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对后殖民不感兴趣，看它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与中国现实和当前的思想关系不大，且我们也没有与之呼应的后殖民体验，早一天晚一天了解它都无大碍。后来与郑州画家于会见结识，使我终于认识到：后殖民绝非无关痛痒的海外奇谈，它真的就是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迄至当今的历史、现实和经历。于会见多次批评艺术界同行的后殖民画风，简单说就是神秘化、他者化乃至妖魔化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为西方主体提供其“凝视”和消费的奇观拟像，而他本人则是站立在中国的大地上，直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后果（多为负面的后果），在热辣辣的现实中寻找灵感和美学。我并非要在他和同行之间辨出个谁是谁非来，但两条路线则是泾渭分明地摆在那儿，容不得漠视。现在，读了罗如春的《后殖民身份认同话语研究》书稿，让我进一步感到有些话想说。
　　许多人都接受，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但对于这种社会的文化特点的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我认为这个特点就是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无论流行的文化自大主义，抑或文化自卑主义，其实都深陷在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框中不可自拔。前者盲目自信，坐井观天，后者全盘西化，望洋兴叹，说来说去，反正在在皆是不离什么“中国的”“外国的”。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变了，全球化来了，中国崛起了，然而似乎两种“主义”仍在拉锯战，从不消停，也间或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由于后殖民理论大都以“二元对立思维”为其特征，即使其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也充满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如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查特吉等无不如此，所以我又称其为“后殖民情结”，这是说，它已经深入到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了。这种情结会不时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冒出泡来，如“原教旨主义国学”“文化民族主义”“极端爱国主义”，其特点是不变的理论和此起彼伏的情绪。
　　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共同体，进入全球秩序，在践行着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全球治理”，甚至还展望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要对这个正在形成的共同体有所贡献，从中求得生存和更好的发展，那就不能总是将自己定位在弱势、他者、另类、特殊、边缘的位置上吧？！全球化需要对话，而对话则需要平等！全球化不是西方化或美国化，不是同质化、制式化，全球化本身就是对话，是作用与反作用，是赫尔德所谓的“相互对接”（interconnectedness），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后民族星丛”（虽然在他只有话语的层次）。我们尽可以强调、强化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差异、文化特色，但那总是为了更好地对话，在对话中取得最佳位置。阿多诺早就指出，特殊性唯在“星丛”即关系中才能浮现出来。一切后殖民理论和实践对各种差异的强调，无论看似多么决绝，但其实都是以极端的方式拴牢与主控世界的联系。差异从不属于事物自身！离开事物之间的关系，差异便无从谈起。因而也可以说，差异即关系。
　　我们感到特别欣喜：目前官方层面已经号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要“提供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向！众所周知，过去我们一直奉行的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反对拿西方那把钥匙来开中国的锁，我们自己也坚持锻造中国自己的钥匙，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从没想过大老远去触碰人家西方的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变得自信了，不仅经济自信，而且还“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等，以“解决人类问题”为鹄的。这当然不是要抛弃自己的传统，不是摆脱自己的现实，而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胸怀人类、世界、宇宙，将我们中国人特殊的经验汇入人类经验的辽阔海洋，实现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过渡，让“中国史”成为马克思所谓“世界史”的一个部分，让“中国”成为“全球”的一个部分。站在全球化的历史制高点上，检视我们过去的被殖民创伤，而非只是抚摸和心绪难平，并超越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化开百余年来郁结在心的“后殖民情结”。窃以为，唯如此中华民族才能不仅在经济上复兴，同时也才能在精神、文化层面复兴。
　　罗如春的大著研究西方后殖民的身份建构，对于中国来说，当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能够忆起自己屈辱和反抗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还能看到在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后殖民怨恨、后殖民复仇、后殖民抗争在现今时代的不合时宜、自小气象和自我捆绑。我们需要从全球化中获得超脱、超越和升华！如今学界时兴的关键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本就包含着世界与城邦（国家）两方面的内容，由此而言，全球化时代的爱国主义不得不置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之中。全球化在事实层面是必然，在理论上、态度上就是应当了！顺带说，时下的英国脱欧、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的喧闹，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并非意味着全球化就要终结了，那是全球化的波动、波折，是全球化的再调整。
　　剥削、压迫，新的权力关系，新的边缘群体和垃圾人口，如哈维、阿明和鲍曼所观察的，因而全球化也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要求我们必须不绕圈子立即回答的话，我们可以非常马克思地说，全球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全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后殖民全球化”是从后殖民角度理解全球化，它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继续批判，但与全球化的本质全然无关：全球化是一种交往形式，即相互联系，由于这种新的或者被增强的交往形式才引发交往内容的变化。全球化无关乎全球化的内容。可以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也可以有共产主义的全球化，或者其他任何主义或“装置”的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只是说让所有原本独立存在的个体、民族、文化、制度、信仰等等走进一个统一场，在此统一场中，在此相互存在中，它们变得相互依存起来，从而便不再依然故我，其自身都要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资本主义不会长驱直入这个统一场，它必然会遇到坚如磐石的地方，后者会迫使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自身。罗伯森曾力推一个怪词“球域化”（glocalization）来描述全球化过程，其潜台词就是全球化最终是要被地方化的，无论主动（作为一种营销策略）或被动，结果都一样。目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上基本是一枝独秀，因为在它之外尚不存在能够与之抗衡的已经成熟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迄今尚未发生共产主义的全球化，如果说有的话，那是苏维埃，但它的全球共产主义宏大工程已然失败，因而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后殖民无疑是可依赖的一种主要的力量。但反过来说，如果后殖民只是盯着眼前的一隅之方、一族之民、一己之私，与殖民者一般见识，甚或睚眦必报，冤冤相报，他东“方”化你，你就西“方”化他，如查卡拉巴提的“省区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而不能够放眼人类整体及未来，那将不过是用一种地方的资本主义去代替另一种资本主义而已，因为虽然历史是否终结可以悬置，但后殖民并未想象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现代性的什么主义来，而且后殖民与它所反对的资本主义还享有共同的理论资源，即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启蒙价值都有其无可逃避的“辩证法”。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结果无非改良、改朝换代而已，变不出什么新的思想和制度来，后殖民的抵抗也只能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打转转，不仅不会颠覆资本主义，反而会通过敲敲打打、修修补补，让资本主义显得更加万寿无疆。不过，我们还不能说后殖民的抵抗毫无意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乃一个亘古不变的定律，但它仅仅是一个起点，而全球化则可能昭示它的未来。我们不仅要从后殖民认知全球化，也必须从全球化角度体察后殖民，不文饰其狭隘局促之处。后殖民眼中的全球化不是全球化，精准言之，它只是全球化的一个维度，即现代性，其另一维度是后现代性，因为全球化内在于现代性，如布罗代尔在“长时段”中所考察的，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越界的。
　　全球化的视角对西方后殖民知识分子可能显得有些奢侈和邈远，但于中国人来说，则就是我们当前亟须迈出的一步。中国必须告别后殖民，而后才能成为世界民族大家庭中堂堂正正的一员。这当然也是西方后殖民的愿景了，虽然比我们要稍微迁延一些。这是我们中国人小小的“文化自信”。但必须指出，这不是后殖民的“文化自信”，不是“原教旨主义国学”或“文化民族主义”的“文化自信”，而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信”，是敢于对话和厕身“星丛”的“文化自信”！
　　（《后殖民身份认同话语研究》，罗如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