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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川南丘陵深处的屏山县城，贫困、局促、寂寥而破落，它突然被不可阻遏的力量搅动起来，那是金沙江水电开发的怒涛
被一纸封库令定格9年后，两万多居民必须在十几天里完成大迁移。两小时山路颠簸的尽头，壮阔、现代、喧嚣的另一个屏山就会映现，在那座早产儿一般的新城，人们必然要面对比崭新还要新的生活
与屏山老县城相伴到70岁的时候，宋正林、杨秀兰夫妇赶上了另一个屏山的零岁起点。那是绝对意义的全新城镇，新得甚至还不适宜铺展生活。
与两位老人一样，县城两万多居民将整体搬过去。从9年前直到未来若干年，他们像生活在表格与图纸中，一切都是被规划着的。
规模位列中国第三的向家坝水电站，是金沙江水电梯级开发的重中之重，当年宜宾市几经高层运作，才把大坝选址留在境内。屏山是宜宾所辖区县中最贫困的一个，用以换取某种更大的利益在当地政府看来显然是值得的。
在总长2300多公里、预计兴建25座水电站的金沙江上，涉及的移民据估算将达到百万。如果说屏山县城的两万多人有什么特殊之处，无非是在一场比拼牺牲精神的竞赛中，他们承受了一切看似无法承受的。
两位老人一夜未眠，为了避开搬迁车队在山路上拥塞，他们决定凌晨3点就装车出发。2012年5月20日，黄历显示“宜移徙、入宅”，更何况当日意味着一根红线，是机关、国企员工带头搬家的最后期限，几百户选择当日搬家。两位老人的儿子是县里的移民干部，没有条件可讲。
尽管更早一些行动会拿到额度更高的搬家补贴，也可以避免拥堵忙乱，绝大多数人还是拖到了最后期限。原因很简单，新屏山实在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关于这一点，连县委官员和建筑承包商都不否认。
把新县城描述为零岁的婴孩有些牵强，至少应该补充一句——它像是仅仅怀胎七八个月的早产儿。
在5月20日之前搬出老县城的机关、国企员工及其家属，少数人还无法看到新房子——它们尚未按图纸堆砌起来。多数人看到了过于崭新的房子，无论对于水电不通的窘况或各种建筑质量如何皱眉头，他们都以完成政治任务的姿态签字、收房。
时间表没给政府职员、党员们预留抱怨的空隙，在5月31日的另一根红线之前，他们中的每个人要完成动员5户群众搬离老城的指标。
封库令的威力
再过几个月，生活应该便利了。挽起裤管、踮着脚尖走在泥泞的通往惟一的临时市场的路上，新县城的入住者这样安慰着自己。
尘土飞扬的大工地，偶尔会看到迫不及待的小吃业主支起了简易摊点。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几张塑料凳，泡在漂着油花的水盆里的几副碗筷，新店铺就这么开张了。因为小吃摊点供不应求，有时，饥肠辘辘的你跨过战壕一样纵横的开挖沟，想点一份燃面或抄手，却发现前面竟排着好些人。毫无意外地，你要为这种稀缺服务支付不菲的价码。
理论上，新城的住房面积远超老城，但是，大量住宅没有完全竣工，大量房子有待装修，房屋租赁成为不折不扣的卖方市场。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月租金已达到1800-2000元，这相当于一个政府公务员全部的月薪。
没什么可抱怨的。非常时期又不是始于今夏，对于被不断推高的物价和租价，屏山人早就具备了足够的耐受力。
2002年，屏山县首次入围国家级贫困县，他们需要从落后位置赶超，只是未及迈开步子就被迫定格了——向家坝工程可研报告基本完成，屏山老县城被划入库区，计划2012年整体迁移。因循惯例，2003年2月1日，四川省政府下达了封库令，库区不再允许流入人口，不再允许新建房屋，农民不再允许栽种多年生作物……可以想见，此举会避免向家坝电站的开发商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担额外的赔偿。
过去9年间，屏山有一本自己的黄历，每一页都写着：忌生长、忌前行。这座明代隆庆年间建城的旧县城，像一部熄了火搁置在斜坡上的拖拉机，不仅继续行驶几无可能，还出现了溜车的状况。
官方数据显示，屏山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封库两年后缩水约74%，社会消费被严重抑制。就观感而言，老屏山比它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显得更破落一些。当油漆任由江风剥蚀，梁木任由阳光炙烤，整个城镇如同放置于露天的木质文物，几年时间就老态毕现。
五指山大酒店被认为是屏山老城最好的宾馆。你在它的标准间里会看到，写字台和床头共有4盏灯，还保留着灯罩的那两盏已经坏掉，倒是两只裸露的灯泡还能发出幽暗的光，它的漫射让陈旧的设施更显陈旧。
今年67岁的屏山车队退休工人杨立章有两个儿子，相继娶妻生子，却根本无法添置新房，他们把大约二十平米的偏厦一分为二，多年来一直委身于此。3个家庭共用一间乒乓球台大小的厨房，以及一间同样局促的小客厅。杨立章的妻子手里攥紧灯线，迟疑了好几秒，那是个阳光不错的上午，在她决定亮起幽幽的灯泡之前，造访者只能感触到阴冷的气息，完全看不清他们那间卧室的简陋和狭小。儿子和家眷居住的房间，孩子的小床与夫妻的大床之间有且仅有另一件家具，那是起到影壁墙作用的老式衣柜。
政府看得见的手贴出了封库令，却不会阻止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2003年以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难以阻挡，资源紧缺导致的物价上涨难以阻挡。
此后，又一根红线由政府划定——因为向家坝电站前一年年底已开始大江截流，地势相对较低的县城老街处于20年一遇洪水的围堰水位线以下，2009年5月31日之前，几百商家关门，数千住户搬离。由于几公里外的过渡安置房数量不足，交通不便，许多人选择在房源本已捉襟见肘的老城租房。
政府职员何虹江一家5口租了60平米的单元，租金高达九百多块。如果想住得更宽松一些，就要超出全家的经济承受能力。
无论门市房还是出租房，2009年之后都成为老城里更稀缺的资源，租金再度飙升，服务业的价格也随之被推高。成都某大型搬家公司近来进驻屏山分食大蛋糕，真切体会到了吃蛋糕的成本。王姓负责人抱怨说，搬家工人食量大，而屏山餐饮业奇高的物价让他很有负担，“一小盘回锅肉，28块，比成都还贵。”
某些特定时段的特定物品，价格倒是应声而落。比如废品回收行业就抓住了居民的心理，不断压价。搬迁户康连英一家注意到，铝合金门窗前些日子是每平米50元，在搬迁的火热氛围中，居然一路降到了20元。
空间豪放，时间急迫
儿子一再叮嘱宋正林和杨秀兰，尽量别离开租住的房子，新县城的风貌过于陌生，没法不为老人担忧。为防意外，他还特意给老人配了一部手机。
5月下旬的屏山新县城，管道工人的奔忙，建筑工人的奔忙，搬家劳力的奔忙，装修工人的奔忙，贩夫走卒的奔忙，汇聚到同一幅画卷之中，所有画中人都像被一只无形的猛兽追赶着。岷江边红褐色的泥土是画卷的主色调，它覆盖了几乎所有地面，在晴朗天气里更是蒸腾而起，让天空为之变色。车辙纵横，你完全分辨不出哪条路已硬化，哪条路未硬化，现在，它们统统呈现为土路。5月下旬的好消息是，多数路段竖起了路灯。
闲聊的时候，县里的官员会谈起对北京城市建设恢弘风格的仰慕。现在，在一张3倍于老县城的图纸上，屏山有了舒展豪情的空间。
新县城仍是一座大工地，连行政办公大楼也不例外。包括县委县政府的几十个行政单位早已进驻，不过内部装修才刚刚开始。复杂的管网裸露于临时办公室的头顶，工人的摩托车突突突地轰鸣着，竟可以直接开进大厅里停放。
这座披挂玻璃幕墙的威武建筑，造型类似扬起一对风帆的大船，而就体量来看，它一定不会输给极负盛名的泰坦尼克号。请不要对行政办公大楼的气派存有异议，它只是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新县城，无论中小学、医院、购物中心还是公检法办公楼，全都体量庞大、凛然伫立，大片大片的居民楼也迥异于自然生长的旧城，规整得如同在参演大型团体操。
大工地不舍昼夜地劳碌着，伟大的城市作品尚在生成中，但是，只要你稍具想象力，就能看到它工程告竣后的气宇轩昂。老屏山被压缩在山峦与江岸间的狭长地带，人们形容它小到划一根火柴就能从街头走到街尾，而全新的县城，多么像是对于过往承受的压抑的加倍补偿。
经上级安排，宜宾县最终同意在下辖的新发乡划出一块地给新屏山。2006年，原住民由红线内迁走。因为安置房还没有踪影（它完成于两年后），一百余户村民不愿远走他乡或无处投靠，就在红线外的山坡上搭起窝棚，在没水没电的境况下顽强生存。
报告文学作家周云和了解到，在没有取暖条件的窝棚里，人们遭遇过飘雪的严寒，而湿热的酷暑天同样难熬，村民们索性把窝棚的四角卷起来，让山风与蚊虫自由进出。而据1970年代水电勘探人员回忆，他们也曾体验过类似的艰苦生活。
由于局部地区民意反弹带来国家移民政策调整，水电建设与移民安置并未同步。在原住民搬离红线、作出牺牲四年多以后，屏山新城的建设终于高速运转起来。
作为新县城三大承建单位之一，中铁八局建筑工程公司在下台地地区承建130多栋建筑，项目负责人唐斌清楚记得一些时间节点：2010年11月公司中标，12月施工队进场，但是，如此浩大工程的设计，图纸多到需要卡车装，全部由中国水电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难免捉襟见肘。2011年6月，唐斌他们盼望的图纸终于到齐，因为有些地面桩基施工难度大，到10月才完成基础。而按照原定工期，这些房屋需要2012年5月底交付使用。24小时施工，工人三班倒，甚至一些超常规建设程序也用上了，只为了开足马力抢工期。唐斌说，正常的6层砖混住宅，从基础开挖到竣工应该需要大约一年，但在新城建设中，某些住宅的周期压缩到了7个月。
向家坝水电站安装的是单机额定容量8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这创造了世界之最——总共要在左右两岸安装8台。当工程上升到国家能源战略的高度，在一条条红线前方与时间赛跑的，就不止是新城建设者了。2006年的水电站开工仪式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就赞叹道：“从筹备到开工，向家坝的建设速度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是罕见的。”
迟疑的迁移
“有同事抱怨说，已经3天没洗澡了。”描出乌黑眼线的大眼睛姑娘向征是中国移动屏山分公司的部门经理，她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的同事。对于南国女孩而言，在初夏时节3天无法洗澡，属于噩梦级的遭遇，更不要说新县城终日笼罩于沙尘暴一般的红褐色扬尘中。
一直泡在网络上，这是向征下班后打发时间的惟一方式，却足以让多数住在新城的人羡慕。在他们那里，不要说宽带和有线电视，连手机信号都像萤火虫的微光一样时隐时现。而向征用以抵御沙尘的办法——终日紧闭门窗——也是宋正林老人学不来的。他家的门窗还没有安上，“挡雨不遮风”，家人的这句戏言让老人露出苦恼时才会有的那种笑容。
能挡雨的屋顶让住在6楼顶层的老人感到些许欣慰——也许是排水管还未完工，连日来的雨水善解人意地汇聚在楼顶，宋正林把它们收集到淡绿花纹的大号塑料桶里，“用来刷锅洗菜”。原本儿子每天上班前要拎着两只这样的水桶到几百米外的临时水泵处取水，往返4次，有了雨水的接济，至少儿子可以少跑一两趟了。
电视还只是一个摆设，电也不是总有，晚上要把手电筒放在身边。两位老人说，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打发日子，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
让那些住进新城的居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小区里的沟如同修不好的拉链，挖了又填，填了又挖。县城里一些小区的临时水、电，偶尔会被挖断，刚刚有了一点亮色的日子又要随之晦暗三五十个小时。
新老县城之间距离不足一百公里，不过路窄，坡多，弯多，单程需要两个多小时。不断由新城传到老城的，既有条件日益改善的讯息，也不乏上述种种仍难尽如人意的境况。
在新县城的下台地区域，施工方的人见到一个穿着背心、肌肉发达的光头男子往往躲着走，锤子一类的东西在那人的黑色大挎包里碰撞作响，让他们没法不畏惧——一旦查出质量问题，就要返工，就要面临政府处罚。
光头男子周涛原本是一位大厨，因为新城房屋质量、安置政策等问题多次上访，后来成为政府聘任的施工质量群众监督员之一，带上锤子、尺子、水平仪等工具奔波于各个工地，对它们熟练运用的程度接近于耍弄大勺和铲子。
“主体没大问题，小麻烦不断。”义务监督了几个月之后，周涛对新城住宅质量给出这样的评价。他又补充了一句：“市政管网有隐患。”
一些收入偏低的居民，有限的资金只能稍稍扩大新家的面积，没有财力装修，他们对未来居所的要求不高，住着安心即可。不过，那些在超级短促工期内完成的住宅，有时难免愧对屏山移民并不算高的期望值。
有能力装修的移民，也要暂时忍受不便利的生活。通常情况下，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牺牲要更大一些，他们甚至连怨言都要吞进肚子里。
2009年和2012年夏天，政府职员何虹江一家一再搬迁，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装修完毕，势必还要再搬第三次家。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他们的家当目前分别存放在5个地方。困难总有尽时，他愿意向旁人描绘新城造福居民的远景。
从库区移民的大方向确定开始，罗云生一直担任县移民局的干部。每天回到家里，妻子什么事都顺从罗云生，她知道丈夫做这个工作每天都要忍受各种责问和委屈。
5月19日完成搬家后，罗云生的家庭一分为三：自己留在老县城工作，女儿要到新县城上班，5个月大的孙子不得不提前断奶，跟着外婆和爸爸借住于适合生活的宜宾。
老屏山城北社区的书记张菊丽做了粗略统计，搬迁之后，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将由原来的二十多平米增加到五十多平米。不过在她的社区里，仍有一些人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搬迁意愿低迷。眼前的难题让她无暇考虑搬到新城后的工作困境：由于原有居住秩序完全打乱，她要面对的绝大多数是陌生的住户，社区工作基本需要从零开始。可以想见，每个人搬迁到新县城，都要努力适应发生了巨变的生活。
虽然许多人家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却几乎没有人对这种政府主导的移民感到满意，罗云生无奈地陈述了这一事实，“毕竟，大家都属于非自愿搬迁”。
按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级别，来自移民的诉求很难由县乡干部直接传递，一般要经由省政府出面协调。虽然明明清楚移民的要求合情合理，但他们在切实争取到新政策之前，必须在移民动员时表现出不尽人情的刻板，“现行政策就这样嘛”。包括罗云生在内的许多移民干部，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太阳底下最为难的工作。
罗云生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告别政治移民，开发商直接与库区居民协商，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办事。不过他很清楚，这仅仅只是个理想。
近年来一直倾力于向家坝移民题材创作的作家周云和，既为屏山人承受的各种牺牲而喟叹，也对政府力求公开透明的细致工作给予了肯定。西南省市近些年展开了浩繁的水电移民图景，相比较而言，屏山的一幕幕还算平缓有序。
按官方的说法，移民工作进入“攻坚战”。除了新县城“欢迎入住”的标语，两个屏山都很少有语气昂扬的横幅。或许县里的干部务实地意识到，苍白的口号在艰辛的现实困境面前徒劳无益。
在5月下旬，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实际的最后搬迁期限为2012年6月30日。一方面，许多居民如何在新城安置确实面临太多难题；另一方面，有消息表明，与老屏山隔江相望的云南省绥江县整体后撤的日期，也因为新城建设滞后，无法按期实现。对于赶在绥江之前完成光荣的大搬迁使命，屏山显得很有把握。
寄望于运气
新县城目前按地块来区分，宋正林家位于第31地块。在他的厨房里，一包包挂面码放成一座小山丘，这是5口人最重要的食物，随意搞一点菜叶搭配进去就行。老人坐在大白都未曾刮过的房间里，神色苍茫，他说这把年纪的人对居住条件没什么期盼，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
那种到街心花园看热闹、与邻里摆龙门阵的日子，不知道还能否找回来。还好，每顿饭能喝上两盅酒，这让老人以往的生活韵味不至于消失殆尽。
在儿媳的引领下，5月22日下午，杨秀兰去了凤凰山那一头的临时市场，算是认认路。她们还不习惯等待半小时一班的公交车，原本做好了走上三四十分钟的准备，竟然出门就赶上了公交，运气真不错。
一路上遇到几拨老邻居，杨秀兰兴奋地与她们高声谈论着最新境况，像是旧相识的久别重逢。
31地块入住率不高，像王林一家这样主动搬进来居住的尤其稀少。43岁的王林在外地打工时做过很多工种，他把工地的临时用电从阳台接进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最简易的装修，“装修的人工比材料贵，只是铺了地砖换了防盗门，就花了不少钱”。
装修期间，王林和家人铺开凉席就睡在水泥地上，卸下木门板摆放在客厅里，就成了屋里惟一的桌子。寒酸总能忍受，最忧心的还是生计问题。王林家以前在老城开了小吃店，他自己还用一辆三轮摩托拉脚贴补家用，新县城将以环保的名义取缔三轮摩托，他只好把三轮低价变卖；新县城的门市房还处于排队摇号的阶段，每天摇出几十个，哪一天能排到自己，会摊上怎样的地段，王林无从知晓。
王林家里老老少少每个月的花销，再怎么节俭也要3000块，这种坐吃山空的岁月还有多久？政府划出的任何一道红线里，都找不到答案。
老县城的商户们，按门脸的商业价值区分出一类和二类地段，由一类的商户开始，摇号确定在新县城的门脸位置。新县城的生活还只能凭想象，自然也无须划分门脸的等级。摇号机并不认为自己在分发幸运与不幸，譬如王林将来分得的门脸是否客源充足，适合经营小吃店还是杂货铺，怕是连上帝也难以预见吧。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当年的熟客，不大可能为了一口小吃从壮阔县城的另一角落专程赶来。
每个商户都面对着未知的命运。在运气好坏揭晓前，他们大多要先忍受一下清仓甩货的疼痛。生意的接续至少还要几个月，现有货物的运输和保存都是大麻烦，于是，老县城满眼都是“垮价”、“狂甩”、“吐血”一类的刺激字眼儿。
多年来，康连英一直在老县城主街打理着一家商铺，主营床上用品及儿童服装。生意好的年景，每年有超过十万的盈余。因为苦于无处存货，她也选择了亏本甩卖，价值五万多的货物出手之后一盘点，损失了一万多块钱。而未来几个月没有生意可做，也相当于几万块的亏空。与之比较，家里变卖铝合金门窗一类小物件的损失真是不足挂齿。
在屏山工地这一年多，唐斌基本不把他的建筑公司视为经营主体。作为国企承建安置房，谁都清楚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按期交工是首要任务，为此可以不计成本。
但商人总有控制成本的本能，哪怕注定要亏，也希望少亏一些。过去几个月，他不断请求政府追加投入，以便公司减少损失——当初招投标的时候，三峡公司为砖混结构安置房暂定价八百多元/平米，“那是多年前的标准了，现在的造价基本翻倍了。”唐斌的苦恼与那些移民相似，他无法直接与三峡公司讨价还价，只能向政府这个二传手诉苦。按照常理，公司在此地的付出会得到其他形式的回报，唐斌只盼着现在的使命早些结束。
2012年6月30日之前的生活，一步一步都要遵照红线严格规划的，这一天之后的日子，除了横平竖直的小区，其他事情不再那么明确了。
为了西电东输工程的高歌猛进，从普通居民、商户、承建商到机关职员，不同的人诉说各自不同的损失——当然，它也可以被描述为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
国家关于移民补偿有一条基本原则，即迁移后不低于以往生活。全新的屏山县至少在人均住房面积上达到了，其他的，慢慢来吧。
对于那些具有投资能力、在新城购买多套住房的人，未来更可期许。新屏山的目标是打造“宜宾后花园”，连接它与宜宾的快速路预计2014年通车，车程将缩短至30分钟之内，到那时，假如“后花园”的整体房屋质量未曾暴露出大问题，明显高于购买价的房市前景还是明朗的。而作为愿景，更便利的地理位置，也可能为新屏山增添发展机遇。
金沙江已远不如早些年那样气势磅礴，不过，当向家坝水电站按计划于2012年10月下闸蓄水，浑浊的江水仍会很快覆盖大片土地。它将吞没正在抢救式挖掘的石柱地遗址（位列中国2011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把宜宾的文明史推进了上千年），它将吞没老屏山县域内的一城五镇，它也将吞没几万屏山人曾经生活过的故地。
署名舟帆的散文作者曾写道，他将在截流前装上一小瓶的江水，伴随生命的始终，“一定要浑浊的”。
对绝大多数屏山人来说，他们要应付过于全新的生活，现实的压力足以压制住感伤情怀。屏山人期待未来会有好运气，这不算是奢侈的愿望吧，好运没理由拒绝他们。也惟其如此，才能稍稍补偿过往以及当下付出的艰辛。
被一纸封库令定格9年后，两万多居民必须在十几天里完成大迁移。两小时山路颠簸的尽头，壮阔、现代、喧嚣的另一个屏山就会映现，在那座早产儿一般的新城，人们必然要面对比崭新还要新的生活
与屏山老县城相伴到70岁的时候，宋正林、杨秀兰夫妇赶上了另一个屏山的零岁起点。那是绝对意义的全新城镇，新得甚至还不适宜铺展生活。
与两位老人一样，县城两万多居民将整体搬过去。从9年前直到未来若干年，他们像生活在表格与图纸中，一切都是被规划着的。
规模位列中国第三的向家坝水电站，是金沙江水电梯级开发的重中之重，当年宜宾市几经高层运作，才把大坝选址留在境内。屏山是宜宾所辖区县中最贫困的一个，用以换取某种更大的利益在当地政府看来显然是值得的。
在总长2300多公里、预计兴建25座水电站的金沙江上，涉及的移民据估算将达到百万。如果说屏山县城的两万多人有什么特殊之处，无非是在一场比拼牺牲精神的竞赛中，他们承受了一切看似无法承受的。
两位老人一夜未眠，为了避开搬迁车队在山路上拥塞，他们决定凌晨3点就装车出发。2012年5月20日，黄历显示“宜移徙、入宅”，更何况当日意味着一根红线，是机关、国企员工带头搬家的最后期限，几百户选择当日搬家。两位老人的儿子是县里的移民干部，没有条件可讲。
尽管更早一些行动会拿到额度更高的搬家补贴，也可以避免拥堵忙乱，绝大多数人还是拖到了最后期限。原因很简单，新屏山实在不具备基本生活条件。关于这一点，连县委官员和建筑承包商都不否认。
把新县城描述为零岁的婴孩有些牵强，至少应该补充一句——它像是仅仅怀胎七八个月的早产儿。
在5月20日之前搬出老县城的机关、国企员工及其家属，少数人还无法看到新房子——它们尚未按图纸堆砌起来。多数人看到了过于崭新的房子，无论对于水电不通的窘况或各种建筑质量如何皱眉头，他们都以完成政治任务的姿态签字、收房。
时间表没给政府职员、党员们预留抱怨的空隙，在5月31日的另一根红线之前，他们中的每个人要完成动员5户群众搬离老城的指标。
封库令的威力
再过几个月，生活应该便利了。挽起裤管、踮着脚尖走在泥泞的通往惟一的临时市场的路上，新县城的入住者这样安慰着自己。
尘土飞扬的大工地，偶尔会看到迫不及待的小吃业主支起了简易摊点。一个烧蜂窝煤的炉子，几张塑料凳，泡在漂着油花的水盆里的几副碗筷，新店铺就这么开张了。因为小吃摊点供不应求，有时，饥肠辘辘的你跨过战壕一样纵横的开挖沟，想点一份燃面或抄手，却发现前面竟排着好些人。毫无意外地，你要为这种稀缺服务支付不菲的价码。
理论上，新城的住房面积远超老城，但是，大量住宅没有完全竣工，大量房子有待装修，房屋租赁成为不折不扣的卖方市场。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月租金已达到1800-2000元，这相当于一个政府公务员全部的月薪。
没什么可抱怨的。非常时期又不是始于今夏，对于被不断推高的物价和租价，屏山人早就具备了足够的耐受力。
2002年，屏山县首次入围国家级贫困县，他们需要从落后位置赶超，只是未及迈开步子就被迫定格了——向家坝工程可研报告基本完成，屏山老县城被划入库区，计划2012年整体迁移。因循惯例，2003年2月1日，四川省政府下达了封库令，库区不再允许流入人口，不再允许新建房屋，农民不再允许栽种多年生作物……可以想见，此举会避免向家坝电站的开发商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承担额外的赔偿。
过去9年间，屏山有一本自己的黄历，每一页都写着：忌生长、忌前行。这座明代隆庆年间建城的旧县城，像一部熄了火搁置在斜坡上的拖拉机，不仅继续行驶几无可能，还出现了溜车的状况。
官方数据显示，屏山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封库两年后缩水约74%，社会消费被严重抑制。就观感而言，老屏山比它实际的经济发展水平显得更破落一些。当油漆任由江风剥蚀，梁木任由阳光炙烤，整个城镇如同放置于露天的木质文物，几年时间就老态毕现。
五指山大酒店被认为是屏山老城最好的宾馆。你在它的标准间里会看到，写字台和床头共有4盏灯，还保留着灯罩的那两盏已经坏掉，倒是两只裸露的灯泡还能发出幽暗的光，它的漫射让陈旧的设施更显陈旧。
今年67岁的屏山车队退休工人杨立章有两个儿子，相继娶妻生子，却根本无法添置新房，他们把大约二十平米的偏厦一分为二，多年来一直委身于此。3个家庭共用一间乒乓球台大小的厨房，以及一间同样局促的小客厅。杨立章的妻子手里攥紧灯线，迟疑了好几秒，那是个阳光不错的上午，在她决定亮起幽幽的灯泡之前，造访者只能感触到阴冷的气息，完全看不清他们那间卧室的简陋和狭小。儿子和家眷居住的房间，孩子的小床与夫妻的大床之间有且仅有另一件家具，那是起到影壁墙作用的老式衣柜。
政府看得见的手贴出了封库令，却不会阻止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2003年以来，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难以阻挡，资源紧缺导致的物价上涨难以阻挡。
此后，又一根红线由政府划定——因为向家坝电站前一年年底已开始大江截流，地势相对较低的县城老街处于20年一遇洪水的围堰水位线以下，2009年5月31日之前，几百商家关门，数千住户搬离。由于几公里外的过渡安置房数量不足，交通不便，许多人选择在房源本已捉襟见肘的老城租房。
政府职员何虹江一家5口租了60平米的单元，租金高达九百多块。如果想住得更宽松一些，就要超出全家的经济承受能力。
无论门市房还是出租房，2009年之后都成为老城里更稀缺的资源，租金再度飙升，服务业的价格也随之被推高。成都某大型搬家公司近来进驻屏山分食大蛋糕，真切体会到了吃蛋糕的成本。王姓负责人抱怨说，搬家工人食量大，而屏山餐饮业奇高的物价让他很有负担，“一小盘回锅肉，28块，比成都还贵。”
某些特定时段的特定物品，价格倒是应声而落。比如废品回收行业就抓住了居民的心理，不断压价。搬迁户康连英一家注意到，铝合金门窗前些日子是每平米50元，在搬迁的火热氛围中，居然一路降到了20元。
空间豪放，时间急迫
儿子一再叮嘱宋正林和杨秀兰，尽量别离开租住的房子，新县城的风貌过于陌生，没法不为老人担忧。为防意外，他还特意给老人配了一部手机。
5月下旬的屏山新县城，管道工人的奔忙，建筑工人的奔忙，搬家劳力的奔忙，装修工人的奔忙，贩夫走卒的奔忙，汇聚到同一幅画卷之中，所有画中人都像被一只无形的猛兽追赶着。岷江边红褐色的泥土是画卷的主色调，它覆盖了几乎所有地面，在晴朗天气里更是蒸腾而起，让天空为之变色。车辙纵横，你完全分辨不出哪条路已硬化，哪条路未硬化，现在，它们统统呈现为土路。5月下旬的好消息是，多数路段竖起了路灯。
闲聊的时候，县里的官员会谈起对北京城市建设恢弘风格的仰慕。现在，在一张3倍于老县城的图纸上，屏山有了舒展豪情的空间。
新县城仍是一座大工地，连行政办公大楼也不例外。包括县委县政府的几十个行政单位早已进驻，不过内部装修才刚刚开始。复杂的管网裸露于临时办公室的头顶，工人的摩托车突突突地轰鸣着，竟可以直接开进大厅里停放。
这座披挂玻璃幕墙的威武建筑，造型类似扬起一对风帆的大船，而就体量来看，它一定不会输给极负盛名的泰坦尼克号。请不要对行政办公大楼的气派存有异议，它只是起到了示范作用。在新县城，无论中小学、医院、购物中心还是公检法办公楼，全都体量庞大、凛然伫立，大片大片的居民楼也迥异于自然生长的旧城，规整得如同在参演大型团体操。
大工地不舍昼夜地劳碌着，伟大的城市作品尚在生成中，但是，只要你稍具想象力，就能看到它工程告竣后的气宇轩昂。老屏山被压缩在山峦与江岸间的狭长地带，人们形容它小到划一根火柴就能从街头走到街尾，而全新的县城，多么像是对于过往承受的压抑的加倍补偿。
经上级安排，宜宾县最终同意在下辖的新发乡划出一块地给新屏山。2006年，原住民由红线内迁走。因为安置房还没有踪影（它完成于两年后），一百余户村民不愿远走他乡或无处投靠，就在红线外的山坡上搭起窝棚，在没水没电的境况下顽强生存。
报告文学作家周云和了解到，在没有取暖条件的窝棚里，人们遭遇过飘雪的严寒，而湿热的酷暑天同样难熬，村民们索性把窝棚的四角卷起来，让山风与蚊虫自由进出。而据1970年代水电勘探人员回忆，他们也曾体验过类似的艰苦生活。
由于局部地区民意反弹带来国家移民政策调整，水电建设与移民安置并未同步。在原住民搬离红线、作出牺牲四年多以后，屏山新城的建设终于高速运转起来。
作为新县城三大承建单位之一，中铁八局建筑工程公司在下台地地区承建130多栋建筑，项目负责人唐斌清楚记得一些时间节点：2010年11月公司中标，12月施工队进场，但是，如此浩大工程的设计，图纸多到需要卡车装，全部由中国水电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难免捉襟见肘。2011年6月，唐斌他们盼望的图纸终于到齐，因为有些地面桩基施工难度大，到10月才完成基础。而按照原定工期，这些房屋需要2012年5月底交付使用。24小时施工，工人三班倒，甚至一些超常规建设程序也用上了，只为了开足马力抢工期。唐斌说，正常的6层砖混住宅，从基础开挖到竣工应该需要大约一年，但在新城建设中，某些住宅的周期压缩到了7个月。
向家坝水电站安装的是单机额定容量8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这创造了世界之最——总共要在左右两岸安装8台。当工程上升到国家能源战略的高度，在一条条红线前方与时间赛跑的，就不止是新城建设者了。2006年的水电站开工仪式上，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就赞叹道：“从筹备到开工，向家坝的建设速度在中国水电建设史上是罕见的。”
迟疑的迁移
“有同事抱怨说，已经3天没洗澡了。”描出乌黑眼线的大眼睛姑娘向征是中国移动屏山分公司的部门经理，她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的同事。对于南国女孩而言，在初夏时节3天无法洗澡，属于噩梦级的遭遇，更不要说新县城终日笼罩于沙尘暴一般的红褐色扬尘中。
一直泡在网络上，这是向征下班后打发时间的惟一方式，却足以让多数住在新城的人羡慕。在他们那里，不要说宽带和有线电视，连手机信号都像萤火虫的微光一样时隐时现。而向征用以抵御沙尘的办法——终日紧闭门窗——也是宋正林老人学不来的。他家的门窗还没有安上，“挡雨不遮风”，家人的这句戏言让老人露出苦恼时才会有的那种笑容。
能挡雨的屋顶让住在6楼顶层的老人感到些许欣慰——也许是排水管还未完工，连日来的雨水善解人意地汇聚在楼顶，宋正林把它们收集到淡绿花纹的大号塑料桶里，“用来刷锅洗菜”。原本儿子每天上班前要拎着两只这样的水桶到几百米外的临时水泵处取水，往返4次，有了雨水的接济，至少儿子可以少跑一两趟了。
电视还只是一个摆设，电也不是总有，晚上要把手电筒放在身边。两位老人说，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打发日子，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
让那些住进新城的居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小区里的沟如同修不好的拉链，挖了又填，填了又挖。县城里一些小区的临时水、电，偶尔会被挖断，刚刚有了一点亮色的日子又要随之晦暗三五十个小时。
新老县城之间距离不足一百公里，不过路窄，坡多，弯多，单程需要两个多小时。不断由新城传到老城的，既有条件日益改善的讯息，也不乏上述种种仍难尽如人意的境况。
在新县城的下台地区域，施工方的人见到一个穿着背心、肌肉发达的光头男子往往躲着走，锤子一类的东西在那人的黑色大挎包里碰撞作响，让他们没法不畏惧——一旦查出质量问题，就要返工，就要面临政府处罚。
光头男子周涛原本是一位大厨，因为新城房屋质量、安置政策等问题多次上访，后来成为政府聘任的施工质量群众监督员之一，带上锤子、尺子、水平仪等工具奔波于各个工地，对它们熟练运用的程度接近于耍弄大勺和铲子。
“主体没大问题，小麻烦不断。”义务监督了几个月之后，周涛对新城住宅质量给出这样的评价。他又补充了一句：“市政管网有隐患。”
一些收入偏低的居民，有限的资金只能稍稍扩大新家的面积，没有财力装修，他们对未来居所的要求不高，住着安心即可。不过，那些在超级短促工期内完成的住宅，有时难免愧对屏山移民并不算高的期望值。
有能力装修的移民，也要暂时忍受不便利的生活。通常情况下，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牺牲要更大一些，他们甚至连怨言都要吞进肚子里。
2009年和2012年夏天，政府职员何虹江一家一再搬迁，等到他们自己的房子装修完毕，势必还要再搬第三次家。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他们的家当目前分别存放在5个地方。困难总有尽时，他愿意向旁人描绘新城造福居民的远景。
从库区移民的大方向确定开始，罗云生一直担任县移民局的干部。每天回到家里，妻子什么事都顺从罗云生，她知道丈夫做这个工作每天都要忍受各种责问和委屈。
5月19日完成搬家后，罗云生的家庭一分为三：自己留在老县城工作，女儿要到新县城上班，5个月大的孙子不得不提前断奶，跟着外婆和爸爸借住于适合生活的宜宾。
老屏山城北社区的书记张菊丽做了粗略统计，搬迁之后，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将由原来的二十多平米增加到五十多平米。不过在她的社区里，仍有一些人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搬迁意愿低迷。眼前的难题让她无暇考虑搬到新城后的工作困境：由于原有居住秩序完全打乱，她要面对的绝大多数是陌生的住户，社区工作基本需要从零开始。可以想见，每个人搬迁到新县城，都要努力适应发生了巨变的生活。
虽然许多人家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却几乎没有人对这种政府主导的移民感到满意，罗云生无奈地陈述了这一事实，“毕竟，大家都属于非自愿搬迁”。
按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级别，来自移民的诉求很难由县乡干部直接传递，一般要经由省政府出面协调。虽然明明清楚移民的要求合情合理，但他们在切实争取到新政策之前，必须在移民动员时表现出不尽人情的刻板，“现行政策就这样嘛”。包括罗云生在内的许多移民干部，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太阳底下最为难的工作。
罗云生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告别政治移民，开发商直接与库区居民协商，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办事。不过他很清楚，这仅仅只是个理想。
近年来一直倾力于向家坝移民题材创作的作家周云和，既为屏山人承受的各种牺牲而喟叹，也对政府力求公开透明的细致工作给予了肯定。西南省市近些年展开了浩繁的水电移民图景，相比较而言，屏山的一幕幕还算平缓有序。
按官方的说法，移民工作进入“攻坚战”。除了新县城“欢迎入住”的标语，两个屏山都很少有语气昂扬的横幅。或许县里的干部务实地意识到，苍白的口号在艰辛的现实困境面前徒劳无益。
在5月下旬，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实际的最后搬迁期限为2012年6月30日。一方面，许多居民如何在新城安置确实面临太多难题；另一方面，有消息表明，与老屏山隔江相望的云南省绥江县整体后撤的日期，也因为新城建设滞后，无法按期实现。对于赶在绥江之前完成光荣的大搬迁使命，屏山显得很有把握。
寄望于运气
新县城目前按地块来区分，宋正林家位于第31地块。在他的厨房里，一包包挂面码放成一座小山丘，这是5口人最重要的食物，随意搞一点菜叶搭配进去就行。老人坐在大白都未曾刮过的房间里，神色苍茫，他说这把年纪的人对居住条件没什么期盼，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
那种到街心花园看热闹、与邻里摆龙门阵的日子，不知道还能否找回来。还好，每顿饭能喝上两盅酒，这让老人以往的生活韵味不至于消失殆尽。
在儿媳的引领下，5月22日下午，杨秀兰去了凤凰山那一头的临时市场，算是认认路。她们还不习惯等待半小时一班的公交车，原本做好了走上三四十分钟的准备，竟然出门就赶上了公交，运气真不错。
一路上遇到几拨老邻居，杨秀兰兴奋地与她们高声谈论着最新境况，像是旧相识的久别重逢。
31地块入住率不高，像王林一家这样主动搬进来居住的尤其稀少。43岁的王林在外地打工时做过很多工种，他把工地的临时用电从阳台接进来，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最简易的装修，“装修的人工比材料贵，只是铺了地砖换了防盗门，就花了不少钱”。
装修期间，王林和家人铺开凉席就睡在水泥地上，卸下木门板摆放在客厅里，就成了屋里惟一的桌子。寒酸总能忍受，最忧心的还是生计问题。王林家以前在老城开了小吃店，他自己还用一辆三轮摩托拉脚贴补家用，新县城将以环保的名义取缔三轮摩托，他只好把三轮低价变卖；新县城的门市房还处于排队摇号的阶段，每天摇出几十个，哪一天能排到自己，会摊上怎样的地段，王林无从知晓。
王林家里老老少少每个月的花销，再怎么节俭也要3000块，这种坐吃山空的岁月还有多久？政府划出的任何一道红线里，都找不到答案。
老县城的商户们，按门脸的商业价值区分出一类和二类地段，由一类的商户开始，摇号确定在新县城的门脸位置。新县城的生活还只能凭想象，自然也无须划分门脸的等级。摇号机并不认为自己在分发幸运与不幸，譬如王林将来分得的门脸是否客源充足，适合经营小吃店还是杂货铺，怕是连上帝也难以预见吧。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当年的熟客，不大可能为了一口小吃从壮阔县城的另一角落专程赶来。
每个商户都面对着未知的命运。在运气好坏揭晓前，他们大多要先忍受一下清仓甩货的疼痛。生意的接续至少还要几个月，现有货物的运输和保存都是大麻烦，于是，老县城满眼都是“垮价”、“狂甩”、“吐血”一类的刺激字眼儿。
多年来，康连英一直在老县城主街打理着一家商铺，主营床上用品及儿童服装。生意好的年景，每年有超过十万的盈余。因为苦于无处存货，她也选择了亏本甩卖，价值五万多的货物出手之后一盘点，损失了一万多块钱。而未来几个月没有生意可做，也相当于几万块的亏空。与之比较，家里变卖铝合金门窗一类小物件的损失真是不足挂齿。
在屏山工地这一年多，唐斌基本不把他的建筑公司视为经营主体。作为国企承建安置房，谁都清楚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按期交工是首要任务，为此可以不计成本。
但商人总有控制成本的本能，哪怕注定要亏，也希望少亏一些。过去几个月，他不断请求政府追加投入，以便公司减少损失——当初招投标的时候，三峡公司为砖混结构安置房暂定价八百多元/平米，“那是多年前的标准了，现在的造价基本翻倍了。”唐斌的苦恼与那些移民相似，他无法直接与三峡公司讨价还价，只能向政府这个二传手诉苦。按照常理，公司在此地的付出会得到其他形式的回报，唐斌只盼着现在的使命早些结束。
2012年6月30日之前的生活，一步一步都要遵照红线严格规划的，这一天之后的日子，除了横平竖直的小区，其他事情不再那么明确了。
为了西电东输工程的高歌猛进，从普通居民、商户、承建商到机关职员，不同的人诉说各自不同的损失——当然，它也可以被描述为大局意识和牺牲精神。
国家关于移民补偿有一条基本原则，即迁移后不低于以往生活。全新的屏山县至少在人均住房面积上达到了，其他的，慢慢来吧。
对于那些具有投资能力、在新城购买多套住房的人，未来更可期许。新屏山的目标是打造“宜宾后花园”，连接它与宜宾的快速路预计2014年通车，车程将缩短至30分钟之内，到那时，假如“后花园”的整体房屋质量未曾暴露出大问题，明显高于购买价的房市前景还是明朗的。而作为愿景，更便利的地理位置，也可能为新屏山增添发展机遇。
金沙江已远不如早些年那样气势磅礴，不过，当向家坝水电站按计划于2012年10月下闸蓄水，浑浊的江水仍会很快覆盖大片土地。它将吞没正在抢救式挖掘的石柱地遗址（位列中国2011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把宜宾的文明史推进了上千年），它将吞没老屏山县域内的一城五镇，它也将吞没几万屏山人曾经生活过的故地。
署名舟帆的散文作者曾写道，他将在截流前装上一小瓶的江水，伴随生命的始终，“一定要浑浊的”。
对绝大多数屏山人来说，他们要应付过于全新的生活，现实的压力足以压制住感伤情怀。屏山人期待未来会有好运气，这不算是奢侈的愿望吧，好运没理由拒绝他们。也惟其如此，才能稍稍补偿过往以及当下付出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