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原是调侃白居易名字的戏语。台北米不贵，可是居也不易。民国三十八年左右来台北定居的人，大概有共同的感觉，觉得一生奔走四方，以在台北居住的这段时间为最长久，而且最安定。台北家居生活，三十多年中，也有不少变化。
　　我幸运，来到台北三天就借得一栋日式房屋。有三十多坪，前后都有小小的院子，前院有两棵香蕉树，隔着窗子可以窥视累累的香蕉长大，有时还可以静听雨打蕉叶的声音。没有围墙，只有矮矮的栅门，一推就开。室内铺的是榻榻米，吸收了水气不少，微有霉味；没有纱窗，蚊蚋出入自由，到了晚间没有客人敢赖在我家久留不去。“衡门之下，可以栖迟”，不久，大家的生活逐渐改良了，铁丝纱、尼龙纱铺上了窗栏，床、藤椅、藤沙发也出现，榻榻米店铺被淘汰了。
　　在装纱窗之前，大白昼我曾眼看着一个穿长衫的人推我栅门而入，他不敲房门，径自走到窗前伸手拿起窗台上放着的一只闹钟，扬长而去。我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一溜烟地跑了。这不算偷，不算抢，只是不告而取，而且取后未还，好在这种事起初不常有。窃贼不多的原因之一是一般人家里没有多少值得一偷的东西。我有一位朋友遭窃数次，都是把他床上铺盖席卷而去，对一个身无长物的人来说，这也不能不说是损失惨重了。我家后来也蒙梁上君子惠顾过一回，他闯入厨房搬走一只破旧的电锅。我马上买了一只新的，因为要吃饭，不可一日无此君。不是我没料到拿去的破锅不足以厌其望，而是我大意了，没有把新锅藏起来，果然，第二天夜里，新锅不翼而飞。此后我就坚壁清野，把不愿被人携去的东西妥为收藏。
　　中等人家不能不雇佣人，至少要有人负责炊事。此间乡间少女到城市帮佣，原来很大部分是想借此摄取经验，以为异日主持中馈的准备，所以主客相待以礼，各如其分。可是这种情况急遽变化，工厂多起来了，商店多起来了，到处需要女工，人孰无自尊，谁也不甘长久地为人“断苏切脯，筑肉矅芋”。于是供求失调，工资暴涨，而且服务的情形不易得到雇主的滿意。好多人家都抱怨，佣人出去看电影要为她等门；她要交男友，不胜其扰；她要休假、返乡、借支……总之，不久缘尽，不欢而散的居多。此今局面不同了，不少妇女回到厨房自主中馈，懒的时候打开冰箱取出陈年膳菜或是罐头冷冻的东西，不必翻食谱，不必起油锅，拼拼凑凑，即可度命。馋的时候，阖家外出，台北餐馆大大小小一千四百余家，平津、宁浙、淮扬、川、湘、粤，任凭选择，牛肉面、自助餐也行。妙在所费不太多，孩子们皆大欢喜，主妇怡然自得，主男也无须拉长脸站在厨房水槽前面洗盘碗。
　　台北的日式房屋现已难得一见，能拆的几乎早已拆光。一般的人家居住在四楼的公寓或七楼以上的大厦。这种房子实际上就像是鸽窝蜂房，通常前面有个几尺宽的小阳台，上面排列几盆尘灰渍染的花草，恹恹无生气；楼上浇花，楼下落雨，行人淋头。后面有个更小的阳台，悬有衣裤招展的万国旗。
　　客人来访，一进门也许抬头看见一个倒挂着的“福”字，低头看到一大堆半新不旧的拖鞋——也许要换鞋，也许不要换，也许主人希望你换而口里说不用换，也许你不想换而问主人要不要换，也许你硬是不换而使主人瞪你一眼。客来献茶？没有那么方便的开水，都是利用热水瓶。盖碗好像早已失传，大部分是使用玻璃杯。其实正常的人家客已渐渐稀少，谁也没有太多的闲暇串门子闲磕牙，有事需要先期电话要约。杜甫诗“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现在不行，无事为什么还要常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