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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钟嵘在《诗品》中提出“诗可以群，可以怨。”的诗学思想在中国以“怨”言诗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的以“怨” 言诗的文学观念既有创新之处，指出了“怨”情的最好状态——雅怨，而且首次提出将诗歌作为纾解怨愤的有效途径。钟嵘关于“怨”的理论成果对后世影响深远，于当代的文学创作而言，他的理论主张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钟嵘；《诗品》；以“怨”言诗
古往今来，“怨”情的抒发在诗人的创作中可谓是占据了半壁江山。钟嵘在其著作《诗品》中提出的“诗可以群，可以怨。”的诗学主张在吸收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等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之后又启发了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诗歌主张于当代既有借鉴意义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
钟嵘《诗品》继承并发扬了以“怨”言诗这一进步的文学思想传统。他在品评诗人过程中并不排斥诗人抒发政治生活之“怨”，这与孔子“诗可以怨”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他评价曹植：“情兼雅怨”。结合曹植生平创作经历来看，他的怨气中必定与其悲惨的政治生活相关。钟嵘将他的怨评为“雅怨”，则已表明了自己欣赏曹植诗歌中对怨情表达方式的立场。而他评左思“得讽谕之致”评应璩“得诗人刺激之旨”等均可看出钟嵘本人对诗人通过抒发“怨”情来达到政治教化功能这种做法的认可。
除此之外，钟嵘非常重视主体情感及社会生活对诗人创作的作用，这与屈原的思想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诗品》中他写道：“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1]其中，人们“感荡心灵”进而陈诗展义，指明了主体情感是诗歌创作的内在因素。这与屈原注重抒发直露俊切的个人之怨是一致的。
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创作观念对钟嵘也有一定的影响。钟嵘列举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例子都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在此之前，无论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都曾指出自然环境景物促进诗歌的产生。钟嵘显然也赞同这点，但除此之外，他也更加非常重视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这无疑与司马迁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文学的现实功用有一定关系。
所以，钟嵘以“怨”言诗的诗学思想不仅承继了孔子对诗中之“怨”寄予的政治教化功用，而且也吸收了屈原重视个体情感的写作方法和司马迁强调现实生活遭遇的创作理论。
二
以“怨”言诗的诗学思想发展到钟嵘这里也有一定的创新。他的创新首先体现在，他在各种各样不同情态的“怨”中，提出了自己最欣赏的“怨”情状态，即雅正之怨。在《诗品》中他将曹植的诗歌列为上品且评价极高：“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2]曹植的诗歌可以说是钟嵘心中抒写怨情诗歌的完美代表，所以他评价曹植诗歌的“雅怨”也是他对诗人抒发自我“怨”情的最高要求。那么，何为雅怨？雅自然与俗相对，有美好高尚，不粗俗之意。也就是说，钟嵘所推崇的怨是脱俗之怨。结合其时代背景，齐梁时期盛行的宫体诗大都以描写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为主，诗风靡丽、情调流于轻艳，许多宫怨诗的流俗在所难免。钟嵘在看到宫体诗的弊病之后，提倡情感的抒发要具有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内容，主张诗人借助“怨”情的抒发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和腐败政治的不满与愤懑之情。所以，他所推崇的“怨”应是积极的、高雅的，能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怨”情。
钟嵘的创新还体现在，他首次明确提出诗歌中的情感抒发是慰藉诗人精神世界的有效方法。他在《诗品》中写道：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3]在他看来，诗歌中怨情的抒发不仅仅是人们对内心苦闷的抒泄，而且也是治疗人们精神创伤的良药。
钟嵘对以“怨”言诗文学观的继承和创新于后世也有深远影响。他对“怨”的重视使后人在诗歌创作和品评中更加关注“怨”的抒发。例如，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以及无数诗人在诗歌中都曾淋漓尽致的抒发怨情等。
三
钟嵘关于“怨”的思想主张虽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于当代的文学创作而言，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大力主张文学作品表达积极的情感诉求，从而来引导读者高雅的精神追求。对于现在，这样的观点依旧是主流思想。人有七情六欲，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文学的创作中，因为文学是一个审美选择的过程，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只有表达真善美主题的文学作品才更富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更值得推崇。但笔者认为，消极的情感表达在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有所出现，并且是有价值的。钟嵘也提倡诗歌是情绪发泄的有效途径，倘若对情绪的性质过分挑剔，那么，这个途径恐怕就不是有效的。尽管文学作品中消极的情感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导向作用，但它在另一方面，也使部分相同情感经历的人在作品中找到共鸣和心理慰藉，对作家还原历史之真以及对人性潜意识的挖掘等方面都大有裨益。例如郁达夫的《沉沦》中尽管描述了压抑的情欲等所谓的消极情感，但却得到一部分文学青年的响应且被赋予了一定的时代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如何在个人情感与文学的社会导向作用中达到一个理性的平衡，才是当代作家真正应当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3]（梁）钟嵘著，徐达译.诗品全译》[M].贵州省人民出版社，1990.
关键词：钟嵘；《诗品》；以“怨”言诗
古往今来，“怨”情的抒发在诗人的创作中可谓是占据了半壁江山。钟嵘在其著作《诗品》中提出的“诗可以群，可以怨。”的诗学主张在吸收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等理论成果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之后又启发了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的诗歌主张于当代既有借鉴意义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
钟嵘《诗品》继承并发扬了以“怨”言诗这一进步的文学思想传统。他在品评诗人过程中并不排斥诗人抒发政治生活之“怨”，这与孔子“诗可以怨”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脉相承的。例如他评价曹植：“情兼雅怨”。结合曹植生平创作经历来看，他的怨气中必定与其悲惨的政治生活相关。钟嵘将他的怨评为“雅怨”，则已表明了自己欣赏曹植诗歌中对怨情表达方式的立场。而他评左思“得讽谕之致”评应璩“得诗人刺激之旨”等均可看出钟嵘本人对诗人通过抒发“怨”情来达到政治教化功能这种做法的认可。
除此之外，钟嵘非常重视主体情感及社会生活对诗人创作的作用，这与屈原的思想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诗品》中他写道：“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1]其中，人们“感荡心灵”进而陈诗展义，指明了主体情感是诗歌创作的内在因素。这与屈原注重抒发直露俊切的个人之怨是一致的。
而司马迁“发愤著书”的文学创作观念对钟嵘也有一定的影响。钟嵘列举屈原流放、昭君辞汉、征夫戌边、闺妇伤别等例子都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在此之前，无论是陆机的《文赋》还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都曾指出自然环境景物促进诗歌的产生。钟嵘显然也赞同这点，但除此之外，他也更加非常重视现实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这无疑与司马迁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文学的现实功用有一定关系。
所以，钟嵘以“怨”言诗的诗学思想不仅承继了孔子对诗中之“怨”寄予的政治教化功用，而且也吸收了屈原重视个体情感的写作方法和司马迁强调现实生活遭遇的创作理论。
二
以“怨”言诗的诗学思想发展到钟嵘这里也有一定的创新。他的创新首先体现在，他在各种各样不同情态的“怨”中，提出了自己最欣赏的“怨”情状态，即雅正之怨。在《诗品》中他将曹植的诗歌列为上品且评价极高：“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2]曹植的诗歌可以说是钟嵘心中抒写怨情诗歌的完美代表，所以他评价曹植诗歌的“雅怨”也是他对诗人抒发自我“怨”情的最高要求。那么，何为雅怨？雅自然与俗相对，有美好高尚，不粗俗之意。也就是说，钟嵘所推崇的怨是脱俗之怨。结合其时代背景，齐梁时期盛行的宫体诗大都以描写宫廷生活及男女私情为主，诗风靡丽、情调流于轻艳，许多宫怨诗的流俗在所难免。钟嵘在看到宫体诗的弊病之后，提倡情感的抒发要具有进步的、积极的社会内容，主张诗人借助“怨”情的抒发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和腐败政治的不满与愤懑之情。所以，他所推崇的“怨”应是积极的、高雅的，能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怨”情。
钟嵘的创新还体现在，他首次明确提出诗歌中的情感抒发是慰藉诗人精神世界的有效方法。他在《诗品》中写道：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3]在他看来，诗歌中怨情的抒发不仅仅是人们对内心苦闷的抒泄，而且也是治疗人们精神创伤的良药。
钟嵘对以“怨”言诗文学观的继承和创新于后世也有深远影响。他对“怨”的重视使后人在诗歌创作和品评中更加关注“怨”的抒发。例如，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理论以及无数诗人在诗歌中都曾淋漓尽致的抒发怨情等。
三
钟嵘关于“怨”的思想主张虽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于当代的文学创作而言，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大力主张文学作品表达积极的情感诉求，从而来引导读者高雅的精神追求。对于现在，这样的观点依旧是主流思想。人有七情六欲，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产生的情绪和感受并不能全部进入文学的创作中，因为文学是一个审美选择的过程，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只有表达真善美主题的文学作品才更富有感动人心的力量，更值得推崇。但笔者认为，消极的情感表达在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有所出现，并且是有价值的。钟嵘也提倡诗歌是情绪发泄的有效途径，倘若对情绪的性质过分挑剔，那么，这个途径恐怕就不是有效的。尽管文学作品中消极的情感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导向作用，但它在另一方面，也使部分相同情感经历的人在作品中找到共鸣和心理慰藉，对作家还原历史之真以及对人性潜意识的挖掘等方面都大有裨益。例如郁达夫的《沉沦》中尽管描述了压抑的情欲等所谓的消极情感，但却得到一部分文学青年的响应且被赋予了一定的时代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如何在个人情感与文学的社会导向作用中达到一个理性的平衡，才是当代作家真正应当思考和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2][3]（梁）钟嵘著，徐达译.诗品全译》[M].贵州省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