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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盛行的认识是错误的
在我国，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曾盛行一种观点是传播学“收编”新闻学。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两者在研究领域、研究侧重点、研究方法以及学科背景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1、研究领域不同，新闻学主要从中观和微观上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社会属性；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运作规律；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新闻业务的技能及相关知识等。而传播学则主要从宏观上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过程和效果；研究传播活动对人类及社会的影响；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
2、研究侧重点不同。新闻学主要以“新闻”研究为本位，研究媒介在以新闻采集为基础上的内部运行，包括新闻体制，以及媒介的特点、功能、新闻工作的原则、新闻的基本规律等。大众传播学主要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对媒介的作用和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把重点放在对“人”即受众的研究上。媒介效果的调查研究即针对媒介对受众的态度、行为的影响，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最主要部分。
3、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表现在新闻学研究偏向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部分，听以它带有强烈的理念成分，这使得新闻学首先以党报学的姿态出现，其政治倾向、阶级性鲜明，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大众传播学则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让，以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轻重缓急；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哲学方法，专向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等)，横向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和系统论方法)，具体方法(包括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文献法、统计法、换位法、观察法等)。
4、学科背景不同。新闻学是在媒介产生并运作之后开展起来的，尤其是政党报的风行为新闻学的产生奠定了初始的政治背景。如果以19世纪末有关“新闻纸论”为新闻学的发轫，那么，一个多世纪的新闻学始终关注于新闻事业的功能，特别是其政治功能，所以说新闻学有着鲜明的政治取向。作为一门多级交叉学科，传播学不仅涉及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还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及相关的技术学科，是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合点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综合学科。这一“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内容和分支方向的多元化，也是传播学在现代及未来社会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重要原因。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其实，持“传播学替代新闻学”论者的观点并不新鲜，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此有过一场大辩论。1995年，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一个声音：“在传播学各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和其他学科，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差异。我们要为所有的学科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还不承担起向传播学融合的责任，如果我们还不把各种课程和项目合并起来，我们将走向死亡。”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兰娜。拉考说，“我们不想排除任何特定的领域。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拉考的意见得到威奇塔州立大学埃利奥特传播学院院长弗龙·基尔的响应。基尔院长表示：“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闻学专业，只有传播学专业。”
但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院长小威拉德·罗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新闻学’这个词似乎在你们的课程表中消失了。”“这个婴儿是不是有可能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了?”
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历过颠覆、抹煞新闻学学科地位的阶段。那么报业大国——日本的情况又如何呢?大家都认为日本的新闻事业非常发达，从而推想其新闻教育也一定十分红火兴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战前，日本的新闻学一直没有取得日本学术界的认可，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所谓“新闻无学”论，这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日本所有的大企业包括报馆认为大学只是学识教育，不是技能教育。它们都是通过在职训练，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大学毕业生重新进行培训，对学生专业出身要求甚少。因此，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进入报馆，有没有新闻系对报馆来说并不重要。大学当局曾向在报界、广播电视界工作的早稻田大学校友进行调查，反馈的结果是这些校友对新闻系的存在持消极态度。
战后日本的报界、广播电视界对新闻学依然不重视。在这种环境下，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关闭了，其他大学的新闻系虽然继续招生但名额有限。近年来，日本的个别大学虽然新设有传播学部或社会情报学部(即学院)，但全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有新闻学院，今后也没有创办新闻学院的征兆。这与中国新闻传播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形成鲜明反差。
以上谈了美日否定新闻学的“国际大气候”，有国人也对新闻学呈不屑之态。传播学的发生与发展，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几乎同步。不少人对它的崇拜无以复加，甚至有人将传播学之父一施拉姆说的“21世纪的传播学将成为一门整合所有学科的哲学”当做绝对真理。这种学术殖民地的心态，在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黄山会议)”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当时，许多与会代表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话题。这可谓之否定新闻学存在的“国内小气候”。
两学科须相互借鉴。混淆不得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传播学则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新闻学没有必要融入传播学，也没有必要为其取代；传播学没有必要融入新闻学，也没有必要与新闻学融合”。中国社科院的明安香研究员如是说。新闻学与传播学似两条平行线，按各自的轨迹前行，偶尔也会相交，但这两条线永远不会重合，所以谁也不会替代对方。在西方，总体上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界限分明。比如，尽管在美国的不少大学中，新闻学专业与传播学专业共存于同一学院，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形式上比较模糊，但在人们心目中，二者是不同的学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詹姆斯·凯瑞教授说：“新闻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杨保军教授曾与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的著名学者唐纳德·肖教授、密苏里大学传播学院的著名学者伯纳德教授、西肯塔基大学传播系的莱瑞副教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作过交谈，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只能相互借鉴，不能相互混淆。
新闻学有助于传播学问题的把握
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传播学是关于人类信息传播的学问，主要研究社会性信息的传播，而新闻是信息的一种，是社会性信息的重要部分。新闻学既能给传播学提供许多素材和范例，又能给传播学提供理论启示和业务经验。如新闻学中关于舆论监督的理论，有助于对大众传媒社会作用的认识；关于新闻自由的原则、实现方式和条件的理论，有助于对大众传播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控制的认识；关于新闻业务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提高；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人类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发展演变，把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从学科的发展来看，新闻学从理论到方法为传播学打下了基础。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方面取得许多成果，尤其是对新闻现象、活动的总结和阐释，都可以对建立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立足于中国情况、解决中国的传播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材料基础。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于传播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新闻学和传播学都面临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相对于哲学、历史、文学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两者均属历史年轻、基础薄弱、积累不多的新兴学科。说句老实话，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学科来讲，因为稚嫩，所以粗糙，许多基本的概念与范畴还不确定，不少理论与学说还不成熟，尤其是学科的体系与框架既不完整，更不严密。如果不与时俱进，学科影响力会遭遇不进则退、与日俱减的命运。新闻与传播学恐怕应该注重学科的自主性和科学性，并勇于承认学术水平的差距和学术心态的保守，博采众学科之长以加速发展。
(作者邓涛系湖北教育学院新闻专业讲师、武汉大学新闻学硕士)
在我国，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曾盛行一种观点是传播学“收编”新闻学。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两者在研究领域、研究侧重点、研究方法以及学科背景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
1、研究领域不同，新闻学主要从中观和微观上研究新闻的本质特征、社会属性；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运作规律；新闻工作的原则、方法；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新闻业务的技能及相关知识等。而传播学则主要从宏观上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过程和效果；研究传播活动对人类及社会的影响；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等。
2、研究侧重点不同。新闻学主要以“新闻”研究为本位，研究媒介在以新闻采集为基础上的内部运行，包括新闻体制，以及媒介的特点、功能、新闻工作的原则、新闻的基本规律等。大众传播学主要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对媒介的作用和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把重点放在对“人”即受众的研究上。媒介效果的调查研究即针对媒介对受众的态度、行为的影响，是大众传播学研究的最主要部分。
3、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主要表现在新闻学研究偏向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部分，听以它带有强烈的理念成分，这使得新闻学首先以党报学的姿态出现，其政治倾向、阶级性鲜明，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大众传播学则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让，以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轻重缓急；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哲学方法，专向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语言学方法等)，横向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和系统论方法)，具体方法(包括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文献法、统计法、换位法、观察法等)。
4、学科背景不同。新闻学是在媒介产生并运作之后开展起来的，尤其是政党报的风行为新闻学的产生奠定了初始的政治背景。如果以19世纪末有关“新闻纸论”为新闻学的发轫，那么，一个多世纪的新闻学始终关注于新闻事业的功能，特别是其政治功能，所以说新闻学有着鲜明的政治取向。作为一门多级交叉学科，传播学不仅涉及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还涉及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及相关的技术学科，是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合点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综合学科。这一“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内容和分支方向的多元化，也是传播学在现代及未来社会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重要原因。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其实，持“传播学替代新闻学”论者的观点并不新鲜，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此有过一场大辩论。1995年，在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一个声音：“在传播学各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和其他学科，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差异。我们要为所有的学科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如果我们还不承担起向传播学融合的责任，如果我们还不把各种课程和项目合并起来，我们将走向死亡。”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兰娜。拉考说，“我们不想排除任何特定的领域。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拉考的意见得到威奇塔州立大学埃利奥特传播学院院长弗龙·基尔的响应。基尔院长表示：“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闻学专业，只有传播学专业。”
但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院长小威拉德·罗兰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新闻学’这个词似乎在你们的课程表中消失了。”“这个婴儿是不是有可能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了?”
从历史上看，美国经历过颠覆、抹煞新闻学学科地位的阶段。那么报业大国——日本的情况又如何呢?大家都认为日本的新闻事业非常发达，从而推想其新闻教育也一定十分红火兴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战前，日本的新闻学一直没有取得日本学术界的认可，没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所谓“新闻无学”论，这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日本所有的大企业包括报馆认为大学只是学识教育，不是技能教育。它们都是通过在职训练，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大学毕业生重新进行培训，对学生专业出身要求甚少。因此，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进入报馆，有没有新闻系对报馆来说并不重要。大学当局曾向在报界、广播电视界工作的早稻田大学校友进行调查，反馈的结果是这些校友对新闻系的存在持消极态度。
战后日本的报界、广播电视界对新闻学依然不重视。在这种环境下，早稻田大学新闻系关闭了，其他大学的新闻系虽然继续招生但名额有限。近年来，日本的个别大学虽然新设有传播学部或社会情报学部(即学院)，但全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有新闻学院，今后也没有创办新闻学院的征兆。这与中国新闻传播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形成鲜明反差。
以上谈了美日否定新闻学的“国际大气候”，有国人也对新闻学呈不屑之态。传播学的发生与发展，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几乎同步。不少人对它的崇拜无以复加，甚至有人将传播学之父一施拉姆说的“21世纪的传播学将成为一门整合所有学科的哲学”当做绝对真理。这种学术殖民地的心态，在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黄山会议)”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当时，许多与会代表都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话题。这可谓之否定新闻学存在的“国内小气候”。
两学科须相互借鉴。混淆不得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传播学则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新闻学没有必要融入传播学，也没有必要为其取代；传播学没有必要融入新闻学，也没有必要与新闻学融合”。中国社科院的明安香研究员如是说。新闻学与传播学似两条平行线，按各自的轨迹前行，偶尔也会相交，但这两条线永远不会重合，所以谁也不会替代对方。在西方，总体上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界限分明。比如，尽管在美国的不少大学中，新闻学专业与传播学专业共存于同一学院，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形式上比较模糊，但在人们心目中，二者是不同的学科。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詹姆斯·凯瑞教授说：“新闻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杨保军教授曾与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的著名学者唐纳德·肖教授、密苏里大学传播学院的著名学者伯纳德教授、西肯塔基大学传播系的莱瑞副教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作过交谈，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只能相互借鉴，不能相互混淆。
新闻学有助于传播学问题的把握
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传播学是关于人类信息传播的学问，主要研究社会性信息的传播，而新闻是信息的一种，是社会性信息的重要部分。新闻学既能给传播学提供许多素材和范例，又能给传播学提供理论启示和业务经验。如新闻学中关于舆论监督的理论，有助于对大众传媒社会作用的认识；关于新闻自由的原则、实现方式和条件的理论，有助于对大众传播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控制的认识；关于新闻业务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有助于传播效果的提高；关于新闻史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人类传播现象和活动的发展演变，把握大众传播与社会的关系。从学科的发展来看，新闻学从理论到方法为传播学打下了基础。
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已经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和新闻史方面取得许多成果，尤其是对新闻现象、活动的总结和阐释，都可以对建立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立足于中国情况、解决中国的传播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和材料基础。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于传播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传播思想，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新闻学和传播学都面临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相对于哲学、历史、文学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两者均属历史年轻、基础薄弱、积累不多的新兴学科。说句老实话，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学科来讲，因为稚嫩，所以粗糙，许多基本的概念与范畴还不确定，不少理论与学说还不成熟，尤其是学科的体系与框架既不完整，更不严密。如果不与时俱进，学科影响力会遭遇不进则退、与日俱减的命运。新闻与传播学恐怕应该注重学科的自主性和科学性，并勇于承认学术水平的差距和学术心态的保守，博采众学科之长以加速发展。
(作者邓涛系湖北教育学院新闻专业讲师、武汉大学新闻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