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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以来一直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如何应对持续不断的外来挑战，是中国人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因此，“挑战与应战”理论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谈到“挑战与应战”，就应该知道将该理论应用到历史研究的首创者——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汤因比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思辨主义历史哲学家”，“文化形态史观的集大成者”，“最勇敢的历史学家”、“国际智者”甚至“先知”等等。而他穷一生之力完成的代表性巨著《历史研究》，则被誉为“我们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20世纪精神史上最重要成就之一” 和“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等。汤因比和他的著述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高的赞誉？
汤因比于1889年4月14日出生在伦敦，1975年10月22日在英国的约克郡去世。他的母亲是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著有《苏格兰历史故事》等书。他的叔叔阿诺德·汤因比则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汤因比在叔叔曾经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专攻希腊罗马史。他毕业之后从事古代史教学工作。从1919年起，汤因比担任伦敦大学科雷斯讲座教授。1925年，他担任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直到1955年退休为止。在教学和研究之外，汤因比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1915年，他任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1939—1943年间担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部研究室主任；1943～1946年间担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他学识渊博而又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故得以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各种和平会议。此外，他长期负责主编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1920—1946），这个活动促使他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关注现实和未来。
汤因比的主要声望来自他的历史研究成果。他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民族与战争》、《希腊的历史思想》、《汉尼拔战争》、《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人类与大地母亲》以及《1924—1938年国际事务概述》等。这些论著既有断代史作品，也有通史性作品。不过全面反映他的历史观点并使他获得全球性声誉的，还是煌煌12卷、总字数达五百余万的《历史研究》。从1920年开始直到1972年，汤因比在五十余年忙碌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中， 始终致力于《历史研究》的构思、创作和修订。他于1934年出版了《历史研究》第一到三卷，1939年出版了第四到六卷，1954年出版了第七到十卷。1961年，随着第十二卷《再思考》的出版，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最终完成。这部书由于篇幅过于庞大，即使专业历史学家都难以卒读，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流传开来。1946年，英国人索麦维尔为该书前六卷所作的缩写本出版。这个缩写版广受好评，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英美世界的畅销书。10年之后，他又完成了对该书第七到十卷的缩写工作。麦索维尔的简编本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汤因比这部大作的文学性，同时又不得不简略了众多论证性的历史材料，但是在扩大汤因比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汤因比本人在1972年他83岁高龄之时，在简·卡普兰女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这个版本推出后同样获得巨大的成功。
《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文化形态史观”综合考察人类历史，注重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并对人类的未来进行预言。汤因比坚信，“在人类事务的研究中，同时采取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方法和一种研究个别事物的方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历史是什么？在汤因比看来，就是记录他称之为文明的单位的兴衰和灭亡以及各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最适合的单位，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国家，而是文明。他提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文化化了的社会。按照这个定义，他认为世界上一共有西方基督教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埃及文明等在内的21个文明，其中14种已经灭亡，7种尚存。后来汤因比又增加了爱斯基摩文明等5种“发展停滞的文明”，于是文明的数量就成为26个。此后，汤因比又认为文明的数量有37个。
紧接着汤因比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在出现初期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到文明的程度？汤因比抛弃了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这个社会所处环境恰好能够激励这少数人应对来自自然和其他社会的挑战，那么应战成功的社会就能够进入文明阶段。而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所处环境的挑战过小或者过大，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停滞乃至被消灭。这种挑战和应战不会一次性结束，而是不断重复发生。
汤因比不仅在《历史研究》中大量地用各种资料论证“挑战与应战”理论，而且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他的其他著作。如他的专著《汉尼拔的遗产：汉尼拔战争对罗马生活的影响》一书就是典型例子。他在这部两卷本的罗马史中认为：共和时期的罗马因为获得一个庞大帝国而面临新的形势，罗马和意大利因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第一、二次布匿战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罗马人未能回应这二者的挑战，最终导致共和制的灭亡和君主制的建立。当然，汤因比指责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没有采用君主制，这种观点毫无历史依据。
汤因比认为，文明一般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今天的文明是已经灭亡的文明的“后代”。文明的起源是“挑战与应战”的结果。文明生长的动力则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能够影响大多数人的行动。汤因比认为少数人的创造性思想是文明发展的原因，却否认了思想正是文明的本质所在。文明的衰落则是原本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变成了统治者，不能再对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在文明的解体阶段，其过程大致分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间歇期，“大一统教会”出现和蛮族的民族大迁移四个阶段。之后，新的文明在旧文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这种文明解体的模式实际上只适用于某些文明。
汤因比与他的思想前辈斯宾格勒（1881－1936）实属同时代人，只不过斯宾格勒早在1936年就去世，而汤因比则一直活到1975年。二者同被视为“文化形态史观”的代表人物，在观点上也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或者“西欧中心论”；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化或者文明；不同时期的文化或者文明在哲学意义上是“同时代的”；文化或者文明都和生物有机体一样，有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甚至汤因比与斯宾格勒在行文中都一样具有诗性特征和神秘色彩。如汤因比在阐述“挑战和应战”理论时，古希腊罗马的诗歌、神话和戏剧、《圣经》、歌德的《浮士德》纷纷出场。他犹如古代的苦修者得到天启一般，提出“借助神话的光亮我们对挑战和应战的性质有了某些深入的了解”。
但是汤因比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斯宾格勒。在文明的命运问题上，汤因比不同意斯宾格勒的宿命论观点，也不赞成历史循环论。他认为文明灭亡之后还可以在其废墟上浴火重生。在文明的相互关系方面，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或者文明之间没有交流和学习。而汤因比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各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斯宾格勒轻视史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认为凭借激情和直觉就可以充分理解和研究历史。而汤因比则在体系化论证自己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专业历史学家的素养。他不仅熟悉众多历史时期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能将二者很好地融合在自己的体系内。在研究态度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截然不同。斯宾格勒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一切文明都会灭亡，即使唯一幸存的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而汤因比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仍旧保持乐观态度，认为“虽然据我们所知，有16个文明死了，另有9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26个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
当然，汤因比以一己之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其中自然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他出于对古典历史的熟稔和热爱，在研究其他文明时执着于“希腊模式”，所以他甚至在讨论哥伦布航海之前的美洲历史时都喜欢使用古希腊文明的内容。汤因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根据新资料更正自己，但是很多论述中的观点和资料陈旧。例如他对犹太人的历史的认知仍旧停留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而他对非西方文明的历史如中国历史的认识，其局限性就更加明显。
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批评汤因比过于低估社会和经济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确，汤因比的著作会让熟悉希腊罗马历史的读者会情不自禁想起圣奥古斯丁。他强调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高级宗教的作用，并否定其中任何一种的独特性。汤因比为什么不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他本人自幼深受《圣经》的熏陶，他的父亲患精神病身故，长子自杀身亡，他本人的第一次婚姻极为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众多朋友和同事在战争中死亡。这些无情的事实都使他对物质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任何一种物质上的成功都是虚荣、欺骗和对人性的背叛”。他认为，人类拥有的物质力量越大，那么这个物种所面临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他希望从精神上拯救人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自己的另一部名著《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结尾处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惟有回归精神家园，才是人类的终极自由之路。
大时代使得汤因比能够成为开拓广阔新天地的一代史学名家。从1914年以来，汤因比经历了人类已知历史中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辉煌的大英帝国斜阳落日般的没落，体会了西方文明在扩张到极限后的急剧收缩，科学技术在空前发展之后带来的负面作用。汤因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巨变时期顺时代思想潮流脱颖而出。1969年，汤因比在自己八十岁生日之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八十年——1889－1969：如果我可以选择时代的话，我会选择在这个独特的八十年间生活吗？我作为西方中产阶级的一员，若考虑个人舒适的话，就会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八十年——这个时代正好逃过了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产业工人，我当然会选择我本人的八十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还会选择同样的八十年。这个时代对中产阶级而言动荡不安，在历史学家看来则是引人入胜。我既是历史学家，也是中产阶级，但我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我庆幸自己生于1899年并且一直活到1969年。” 倘若汤因比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大概他会以绅士的身份舒适地度过一生，而不会成为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
汤因比于1889年4月14日出生在伦敦，1975年10月22日在英国的约克郡去世。他的母亲是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著有《苏格兰历史故事》等书。他的叔叔阿诺德·汤因比则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汤因比在叔叔曾经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学习，专攻希腊罗马史。他毕业之后从事古代史教学工作。从1919年起，汤因比担任伦敦大学科雷斯讲座教授。1925年，他担任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直到1955年退休为止。在教学和研究之外，汤因比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1915年，他任职于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1939—1943年间担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部研究室主任；1943～1946年间担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他学识渊博而又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故得以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各种和平会议。此外，他长期负责主编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年刊《国际事务概览》（1920—1946），这个活动促使他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关注现实和未来。
汤因比的主要声望来自他的历史研究成果。他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民族与战争》、《希腊的历史思想》、《汉尼拔战争》、《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人类与大地母亲》以及《1924—1938年国际事务概述》等。这些论著既有断代史作品，也有通史性作品。不过全面反映他的历史观点并使他获得全球性声誉的，还是煌煌12卷、总字数达五百余万的《历史研究》。从1920年开始直到1972年，汤因比在五十余年忙碌的学术和社会活动中， 始终致力于《历史研究》的构思、创作和修订。他于1934年出版了《历史研究》第一到三卷，1939年出版了第四到六卷，1954年出版了第七到十卷。1961年，随着第十二卷《再思考》的出版，这项里程碑式的研究最终完成。这部书由于篇幅过于庞大，即使专业历史学家都难以卒读，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流传开来。1946年，英国人索麦维尔为该书前六卷所作的缩写本出版。这个缩写版广受好评，一时洛阳纸贵，成为英美世界的畅销书。10年之后，他又完成了对该书第七到十卷的缩写工作。麦索维尔的简编本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汤因比这部大作的文学性，同时又不得不简略了众多论证性的历史材料，但是在扩大汤因比的影响力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汤因比本人在1972年他83岁高龄之时，在简·卡普兰女士的协助下完成了《历史研究》插图一卷本。这个版本推出后同样获得巨大的成功。
《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文化形态史观”综合考察人类历史，注重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并对人类的未来进行预言。汤因比坚信，“在人类事务的研究中，同时采取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方法和一种研究个别事物的方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历史是什么？在汤因比看来，就是记录他称之为文明的单位的兴衰和灭亡以及各文明相互交流的过程。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最适合的单位，既不是民族也不是国家，而是文明。他提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文明实际上就是文化化了的社会。按照这个定义，他认为世界上一共有西方基督教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埃及文明等在内的21个文明，其中14种已经灭亡，7种尚存。后来汤因比又增加了爱斯基摩文明等5种“发展停滞的文明”，于是文明的数量就成为26个。此后，汤因比又认为文明的数量有37个。
紧接着汤因比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在出现初期就停滞不前，没有发展到文明的程度？汤因比抛弃了种族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提出“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少数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这个社会所处环境恰好能够激励这少数人应对来自自然和其他社会的挑战，那么应战成功的社会就能够进入文明阶段。而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有创造能力的人，并且所处环境的挑战过小或者过大，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停滞乃至被消灭。这种挑战和应战不会一次性结束，而是不断重复发生。
汤因比不仅在《历史研究》中大量地用各种资料论证“挑战与应战”理论，而且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他的其他著作。如他的专著《汉尼拔的遗产：汉尼拔战争对罗马生活的影响》一书就是典型例子。他在这部两卷本的罗马史中认为：共和时期的罗马因为获得一个庞大帝国而面临新的形势，罗马和意大利因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第一、二次布匿战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罗马人未能回应这二者的挑战，最终导致共和制的灭亡和君主制的建立。当然，汤因比指责罗马人在公元前2世纪没有采用君主制，这种观点毫无历史依据。
汤因比认为，文明一般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今天的文明是已经灭亡的文明的“后代”。文明的起源是“挑战与应战”的结果。文明生长的动力则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人能够影响大多数人的行动。汤因比认为少数人的创造性思想是文明发展的原因，却否认了思想正是文明的本质所在。文明的衰落则是原本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变成了统治者，不能再对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在文明的解体阶段，其过程大致分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间歇期，“大一统教会”出现和蛮族的民族大迁移四个阶段。之后，新的文明在旧文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这种文明解体的模式实际上只适用于某些文明。
汤因比与他的思想前辈斯宾格勒（1881－1936）实属同时代人，只不过斯宾格勒早在1936年就去世，而汤因比则一直活到1975年。二者同被视为“文化形态史观”的代表人物，在观点上也颇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或者“西欧中心论”；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化或者文明；不同时期的文化或者文明在哲学意义上是“同时代的”；文化或者文明都和生物有机体一样，有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甚至汤因比与斯宾格勒在行文中都一样具有诗性特征和神秘色彩。如汤因比在阐述“挑战和应战”理论时，古希腊罗马的诗歌、神话和戏剧、《圣经》、歌德的《浮士德》纷纷出场。他犹如古代的苦修者得到天启一般，提出“借助神话的光亮我们对挑战和应战的性质有了某些深入的了解”。
但是汤因比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斯宾格勒。在文明的命运问题上，汤因比不同意斯宾格勒的宿命论观点，也不赞成历史循环论。他认为文明灭亡之后还可以在其废墟上浴火重生。在文明的相互关系方面，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或者文明之间没有交流和学习。而汤因比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各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斯宾格勒轻视史料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工作，认为凭借激情和直觉就可以充分理解和研究历史。而汤因比则在体系化论证自己理论的过程中表现出专业历史学家的素养。他不仅熟悉众多历史时期的第一手材料，而且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能将二者很好地融合在自己的体系内。在研究态度上，汤因比也与斯宾格勒截然不同。斯宾格勒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一切文明都会灭亡，即使唯一幸存的西方文明也不例外。而汤因比在批判西方文明的同时仍旧保持乐观态度，认为“虽然据我们所知，有16个文明死了，另有9个已经在死亡的边缘，我们的这个第26个文明却不一定非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统计数字的盲目计算不可。创造性的神火还在我们的身上暗暗地燃烧，如果我们托天之福能够把它点燃起来，那么天上的所有星宿也不能阻挠我们实现我们人类努力的目标”。
当然，汤因比以一己之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其中自然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他出于对古典历史的熟稔和热爱，在研究其他文明时执着于“希腊模式”，所以他甚至在讨论哥伦布航海之前的美洲历史时都喜欢使用古希腊文明的内容。汤因比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根据新资料更正自己，但是很多论述中的观点和资料陈旧。例如他对犹太人的历史的认知仍旧停留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而他对非西方文明的历史如中国历史的认识，其局限性就更加明显。
很多人会理所当然地批评汤因比过于低估社会和经济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确，汤因比的著作会让熟悉希腊罗马历史的读者会情不自禁想起圣奥古斯丁。他强调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等高级宗教的作用，并否定其中任何一种的独特性。汤因比为什么不把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寄托在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他本人自幼深受《圣经》的熏陶，他的父亲患精神病身故，长子自杀身亡，他本人的第一次婚姻极为不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众多朋友和同事在战争中死亡。这些无情的事实都使他对物质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任何一种物质上的成功都是虚荣、欺骗和对人性的背叛”。他认为，人类拥有的物质力量越大，那么这个物种所面临的危险就越大，所以他希望从精神上拯救人类。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自己的另一部名著《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结尾处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惟有回归精神家园，才是人类的终极自由之路。
大时代使得汤因比能够成为开拓广阔新天地的一代史学名家。从1914年以来，汤因比经历了人类已知历史中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辉煌的大英帝国斜阳落日般的没落，体会了西方文明在扩张到极限后的急剧收缩，科学技术在空前发展之后带来的负面作用。汤因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巨变时期顺时代思想潮流脱颖而出。1969年，汤因比在自己八十岁生日之际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八十年——1889－1969：如果我可以选择时代的话，我会选择在这个独特的八十年间生活吗？我作为西方中产阶级的一员，若考虑个人舒适的话，就会选择维多利亚时代的八十年——这个时代正好逃过了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产业工人，我当然会选择我本人的八十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还会选择同样的八十年。这个时代对中产阶级而言动荡不安，在历史学家看来则是引人入胜。我既是历史学家，也是中产阶级，但我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我庆幸自己生于1899年并且一直活到1969年。” 倘若汤因比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大概他会以绅士的身份舒适地度过一生，而不会成为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