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七日下午，和儿子从欢乐谷出来，小家伙突然问我：“妈妈，我的太姥爷呢？”我蓦地一惊，我姥爷20多年前就去世了，所以跟儿子说家庭成员关系和称谓时，我们没有提到过我姥爷。于是我告诉他太姥爷已经去世了。儿子又问，“太姥爷的爸爸妈妈我应该叫他们什么，我怎么也没见过，是不是也不在了？”他这么说着，我就想着该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姥姥身体好不好。
　　
　　那天天气很好，带着小家伙玩了一圈，着实是累了，就想着赶紧回家休息。终于躺在家里的大床上了，却怎么也睡不踏实，恍恍惚惚着，总听到说话和走路的声音。蓦地听到一串电话声，很急，一声接着一声，一个断了，又一个响起来。听到了声音，却醒不过来。好不容易迷迷糊糊起来，嘀咕说，我怎么睡不着呢。儿子说，睡着了，叫你都不答应。照着未接电话打过去，是大姐，说，姥姥没了，今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然后就是哭。
　　怎么会呢？春节回去看姥姥的时候还说，照这样的身体状况，至少还可以活十几二十年呢。之前姥姥因为妈妈和姨妈们脾气不好而生气，我还和姥姥说，姥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她们脾气不好也是您惯的，您也有责任，您就别生气了，您现在身体还好，脑子又这么清楚，好好教育教育她们。
　　姥姥说，我不生气了，现在我谁的气也不生了。她那么平和地说这几句话，我们都想着老人家确实是想开了。我们拉着她合影，那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是拖家带口去的，热闹非常。孩子们实在调皮，和太姥姥拍照片时这个那个还在折腾，姥姥脸上是那种对晚辈纵容的笑，气色很好，皮肤光光的，因为略微胖了一些，看起来倒是比两年前还显得精神。
　　平常我们离开时，姥姥只送到小胡同口，可是这次，她一路送到出来的小街上。大姐一再劝姥姥回去，可我们都已经陆续坐进车里了，她还那样站在小路的中央，挥着手。我嫂子说，看姥姥这挥手的架势，倒像是个村干部。我说你不知道吧，姥姥还真是干部呢，解放前她是妇女队长，闹过革命。大姐终于也上了车，解释似的说了一句：哎，我总觉得和姥姥是见一面少一面了。
　　一语成谶，谁曾想到。
　　放下电话，拎起背包就去了机场，还好赶上了回太原的那趟飞机。在太原机场，和从北京赶回的大姐会合一起去姥姥家。一路着急一路叹息，其实还是不愿相信人已去了。
　　大姐和二姐小时候在姥姥家长大，三岁多才回到妈妈身边，和姥姥感情深厚自不必说。我八岁那年出麻疹，接连把大姐、二姐都传染上了，妈妈说，也好，索性一起出了还好照顾。那时哥哥也有发烧的症状，虽然后来证实不是麻疹，但也要待在家里养病。因为年龄相差比较大，我们四个平日里总是各玩各的，这段时间是我们一起待在家里最长的一段时间。出麻疹不可以见光，家里拉着厚厚的窗帘，不过我们并不觉得郁闷。姥姥每天来看我们，总是拿着话梅肉或山楂片，那是1980年代初，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有多欣喜。姥爷是老红军，那时是大家庭里收入最高的，姥姥就总是“劫富济贫”。到后来我们长大了，家里经济条件好了，姥姥心里还总记挂着我们，每次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总要做些地道的芥辣丝或者烙饼什么的，让我们带上。
　　姥姥生命力极顽强。她住的院子里有棵枣树，82岁的时候她还可以爬到那树上打枣，烟囱堵了，她居然可以爬到房顶去修。她喜欢在自己的房子里独立生活，她觉得那样自由，也一直没有请人帮忙照料。有时她想孩子们了，就自己坐个车跑来，有时就打个电话让我们去。最近几年哮喘病发作，才轮流在女儿们家里住。姥姥个性十分倔强，她的孩子们也都倔强，日常的照料倒是尽心，温言软语却少，都是60岁上下的人了，还在姥姥那里争长短，心里都太在乎姥姥的评价。只有二姨似乎是顺姥姥意的，可也因为和姊妹们怄气避而不见了，当时姥姥还在生病，二姨一走就是两年多，姥姥逢年过节还跑到二姨太原的家，却一直也没见着面。
　　七日夜里，等我们赶到姥姥那里，她已经去了。屋里挤满了人，大姐扑在姥姥的像前哭诉，于是一屋人刚刚停歇的哀号又回旋起来。春节时拍的照片放在窗台上，照片上的姥姥就那么看着满屋的人。她的孩子们在她生前有太多事要做，如今她去了，她们来这里送她，一片唏嘘隆重而伤感。姥姥去得安详，似乎原谅和放下了一切。
　　八日，二姨一家回来了，风尘仆仆而气势汹汹。还好终究没发生什么节外生枝的事情，办完丧事一家人吃饭时，我给妈妈和两位姨妈敬酒说，姥姥已经不在了，以前那些事情大家就都忘了吧，好好地过，不然姥姥白死了。九日出殡前，小姨对姥姥说，妈你放心吧，我二姐回来了，她轻抚姥姥的脸，姥姥一直没有合拢的嘴唇竟然合上了。
　　逝者已矣，生者仍将前行。不知为什么，整个过程中，我脑海里一直闪着这句话。痛苦的经历更可以让人成长，这也许就是生命消逝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多一些宽容和理解，逝者离去时，我们将有更多祝福而不是遗憾。
　　在灯下正写着这些文字，五岁多的儿子独自在旁边玩积木，突然幽幽地说，妈妈要是死了我也去死。问他为什么。他说，妈妈是我最亲爱的人，妈妈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