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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身世
我的姑姑王叔晖先生1912年生于天津。原籍浙江绍兴。幼年时家境很好，爷爷（我爷爷行四）与三爷爷在满清时代是官僚。三爷爷是两江总督端方的门生，曾任银元局督办。民国初任江西省统税局局长，兼省政府秘书长。爷爷曾任过五河盐务。民国初任甘肃省皮毛公卖局局长、江西省烟酒公卖局局长。1916年在天津开“华园”俱乐部，规模很大，终日门庭若市，三楼以上烟灯牌桌罗列满楼。姑姑五岁就读于天津竞存小学，上课的教室有两个特殊的椅子。成绩第一名的坐红椅子，倒数第一的坐黑椅子。第一年姑姑因成绩突出坐上红椅子。后来课堂上画小人，被罚到黑椅子上。家长盛怒之下，不让她再读。就此结束了她两年多的学生生活。1924年夏，全家迁至北京，在东城有自建房八九十间。家境败落以后，我姑姑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对此我已没有任何印象了。
幼年的姑姑有好多志向，为报考戏班子，在家后花园偷偷练功，家长认为唱戏是下九流，不但反对，还给她剃了光头，没收了鞋袜。她不愿在床上学女红，拿起相机学照像和画画。后经吴镜汀先生介绍，到中国画学研究会，十五岁的王叔晖开始了学画生涯。由于过人的天资加勤奋。画技有了质的提升。
最初是临摹吴敬汀和吴光宇的稿子，待他们来时给指点一番。好景不长，三年后爷爷带着年轻貌美的姨太太不知去向。十八岁的姑姑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从此就以卖画养家糊口了。
听姑姑说，1940年前后她搬到了遂安伯胡同36号，那是个三进三出的院落。前院是一段南房。中院北房五间，住房东杨爷爷、杨奶奶，忠平大姐；西房三间住大姐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姑姑住两间东房。院内有几棵海棠树和枣树，院中央是个大金鱼缸，环境清静幽雅。北京解放后，杨家坝此宅卖给交通部，做了职工宿舍。姑姑随杨爷爷一家搬到了离此不远的小胡同——新开路。从我记事起，姑姑是住在新开路胡同甲51号（位置在东单路口北第三条胡同）。那是一处很漂亮的标准四合院：东南角房前种的葡萄高高低低地挂在架上，像是在与主人点头微笑：北房和南房均是整齐的一大排，高大敞亮，房前种着许多花草，长得茂盛而漂亮。姑姑就住在靠南的耳房里。那房子不大，十几平米，里间更小一些，屋顶上有个天窗，显得屋里光线还不错。外屋靠窗户摆着黑色的旧写字台，台面上摆得满满的：许多大大小小盛颜色的小碟，有的似乎刚用过，颜色还没干，有的在一起；许多粗粗细细的毛笔，一个旧砚台，一个满是茶锈的玻璃杯：盛着烟头的小碟，边上放着烟。说到茶锈，顺便说说姑姑喝茶的故事。她只喝茉莉花茶，常买的称作高碎。茶要沏得浓，蓄过两次水后，就称为茶屁，要重沏。但经常是茶沏好后却忙于作画，没顾上喝早凉了。每当我要换热水时，姑姑倒不讲究了，喝两口后说“没事儿”，还不止一次地说“凉茶暖肚”。不知有何科学依据，我看八成没有吧。提到烟再多说两句：小时候我记得姑姑抽中华和牡丹（“文革”中为此还受过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三年自然灾害时烟凭票供应，真不够她老人家抽的。好在国家为了照顾高级脑力劳动者有个优惠政策，每月供应肉、蛋、烟。虽数量有限，总算能补充点，但最好的也只是前门和恒大了。20世纪70年代好多了，只抽云南烟：记得是红塔山、红山茶和云烟。后来，国内市场上也有了进口烟，姑姑也没认为有多好。“听梦龙说过，良友烟在香港只有劳工才抽。有点身份的人没人用它。我看洋烟真没有红塔山好抽。”所以后来有了洋烟，谁来家赶上了，姑姑就送誰。她认为不妥是走后门，拒不接受，说：“工作结束了，你们还能来看我，真的很高兴，烟我不能买。不能为抽几口烟犯错误，更不能让你们为我出问题。”结果对方再三说明是领导特批价拨给专家的，方才认可。这些烟都是带过滤嘴的，姑姑觉得抽不出烟味来，所以无论什么烟，只要有过滤嘴，必定先把此掰掉，方可享受。但不管什么档次的烟，点后抽两口又忙于作画，再抽时烟快燃完了。大家都说姑姑抽烟那叫烧香。另外因为常常点上烟抽两口，放在桌边又画上了，所以写字台边上留下许多被烟头烫过的痕迹。写字台前放着一把没有靠背的椅子，应叫木凳，我姑姑管它叫猴凳。姑姑所创作的全部作品都是在猴凳的陪伴下完成的。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说起来好像这一切全都历历在目……
依依不舍
姑姑20世纪50年代创作了十几部连环画《河伯娶妇》《墨子救宋》、《木兰从军》《朝鲜儿女》《飞虎山><孟姜女》《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福松老汉》《马郎与三姑娘》《西厢记》《桑园会》，大都是住在新开路那段时间完成的。前文已介绍过小院的情况，再说说那里的故事吧。
姑姑是小院主人杨家多年的房客，早在杨家住遂安伯胡同時，就是那家的房客了。房东老夫妇我称之为杨爷爷、杨奶奶，二老的儿子已在美国定居。膝下有孙女、孙子同住，孙女叫杨忠平，解放前是我姑姑最小的学生，解放后在女十二中工作，是资深的数学老师。1963年我参加中考前，为了能考上重点校，姑姑还特意请她给我补习代数，忠平大姐管姑姑既不叫老师也不称先生，整天干爹干爹（老北京对未出阁的长辈女性要按男性称呼）叫得山响，显而易见关系处得有多好。姑姑也喜欢这个干女儿。1956年11月，忠平大姐结婚时，姑姑送她一条彩色横条、红白相间的羊绒长围巾，大姐多年以来始终带着。至于画技学的如何，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只见过大姐画的两幅扇面，还见过大姐一副英姿飒爽的戏照，戏唱得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只记得姑姑常说：“解放前我生活最艰难的日子，承蒙爷爷奶奶的多方关照，永生不能忘。”戏照相片是在大北照相馆拍照的。忠平大姐扮的是杨宗保，费竞二姐扮的是穆桂英，潇洒漂亮。多年后她每谈及此事，无不动容。大姐的爱子蒋力，长大后也经常出入姑姑家，更是带给近七十岁高龄的老人诸多的欢乐和帮助。听蒋力介绍，他妈妈为了找扇面废了一番周折。最初她记得有幅扇面，姑姑认为画得相当不错，高兴之余在幅面中提了字。她认为让读者见了，岂不更好，所以翻箱倒柜，找得不亦乐乎，仍不见其踪影。最后猛然想起来，那幅扇面六十年前已在中山公园师生画展时被客人买走了。
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了给姑姑提供良好的创作条件，在东单裱褙胡同安排了宿舍，那是座小独楼，姑姑住在二层。室内三面有玻璃窗，从早上到太阳落山，阳光普照着，光线对绘画者来说太重要了。楼里二层中只有一家邻居，是青年艺术剧院著名的女演员，由于职业的需要，白天排练晚上演出，很少在家，故环境好，又清静，所以姑姑对这种安静惬意且可以工作的居住环境非常满意。 杨爷爷杨奶奶得此消息很不高兴，多次挽留未果。搬家那天，杨奶奶拉着姑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看来真是怎么也留不住了，院里的物件任你挑，喜欢的就搬走，也算是留个念想吧。”姑姑当时哪儿还有心思挑东西，激动地说：“您二老别伤心落泪的，就隔两条胡同，多近啊，几分钟就走来了，我会随时回家看望您二老的。”说话时杨奶奶从南屋拿出两个深红色的磨砂玻璃杯，边走边说：“每天用它沏茶，喝时就会想起我们了。”杨爷爷指着廊子下的藤椅说：“让你挑你也不挑，这哥俩陪了我大半辈子了，搬走吧。画累了靠着歇会儿，比你那猴凳会舒服点儿。要学会心疼自己，别太累了。”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物件”姑姑都收下了，同时把二老的深情厚谊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姑姑把那两个玻璃杯奉为至宝，直到她告别这个世界，都没舍得用过，生怕摔了碰了。两把藤椅，姑姑倒是坐了多年。坐得藤条坏了，她买来宽布带子，让我帮着绑了又绑，显得结实了。只是藤椅的颜色，怎么爱护也不行，变得越来越深了。甭说，谁都会明白，那肯定是姑姑抽烟多年创造出的丰功伟绩吧。
邻里之间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姑姑家总有外人来。邻居、同事、友人、学生及小朋友，尤其是节假日，总是先来的客人还没走，就又来人了。甭管谁来她都是热情接待。晚上等人都走了，她也累得够呛了。每次都坐着抽根烟，拿本小说看会儿，她说这就是最好的休息了。静静神又铺上纸搞创作了。我特别心痛，总劝她别老接待客人。姑姑却说：“主雅宾来勤。这说明我人缘还不错。”我后来建议在门前贴张“身体欠安，请勿打扰”的告示。她特不高兴地说：“我可没那么大派头，你是不是觉得，什么时候我没人理了，你才高兴？”吓得我再不敢多说此事了。
姑姑和邻居处得关系特别好。谁家没了茶叶、烟卷都来要。知道她爱吃饺子，哪家包了都会送来一盘。近邻的夏风，是美术界的老干部，他的妻子叫叶子青，一对儿女分别起名夏叶子、夏青子。叶子或青子端来饺子的时候居多。有时吃着饺子，姑姑会说：“都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咱们甭管它，爱有没有。再来一寻（姑姑总管一杯酒叫一寻）是真的。”饺子吃完总是装上糖果，让我送回，以表谢意。
我结婚前夕，邻居李平凡叔叔（版画家）知道后，把我和爱人叫到他的画室，拿出两片瓷盘，用一种特殊的彩笔，描绘出六个孩子肩并肩前行的画面。很快就画好了。接着在另一个盘上，他说要画个“连续剧”。仍然是这六个孩子，已经走到了枫树林，再往前行就要到少数民族的寨子了。匆匆几笔又完成了。送给我们时说：“家里的瓷盘用完了，你们去商店再买几个，拿来再给你们多画几个。姑姑看见后说：“画得真好，结婚时别忘了给人家送喜糖去。另外叔叔刚从日本办个人画展回来，好多事要去处理。见好就收，别再添麻烦了。叔叔是客气，咱们可不能不懂事。”再有一件是院内有个小伙伴，响应号召去陕北插队落户。立志扎根农村，准备嫁给与之同甘共苦，曾给她帮助和温暖的农民。她父母认为双方从家庭到学识及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相距甚远，如果成了家会后悔一辈子，于是坚决反对。孩子的苦恼可想而知。春节探亲时来姑姑家串门，聊起伤心事，泪流满面地说：“我为中国连环画研究会成立题贺词就是您画的（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姑姑怎么劝的我不知道，只听姑姑后来说起此事，深表同情地说：“孩子结婚时，渴望要幅画挂在窑洞的新房里。我从不画应酬画，你是知道的。这回再忙再累也要办，也算对孩子的支持吧。”当时我又是同情，又是羡慕。同情的是她的悲惨命运，羡慕的是我结婚时都没有姑姑送的画。我和爱人聊起此事，都认为姑姑办事特有人情味儿，也充分反映出姑姑对当代青年冲破“门当户对”封建风俗的赞许。
往事如烟，搬出辛寺胡同已有三十多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除了前面写的李平凡叔叔、夏风叔叔，还有院内多位画界知名大师，我再也没见过。只是偶然在画册或刊物上见到他们的佳作，他们的音容笑貌又一齐涌现在眼前……同时也想起了院内的小伙伴们。你们今在何方？我也真诚地祝愿你们，以及许多我没见过面的、姑姑作品的喜爱者，健康，幸福，事业有成，步步高升。
姑姑说：“有的人刚做出点成绩就不得了了，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趾高气扬，任人不理。要我说这种人没水平，不懂什么叫满招损，谦受益，也不懂要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实在让人看不起，让人讨厌！”她是这么说，也是這么做的。姑姑每天下班到家，从前院走到后院，大家相互问好，非常融洽。她带的书包和手提之物，总被孩子们抢着要帮拿。抢不到的还会哭鼻子。姑姑还得忙着劝“别哭，一哭就不好看了，明天一定让你拿。大家一会儿都有糖吃”。进家门拿出巧克力，人手一份，刚还哭得泪人似的孩子也破涕为笑了。
200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上海大可堂合作出版发行了《王叔晖连环画选集》，那是五本宣纸线装连环画。《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杨门女将》，还有一本精选。用黄绫子包着装在锦盒内，挺上档次。定价为500元，印制了两千套，上市后很快就被爱好者抢购一空。“选集”后记的作者是位自称是姑姑小老乡的记者——张奇明先生，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语，特别有意义。请看：“有人以为先生古板、沉默，其实不然。先生是一个极为开朗幽默的人。她家里常常聚集着很多孩子。她甚至亲手制作过幻灯机和幻灯片，亲自放给孩子们看。须知在那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和游戏机的年代，这可是孩子们极大的艺术享受了。”
地震产物
唐山地震后，为了安全，大家都争先恐后，忙着盖地震棚。楼前楼后没地方了，只好到马路便道上去搭建。大小不等的地震棚，像雨后春笋一般，一两天就连成一片。那时如用相机拍出，现在看一定很可笑。我姑姑曾画过两幅“地震生活”的速写，并注明“1976年8月中旬在吉安道西头所住帐棚内，望外速写邻近棚帐”。此作北京鼎图文化有限公司总裁张波先生偶尔见到，认为很有欣赏与纪念价值，曾拿去扫描并存档，准备有机会在适当的出版物上刊登发表，以供雅赏。
也许这辈子谁也没经历过地震，而且唐山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可怕了，把所有人吓得没有清醒头脑分析问题了。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姑姑住的院子原是美国传教士建的。房子是用糯米砌成的，坚固无比。再看看所有房间的墙有多厚吧，将近一米厚的墙中能有用来放佛龛的平台。这么坚固得如堡垒式的房子，一般地震到来时，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可那时即便有明白人，又有谁敢用自己和大家的身家性命去冒险啊？姑姑所住的院里没什么动静。最初记不清谁曾说院内地下室可利用，各家后来都在此放了许多用不着或家中放不下的家具和杂物，已经没有再大空间将其移走，也再无合适地方，而且由于多年以来无人整理、打扫。大家分别去看过，见又脏又乱，认为不可取。还不如在樹底下支个棚好。还没动手，又不知哪家最先有了发明创造，大家都纷纷效仿。其实很简单，即把床上再架上一个相同规格的床，捆绑起来，用来防震掩体。姑姑也没有好招，认为此法简而易行，让我如法炮制。后来出版社派来师傅，进行了加固。自制的抗震棚就算完成了。当时我认为太不安全，多次说过，姑姑也不理会。她经常开玩笑地说“人的命天注定，放心吧，没事儿。”单位领导来家看望时，也认为太简陋了，实为不妥，需要另寻它处，单位备料派人重盖个安全的。姑姑实在不愿给组织添麻烦，除表示感谢外，只告之一切再议，便再无谈及此事。我想要换别人可能会三天两头找组织，请求帮忙。她不但不找，倒是认为如此反而落得心安。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体现，从中也可看到作为共产党员的姑姑品德的可贵之处吧。万幸地震没再光顾北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有趣，地震产物居然让姑姑用得很惬意。学生拿来画稿，用图钉钉在支架床的上沿，为其指教；自己的画稿和年画等印刷品，也都往上放，越积越多，她挺高兴地说：“这倒不错，好多东西又多了个家。”说来也怪，看似杂乱无章，但要找何物时，姑姑总会信手拈来。我小时候姑姑常说：“放任何东西都要有准地儿，做到心中有数，不然找时就麻烦了。”为此我和爱人搞卫生时从不大动，收拾完毕依然物归原处。生怕移了位置姑姑找不到，会着急，我也从小就养成了放任何东西都有规律的好习惯。
拜访前辈
我曾陪姑姑去过中山公园。到后她并不急于写生，而是先仔细观察各处的花，然后再动笔。她对那里情有独钟。高兴时，常给我讲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往事：十五岁时，她由二姐夫吴镜汀先生介绍进入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每周都到此学画，会址即在“来今雨轩”附近。在那里学画的三年，她大开了眼界，看到许多历代的名画珍品，这对她日后的绘画实为受益匪浅。也是在那里，姑姑有幸结识了颇有名望的前辈孙踊昭老师。
孙先生出身书香門第，自幼熟读文史，精通琴棋。民国期间曾在京城女子师范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任教。孙先生见姑姑聪慧好学，格外赏识。她指导学生写大字，并要坚持每天多写，用以锻炼腕力，才能在勾画时得心应手。学生照此苦练，果然收到奇效，绘画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姑姑入会三年间，年年得到研究会颁发的奖品，周肇祥会长见到她临摹的一幅仕女画，大加赞赏，兴奋地提笔于画上题字——闺秀中近百年无此笔墨。
写至此又让我回忆起一段往事，20世纪60年代初中升高中，不像如今那么从容，我们班近五十名同学，只有六名考上了高中，而且作文还考了两遍（第一次考完后，没几天让重考，后来才知道原因是作文题，那个环节出问题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特别兴奋，总算没白费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尤其是升学后，班主任王平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我担任语文课代表时，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各课的课代表，分别是由该课升学考试的最高分，自然产生的）。我那段时间上课不像上初中时那样认真听讲，有时甚至还会想昨晚的棋，中盘和收关时的两步缓手，不然会赢得更多，下晚自习赶紧跑回宿舍，抓紧时间熄灯前（校方规定学生宿舍楼晚9点半熄灯）杀一盘……有个周日返校前姑姑叫住我说：“这阵子忙，没顾上说你，怎么回家也不看书，常摆棋谱，这怎么成？干什么，要吆喝什么。学生不看书，怎么温故而知新呢？当年我学画时，孙先生让我写大字，我真是起早抓晚，刻苦练习。后来我先后被聘为中国画研究会助教和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教授。为了生计和还奶奶故去时借的钱，白天去教画，晚上赶去给阔小姐当家庭教师，很晚归来还要铺上纸为《荣宝斋>赶订单。偶有订单断档，也舍不得多睡会儿，还要抓功夫写大字，可以说我现在取得的一点成绩和那时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老百姓常说某某是天才，我认为不对，只能说人的悟性不同，有优劣之分，但做任何事不下功夫，肯定不成。我要说‘天才’两字，就是天天勤奋上进，方能成才。好了，响鼓不用重锤，不多说了，你好好想想吧。”我一直乖乖地听，没敢言语。姑姑这时露出了笑脸，开了句玩笑：“行了，您该起驾了，回学校慢点儿骑，注意安全。”教导、关心、关爱、诙谐、幽默，顷刻间全涌现出来。不由得不让人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又怎能不听从其教诲呢？小插曲过后，还是书归正传，再接着讲孙先生的故事吧。
姑姑对孙先生除了学识及艺术上的敬佩外，更敬重的是其人格。卢沟桥事变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不唱了，孙先生辞职回家，不侍候日本鬼子。这都是多么伟大的民族气节！孙先生平日生活非常朴素，从不追求名利。“文革”前，我曾陪姑姑去拜访过孙先生，她家住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那院静静的，不是大杂院。去过多次没见过邻居，也未敢问过。进屋见墙上挂着字画，墙角支着古琴，除了八仙桌、写字台，内室仅一张大床和一衣柜，只有百骨架上的一盆爽清碧绿的文竹算是唯一的摆设了。近九十岁高龄的老艺术家，任教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画院和中央文史馆任职，竟是如此清贫，让人难以置信。孙先生和姑姑一样，终生未成家。她普通话说得不好，交谈中带着方言，语速慢，但很健谈，渊博的知识不时彰显出来。她们聊得很开心。但我姑姑怕老人过于兴奋和劳累，每次去均不敢多打扰，不过，欲告辞时总被留下用餐。盛情难却，姑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饭桌上是少肉多素，据说先生的膳食结构始终是以素食为主，肘花几片足矣，白酒少许，水果适量，从不吸烟。沙丁鱼罐头是单为客人添加的。進餐时，她们仍然以聊为主，拿起筷子也如蜻蜓点水。其实我还真饿了，也不敢真吃，只是吃吃停停，依旧听她们聊天。还是姑姑会照顾我，笑着说：“你吃你的，拿起筷子就算扰，不饱白不饱。”一句话说完，她和先生都爽朗地笑起来了。我也“听人劝，吃饱饭”落个实惠吧。
每逢见过孙先生，姑姑晚上回家情绪总有些异样，很少说话，只是抽烟、看书，那时我想，可能是累了吧？现在我觉得，她那时也许又想起了少年学画、中年卖画为生的艰辛，还是，又在回忆多年前与孙先生相处的时光呢？
我的姑姑王叔晖先生1912年生于天津。原籍浙江绍兴。幼年时家境很好，爷爷（我爷爷行四）与三爷爷在满清时代是官僚。三爷爷是两江总督端方的门生，曾任银元局督办。民国初任江西省统税局局长，兼省政府秘书长。爷爷曾任过五河盐务。民国初任甘肃省皮毛公卖局局长、江西省烟酒公卖局局长。1916年在天津开“华园”俱乐部，规模很大，终日门庭若市，三楼以上烟灯牌桌罗列满楼。姑姑五岁就读于天津竞存小学，上课的教室有两个特殊的椅子。成绩第一名的坐红椅子，倒数第一的坐黑椅子。第一年姑姑因成绩突出坐上红椅子。后来课堂上画小人，被罚到黑椅子上。家长盛怒之下，不让她再读。就此结束了她两年多的学生生活。1924年夏，全家迁至北京，在东城有自建房八九十间。家境败落以后，我姑姑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对此我已没有任何印象了。
幼年的姑姑有好多志向，为报考戏班子，在家后花园偷偷练功，家长认为唱戏是下九流，不但反对，还给她剃了光头，没收了鞋袜。她不愿在床上学女红，拿起相机学照像和画画。后经吴镜汀先生介绍，到中国画学研究会，十五岁的王叔晖开始了学画生涯。由于过人的天资加勤奋。画技有了质的提升。
最初是临摹吴敬汀和吴光宇的稿子，待他们来时给指点一番。好景不长，三年后爷爷带着年轻貌美的姨太太不知去向。十八岁的姑姑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从此就以卖画养家糊口了。
听姑姑说，1940年前后她搬到了遂安伯胡同36号，那是个三进三出的院落。前院是一段南房。中院北房五间，住房东杨爷爷、杨奶奶，忠平大姐；西房三间住大姐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姑姑住两间东房。院内有几棵海棠树和枣树，院中央是个大金鱼缸，环境清静幽雅。北京解放后，杨家坝此宅卖给交通部，做了职工宿舍。姑姑随杨爷爷一家搬到了离此不远的小胡同——新开路。从我记事起，姑姑是住在新开路胡同甲51号（位置在东单路口北第三条胡同）。那是一处很漂亮的标准四合院：东南角房前种的葡萄高高低低地挂在架上，像是在与主人点头微笑：北房和南房均是整齐的一大排，高大敞亮，房前种着许多花草，长得茂盛而漂亮。姑姑就住在靠南的耳房里。那房子不大，十几平米，里间更小一些，屋顶上有个天窗，显得屋里光线还不错。外屋靠窗户摆着黑色的旧写字台，台面上摆得满满的：许多大大小小盛颜色的小碟，有的似乎刚用过，颜色还没干，有的在一起；许多粗粗细细的毛笔，一个旧砚台，一个满是茶锈的玻璃杯：盛着烟头的小碟，边上放着烟。说到茶锈，顺便说说姑姑喝茶的故事。她只喝茉莉花茶，常买的称作高碎。茶要沏得浓，蓄过两次水后，就称为茶屁，要重沏。但经常是茶沏好后却忙于作画，没顾上喝早凉了。每当我要换热水时，姑姑倒不讲究了，喝两口后说“没事儿”，还不止一次地说“凉茶暖肚”。不知有何科学依据，我看八成没有吧。提到烟再多说两句：小时候我记得姑姑抽中华和牡丹（“文革”中为此还受过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三年自然灾害时烟凭票供应，真不够她老人家抽的。好在国家为了照顾高级脑力劳动者有个优惠政策，每月供应肉、蛋、烟。虽数量有限，总算能补充点，但最好的也只是前门和恒大了。20世纪70年代好多了，只抽云南烟：记得是红塔山、红山茶和云烟。后来，国内市场上也有了进口烟，姑姑也没认为有多好。“听梦龙说过，良友烟在香港只有劳工才抽。有点身份的人没人用它。我看洋烟真没有红塔山好抽。”所以后来有了洋烟，谁来家赶上了，姑姑就送誰。她认为不妥是走后门，拒不接受，说：“工作结束了，你们还能来看我，真的很高兴，烟我不能买。不能为抽几口烟犯错误，更不能让你们为我出问题。”结果对方再三说明是领导特批价拨给专家的，方才认可。这些烟都是带过滤嘴的，姑姑觉得抽不出烟味来，所以无论什么烟，只要有过滤嘴，必定先把此掰掉，方可享受。但不管什么档次的烟，点后抽两口又忙于作画，再抽时烟快燃完了。大家都说姑姑抽烟那叫烧香。另外因为常常点上烟抽两口，放在桌边又画上了，所以写字台边上留下许多被烟头烫过的痕迹。写字台前放着一把没有靠背的椅子，应叫木凳，我姑姑管它叫猴凳。姑姑所创作的全部作品都是在猴凳的陪伴下完成的。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说起来好像这一切全都历历在目……
依依不舍
姑姑20世纪50年代创作了十几部连环画《河伯娶妇》《墨子救宋》、《木兰从军》《朝鲜儿女》《飞虎山><孟姜女》《孔雀东南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福松老汉》《马郎与三姑娘》《西厢记》《桑园会》，大都是住在新开路那段时间完成的。前文已介绍过小院的情况，再说说那里的故事吧。
姑姑是小院主人杨家多年的房客，早在杨家住遂安伯胡同時，就是那家的房客了。房东老夫妇我称之为杨爷爷、杨奶奶，二老的儿子已在美国定居。膝下有孙女、孙子同住，孙女叫杨忠平，解放前是我姑姑最小的学生，解放后在女十二中工作，是资深的数学老师。1963年我参加中考前，为了能考上重点校，姑姑还特意请她给我补习代数，忠平大姐管姑姑既不叫老师也不称先生，整天干爹干爹（老北京对未出阁的长辈女性要按男性称呼）叫得山响，显而易见关系处得有多好。姑姑也喜欢这个干女儿。1956年11月，忠平大姐结婚时，姑姑送她一条彩色横条、红白相间的羊绒长围巾，大姐多年以来始终带着。至于画技学的如何，那时我还小，根本不懂，只见过大姐画的两幅扇面，还见过大姐一副英姿飒爽的戏照，戏唱得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只记得姑姑常说：“解放前我生活最艰难的日子，承蒙爷爷奶奶的多方关照，永生不能忘。”戏照相片是在大北照相馆拍照的。忠平大姐扮的是杨宗保，费竞二姐扮的是穆桂英，潇洒漂亮。多年后她每谈及此事，无不动容。大姐的爱子蒋力，长大后也经常出入姑姑家，更是带给近七十岁高龄的老人诸多的欢乐和帮助。听蒋力介绍，他妈妈为了找扇面废了一番周折。最初她记得有幅扇面，姑姑认为画得相当不错，高兴之余在幅面中提了字。她认为让读者见了，岂不更好，所以翻箱倒柜，找得不亦乐乎，仍不见其踪影。最后猛然想起来，那幅扇面六十年前已在中山公园师生画展时被客人买走了。
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了给姑姑提供良好的创作条件，在东单裱褙胡同安排了宿舍，那是座小独楼，姑姑住在二层。室内三面有玻璃窗，从早上到太阳落山，阳光普照着，光线对绘画者来说太重要了。楼里二层中只有一家邻居，是青年艺术剧院著名的女演员，由于职业的需要，白天排练晚上演出，很少在家，故环境好，又清静，所以姑姑对这种安静惬意且可以工作的居住环境非常满意。 杨爷爷杨奶奶得此消息很不高兴，多次挽留未果。搬家那天，杨奶奶拉着姑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看来真是怎么也留不住了，院里的物件任你挑，喜欢的就搬走，也算是留个念想吧。”姑姑当时哪儿还有心思挑东西，激动地说：“您二老别伤心落泪的，就隔两条胡同，多近啊，几分钟就走来了，我会随时回家看望您二老的。”说话时杨奶奶从南屋拿出两个深红色的磨砂玻璃杯，边走边说：“每天用它沏茶，喝时就会想起我们了。”杨爷爷指着廊子下的藤椅说：“让你挑你也不挑，这哥俩陪了我大半辈子了，搬走吧。画累了靠着歇会儿，比你那猴凳会舒服点儿。要学会心疼自己，别太累了。”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物件”姑姑都收下了，同时把二老的深情厚谊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姑姑把那两个玻璃杯奉为至宝，直到她告别这个世界，都没舍得用过，生怕摔了碰了。两把藤椅，姑姑倒是坐了多年。坐得藤条坏了，她买来宽布带子，让我帮着绑了又绑，显得结实了。只是藤椅的颜色，怎么爱护也不行，变得越来越深了。甭说，谁都会明白，那肯定是姑姑抽烟多年创造出的丰功伟绩吧。
邻里之间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姑姑家总有外人来。邻居、同事、友人、学生及小朋友，尤其是节假日，总是先来的客人还没走，就又来人了。甭管谁来她都是热情接待。晚上等人都走了，她也累得够呛了。每次都坐着抽根烟，拿本小说看会儿，她说这就是最好的休息了。静静神又铺上纸搞创作了。我特别心痛，总劝她别老接待客人。姑姑却说：“主雅宾来勤。这说明我人缘还不错。”我后来建议在门前贴张“身体欠安，请勿打扰”的告示。她特不高兴地说：“我可没那么大派头，你是不是觉得，什么时候我没人理了，你才高兴？”吓得我再不敢多说此事了。
姑姑和邻居处得关系特别好。谁家没了茶叶、烟卷都来要。知道她爱吃饺子，哪家包了都会送来一盘。近邻的夏风，是美术界的老干部，他的妻子叫叶子青，一对儿女分别起名夏叶子、夏青子。叶子或青子端来饺子的时候居多。有时吃着饺子，姑姑会说：“都说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咱们甭管它，爱有没有。再来一寻（姑姑总管一杯酒叫一寻）是真的。”饺子吃完总是装上糖果，让我送回，以表谢意。
我结婚前夕，邻居李平凡叔叔（版画家）知道后，把我和爱人叫到他的画室，拿出两片瓷盘，用一种特殊的彩笔，描绘出六个孩子肩并肩前行的画面。很快就画好了。接着在另一个盘上，他说要画个“连续剧”。仍然是这六个孩子，已经走到了枫树林，再往前行就要到少数民族的寨子了。匆匆几笔又完成了。送给我们时说：“家里的瓷盘用完了，你们去商店再买几个，拿来再给你们多画几个。姑姑看见后说：“画得真好，结婚时别忘了给人家送喜糖去。另外叔叔刚从日本办个人画展回来，好多事要去处理。见好就收，别再添麻烦了。叔叔是客气，咱们可不能不懂事。”再有一件是院内有个小伙伴，响应号召去陕北插队落户。立志扎根农村，准备嫁给与之同甘共苦，曾给她帮助和温暖的农民。她父母认为双方从家庭到学识及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相距甚远，如果成了家会后悔一辈子，于是坚决反对。孩子的苦恼可想而知。春节探亲时来姑姑家串门，聊起伤心事，泪流满面地说：“我为中国连环画研究会成立题贺词就是您画的（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姑姑怎么劝的我不知道，只听姑姑后来说起此事，深表同情地说：“孩子结婚时，渴望要幅画挂在窑洞的新房里。我从不画应酬画，你是知道的。这回再忙再累也要办，也算对孩子的支持吧。”当时我又是同情，又是羡慕。同情的是她的悲惨命运，羡慕的是我结婚时都没有姑姑送的画。我和爱人聊起此事，都认为姑姑办事特有人情味儿，也充分反映出姑姑对当代青年冲破“门当户对”封建风俗的赞许。
往事如烟，搬出辛寺胡同已有三十多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除了前面写的李平凡叔叔、夏风叔叔，还有院内多位画界知名大师，我再也没见过。只是偶然在画册或刊物上见到他们的佳作，他们的音容笑貌又一齐涌现在眼前……同时也想起了院内的小伙伴们。你们今在何方？我也真诚地祝愿你们，以及许多我没见过面的、姑姑作品的喜爱者，健康，幸福，事业有成，步步高升。
姑姑说：“有的人刚做出点成绩就不得了了，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趾高气扬，任人不理。要我说这种人没水平，不懂什么叫满招损，谦受益，也不懂要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实在让人看不起，让人讨厌！”她是这么说，也是這么做的。姑姑每天下班到家，从前院走到后院，大家相互问好，非常融洽。她带的书包和手提之物，总被孩子们抢着要帮拿。抢不到的还会哭鼻子。姑姑还得忙着劝“别哭，一哭就不好看了，明天一定让你拿。大家一会儿都有糖吃”。进家门拿出巧克力，人手一份，刚还哭得泪人似的孩子也破涕为笑了。
200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与上海大可堂合作出版发行了《王叔晖连环画选集》，那是五本宣纸线装连环画。《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杨门女将》，还有一本精选。用黄绫子包着装在锦盒内，挺上档次。定价为500元，印制了两千套，上市后很快就被爱好者抢购一空。“选集”后记的作者是位自称是姑姑小老乡的记者——张奇明先生，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语，特别有意义。请看：“有人以为先生古板、沉默，其实不然。先生是一个极为开朗幽默的人。她家里常常聚集着很多孩子。她甚至亲手制作过幻灯机和幻灯片，亲自放给孩子们看。须知在那既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和游戏机的年代，这可是孩子们极大的艺术享受了。”
地震产物
唐山地震后，为了安全，大家都争先恐后，忙着盖地震棚。楼前楼后没地方了，只好到马路便道上去搭建。大小不等的地震棚，像雨后春笋一般，一两天就连成一片。那时如用相机拍出，现在看一定很可笑。我姑姑曾画过两幅“地震生活”的速写，并注明“1976年8月中旬在吉安道西头所住帐棚内，望外速写邻近棚帐”。此作北京鼎图文化有限公司总裁张波先生偶尔见到，认为很有欣赏与纪念价值，曾拿去扫描并存档，准备有机会在适当的出版物上刊登发表，以供雅赏。
也许这辈子谁也没经历过地震，而且唐山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实在太可怕了，把所有人吓得没有清醒头脑分析问题了。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姑姑住的院子原是美国传教士建的。房子是用糯米砌成的，坚固无比。再看看所有房间的墙有多厚吧，将近一米厚的墙中能有用来放佛龛的平台。这么坚固得如堡垒式的房子，一般地震到来时，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可那时即便有明白人，又有谁敢用自己和大家的身家性命去冒险啊？姑姑所住的院里没什么动静。最初记不清谁曾说院内地下室可利用，各家后来都在此放了许多用不着或家中放不下的家具和杂物，已经没有再大空间将其移走，也再无合适地方，而且由于多年以来无人整理、打扫。大家分别去看过，见又脏又乱，认为不可取。还不如在樹底下支个棚好。还没动手，又不知哪家最先有了发明创造，大家都纷纷效仿。其实很简单，即把床上再架上一个相同规格的床，捆绑起来，用来防震掩体。姑姑也没有好招，认为此法简而易行，让我如法炮制。后来出版社派来师傅，进行了加固。自制的抗震棚就算完成了。当时我认为太不安全，多次说过，姑姑也不理会。她经常开玩笑地说“人的命天注定，放心吧，没事儿。”单位领导来家看望时，也认为太简陋了，实为不妥，需要另寻它处，单位备料派人重盖个安全的。姑姑实在不愿给组织添麻烦，除表示感谢外，只告之一切再议，便再无谈及此事。我想要换别人可能会三天两头找组织，请求帮忙。她不但不找，倒是认为如此反而落得心安。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体现，从中也可看到作为共产党员的姑姑品德的可贵之处吧。万幸地震没再光顾北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有趣，地震产物居然让姑姑用得很惬意。学生拿来画稿，用图钉钉在支架床的上沿，为其指教；自己的画稿和年画等印刷品，也都往上放，越积越多，她挺高兴地说：“这倒不错，好多东西又多了个家。”说来也怪，看似杂乱无章，但要找何物时，姑姑总会信手拈来。我小时候姑姑常说：“放任何东西都要有准地儿，做到心中有数，不然找时就麻烦了。”为此我和爱人搞卫生时从不大动，收拾完毕依然物归原处。生怕移了位置姑姑找不到，会着急，我也从小就养成了放任何东西都有规律的好习惯。
拜访前辈
我曾陪姑姑去过中山公园。到后她并不急于写生，而是先仔细观察各处的花，然后再动笔。她对那里情有独钟。高兴时，常给我讲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往事：十五岁时，她由二姐夫吴镜汀先生介绍进入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每周都到此学画，会址即在“来今雨轩”附近。在那里学画的三年，她大开了眼界，看到许多历代的名画珍品，这对她日后的绘画实为受益匪浅。也是在那里，姑姑有幸结识了颇有名望的前辈孙踊昭老师。
孙先生出身书香門第，自幼熟读文史，精通琴棋。民国期间曾在京城女子师范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任教。孙先生见姑姑聪慧好学，格外赏识。她指导学生写大字，并要坚持每天多写，用以锻炼腕力，才能在勾画时得心应手。学生照此苦练，果然收到奇效，绘画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姑姑入会三年间，年年得到研究会颁发的奖品，周肇祥会长见到她临摹的一幅仕女画，大加赞赏，兴奋地提笔于画上题字——闺秀中近百年无此笔墨。
写至此又让我回忆起一段往事，20世纪60年代初中升高中，不像如今那么从容，我们班近五十名同学，只有六名考上了高中，而且作文还考了两遍（第一次考完后，没几天让重考，后来才知道原因是作文题，那个环节出问题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特别兴奋，总算没白费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尤其是升学后，班主任王平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我担任语文课代表时，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各课的课代表，分别是由该课升学考试的最高分，自然产生的）。我那段时间上课不像上初中时那样认真听讲，有时甚至还会想昨晚的棋，中盘和收关时的两步缓手，不然会赢得更多，下晚自习赶紧跑回宿舍，抓紧时间熄灯前（校方规定学生宿舍楼晚9点半熄灯）杀一盘……有个周日返校前姑姑叫住我说：“这阵子忙，没顾上说你，怎么回家也不看书，常摆棋谱，这怎么成？干什么，要吆喝什么。学生不看书，怎么温故而知新呢？当年我学画时，孙先生让我写大字，我真是起早抓晚，刻苦练习。后来我先后被聘为中国画研究会助教和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教授。为了生计和还奶奶故去时借的钱，白天去教画，晚上赶去给阔小姐当家庭教师，很晚归来还要铺上纸为《荣宝斋>赶订单。偶有订单断档，也舍不得多睡会儿，还要抓功夫写大字，可以说我现在取得的一点成绩和那时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老百姓常说某某是天才，我认为不对，只能说人的悟性不同，有优劣之分，但做任何事不下功夫，肯定不成。我要说‘天才’两字，就是天天勤奋上进，方能成才。好了，响鼓不用重锤，不多说了，你好好想想吧。”我一直乖乖地听，没敢言语。姑姑这时露出了笑脸，开了句玩笑：“行了，您该起驾了，回学校慢点儿骑，注意安全。”教导、关心、关爱、诙谐、幽默，顷刻间全涌现出来。不由得不让人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又怎能不听从其教诲呢？小插曲过后，还是书归正传，再接着讲孙先生的故事吧。
姑姑对孙先生除了学识及艺术上的敬佩外，更敬重的是其人格。卢沟桥事变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不唱了，孙先生辞职回家，不侍候日本鬼子。这都是多么伟大的民族气节！孙先生平日生活非常朴素，从不追求名利。“文革”前，我曾陪姑姑去拜访过孙先生，她家住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那院静静的，不是大杂院。去过多次没见过邻居，也未敢问过。进屋见墙上挂着字画，墙角支着古琴，除了八仙桌、写字台，内室仅一张大床和一衣柜，只有百骨架上的一盆爽清碧绿的文竹算是唯一的摆设了。近九十岁高龄的老艺术家，任教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画院和中央文史馆任职，竟是如此清贫，让人难以置信。孙先生和姑姑一样，终生未成家。她普通话说得不好，交谈中带着方言，语速慢，但很健谈，渊博的知识不时彰显出来。她们聊得很开心。但我姑姑怕老人过于兴奋和劳累，每次去均不敢多打扰，不过，欲告辞时总被留下用餐。盛情难却，姑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饭桌上是少肉多素，据说先生的膳食结构始终是以素食为主，肘花几片足矣，白酒少许，水果适量，从不吸烟。沙丁鱼罐头是单为客人添加的。進餐时，她们仍然以聊为主，拿起筷子也如蜻蜓点水。其实我还真饿了，也不敢真吃，只是吃吃停停，依旧听她们聊天。还是姑姑会照顾我，笑着说：“你吃你的，拿起筷子就算扰，不饱白不饱。”一句话说完，她和先生都爽朗地笑起来了。我也“听人劝，吃饱饭”落个实惠吧。
每逢见过孙先生，姑姑晚上回家情绪总有些异样，很少说话，只是抽烟、看书，那时我想，可能是累了吧？现在我觉得，她那时也许又想起了少年学画、中年卖画为生的艰辛，还是，又在回忆多年前与孙先生相处的时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