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定河边暮笛声，赫连台畔旅人情。（唐·陈祐）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毛泽东）
　　从扶苏到张载，从范仲淹到毛泽东，数不清的历史文化名人与陕北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留下了壮美动人的诗篇。陕北不仅给了伟人灵感，也孕育了一大批充满着思想智慧与人文情怀的士人。透过爱国民主人士这一读书人群体，可以看到陕北粗犷、剽悍的另一面，它也是解开陕北文化密码的钥匙。
　　距离延安以南九十里的南泥湾，人们称它是陕北的小江南。南泥湾本是一条川道，黄河的支流云岩河川流而过，山水相依，森林茂密，雨量充沛，氣候宜人。大生产运动以后，南泥湾不仅是八路军的生产基地，也成为陕北的疗养胜地，建有中央休养所。1942年，62岁的李鼎铭先后两次被安排在南泥湾休养，第一次住在香堂，第二次住在阳湾。当时，王震正率领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南泥湾这个昔日的荒地变成了粮食满仓、牛羊遍地的米粮川。得知李鼎铭到来，王震经常前来探望，每次都带些黄瓜、西红柿等蔬菜瓜果，对李甚是亲热与敬重。一次，王震宴请前来参观的外国友人，还特意邀请李鼎铭作陪。一位鼎鼎大名的武将，何以对陕北一个读书人礼敬有加？李鼎铭又凭什么赢得大家的尊敬？
　　这位李鼎铭，正是后来提出著名的精兵简政方案的陕北民主人士，他的身份，是一位绅士。绅士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他们是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中取得功名的人，不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富有学养，在乡间，他们还充当了政府和大众之间的协调人。李鼎铭正是一位典型的绅士。1903年，22岁的李鼎铭在米脂参加了科举考试，秀才预试时取得第二名。他努力不懈，在桃花峁的一孔土窑中，闭门苦读40天，小小的煤油灯常常彻夜不息，人也日益消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取为廪生案首。学有所成后，李鼎铭就开始在家乡桃花峁兴义学、办私塾，致力于振兴地方教育事业。1910年，李鼎铭受聘于绥德中学堂任教，后又担任米脂东区区长一职。为了发展教育，造福家乡，他利用印斗乡临水寺的219垧庙产，创办了米脂第一所新式国民小学——临水寺觉民学校，从此兼任校长三载。这所学校设立了很多新课程，倡导启发式教学，学生除了学习文化外，还要培养劳动习惯与生产技能。课余，教职员和学生一起背石头、挑泥，建筑校舍，开辟苗圃，种菜植树。李鼎铭对办学投入极大的热心，曾说，这种学校，我愿终身以之。1917年春，李鼎铭应杜斌丞所聘，赴榆林殖边学校（榆林中学前身）任教，编篡了《蒙古历史教科书》。该书约2.7万余字，研究了北方民族的历史，阐述了保卫国防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稿。
　　1928年，陕北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旱灾，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李鼎铭及家乡百姓亦遭受困苦，饿死、逃荒，不计其数。严重地食粮短缺，致使李鼎铭的妻子、母亲先后病故，李鼎铭十分悲恸，却又力莫能助。安葬老母和妻子，李鼎铭变卖了许多家产，还借了一大笔债，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他移住米脂县城东街，开了一个中药铺，并开始了他学医、行医的历程。李鼎铭发挥了秀才考试的钻研精神，刻苦探究医理，广览历代名家医学，精读《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中医名著，并灵活运用于临床验证。他行医博采众长，诊断精确，谙熟药性，精于炮制，遣方用药合度，经方、时方都能灵活应用。医者仁心，李鼎铭不仅医术高明，医德也十分高尚。他同情贫苦群众，老百姓求医，从不推辞，而且不避风雨，随叫随到，收费却很少，甚至不收费，受到群众的爱戴。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提出了团结抗日的“三三制”政策。李鼎铭不仅竭诚爱国，拥护抗日主张，而且公正无私，对劳苦群众饱含深情，得到当地群众的尊敬。在1941年的普选中，李鼎铭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在会议中，有人以米脂的特殊性为借口，对边区的金融政策提出异议，李鼎铭批评了这种意见：“米脂县自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它又是整个边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为地方上的局部利益来损害边区的整体利益，不能违背整个边区的金融政策。”体现出他极高的全局观与整体政治意识。
　　李鼎铭最为著名的贡献是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但鲜为人知的是，在积极参政议政之前，他也有过一段“郁郁不得志”的时期。1941年11月7日，李鼎铭当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1月15日，经毛泽东提名，又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16日，李鼎铭提出，依法不能兼任二职，遂决定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免去副议长职务。当选之初，他踌躇满志：我站在无党无派的地位，一方面对共产党进几句忠言，一方面劝告无党无派、各党各派的人，大家向一条大路前进。但由于当时“三三制”甫一实行，党内外政治协商的制度还未建立，各种场合总是把李鼎铭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在边区政务会上，边区主席林伯渠问他有什么意见，他总回答说：“我不懂，我没意见。”有时请他批发文件，他也不写“行”。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和林伯渠发现这种情况，决定由李维汉主动找李鼎铭开诚布公地谈谈心，征求意见。
　　1941年冬天一个深夜，陕北户外寒气逼人，李维汉踏着冻土，专程到李鼎铭在延安的住处，开门见山地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李鼎铭问：为什么？李维汉就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不写行，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这么一说，把李鼎铭积蓄已久的心里话勾了出来，他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是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给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写行，有的内容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听到这里，李维汉主动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向林伯渠主席和党组汇报，采取措施改进工作。后来党内外合作的制度逐步建立，协商民主日渐成熟，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得以保障，李鼎铭很高兴，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41年后，抗战形势更为严峻，国共关系趋于紧张，加上自然灾害，边区的生产生活遭遇了困境。看到边区财政经济的极大困难，李鼎铭急在心上。如何解决，当务之急是要厉行节约，精兵简政。但这样的提议最初并没有多少人赞同，有人甚至怀疑他被国民党利用，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议案。李鼎铭经过再三考虑，扪心自问，国难当头之际，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战胜困难、共度难关吗？难道我们还需要顾及一己之私，畏首畏尾吗？最终，他同姬伯雄等几位参议员商议酝酿，向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完整提案。提案引起了巨大反响，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参议员认为，提案对于及时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不但适时中肯，而且具有远见卓识，称得上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建议。大会表决时，得到参议员165票的多数拥护通过。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将提案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2年9月，《解放日报》刊发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对精兵简政予以高度肯定。 　　与李鼎铭同为参议会议员的，还有霍祝三。霍祝三，1879年生于绥德义合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一边帮助父亲干农活，一边到镇上走读，时断时续“耕读”十二年，才读完小学课程。1903年，二十三岁的霍祝三考入绥德中学堂，在校四年，他刻苦精读古典经籍，同时又看了不少科技文化的新书，很快成为闻名乡里的饱学之士。霍祝三热心教育，毕业后就办私塾、开学校，无私地将所学回馈给家乡民众，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敬重，1910年，他到义合镇高小任教，后担任校长。
　　霍祝三担任小学校长二十多年，深知陜北百姓疾苦，乐于扶助众人，乡亲们有事，如写对联、书信、文约、诉状，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一一照办。遇到贫苦人家婚丧灾病危困之事，他慷慨解囊相助，深得乡亲父老敬重，称他是善人、好人。
　　1924年，李子洲在绥德四师传播革命火种，建立党团组织。后来，一批又一批的党团员离开四师，走向社会。霍祝三所在的义合高小很快成为重要的革命阵地，在党团组织领导下，闹起了学潮，甚至将霍祝三的被褥卷起，扔在校门外，要求他离开学校。事发后，大量学生被捕，在危急时刻，霍祝三毅然站在学生一边，一面到县政府周旋，说明娃娃们没有造反，一面买来上万斤油饼，接济学生。
　　1946年，年近七十的霍祝三以高票当选为绥德县长，他没有丝毫骄色，反而十分客气地说，大家今天选我为县长，我觉得能力有些不够，没有给绥德作出什么贡献，虽有些成绩，也是分区的领导和区乡干部的努力得来的。他虚心地讲，大家既然选起了我，我要尽力办事，但希望各位参议员们多多指示，多多批评，把绥德的工作做得更好。
　　霍祝三作为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绅士，深知民为邦本的道理，不仅关心国家，更心系民众。他常常深入基层，和农民谈心，调查了解情况。晚上，还坚持批办文件和群众来信，有时通宵达旦。1948年，绥德贸易公司发往榆林的一批货物，在上盐湾遭遇暴雨，洪水把货物冲到四十里铺一带，被群众打捞上岸据为己有。绥德专署、县政府等连夜开会研究，不少人提出调查清楚后强行收回。霍祝三说，我们不能干伤害群众感情的事情，应该以说服教育的方法收回。在他的主持下，通过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联系到国家正往绥德运送小米救灾的事实，使群众自觉认识到保护国家财产的意义。结果，四十里铺群众很快将打捞回的公物全部交还。1951年，霍祝三特意向省里请求资助，帮助绥德修建了全长71里的干渠，成为绥德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1959年，八十高龄的霍祝三，仍心系百姓，见到绥德来人，第一句就问，吃水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接着又问，煤炭问题呢？
　　李丹生，是近代陕北又一位知名绅士。1862年，他出生在延川县柏树坬村，年少勤勉苦学，选为清末拔贡，成为饱学之士，人们尊称为丹老。他不仅一心向学，还热心教育，把希望寄予后代。早年，为了设塾兴学，他远赴山西潞安府族兄李春光处，劝其捐资兴学。有人不解地说：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儿王，图个穷教员，有啥出展！丹老不以为然地说：兴学育材，为民造福，何言没出息！受冷遇、碰钉子，他全然不顾，反而激励了他兴学的信心。他亲自筹划，先后在延川县内办过九处私塾，聘请教员，广招学子，自己既是校长，又是教员，执教九载，为陕北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1923年，民国陕西省通志委员梁俊山来到延川，闻知丹老能诗善文、富有才学，遂邀请其修志。丹老接受了这一重任，与史志同仁悉心研究，通力合作，不避寒暑，不辞劳苦，奋战一年，终于出色地完成编志。延川旧县志编者认为其地为边陲小县，性朴少文，既有文亦如鸡鸣犬吠，鄙俗不雅，故不编艺文志。丹老却慧眼独具，认为缺少艺文志是知者一失，需补编艺文志，以昭前作，而励来者。他广征博收残碑遗稿，择其精粹，编成诗词、碑文并茂的《艺文志》，其中选录了名不见经传的清末延川女诗人李娓娓诗词数十首，使得这位陕北稀有才女的诗稿得以流传。
　　丹老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北洋时期，近代中国议会制度初行，陕北亦受其影响。然而，名曰施行民主，实则竞相贿选，金钱横行，丑态百出。延川所选议员，尽是土豪恶棍。丹老嫉恶如仇，赋诗痛斥：本是贤良登进路，反成鬼蜮纵横途。在“华洋筹金赈会”时期，丹老被推举为延川分会主任。当时贪污之风盛行，分到延川的赈金几乎被私吞一空，贫民见不到分文，丹老愤而隐退。后来，在“书志”诗中，他这样写道：平生不与名相关，不假权豪营势利。表达了自己不与俗世为伍的高洁志向。
　　1941年，年近古稀的丹老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对丹老十分敬重和关照，彼此成为亲密的朋友，一起促膝谈心，吟诗对唱，相互勉励。虽然有了公职，但是，丹老仍保持了勤劳节俭的习惯，保持了耕读传家的传统士人风格，不仅时时读书写作，还经常率子登山扬鞭犁田。丹老当选为常驻议员后，同事们见他年老体弱，劝其自奉稍舒，不应过分操劳。丹老却说：抗战期间不应过分享受，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何况我是种地汉，清苦惯了。谢觉哉听闻，不觉感慨说：至老不息，勤劳过于老农。作为参议会常驻议员，丹老尽职尽责，热心替人民代言。1941年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式上，毛泽东亲临致辞，发表了著名的“在参议会上的演说”。之后，由丹老代表全体参议员致答词，丹老热情洋溢地说：三三制是依靠至诚来推行，如果只知道三三制重要，而没有至诚来推行，仍然是不会成功的。我们偌大年纪，不远百里而来，又充当参议员，那就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民主是诚心诚意。古称唯德动天，至诚感神，而况于人乎？我之所以从民间来，是为诚所动。参议员上要替政府负责，下要替人民负责。参议员的责任是重要的，抗战需要经费，人民不易负担，参议员就要负责解决。李丹生一席讲话，气势激昂，兴之所至，将帽子掼在讲台上，声音使空气振动，参议会礼堂千余人屏息静听，大家无不为丹老的一腔热忱所感动。
　　李丹生不只说到，更亲力亲为，落实为民负责的诺言。1941年，边区内外出现困境，财政紧张，因而计划征收二十万石粮食，较上年猛增一倍多，百姓听闻惊愕不已，大呼负担太重，农民们的顾虑，直接影响到来年春耕的开展。丹老感觉作为参议员，有责任在政府方面传达民众的苦处，也在民众方面需要解释政府的困难。他建议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制定公粮征购数额，让人民知晓。丹老的建议顺乎民心，得到边区政府的采纳，重新确定了公粮征购任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1942年，丹老重返故里，积极宣传民主救国的道理，他说，国家大难，匹夫有责。国家大事是大家的事，不能只看作是政府的事。人民和政府要共同努力，万众一心，齐御外患，做好战时物资动员，积极参加民兵。在丹老的召唤之下，延川民众掀起了更大的抗日热潮。 　　1945年7月3日，83岁高龄的丹老，未能亲见抗战胜利，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还说，滥竽边政数年，辱蒙厚待，但自愧毫无贡献，殊觉不安。然而，人民没有忘记他，边区政府也没有忘记他，边区政府、参议会，延安各界千余人，在参议会大礼堂为丹老举行了追悼大会，朱德送上“老成典型”的挽联，谢觉哉宣读了丹老生平事迹，高度评价了他追求进步的一生。
　　从李鼎铭到霍祝三，再到李丹生，他们作为陕北的绅士，作为传统中国的读书人，既学有所长，又学以致用，并且怀有经世济用、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他们绝不局限于个人小家，而是放眼社会国家，始终秉持着富民强国、天下大同的理想信念，这是传统绅士的精神，也是陕北绅士的品格。这种高洁的品格，刚正的性格，阔达的胸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陕北，古属塞外，但地灵人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在这里积淀，作为古老中国象征的黄河、黄土地、黄帝陵、万里长城，在这里神奇地融为一体，孕育着陕北的文化。陕北，它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色的陕北文化，就体现在以传统绅士为代表的陕北文化群体身上，并得到世世代代的传承，薪火不熄。
　　清涧，古属雍州西河之域，是陕北最具历史韵味的小城之一，也是人才辈出，其中不少卓异不群。《清涧县志》记载了几位很具有魏晋隐士风格的人士。宋时，有名作王鹏九的人，性格恬淡，嗜好读书，以弱冠之龄补弟子员试，竟取得高等资格，于是愈发努力向学。然而，他并未能受到时代的眷顾，屡试不第，愤然曰：士之遇不遇时也，而学不可废。仍然苦志鉆研，终身不倦。后来，他受聘进入清涧永和书院，将平生之学倾相教授，成就甚多。史书说，王鹏九“平生待人恕而有礼，遇贫乏解推无各，时有司行乡饮礼，重其品延为大宝。”到了清代，又有另一位知名士人郝纯仁，资性颖悟，十岁能文，二十岁即在学界颇有声名。乾隆壬午年，随大父人悌一上公车不第，慨然曰：富贵非吾愿，愿得一二贤契相与论说，以尚友古人足矣。清涧当事者将其延为笔峰书院先生，他教学启迪有方，自延榆以及三晋时有闻风来学者，实繁有徒出其门者，莫不携芹香折桂萼以去，人们都说他师道立而善，故而得到了世人的尊敬。
　　绅士们不仅是读书的楷模，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践行者。在绥德，有清朝贡士李挺云，就是传承孝道的榜样。家运坎坷时，他不辞劳苦自任调理周济，与诸叔及族昆季休戚与共，成为美谈。康熙六十年，绥德米脂遭遇大荒，李挺云在距离米脂城六十里的姬刘家沟开设学馆，每天馆课毕，就到后山挖取苦菜以补食粮不足，每顿饭都要减少米量，累积数日后，用袋子装米运回家，供亲友食用，以解燃眉之急。后来，李挺云又在绥德南关设学馆，来学生徒更多，前后从教三十余年，共培养出四百多学生，对于不同学生，他也是量材造就，使皆各有所成。乡邻们说，李挺云待人和蔼如春风沐雨，对子女却训导极其严格，常令其学生及儿子书写“咬得菜根香，何事不可为”十字于座右，并说养心莫善于此。
　　绅士中也不乏急公好义者。陆法稷，绥德人，年少学有所成，以明经官任宜君训导，长于文学兼通内经，年八十一辞官回乡，颐养天年。有一天，恰好目睹有宋姓县吏撞坏圣庙櫺星门，诸生张珩等斥责他，双方就开始交恶，还将争端闹上了县衙。州县不分是非，将宋与张一起责骂，并欲惩罚他们。陆法稷听闻后，奋然而出，说，我要不出来说句话，诸生必然会有受诬陷者。于是，以八十高龄，扶杖诣公廷，竭力替诸生辩护，他说，县吏走櫺星门无知，罪不过失仪，学校诸门生纠正他的过失，他却怙恶不服，目无圣人十分明显了。作为一县父母官的州县，斥责县吏理所应当，若责罚张珩，则目无圣人者就不单单是县吏一人，坐堂审判的也是。州县闻听，更加恼怒，大声斥责，诉状中并没有你的名字，你何以突出辩护，难道不是咆哮公堂吗？陆法稷面无惧色，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到这种无礼的事情，就好像苍鹰追逐鸟雀，不能不这样做。州县又诘问他，你年老罢官，何必给自己惹麻烦？陆法稷更怒，以拐杖敲击地面，大声说，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圣人难道不是在罢官时吗？州县闻听语塞，于是两平其事，将县吏与宋珩各记大过一次，官司了结。
　　府谷，地处陕北的北部，地接塞外，民风顽悍，出了不少武将。然而，府谷同样有不少富有善心、气节的绅士，邓志敏就是其中的一位。邓志敏年幼好学，学有所成，无奈屡试不第，于是退就农居，平日里谨慎自持，却喜为义举。乾隆二十三年，因家乡义学需要修缮，费用不足，他毫不犹豫将自家所置地三十余垧半价售入义学，以帮助筹措费用。所居堡东有大缠坡，是山陕通衢，坡陡且长，每逢暑月寒冬，过路人苦于没有休憩之所，暑热冻饿，艰辛异常。邓志敏听闻后，就在东西坡界山巅创立关帝庙一楹，设茶房二间，庙夫一人，又在附近置地十数垧，以供关帝庙养膳，兼施茶水以济来往行人。乾隆三十四年，府谷县学宫东西两庑年久失修，几乎坍塌。邓志敏主动呈禀，捐银二百两，并亲自督工重新修整。对于宗族乡亲，邓志敏也十分慷慨，凡子侄有困乏者常为周济，遇到有孤寡艰难者，加以抚恤，更以好言宽慰。邓志敏终年六十五，卒死之日，乡党没有不为之悲恸的。
　　高登陛，府谷另外一位学有所成的士人。他年少孤贫，以致到了吃糠粃的地步，对母亲极为孝敬，竭力将最好吃的留给母亲。即便如此，高登陛仍勤学不辍，终有所成，考上进士后，被分派至山西，历任了沁源、翼城、文水、太谷等县县令，以清廉著称。沁源地处偏僻，民人健讼，动辄发生纠纷，闹上了法庭。高登陛在沁源任职时，洞察是非，发奸摘伏，人们无不服其严明，健讼的风气也渐渐稀有。当地有永济渠，相邻二村人为争水利，动辄哨聚百人械斗，常常酿成命案，其中又有豪强把持，以至历任县令都未能很好地解决。高登陛履职后，亲自前往永济渠探访，并拘捕了械斗为首者五人，重加责罚，后在渠上立一值日轮流牌，告诫不得恃强侵霸。村民们畏惧其严明，争斗自此平息。在另外一处任地，因为地狭民贫，形成习俗，如果丈夫久出不归，其妇无所依靠的，准许另嫁他人。高登陛闻知，痛言此伤风败俗，并且破坏人心，作为妇人失节，不过是为饥寒所迫，为民父母官，怎能使民众迫于饥寒而寡廉鲜耻。为此，特发出告示晓谕乡里，如有夫外出久无音信，确实生活没有着落，可由里甲开报县衙，众人设法帮助抚养幼儿，并晓以大义。从此之后，该地因贫改嫁的事大大减少，贫苦夫妇的家庭大多得以保全。高登陛在任九年，广受赞誉。后因疾病辞官归里，任地百姓流泪送行，几乎将道路堵塞。 　　陕北这片土地，虽然土地贫瘠，看上去文化落后，但尊学重教的古风一直存在，各地有识之士在绅士们的引领下兴办学校屡屡不绝，各地均建有书院，延续了陕北的文化传承。《续修陕西通志》记载了延长等地兴学事迹：
　　延长原来没有书院。乾隆十年，时任知县沈堡，筹划于城外水沟西创设，后改为县署。乾隆十九年巡抚陈巡边驻县，谕令欧阳照改造旧县署为书院，又因岁歉中止。乾隆二十六年，知县王崇礼倡捐，修理以前旧县署，又令郝鸿猷所置香火地51亩拨入，收租为膏火而肄业，自此始有学子就学，这就是后来的育材书院。
　　在延安府，明清以来，书院更是数目繁多，其知名者就有十余处之多，知名者有云峰书院、梦云书院、云岭书院、瑞泉书院、正学书院，其中龙溪书院，不仅人才荟萃，且景色颇佳，其建在城北艳阳谷内，后面有渠流磐石曲引以入泮池，书声琅琅，流水潺潺，确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读书、问学佳境。另一知名书院为嘉岭书院，在延安府城东南，乾隆四十七年，延安知府额乐春，知县张予治等，捐修府学，率领官绅士众人重新修缮了书院，使之面貌焕然一新。
　　陕北建书院历史最悠久的，恐怕要数宜川。宜川，古属丹州，据传早在战国时已经出现私立学馆，就有民间聘请经士教授子弟识文断句，熟读经籍。汉唐以来，民间教育更加发达，唐代设立弘文馆，天宝年间，在丹州所辖云岩、义川等地设置崇文馆，延请名士传授经学。宋代，张载任云岩县令，在丹州首开创办书院的先河。张载，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创立了理学支脉——关学，影响深远。
　　云岩上寺原有崇圣院，张载将其修葺一新，创办书院，奉行孔夫子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广泛招收学生入学。自此，陕北一般农户的子弟也就机会就学。张载在任期间，通过书院等教育，广为弘扬中华礼仪文明。《宋史》记述，张载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问民间疾苦，及导所以训诫子弟之意。在云岩，张载根据古礼，创造了婚葬之礼，劝人尊敬师长、孝顺父母、兄友弟恭，至今在宜川流传不息，也被云岩人称为夫子礼。张载不仅热心传道，也关注农事，常常劝农务本，奖励耕读，自此也养成了宜川人耕读的传统。
　　耕读传统，立基于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植根于陕北深厚的文化土壤，耕读一体，甚至以耕读为荣。在中国的文化中，耕读是高雅的，高尚的，既可以健体，又能陶冶情操，还是休闲静思、回归自然的最佳途径。明清以来，陕北就有不少很有学养的士人遵奉耕读传统，明代举人刘子诚、张允祥，本有机会任官，却都终生未仕，一边研究学问，一边务农持家。对于普通农家，供子弟读书，更重要的是为了提高素质，明白事理，以便于待人接物，知书懂礼。读书之外，首先还是要学会农活，努力把地种好。耕读传统之下，农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以《三字经》进行启蒙教育，以及各种礼仪教育，以《颜氏家训》进行农业劳动观念教育，以及伦理道德教育，以新学进行农耕社会所需要的实用教育，使其能书写，会计算。文化教育与农业生产融合在一起，教育的目的不是要跳农门，而是把以农为本的家业做得更大更好。耕读传统下，陕北也留下了不少歌咏农事的诗文，一首描述锄头的诗写道：
　　锄头侧入不容差，没锄唯恐伤根芽;草尽更祈微雨润，望穿几日开黄花。
　　寥寥数语，体现出对农事的敬畏。特有的耕读传统，造就了陕北绅士独有的品格，他们是高雅的、出世的，传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礼仪道德;他们又是亲切的、世俗的，是接地气的，他们亲自参与劳作，亲身体味人生百态、世事艰难，因此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真实的感悟，也更能实践圣人知行合一的要求。
　　多少人才闲不得，文章艺术并时珍。这是六十多年前，李木庵目睹延安文化之盛有感而发的诗句。延安如是，陕北亦如此。陕北，这片居于西北高原的黄土地，不仅是剽悍的陕北，粗犷的陕北，更是婉约的陕北，文化的陕北。而代代相袭的绅士群体，就是陕北文化的担纲者与传承者，他们中间，不乏正直刚毅的人，不乏埋头苦学的人，更不乏为民请命、心怀天下的人。陕北人的平和、方正，陕北人的從容、守拙，陕北人的儒雅、内敛，正是得益于绅士群体的精神弘扬与文化传承，构成了陕北人文化性格的另一面，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面。
　　如今的陕北，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大转型，传统的绅士群体已经不在，但绅士的精神仍然得以遗存，绅士的文化仍然顽强沿袭，它体现在乡间的婚丧嫁娶里，闪现于农家的楹联对话中，也蕴含在各类学校的朗朗书声中。它们，发源自遥远古代的文化陕北，并将继续引领着陕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