲学上给重要的地位。儒家认为孝观念是道德的起源，密切影响着社会的安宁。以孔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对西周以来的孝道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改造和创新，为孝观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孝观念由宗教伦理变成了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在西周，虽然孝观念的内涵已经比较完备，但主要含义还是尊宗敬祖的“追孝”。而孔子则重视孝观念的现实人伦道德意义。围绕这一基本原则，他还提出许多具体的孝的理论和规范，将孝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比如，他强调孝观念的核心是“敬”，认为孝不仅是在物质上满足父母，而且更重要的是使父母在精神上得到尊重和慰藉。《论语·为政》载：“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要把“孝”和“悌”结合起来，如《论语·学而》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要求人们把孝观念推广到社会关系中去，把孝观念推广成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孔子还提出，子女对父母可以用婉转的语气进行劝谏。这和《礼记·内则》中说的“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是一致的。这些创新都进一步扩大了孝观念的内涵，使孝观念的含义更加趋于完善。继孔子之后。孟子还对孝的行为规范进行了更详尽的阐述和深化，并进一步发挥孔子的仁孝思想，把家庭伦理推己及人。把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如《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尊养家庭中的老者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要求人们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去敬爱别人的父母。这为孝观念深入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国之前的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接的，家庭组织使国家得以成立。因此，家族内部的稳定对国家的统治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以尊祖来加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使其延续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宗族之孝可以维系宗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定，起到维护统治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变革的发展和深入，到战国时期，宗法体系崩溃，宗族内部的血缘纽带消失，使个体家庭获得独立，父权则成为家庭关系中的最高权力。同时。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行为更趋向理性化，鬼神不再成为盲目恐惧的对象。所以，战国时期，随着宗法体系的崩溃和个体家庭的日益普遍化，孝观念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孝祖”的意味日趋淡薄，“孝亲”成为孝观念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养”成为“孝亲”中最首要的方面。比如，《孟子·离娄下》中孟子提出的“五不孝”即“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父母为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在这五种不孝的行为中，前三种都属于“养”的要求。当然，“孝养”的观念之所以会占据主导地位，政府的提倡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战国策·齐策》记载：“赵威后问齐使‘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填，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赵威后是想用婴儿子孝养父母这样的典范影响民风。另外，在战国时期，孝观念中所包含的“顺”的要求更加强化了。《孟子·离娄上》：“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中庸》则日：“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吕氏春秋，孝行览》中则更甚：“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
　　总之，随着社会的发展，孝观念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孝观念也越来越深人人心，并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情感和人文精神，对其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人们的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