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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留日学生，他曾呼吁慈禧太后退位，主张中国变法维新，因而被称为不怕死的四川人；作为民盟领导人，他曾以坚定的民主信念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因而成为共产党的好朋友；作为国家副主席，他为新中国建设鞠躬尽瘁，因而成为毛泽东眼中“与日俱进”的“表老”。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此刻，在毛泽东的身边，除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之外，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着长布衫，银髯飘拂的老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就是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张澜。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每个时代都会有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留名于世，但是，能够同时在三个时代的政治舞台上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却只有张澜。
从前清秀才到四川省长
1872年一个暮春的夜晚，在四川南充乡下教书的秀才张本清梦见了他从未见过的大海，接着，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张本清给儿子取名张澜，字表方。
出身于穷秀才之家，张澜的童年生活是十分清苦的。从5岁起，他便跟随家人割草，拾柴，放牛，种地。可是，在劳作的间歇，他却背熟了邻人所赠的半部《论语》。发现儿子勤奁早慧，张本清便早早将他送入了学堂。于是，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张澜一天天长大成人。1894年，22岁的张澜穿着生平第一双布鞋，踏进了科举考场，顺利考中秀才。5年后，张澜受聘来到广安，执教于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新学紫金精舍。在这里，他结识了四川维新派代表人物罗纶和蒲殿俊，并很快成为维新思想的拥戴者。
1903年，张澜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远渡日本，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目睹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巨大变化，张澜迫切希望光绪皇帝也能重掌大权，带领中国变法维新。于是，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慈禧太后70大寿庆祝会上，张澜大声疾呼皇太后退位。为此，清政府驻日公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张澜关押起来，后由于学院出面干涉，张澜才得以释放。从此，留日学生便都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怕死的四川人。
两年后，张澜完成学业回到家乡，担任了南充县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的教务长。怀着教育救国的热忱，张澜在学堂里推行中西合壁的新课程，使这所默默无闻的乡学很快在当地出了名。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就是张澜这一时期的学生。
1911年5月，清政府把原本属于四川人民的川汉铁路宣布为国有，继而又以路权为抵押，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外债。愤怒的四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被推举为南充县股东代表的张澜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冲进了总督府，遭到总督赵尔丰的关押，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张澜才被官府“礼请”出狱。
辛亥革命成功后，张澜先是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川北宣慰使，后又出任嘉陵道道尹。1917年，45岁的张澜担任了四川省的省长。正是这前后6年的为官生涯，让张澜成为老百姓传说中的“川北圣人”。
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对张澜来说，这句话却失去了作用。即使是出任省长之后，张澜的母亲和妻子也依旧在乡下过着养猪种地的农村生活。而张澜自己的省长生活也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由于为官清廉，他的对外应酬总是自掏腰包，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将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变卖。
即便如此，张澜还是不能如愿行使省长的职责。当时，四川几派军阀割据。手中无兵的张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治下百姓陷于军阀混战受苦受难，1918年，担任省长仅9个月的张澜被迫离开四川前往北京。
“打开夔门”的大学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为北洋政府官员的张澜接触到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潮。在北京期间，张澜曾担任《晨报》的执行董事，而李大钊则是《晨报》的总编辑，通过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频繁交往，张澜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苏联十月革命发生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名词又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闲谈中，年近半百的张澜对这个被称为“劳工的新主义”的东西同样很感兴趣。
1920年，张澜因母亲病故辞官回乡。此时，北洋政府政权不断更迭，军阀连年混战，于是，地方自治成了人心所向。张澜认为，“南充要自治就要发展实业，那么南充的教育也就不能不倾向实业。”此后5年，张澜在南充办了多所职业学校。在他的推动下，南充各地中学也纷纷开办了农业，蚕丝，工业，医学，师范等各类专业班，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
1926年，坐镇四川的军阀刘湘要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力邀张澜出任校长(当初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刘湘曾在他的麾下任职)。对张澜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出任成都大学校长后。张澜首先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以广揽人才。在张澜看来，学校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层次与水准，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之一。基于这一目的，张谰在聘任各科系教师时，不论教师的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来自何省何国，惟才是举。这样，在成都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党派人士。同时，学校还聘用了28名外国教师，来自英美的各占一半。
当时的成都大学，可以说是各类思想流派与党派的汇集地。张澜曾公开表示，要学习蔡元培北大办学的思想和方法，崇尚学术思想自由，形成学校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以追求真理为目的。
从1926年到1930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并使其成为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创造了旧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但是，身处军阀纷争的环境之中，张澜很难完全实现他的教育理想。1930年，当军阀刘文辉(也曾是张澜的学生)放出三校合并(三校指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的烟幕，试图排挤张澜时，张澜自动提出辞职，行前，他与朋友话别时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
“九一八事变”后，执掌民国大权的蒋介石消极抗日，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此耳闻目睹的张澜决定以布衣之身帮助共产党。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准备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鉴于张澜对红军的同情，以及他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号召力，中共决定加强和他的联系。1936年，张澜多年杳无音信的次子张慕良突然回家，但欣喜若狂的张澜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儿子竟是曾经担任中共旅德书记的共产党员。
张慕良返乡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父亲的保护作用，恢复川北的地下党组织。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慕良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短短两年的父子相聚，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当他以古稀之年奔走国事的时候，他的心中便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 产党的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救国热情高涨，迫于压力，国民政府于1938年4月成立了抗日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遴选各界知名人士200人作为参政员，张澜名列其中。
重庆谈判中密会毛泽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杀害共产党新四军的暴行让国人震惊。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一所名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的住宅里，国内各党派的领袖和民主人士共17人秘密集会，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黄炎培被推举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张谰接任主席。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在这个略有口吃的69岁老人的领导下，由若干党派构成的民盟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大党。
当时的张澜既不赞同共产党主张的阶级斗争，更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他试图通过民盟的力量来协调国共之间的冲突，实现全国上下团结抗战的局面。在张澜借住的特园里，经常出现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身影，他们当时的身份是中共驻重庆代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兴奋之余，张澜却提笔写下了一首诗，笔端饱含忧虑：“连年血战驱饥率，万里陆沉痛旧疆。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
日本投降第13天，即1945年8月28日，张澜正在特园吃午饭，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向他说了几句话。张澜立即起身，踏上汽车，向重庆九龙坡机场赶去。
下午3点半左右，在张澜和其他人的注视下，一架绿色军用飞机在九龙坡机场缓缓降落。舱门打开，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走了下来。这是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站在欢迎人群中的张澜颇感意外。
毛泽东走下飞机后，没等乔冠华介绍，就径直向张澜走去，并拉着他的手。像久别重逢一样，很亲热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这样大热的天你还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毛泽东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穿着一件旧的灰麻色的衣服，胸前飘着长须，他就知道是张澜了。
在国共谈判期间，73岁高龄的张澜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他多次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到特园相聚，或应邀出席双方举行的报告会，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到特园，张澜关上居室的门，与毛泽东交谈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向张谰说出了藏在心中的话：第一，如果国共打起来，希望张澜号召西南地方力量联共反蒋；第二，希望张澜协助地下党开展游击战。张澜一一答应。
张澜还向毛泽东建议：“已经谈拢了的，就应该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称赞张澜不愧是“老成谋国”。张澜的公开信后来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
后来的事态发展印证了张澜的猜测，蒋介石果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开始打击和迫害民盟等民主党派。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在昆明街头，民盟中央委员，著名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
对于国民党的暴行，张澜非常愤怒，他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了追悼会。几个月后，蒋介石宣布要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立即宣布，中共拒绝参加，张澜随后也明确表示，民盟整体不参加，和共产党共进退。1946年12月中旬，张澜抵达上海。不久，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民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绝没有中间的余地。”
1947年7月1日，蒋介石颁布了戡乱动员令，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逆党”。同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立即解散。张澜被迫在解散公告上签了字，对此，他曾沉痛地解释：“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
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其实，民盟并没有真的解散。
1948年1月，在香港湾仔高罗士打道50号，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29位民盟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是民盟中央委员沈钧儒。
原来。张澜等民盟领袖被迫在上海做出解散民盟的决定时，就秘密安排沈钧儒潜往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在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会议不仅否认了南京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举动，还批判了民盟过去的中间路线和中间立场，决定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1949年5月24日夜，上海解放前三天，被国民党特务密切监视的张澜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顺利离开上海，并于一个月后抵达北京。
张澜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去看望了他。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出席，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出席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赞扬他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在解放初期的几个月里，张澜接到四川寄来的几百封人民来信，信中提出了各种意见和要求。他把内容综合起来，在碰头会上交给毛泽东。时过不久。毛泽东便采纳了张澜的建议。在决定国家太事时，毛泽东，周恩来总是要主动征求张澜的意见。经张澜推荐，一些非中共人士的专家，教授以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先后进入政府各部门工作。
1952年4月2日，是张澜8G岁生日，毛泽东不仅专函祝贺，还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亲临张澜住宅致以祝贺之忱，并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他祝寿，到会数百人。
当上国家副主席之后，张澜才将夫人及儿女从四川接到北京，但他却一次次拒绝了国家为他安排的住宅，因为在他看来，那些院子实在太大了，后来，他在北京皮库胡同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安了家。据说，张澜的夫人刘慧征还亲自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上了蔬菜。儿女们说，他们的母亲热爱劳动，并且确确实实操劳一生，因为她嫁的男人虽然身居高位，可带回来养家的钱却总是太少。
1954年“五一”节，张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我现在已是82岁高龄了，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了，于国家已无什么贡献了，请主席允许我辞去现有职务、安心养病吧!古人有‘乞骸骨’的史例，我也向毛主席‘乞骸骨’。”毛泽东听后严肃地对张澜说：“表老你不能辞，我是你们大家把我推上主席职位的，你们要是辞职不干了，我岂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接着，毛泽东又面带微笑地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逝世，终年84岁。张澜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张澜守灵一小时。
“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段被称为“四勉一戒”的文字，是张谰70岁生日时写给自己的座右铭，显然，张澜用清正如水的一生，为这段话作了一个完美的注解。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此刻，在毛泽东的身边，除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之外，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着长布衫，银髯飘拂的老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就是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张澜。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每个时代都会有无数叱咤风云的人物留名于世，但是，能够同时在三个时代的政治舞台上都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却只有张澜。
从前清秀才到四川省长
1872年一个暮春的夜晚，在四川南充乡下教书的秀才张本清梦见了他从未见过的大海，接着，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张本清给儿子取名张澜，字表方。
出身于穷秀才之家，张澜的童年生活是十分清苦的。从5岁起，他便跟随家人割草，拾柴，放牛，种地。可是，在劳作的间歇，他却背熟了邻人所赠的半部《论语》。发现儿子勤奁早慧，张本清便早早将他送入了学堂。于是，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张澜一天天长大成人。1894年，22岁的张澜穿着生平第一双布鞋，踏进了科举考场，顺利考中秀才。5年后，张澜受聘来到广安，执教于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新学紫金精舍。在这里，他结识了四川维新派代表人物罗纶和蒲殿俊，并很快成为维新思想的拥戴者。
1903年，张澜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远渡日本，进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目睹明治维新带给日本的巨大变化，张澜迫切希望光绪皇帝也能重掌大权，带领中国变法维新。于是，在留日学生举办的慈禧太后70大寿庆祝会上，张澜大声疾呼皇太后退位。为此，清政府驻日公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张澜关押起来，后由于学院出面干涉，张澜才得以释放。从此，留日学生便都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怕死的四川人。
两年后，张澜完成学业回到家乡，担任了南充县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的教务长。怀着教育救国的热忱，张澜在学堂里推行中西合壁的新课程，使这所默默无闻的乡学很快在当地出了名。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就是张澜这一时期的学生。
1911年5月，清政府把原本属于四川人民的川汉铁路宣布为国有，继而又以路权为抵押，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大举外债。愤怒的四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被推举为南充县股东代表的张澜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冲进了总督府，遭到总督赵尔丰的关押，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张澜才被官府“礼请”出狱。
辛亥革命成功后，张澜先是被民国政府任命为川北宣慰使，后又出任嘉陵道道尹。1917年，45岁的张澜担任了四川省的省长。正是这前后6年的为官生涯，让张澜成为老百姓传说中的“川北圣人”。
常言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对张澜来说，这句话却失去了作用。即使是出任省长之后，张澜的母亲和妻子也依旧在乡下过着养猪种地的农村生活。而张澜自己的省长生活也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由于为官清廉，他的对外应酬总是自掏腰包，导致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将祖上留下来的几亩薄田变卖。
即便如此，张澜还是不能如愿行使省长的职责。当时，四川几派军阀割据。手中无兵的张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治下百姓陷于军阀混战受苦受难，1918年，担任省长仅9个月的张澜被迫离开四川前往北京。
“打开夔门”的大学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为北洋政府官员的张澜接触到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潮。在北京期间，张澜曾担任《晨报》的执行董事，而李大钊则是《晨报》的总编辑，通过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频繁交往，张澜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苏联十月革命发生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名词又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闲谈中，年近半百的张澜对这个被称为“劳工的新主义”的东西同样很感兴趣。
1920年，张澜因母亲病故辞官回乡。此时，北洋政府政权不断更迭，军阀连年混战，于是，地方自治成了人心所向。张澜认为，“南充要自治就要发展实业，那么南充的教育也就不能不倾向实业。”此后5年，张澜在南充办了多所职业学校。在他的推动下，南充各地中学也纷纷开办了农业，蚕丝，工业，医学，师范等各类专业班，培养了大批实用人才。
1926年，坐镇四川的军阀刘湘要成立国立成都大学，力邀张澜出任校长(当初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刘湘曾在他的麾下任职)。对张澜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出任成都大学校长后。张澜首先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以广揽人才。在张澜看来，学校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层次与水准，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之一。基于这一目的，张谰在聘任各科系教师时，不论教师的政治信仰如何，来自何党何派。学历出自何校，来自何省何国，惟才是举。这样，在成都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党派人士。同时，学校还聘用了28名外国教师，来自英美的各占一半。
当时的成都大学，可以说是各类思想流派与党派的汇集地。张澜曾公开表示，要学习蔡元培北大办学的思想和方法，崇尚学术思想自由，形成学校自由民主的讨论氛围，以追求真理为目的。
从1926年到1930年，张澜把只有一块牌子的成都大学，办成了声名远播的高等学府，并使其成为西南地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创造了旧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但是，身处军阀纷争的环境之中，张澜很难完全实现他的教育理想。1930年，当军阀刘文辉(也曾是张澜的学生)放出三校合并(三校指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的烟幕，试图排挤张澜时，张澜自动提出辞职，行前，他与朋友话别时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操，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
“九一八事变”后，执掌民国大权的蒋介石消极抗日，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此耳闻目睹的张澜决定以布衣之身帮助共产党。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陕西进入四川，准备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鉴于张澜对红军的同情，以及他在四川乃至全国的号召力，中共决定加强和他的联系。1936年，张澜多年杳无音信的次子张慕良突然回家，但欣喜若狂的张澜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儿子竟是曾经担任中共旅德书记的共产党员。
张慕良返乡的主要目的，就是利用父亲的保护作用，恢复川北的地下党组织。两年后，年仅30岁的张慕良因病去世，张澜悲痛不已。短短两年的父子相聚，使张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当他以古稀之年奔走国事的时候，他的心中便多了一份对儿子的怀念和对共 产党的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救国热情高涨，迫于压力，国民政府于1938年4月成立了抗日民意机构国民参政会，遴选各界知名人士200人作为参政员，张澜名列其中。
重庆谈判中密会毛泽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杀害共产党新四军的暴行让国人震惊。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一所名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的住宅里，国内各党派的领袖和民主人士共17人秘密集会，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黄炎培被推举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张谰接任主席。让人想不到的是，正是在这个略有口吃的69岁老人的领导下，由若干党派构成的民盟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第三大党。
当时的张澜既不赞同共产党主张的阶级斗争，更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他试图通过民盟的力量来协调国共之间的冲突，实现全国上下团结抗战的局面。在张澜借住的特园里，经常出现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的身影，他们当时的身份是中共驻重庆代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兴奋之余，张澜却提笔写下了一首诗，笔端饱含忧虑：“连年血战驱饥率，万里陆沉痛旧疆。且慢四强夸胜利，国家前路尚茫茫。”
日本投降第13天，即1945年8月28日，张澜正在特园吃午饭，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进来，向他说了几句话。张澜立即起身，踏上汽车，向重庆九龙坡机场赶去。
下午3点半左右，在张澜和其他人的注视下，一架绿色军用飞机在九龙坡机场缓缓降落。舱门打开，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走了下来。这是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站在欢迎人群中的张澜颇感意外。
毛泽东走下飞机后，没等乔冠华介绍，就径直向张澜走去，并拉着他的手。像久别重逢一样，很亲热地说你是张表老，你好，这样大热的天你还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原来，毛泽东发现人群中有一个人穿着一件旧的灰麻色的衣服，胸前飘着长须，他就知道是张澜了。
在国共谈判期间，73岁高龄的张澜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他多次邀请国共双方代表到特园相聚，或应邀出席双方举行的报告会，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来到特园，张澜关上居室的门，与毛泽东交谈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向张谰说出了藏在心中的话：第一，如果国共打起来，希望张澜号召西南地方力量联共反蒋；第二，希望张澜协助地下党开展游击战。张澜一一答应。
张澜还向毛泽东建议：“已经谈拢了的，就应该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称赞张澜不愧是“老成谋国”。张澜的公开信后来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成都的《华西晚报》上。
后来的事态发展印证了张澜的猜测，蒋介石果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并开始打击和迫害民盟等民主党派。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在昆明街头，民盟中央委员，著名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倒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
对于国民党的暴行，张澜非常愤怒，他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了追悼会。几个月后，蒋介石宣布要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立即宣布，中共拒绝参加，张澜随后也明确表示，民盟整体不参加，和共产党共进退。1946年12月中旬，张澜抵达上海。不久，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民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绝没有中间的余地。”
1947年7月1日，蒋介石颁布了戡乱动员令，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逆党”。同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立即解散。张澜被迫在解散公告上签了字，对此，他曾沉痛地解释：“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
新中国的国家副主席
其实，民盟并没有真的解散。
1948年1月，在香港湾仔高罗士打道50号，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29位民盟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是民盟中央委员沈钧儒。
原来。张澜等民盟领袖被迫在上海做出解散民盟的决定时，就秘密安排沈钧儒潜往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在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会议不仅否认了南京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举动，还批判了民盟过去的中间路线和中间立场，决定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1949年5月24日夜，上海解放前三天，被国民党特务密切监视的张澜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顺利离开上海，并于一个月后抵达北京。
张澜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去看望了他。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出席，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出席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众赞扬他说：“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在解放初期的几个月里，张澜接到四川寄来的几百封人民来信，信中提出了各种意见和要求。他把内容综合起来，在碰头会上交给毛泽东。时过不久。毛泽东便采纳了张澜的建议。在决定国家太事时，毛泽东，周恩来总是要主动征求张澜的意见。经张澜推荐，一些非中共人士的专家，教授以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先后进入政府各部门工作。
1952年4月2日，是张澜8G岁生日，毛泽东不仅专函祝贺，还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亲临张澜住宅致以祝贺之忱，并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他祝寿，到会数百人。
当上国家副主席之后，张澜才将夫人及儿女从四川接到北京，但他却一次次拒绝了国家为他安排的住宅，因为在他看来，那些院子实在太大了，后来，他在北京皮库胡同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安了家。据说，张澜的夫人刘慧征还亲自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小块地，种上了蔬菜。儿女们说，他们的母亲热爱劳动，并且确确实实操劳一生，因为她嫁的男人虽然身居高位，可带回来养家的钱却总是太少。
1954年“五一”节，张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我现在已是82岁高龄了，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了，于国家已无什么贡献了，请主席允许我辞去现有职务、安心养病吧!古人有‘乞骸骨’的史例，我也向毛主席‘乞骸骨’。”毛泽东听后严肃地对张澜说：“表老你不能辞，我是你们大家把我推上主席职位的，你们要是辞职不干了，我岂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了!”接着，毛泽东又面带微笑地说：“表老，您是一面旗帜，插到哪里就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表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逝世，终年84岁。张澜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到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张澜守灵一小时。
“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这段被称为“四勉一戒”的文字，是张谰70岁生日时写给自己的座右铭，显然，张澜用清正如水的一生，为这段话作了一个完美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