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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想要在龟兹找到罗什的足迹及影响，只能在龟兹石窟及佛教寺遗址。罗什弘扬大乘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
据现有的资料推算，罗什在龟兹生活弘法约37年，从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44-352年，从出生到9岁。9-14岁期间在厨宾等地游学。第二阶段是357-385年，从14-42岁。42岁被前秦大将吕光请去凉州（现武威）后再未返回。如今，想要在龟兹找到罗什的足迹及影响，只能在克孜尔石窟。
有人认为，龟兹石窟作为佛学思想的载体，造就了少年时代的鸠摩罗什。龟兹石窟艺术早于敦煌100多年，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它也是开启敦煌石窟的“钥匙”。
以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尕哈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森木赛姆千佛洞等为代表的古遗址在龟兹有154处，其现存洞窟600多个。这时龟兹佛教正盛，龟兹主要寺院均由阿含学者佛图舌弥所统，而以后来往僧徒也都记述龟兹盛行小乘学，可以知道这一佛教中心长期以来是传播小乘为主的，因此在佛教艺术遗物中也主要是礼拜释迦的图像，如壁画中表现释迦前世的本生故事、释迦在世的本行、教化事迹（佛传故事与因缘故事）等。这些精美的壁画，被誉为佛教故事的海洋，壁画中的供养人，正是与少年罗什同时期的龟兹^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国内年代最早、新疆规模最大的克孜尔石窟，已编号的窟数达269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自4世纪至8世纪连续开凿。其第一阶段开凿的洞窟，据中国学者研究，时间为4世纪左右，恰当罗什在龟兹的年代。也是从这时起，开始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绵延千年的历程，揭开了它有声有色、瑰丽宏大的序幕。
龟兹早期石窟艺术，反映的主要是小乘有部派思想。公元4世纪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由学习小乘思想转变为弘扬大乘教义，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地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内涵，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第47、48、77窟为代表的大像窟以及大乘壁画内容，显然与罗什宣扬大乘教义以及同时带来的新的艺术风格有密切关系。
克孜尔第47窟是早期大像窟，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350+-60，与鸠摩罗什在龟兹宣扬大乘的时期正相吻合（公元359-385年）。以大立佛为主体的形式在这个时期出现，与记载上所说“王宫雕镂与寺无异”也是切合的。第47窟的塑像大多已无遗存，但从壁画上却可以看到各路新传入的大乘题材的壁画与其他同时的中心柱窟里的壁画，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别，那么以47、77窟为代表的大乘壁画，显然与鸠摩罗什宣化大乘教义同时带进的新的艺术风格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一个长期流行小乘的地区开始介绍大乘艺术，必然会在引进新的大乘经典的同时，引进新壁画粉本与匠师，以致为龟兹佛教艺术增加了新的因素。以大像窟为代表的新风格的出现与鸠摩罗什倡导大乘有关，并由于得到国王的支持，在制作规模与精工程度上都出现了新的水平。而这种风格与石窟形制在鸠摩罗什去中原以后，可能仍有承袭，因此，在一段时期这种新风格的壁画在一部分窟室中仍在传摹。
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石窟艺术，从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风貌面世。其突出的特点，绘制诸多内容的中心柱窟和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的出现，标志着石窟崇拜内涵的重要转变，即从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转变，这是佛教艺术内容上的重大变革，影响至深至远。传说鸠摩罗什在胎之日时，其母曾礼往雀离大寺“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从该寺遗址发现的4-5世纪的塑像、壁画和6-7世纪的精美舍利盒判断，该寺虽与印度伽腻色迦王所建雀离大塔名称相同，布局上均以大塔为中心，但佛像崇拜已成为礼拜供养的主题。
龟兹石窟的发掘
在改信伊斯兰教后，龟兹石窟一直处于废弃状态。1903年，日、德、俄、法到西域龟兹来探险，他们发现石窟后，将石窟的壁画拿走了很多。因壁画是用草泥泥皮抹到墙上的，他们就用切割的方法将草泥泥皮揭下来割走。当时主要是德国^拿得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墙上揭下的壁画有500平方米（整个克孜尔壁画大概有一万平方米）。几个国家回去后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才引起国内外的注意。
194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画家韩乐然看到了德、法出版的关于龟兹壁画的书籍，才知道新疆有这么好的壁画，就萌生了回国后一定要来考察的想法。1946年他回国后即到龟兹克孜尔洞调查了半个月，第二年更带了四个学生一起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考古发掘，对所有的洞窟进行编号、测量，部分壁画进行临摹，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进入洞窟进行考古发掘。
然而，遗憾的是，韩乐然在1947年乘坐返兰州的飞机失事坠毁，随身携带的所有资料化为乌有。韩乐然先生在离开克孜尔石窟之前，于克孜尔第10号窟的石壁上将他来龟兹考古的前后经过均用文字刻到了墙上。此外，他还意外发掘了一个洞窟，并编号为特1号，就是现在的69窟。
上世纪50年代，西北局组织了一次新疆文物考察，对龟兹石窟位置进行了整理并发表文章，算是国内最早发表关于龟兹的研究文章。1954年成立了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这是国家正式开始进行的保护管理，派驻了工作人员护理，保管所还谈不上研究。
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进驻克孜尔千佛洞，宿白先生为导师，携4位研究生，进入正规石窟考古研究时期。1997年正式出版了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这算是克孜尔千佛洞最早最大的成果。同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组织了一批研究生和学生，在克孜尔千佛洞45天临摹壁画，整理托裱后在北京美术馆做了一次龟兹壁画艺术临摹展览，这是首次克孜尔壁画在国内公共性的展览。遗憾的是没有出版图集，那些壁画临摹作品现今保存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这算是一次艺术上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组织了大型文化项目——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从1986开始筹备，1995年出版新疆壁画全集五卷本，龟兹部分四卷，克孜尔石窟占三卷。新疆壁画全集的出版产生很大的影响，此书并获得了国家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2000年，为了加强龟兹旅游文化交流，开通了一条旅游公路专线，才打通了龟兹克孜尔石窟与外界的联系。从此来到克孜尔千佛洞的游客、专家、学者络绎不绝。
新疆龟兹研究院自1985年7月成立以来，进行了三次有关鸠摩罗什的研究活动。
1994年8月，龟兹研究院以鸠摩罗什诞辰1650年为契机，召开鸠摩罗什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有多国学者专家一百多人荟聚龟兹克孜尔石窟，会议后出版了《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文集基本收集了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的研讨文章。这是国内首次关于鸠摩罗什的文化交流。2014年，鸠摩罗什诞辰1670周年，龟兹召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新疆本土学者及部分国内学者到龟兹来参观，当时日本友好人士大东龙民捐款拟在克孜尔石窟建造一个鸠摩罗什纪念馆。现在纪念馆正在筹备当中。同年，陕西户县组织召开鸠摩罗什高端论坛会，主题为将鸠摩罗什推介为中国文化名人。到会的所有专家学者均在倡议发起书上签名。
据现有的资料推算，罗什在龟兹生活弘法约37年，从时间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44-352年，从出生到9岁。9-14岁期间在厨宾等地游学。第二阶段是357-385年，从14-42岁。42岁被前秦大将吕光请去凉州（现武威）后再未返回。如今，想要在龟兹找到罗什的足迹及影响，只能在克孜尔石窟。
有人认为，龟兹石窟作为佛学思想的载体，造就了少年时代的鸠摩罗什。龟兹石窟艺术早于敦煌100多年，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它也是开启敦煌石窟的“钥匙”。
以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尕哈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森木赛姆千佛洞等为代表的古遗址在龟兹有154处，其现存洞窟600多个。这时龟兹佛教正盛，龟兹主要寺院均由阿含学者佛图舌弥所统，而以后来往僧徒也都记述龟兹盛行小乘学，可以知道这一佛教中心长期以来是传播小乘为主的，因此在佛教艺术遗物中也主要是礼拜释迦的图像，如壁画中表现释迦前世的本生故事、释迦在世的本行、教化事迹（佛传故事与因缘故事）等。这些精美的壁画，被誉为佛教故事的海洋，壁画中的供养人，正是与少年罗什同时期的龟兹^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国内年代最早、新疆规模最大的克孜尔石窟，已编号的窟数达269窟，内容丰富，类型齐备，自4世纪至8世纪连续开凿。其第一阶段开凿的洞窟，据中国学者研究，时间为4世纪左右，恰当罗什在龟兹的年代。也是从这时起，开始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绵延千年的历程，揭开了它有声有色、瑰丽宏大的序幕。
龟兹早期石窟艺术，反映的主要是小乘有部派思想。公元4世纪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由学习小乘思想转变为弘扬大乘教义，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地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内涵，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第47、48、77窟为代表的大像窟以及大乘壁画内容，显然与罗什宣扬大乘教义以及同时带来的新的艺术风格有密切关系。
克孜尔第47窟是早期大像窟，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350+-60，与鸠摩罗什在龟兹宣扬大乘的时期正相吻合（公元359-385年）。以大立佛为主体的形式在这个时期出现，与记载上所说“王宫雕镂与寺无异”也是切合的。第47窟的塑像大多已无遗存，但从壁画上却可以看到各路新传入的大乘题材的壁画与其他同时的中心柱窟里的壁画，在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别，那么以47、77窟为代表的大乘壁画，显然与鸠摩罗什宣化大乘教义同时带进的新的艺术风格是有密切关系的。
在一个长期流行小乘的地区开始介绍大乘艺术，必然会在引进新的大乘经典的同时，引进新壁画粉本与匠师，以致为龟兹佛教艺术增加了新的因素。以大像窟为代表的新风格的出现与鸠摩罗什倡导大乘有关，并由于得到国王的支持，在制作规模与精工程度上都出现了新的水平。而这种风格与石窟形制在鸠摩罗什去中原以后，可能仍有承袭，因此，在一段时期这种新风格的壁画在一部分窟室中仍在传摹。
罗什时代的龟兹佛教石窟艺术，从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风貌面世。其突出的特点，绘制诸多内容的中心柱窟和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的出现，标志着石窟崇拜内涵的重要转变，即从佛塔崇拜向佛像崇拜转变，这是佛教艺术内容上的重大变革，影响至深至远。传说鸠摩罗什在胎之日时，其母曾礼往雀离大寺“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从该寺遗址发现的4-5世纪的塑像、壁画和6-7世纪的精美舍利盒判断，该寺虽与印度伽腻色迦王所建雀离大塔名称相同，布局上均以大塔为中心，但佛像崇拜已成为礼拜供养的主题。
龟兹石窟的发掘
在改信伊斯兰教后，龟兹石窟一直处于废弃状态。1903年，日、德、俄、法到西域龟兹来探险，他们发现石窟后，将石窟的壁画拿走了很多。因壁画是用草泥泥皮抹到墙上的，他们就用切割的方法将草泥泥皮揭下来割走。当时主要是德国^拿得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墙上揭下的壁画有500平方米（整个克孜尔壁画大概有一万平方米）。几个国家回去后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才引起国内外的注意。
194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画家韩乐然看到了德、法出版的关于龟兹壁画的书籍，才知道新疆有这么好的壁画，就萌生了回国后一定要来考察的想法。1946年他回国后即到龟兹克孜尔洞调查了半个月，第二年更带了四个学生一起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考古发掘，对所有的洞窟进行编号、测量，部分壁画进行临摹，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进入洞窟进行考古发掘。
然而，遗憾的是，韩乐然在1947年乘坐返兰州的飞机失事坠毁，随身携带的所有资料化为乌有。韩乐然先生在离开克孜尔石窟之前，于克孜尔第10号窟的石壁上将他来龟兹考古的前后经过均用文字刻到了墙上。此外，他还意外发掘了一个洞窟，并编号为特1号，就是现在的69窟。
上世纪50年代，西北局组织了一次新疆文物考察，对龟兹石窟位置进行了整理并发表文章，算是国内最早发表关于龟兹的研究文章。1954年成立了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这是国家正式开始进行的保护管理，派驻了工作人员护理，保管所还谈不上研究。
1979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进驻克孜尔千佛洞，宿白先生为导师，携4位研究生，进入正规石窟考古研究时期。1997年正式出版了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这算是克孜尔千佛洞最早最大的成果。同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组织了一批研究生和学生，在克孜尔千佛洞45天临摹壁画，整理托裱后在北京美术馆做了一次龟兹壁画艺术临摹展览，这是首次克孜尔壁画在国内公共性的展览。遗憾的是没有出版图集，那些壁画临摹作品现今保存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这算是一次艺术上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组织了大型文化项目——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疆壁画全集，从1986开始筹备，1995年出版新疆壁画全集五卷本，龟兹部分四卷，克孜尔石窟占三卷。新疆壁画全集的出版产生很大的影响，此书并获得了国家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2000年，为了加强龟兹旅游文化交流，开通了一条旅游公路专线，才打通了龟兹克孜尔石窟与外界的联系。从此来到克孜尔千佛洞的游客、专家、学者络绎不绝。
新疆龟兹研究院自1985年7月成立以来，进行了三次有关鸠摩罗什的研究活动。
1994年8月，龟兹研究院以鸠摩罗什诞辰1650年为契机，召开鸠摩罗什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有多国学者专家一百多人荟聚龟兹克孜尔石窟，会议后出版了《纪念鸠摩罗什诞辰1650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文集基本收集了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的研讨文章。这是国内首次关于鸠摩罗什的文化交流。2014年，鸠摩罗什诞辰1670周年，龟兹召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新疆本土学者及部分国内学者到龟兹来参观，当时日本友好人士大东龙民捐款拟在克孜尔石窟建造一个鸠摩罗什纪念馆。现在纪念馆正在筹备当中。同年，陕西户县组织召开鸠摩罗什高端论坛会，主题为将鸠摩罗什推介为中国文化名人。到会的所有专家学者均在倡议发起书上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