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7年，我才九岁。站在位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城，我家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我小心翼翼地把唾沫抹在我崭新的垒外球员专用手套里，怕球打疼父亲。离我20码远的地方，父亲赤着手匍匐在砾石上，对我喊道“托米，把球扔过来!别担心我疼，不会伤到我的!”
　　可我还是怕弄疼父亲，就像打柿花球一样，把球缓缓地打了出去。
　　“小毛头，用力一点!”他叫着我的浑名。他知道这样叫我会把我气得脸红脖子粗，一怒之下用力把球投向他，这倒会正中他的心意。“你这个没出息的!”
　　我气得紧紧捏着球直到手指发白，还带着一丝恶意狠狠打量着对面的父亲。我鼓足了劲，更多的是出自愤怒和羞愧，而不是靠肌肉力量和控制能力，用力把球投了出去。而我投球的目标，也不是父亲已经摆好接球姿势的双手，而是他两眼正中间。这球投得非常刁钻，在球以高过他的头六英尺，即将飞过的一霎那，父亲用双手接住了。之后，他若无其事地把球投还给我，平静地说：“这次好一些了。现在投低一点吧。”
　　我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学会了打棒球。我投身于运动中，而且摔坏了5根骨头。而这是直到我19岁时，一次突发事件后做检查，医生对着我的×光片一脸苦相，我才知道的。当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哥伦布城的那条小路上，还是那个努力着要超过父亲球技的小孩子。
　　做儿子的总是很难完全理解自己父亲。我们背负着父亲的期待，颠簸着前进，跌倒了又爬起来：总是在自我怀疑中郁闷，在阿谀奉承中挣扎。因为受到批评所带来的刺痛，以及没有得到表扬的失望，我们幻想着怎样报复。总是想象着拥有一个更有眼力的父亲。也曾经在白日梦里，勾勒出一些英雄主义的行为，比如迫使自己的父亲跪在地上一～在当时的我们看来，这是让他们能够平等看待我们的唯一办法。
　　其实父亲并不像儿子眼中那么高深莫测。我的父亲是一个矿工的儿子，和我一样，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不知道自己在父亲眼中是什么地位。但是父亲就差没有改变自己的血型，来说明我不是他的儿子。他靠嘲笑愚弄他的儿子们，以使我们的外壳锻炼得更加坚强，磨练我们的不足之处。他满心希望，我们最终能够通过向他的权威地位挥舞拳头，以表示我们已经长大成人。
　　17岁的一天，我长大成人的时候终于到来。我坐在饭桌旁，用一些无礼的言语激怒了父亲，他突然跳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然后，他答应和我出去到房子外面解决。当他再次用“没出息的”这个词语奚落我，这次我是带着同情看着他，而不是出于愤怒。他能够应付我对他满心怨愤，但是无法应付我的满怀同情。
　　那之后，父亲勉强接受了我长大成人这一事实。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两年后将要服兵役时，我和父亲都还是很难把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与实际生活中的本来面目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直到现在，有件事情还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那是1999年，一个秋目的下午，我们一道外出打猎，想借此缓和两人的关系。
　　如果那天我们仅仅是热衷于找寻猎物以供娱乐，那可真是要白白浪费一个下午了。当时，我将要动身，奔赴战场。而那种表达亲热感情的词语对于父亲来说，就如同说阿拉伯文那样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尽力让自己说点什么。
　　我们在丛林中找到一片空地坐下，望着远方。十月黄昏的天空，将最后一道光慢慢吸去。那种沉闷的气氛简直让人无法忍受。在这种沉默持续了太久后，我们回到车上启程返家。刚开始那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途中，父亲一边掌着方向盘，一边盯着汽车前方的缓冲器，终于说了出来，“托米，我想让你知道，一直以来，我都为你自豪。如果有任何办法能够让我代替你上战场，我都会去做的。我会想你的。”
　　我一直没有完全理解父亲说这些话意味着什么，直到多年以后，一个朋友向我追述起在我上战场期间，一件发生在酒馆里的事情。“你父亲当时正在玩赌钱，”那个朋友详细说道，“然后一个爱搬弄是非的家伙一一是个大块头——正好讲起了海湾战争。这家伙的儿子当时正在读大学，他最后说：‘哎，人们总是要把那些更聪明的孩子留下来保住，今后用来建设国家。’他无法理解这句话对你父亲有多大的伤害作用。我还没来得及拉住你爸爸，他就已直穿过那张赌桌。他个头虽不及那家伙的一半，却用绳子把那个赌钱用的圆盘机绑在那家伙的喉咙上，想要把他憋死。后来我们整整四个人，好不容易把你爸爸从那家伙身上拖开。”
　　“那年你走了以后，”他补充说道，“每当有一辆军车回到街上而没有你的出现，你爸爸身体中似乎又有一部分衰竭了。”
　　—直以来，父亲向我掩藏了他对于我可能无法从战场归来的担心。当我结婚以后结束了我的军队生涯，他也默默地掩饰了他的失望。直到最近我才明白，当他看见我身着制服时，为什么会那样自豪。
　　今年年初，一个堂姐给了我一封信，那是50年前父亲刚被招募进海军时，写给她父亲的。信从德克萨斯州的海军飞行基地寄出，满满两页信纸，洋溢着他要做一名海军飞行员并将终身奉献于此职业的热诚希望。
　　“我们能够随时和飞行员一起翱翔天空，”他在信中吹牛，“我们在海湾游泳，将旋转轮固定在水上飞机上，再把飞机固定在岸上的一个运输机上。我们把它们拉上正常的轨道，冲走机身的盐水，给发动机加油、检修……”在后面的文字中，他详细讲述了将要一辈子献身戎军生涯的宏伟目标。
　　当年，他19岁，单身—人。他的父亲当年迫于家庭原因，13就辍学到煤矿工作。在海军生涯里，父亲隐隐约约看见自己光明的前程，它闪耀着光芒，会远远胜过他的父亲。
　　然而，在寄出这封信不久，经过飞行训练后，他被海军否决了，不能做飞行员。之后他申请加入潜水艇驾驶学校，而在严格的身体检查中，却发现他的心脏有细小的杂音。他不得不手里攥着仅有的一张军队发的票，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这封信几乎向我解释了一切。当父亲离开军队回到俄亥俄州时，心里本来是没有任何要返回的意向。命中注定，让他整整三十年都在修理废弃的卡车，还要艰难抚养六个孩子长大，这不是他一生的梦想。他那破灭的梦想让他一生痛苦，而他采取一种扭曲的方法，用那种激烈的批评语言，想要激励自己的后代不要重蹈覆辙，走他和他父亲的老路。我叠好那封信，心里想，这也就是父亲总爱骂“没出息的”这些词语的根源吧。
　　父亲过世时，我不在家乡。隔壁邻居打来电话，通知我父亲突然心脏病发作，非常严重，母亲希望我立刻赶回家去。电话断了好久后，我才反应过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在开车直奔俄亥俄州的路上，我想起了23年前小路上的那场球。我是那样迫切地要在他的脑袋上打一个包，以解我心头之恨。为什么两个如此深爱着对方的人要采取如此迂回、孩子气的方式来掩藏彼此的感情呢?我想，父亲去世的时候，是否知道我有多么在乎他，在乎这一切。
　　又想到了父亲说的，“没出息的”，我不由得面带微笑。我紧紧握住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已经发白。方向盘，带我回家吧!就这一次了，带我去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