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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在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继续维持良好复苏势头。上述成绩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具有的较强竞争力和较大韧性。我国经济的快速复苏，稳定了国内就业，推动了我国工业生产和出口规模快速回升。
我国制造业发展形势向好，整体竞争力优势明显。改革开放后，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接受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制造业得到长足进步，在国际上的地位稳步提升，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2020年版“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CIP，以2018年指标为基础计算）”，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连续四年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较1990年提高30名，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十名（图1）;我国工业化强度总体呈增强趋势，1990年工业化强度指数为0.533，到2018年增长至0.667，排名世界第七，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344;2018年我国制造业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为96.4%，较199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
图1：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全球排名变化趋势。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银行研究院
随着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对世界制造业的外溢影响逐渐加大。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增加值和出口在全球占比中均居第一位。2018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全球占比为28.2%，高于排名第二的欧盟（18.9%）和排名第三的美国（15.3%），同期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分别为2.8%、1.5%和0.3%，中国制造业体量是印度的10倍、墨西哥的19倍、越南的102倍。中国在2009年成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大国，全球份额达到20.9%，2018年进一步升至28.9%。出口份额也快速增长，199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在全球占比仅为2.5%，到2008年已升至12%，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出口大国，2018年进一步升至17.2%。
目前，全球主要有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制造业中心，发展趋势和前景并不相同。居于欧洲板块的德国制造业竞争力稳居世界第一，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突出;而处于亚太板块的中国、韩国等国家在“技术深化和升级”以及“世界影响力”方面，逐渐脱颖而出;处于北美板块的美国，虽然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的各项得分很高，但整体趋势下滑，競争力指数排名由之前的全球第二降至第四。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绩效和出口产品质量也同步提升。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总出口比重由1990年的不足30%增长至2018年的60%以上。出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工业出口质量指数由1990年的59.6%提升至2018年的83%，与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出口质量相当。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下游阶段，同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出现下降趋势。近30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小幅上涨，由1990年的37.8%升至2018年的41.5%，低于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份额升幅（32.1个百分点）。如果用二者比值衡量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创造能力，1990年为1.3，而目前仅为0.7，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份额的提升并未带来增加值同比例提升，出口绩效有待强化。反观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2018年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全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分别为61.7%和56.6%，比中国分别高20.2和15.1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同样变化不大，2018年比重为29%，仅比1990年提高8个百分点左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自201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五年下降，一定程度上呈现“去工业化”迹象。此外，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有待进一步提高。1990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85美元，虽然到2018年提高到2726美元，但水平仍然较低，与德国（9148美元）、美国（6762美元）、日本（7556美元）、新加坡（10974美元）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制造业的强劲韧性成为经济复苏重要亮点。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就快速反弹，3月回升至荣枯线以上，并保持至今，显示出强劲韧性。受此带动，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规模快速反弹，成为支撑中国GDP增速在2020年由负转正并持续回升的重要推动力。2020年第二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4.4%，较2019年提高7.5个百分点，为2015年以来最高。2021年一季度第二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47.1%，较前一季度提高3.8个百分点，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21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出口贸易累计增长44%，继续保持良好表现。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对经济稳定复苏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以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为例，观察2020年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速和失业率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越高的国家，在遭受疫情冲击后，其经济下滑幅度越低，失业率增长越慢，经济越具有韧性，这一点在中国和韩国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图2）。中国和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G20国家中最高，2018年占比分别为28.9%和27.5%，2020年经济增速较2019年降幅也是G20国家中最低的（除土耳其经济增速加快外），就业也基本保持稳定，失业率仅略微上涨。可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是保持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根基，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是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支撑。
图2：G20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经济萎缩程度关系。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银行研究院 
2020年9月5日，分辨率创世界纪录、具有100%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芯片在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亮相。
目前，影响我国制造业基础和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动态变化，一些国家提出产业布局的“中国 1”方案和西方主导的舆论导向可能推动产业链无序转移。为了维护和培育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和竞争力，需要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一是高度重视制造业及产业链升级对我国建立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价值。要综合施策，创造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良好环境。要以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经济性考虑招商引资的总体规划，通过制定产业指导政策，或建立相应的资金、税收等政策支持措施，解决当前产业链布局方面存在的不足。在涉及产业出售、退出或转移之后的效果评估等方面，应有相关的指导意见和前瞻性安排;国家层面需要考虑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安全，省市层面需要考虑区域发展、就业和经济效益问题。
二是继续挖掘人力资源优势。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养、教育、开发，通过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新的激励措施，为熟练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形成创造更好的条件，弥补成本上升的不利局面，继续维持与发达国家间的相对优势。这既是维护产业链完整性之所需，也是解决我国就业之所需。
三是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强化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加强对前沿理论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针对薄弱环节和“卡脖子”环节，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學工程。针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税收政策及金融政策作用，支持企业注重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自动化替代，逐步减少对简单劳动力的数量依赖。同时，采取各种配套措施，强化各类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科技开发和产品设计能力，打造“链主”企业，推动价值链延伸扩展。
四是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产业链供应链新发展需要。通过发展以核心产业为中心的供应链融资，提高产业链发展资金的可得性，降低产业运作财务成本。适应新的产业链发展状态，针对头部企业创造的生态圈，创新供应链融资体系，提升供应链的聚合效应。鼓励支持国内资本加大对前沿技术的开发、投资、转化，建立更为完善的资金、资本市场，加大对完整产业体系的挖掘、培育，特别要通过完善直接融资和信贷资金融通，建立更加便捷和发达的技术转化融资支持渠道，更大规模、更强力度促进新技术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壮大。鼓励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成熟企业技术改造、开发、引进，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
我国制造业发展形势向好，整体竞争力优势明显。改革开放后，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接受国和第二大对外投资输出国;制造业得到长足进步，在国际上的地位稳步提升，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2020年版“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CIP，以2018年指标为基础计算）”，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连续四年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较1990年提高30名，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十名（图1）;我国工业化强度总体呈增强趋势，1990年工业化强度指数为0.533，到2018年增长至0.667，排名世界第七，较世界平均水平高0.344;2018年我国制造业出口占全部出口比重为96.4%，较199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对世界制造业的外溢影响逐渐加大。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增加值和出口在全球占比中均居第一位。2018年，我国制造业总产值全球占比为28.2%，高于排名第二的欧盟（18.9%）和排名第三的美国（15.3%），同期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的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比重分别为2.8%、1.5%和0.3%，中国制造业体量是印度的10倍、墨西哥的19倍、越南的102倍。中国在2009年成为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第一大国，全球份额达到20.9%，2018年进一步升至28.9%。出口份额也快速增长，199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在全球占比仅为2.5%，到2008年已升至12%，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出口大国，2018年进一步升至17.2%。
目前，全球主要有欧洲、北美和亚太三大制造业中心，发展趋势和前景并不相同。居于欧洲板块的德国制造业竞争力稳居世界第一，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突出;而处于亚太板块的中国、韩国等国家在“技术深化和升级”以及“世界影响力”方面，逐渐脱颖而出;处于北美板块的美国，虽然在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中的各项得分很高，但整体趋势下滑，競争力指数排名由之前的全球第二降至第四。
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绩效和出口产品质量也同步提升。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占制造业总出口比重由1990年的不足30%增长至2018年的60%以上。出口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工业出口质量指数由1990年的59.6%提升至2018年的83%，与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出口质量相当。
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下游阶段，同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出现下降趋势。近30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小幅上涨，由1990年的37.8%升至2018年的41.5%，低于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份额升幅（32.1个百分点）。如果用二者比值衡量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创造能力，1990年为1.3，而目前仅为0.7，中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份额的提升并未带来增加值同比例提升，出口绩效有待强化。反观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2018年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在全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分别为61.7%和56.6%，比中国分别高20.2和15.1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同样变化不大，2018年比重为29%，仅比1990年提高8个百分点左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自2013年开始，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五年下降，一定程度上呈现“去工业化”迹象。此外，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有待进一步提高。1990年，中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仅为185美元，虽然到2018年提高到2726美元，但水平仍然较低，与德国（9148美元）、美国（6762美元）、日本（7556美元）、新加坡（10974美元）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制造业对于推动疫后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制造业的强劲韧性成为经济复苏重要亮点。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就快速反弹，3月回升至荣枯线以上，并保持至今，显示出强劲韧性。受此带动，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规模快速反弹，成为支撑中国GDP增速在2020年由负转正并持续回升的重要推动力。2020年第二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4.4%，较2019年提高7.5个百分点，为2015年以来最高。2021年一季度第二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为47.1%，较前一季度提高3.8个百分点，保持良好增长态势。2021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出口贸易累计增长44%，继续保持良好表现。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对经济稳定复苏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以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为例，观察2020年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速和失业率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越高的国家，在遭受疫情冲击后，其经济下滑幅度越低，失业率增长越慢，经济越具有韧性，这一点在中国和韩国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图2）。中国和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G20国家中最高，2018年占比分别为28.9%和27.5%，2020年经济增速较2019年降幅也是G20国家中最低的（除土耳其经济增速加快外），就业也基本保持稳定，失业率仅略微上涨。可见，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是保持经济稳健增长的重要根基，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是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支撑。
关于推动中国制造业及产业链转型升级的一些建议
目前，影响我国制造业基础和竞争力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动态变化，一些国家提出产业布局的“中国 1”方案和西方主导的舆论导向可能推动产业链无序转移。为了维护和培育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和竞争力，需要更加有利的政策环境。
一是高度重视制造业及产业链升级对我国建立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价值。要综合施策，创造制造业发展、质量提升的良好环境。要以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经济性考虑招商引资的总体规划，通过制定产业指导政策，或建立相应的资金、税收等政策支持措施，解决当前产业链布局方面存在的不足。在涉及产业出售、退出或转移之后的效果评估等方面，应有相关的指导意见和前瞻性安排;国家层面需要考虑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安全，省市层面需要考虑区域发展、就业和经济效益问题。
二是继续挖掘人力资源优势。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养、教育、开发，通过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新的激励措施，为熟练劳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形成创造更好的条件，弥补成本上升的不利局面，继续维持与发达国家间的相对优势。这既是维护产业链完整性之所需，也是解决我国就业之所需。
三是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强化基础教育、基础研究，加强对前沿理论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基础核心领域，针对薄弱环节和“卡脖子”环节，制定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學工程。针对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税收政策及金融政策作用，支持企业注重对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自动化替代，逐步减少对简单劳动力的数量依赖。同时，采取各种配套措施，强化各类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的科技开发和产品设计能力，打造“链主”企业，推动价值链延伸扩展。
四是完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产业链供应链新发展需要。通过发展以核心产业为中心的供应链融资，提高产业链发展资金的可得性，降低产业运作财务成本。适应新的产业链发展状态，针对头部企业创造的生态圈，创新供应链融资体系，提升供应链的聚合效应。鼓励支持国内资本加大对前沿技术的开发、投资、转化，建立更为完善的资金、资本市场，加大对完整产业体系的挖掘、培育，特别要通过完善直接融资和信贷资金融通，建立更加便捷和发达的技术转化融资支持渠道，更大规模、更强力度促进新技术公司的设立和发展壮大。鼓励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成熟企业技术改造、开发、引进，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