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这个地方，以前每个自然村组都叫“社”，住在同一个“社”的人，基本上都是同姓氏，大家住在一起都自称是“社里人”。我是平和县坂仔镇黄坡楼人，我们那个村组就叫黄坡楼社。黄坡楼是座两层高的土搂，面积仅有1600多平方米，18个单间，也就住着18户人家，全社100多人。
　　村民们农耕作物从历来的水稻种植演变为香蕉种植，勤劳朴实的坂仔人把香蕉种得肥美香甜，远销全国各地，许多村民在香蕉种植中迅速富裕起来。镇政府为了进一步引导村民做大香蕉的品牌，所以把镇区临近的一些土楼拆除改建成香蕉市场。黄坡楼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首批被列入绿城规划，改建成专供香蕉交易的市场一一华兴街，所以黄坡楼社的村民便被安置在华兴街的两旁。
　　春草是我社里人亚光的老婆，在我大约20岁那年她从外地嫁过来。她一米五左右身高，长脸庞，胖墩墩，性格比较怪僻暴躁，平时比较寡言，所以彼此接触甚少，我仅仅知道她叫春草，至于姓什么也就不得而知了。
　　我以前一直都在乡下教书，整天忙里忙外，虽然在社里生活20多年，但我从来没有去过她家，记忆中连招呼也没打过，仅记得十多年前和她有过一次小冲突。那是一个鸡年的春节，那年我爱上书法，每天坚持临帖。经过近十个月的苦练。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在书法有点造诣，为了更进一层，在父亲的鼓励下决定在那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在街上找个位置卖春联。
　　卖春联是个临时性的摊位，只能在街上见缝插针。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父亲几经考察，终于发现一个临街十字路口拐角有一家药店。药店铺门口朝西，十多米长的房身朝南临街的地方没有开店门，只是偶尔见有人在这个地方临时摆一些摊位，卖点季节性的农作物，当然也见春草摆过。到了那天早上，我和父亲起个大早，从家里搬出两张方形折合桌摆在那儿。不到半小时，春草便来了，她说这地方以前是她摆地摊的地方，今年还是要贩卖一些农具。
　　于是我们开启摊位之争的辩论。“你不可以在这边摆摊位。”“为什么？”“因为我要在这卖农具。”“你有租这个摊位吗？”“没有。”“那我为什么不能摆？”“你摆了，我的农具摆在哪呢？”“这是你买的摊位吗？”“不是。”“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摆？”“你摆了，那我家的农具要摆在哪边呢？”争论的对话反反复复七八次，感觉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对话，让我心中升起又好气又好笑的滋味，这也让我明白什么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滋味。
　　突然之间，我想起泰戈尔的名言：“世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今我好想把这句名言改为：“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和地，而是你站在我的面前，我却讀不懂你”。我也就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明白沟通的重要性。诚如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所说：“假如人际沟通能力也如同糖或咖啡一样商品的话，我愿意付出比太阳底下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价格购买这种能力。”沟通找不到交叉点，秀才和兵站在完全不一样的频道。这就注定这场争论的结果绵绵无绝期，有点让人感觉彼此的争论要地老天荒地演绎下去。
　　当然，我也可以不理会与她继续争论下去。拉起脸说：“这个地方今天我先摆了，这就是我的摊位，你爱摆哪就去摆哪，关我什么事？”
　　无奈，“秀才”的身份让我退缩了，自己好歹也是个教书的人，卖春联本也是陶情养性的雅事，如果在这个大街上和春草大吵大闹，成何体统，我在心里给自己找一个退让的最好理由。最后，我选择了退让，搬到较为偏远的一条街，卖起春联来了。
　　岁月如潮，它可以让世间繁杂多变的一切，不留痕迹地消失。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差不多忘记了这件往事，没想到今年的春节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宅家就是爱国，我终日与家人一起在家看电视。忽然有一天，我听到街上响起阵阵丧鼓声，一问家人才知道是春草身患重病去世了。
　　我终于明白，人生都是匆匆的过客，社里人在一起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大家虽然住在同一社里，有时却难得碰面讲一两次话，然而更让人可叹的是，邻里之间少得可怜的一两次谈话，有时居然还包含着彼此的争吵。
　　我暗自庆幸，那一年，好在我没有与她翻脸。当初的狭路相逢智者让，才换得今日的和谐社里美名扬，每次遇到社里人，人们总会亲切地叫我一声“林老师”，我也笑脸相迎，心里暖暖的。
　　我站在门外，刚好看到50米处的春草家门口，搭起了灵棚。鉴于疫情严峻，社里人都主动分开去拜祭，佩戴着严实的口罩去给她灵柩上香，气氛显得十分肃穆，蓦然我发现远处的冥纸在冷冷的春雨中燃烧着、翻滚着，竟然泛出温暖的红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