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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响应教育部提出的“新工科”建设，促进企业更好地参与校企合作，运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采用Nvivo11.0进行编码，构建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模型。结果显示：校企合作由“意愿-情境-行为”共同作用。情感型动机和利益型动机是激发企业合作意愿的内在动力;高校资源能力和政策类型是激发企业合作意愿的外部驱动因素;政策感知对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然而，由于管理型、资源型、利益型障碍的存在，导致合作意愿受到抑制;而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转化的过程也会受到交互型障碍和素质型障碍的负向调节。基于此，从高校管理和政府政策两方面提出了促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建议。
关键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动因;障碍;扎根理论
一、引言
2017年2月教育部“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指出：“为加快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需要大力推动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科教协同。”[1]之后，国务院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中也明确指出大学要“健全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机制，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进一步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教育链与人才链之间有效衔接，实现大学与工业4.0的深度耦合。[2]这对构建校企之间共商、共建、共享的互惠合作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就我国校企合作的现状来看，“校热企冷”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企业缺乏参与校企合作的源动力;此外，即便企业产生了校企合作的意愿，也经常会由于众多阻碍因素导致校企之间无法开展有效的合作。究竟哪些因素是驱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源？又有哪些因素阻碍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因此，系统地挖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主要动因与障碍，对实现“新工科”建设目标中的产学合作、产教融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发展的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模型，从“意愿-情境-行为”的视角解析各类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相应的促进校企合作的建议，为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文献回顾
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概念性归纳与描述，例如阎国华（2014）认为安全考量、管理难度、互动不良等是企业合作动力不足的原因[3];祁占勇等（2018）从宏观政策和制度层面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机制障碍进行了探讨[4];林丽超等（2019）的研究认为企业的基础需求、营利需求和持续发展需求是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5]。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思辨分析，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对于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剖析尚不深入。第二大类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部分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例如王红英等（2014）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政府政策、成本效益、学生参与度等对促进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影响[6];孙健等（2018）的问卷调查发现经济动力是影响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的关键因素[7];马永红等（2018）的问卷调查则发现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是校企合作育人的主要动因[8]。这些调查研究的对象大都是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对企业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机制关注很少。而综合性大学是“新工科”建设的主体，因此，研究如何激励企业参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才能真正实现“新工科”的建设目标。此外，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既需要激发动力，还需要削减障碍，而这些已有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主要关注的是促进校企合作的因素，忽视了对阻碍因素的探讨，因此，尚无法有效缓解校企合作中“校热企冷”的困境。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企业视角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企业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第一手资料，系统、全面地挖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并深入剖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Glaser和Strauss两位社会学家于1967年提出的质性研究方法，强调在不预设假设的前提下，对原始数据进行逐层提炼并不断补充，自下而上建构出新的理论。[9]由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严谨性与灵活性等特点，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中[10]，如研究教育管理、教学质量、大学生就业创业等问题[11]。校企合作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契合本文的研究目标。扎根理论研究过程如图1所示。
（二）研究对象
扎根理论需要通过深度访谈获取原始资料来进行理论建构，因此，要求访谈对象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回答所研究的问题。由于扎根研究注重的是深度访谈的质量而不是样本的数量，因此，抽樣原则为“理论饱和原则”（Theoretical Saturation）。[12]考虑到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在工科专业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选取曾经参与综合性大学校企合作的建筑业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为主要访谈对象，其所在企业的业务类型涵盖了建筑行业的各个环节，包括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工程咨询等。此外，还邀请了部分政府部门和综合性大学中负责相关工作的管理人员作为访谈对象，以便多维度把握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真实情况。受访者年龄在28岁到64岁之间，学历均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整体较高，管理沟通能力强，人际关系网络和信息获取渠道广泛，而且均具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经历，符合开展扎根理论研究的样本要求。样本结构见表1。
（三）数据收集
采用面对面深度访谈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原始资料，至少提前一天联系受访者并告知访谈主题。正式访谈时，经过受访者同意采取全程录音的形式以便后续文本整理，访谈持续时间从30分钟到120分钟不等（提纲见表2）。最终收集到33份有效样本，得到21.2万字的原始资料。从中随机抽取2/3的样本（22份）进行正式编码，预留1/3的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13][14] 四、研究过程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分析、整理，进而产生初始概念、发现范畴的过程。[15]本文借助Nvivo11.0对深度访谈得到的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遵循的编码流程是“原始资料→标签化→概念化→范畴化”[16]。首先将原始文本按照访谈顺序进行编号，逐一导入Nvivo11.0软件，并对原始文本贴标签，共得到480个码号（自由节点）。再根据“契合”与“相关”的标准将自由节点概念化，共得到123个概念（树节点）。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3，其中A13-10代表第13份访谈资料编码产生的第10个节点。通过对概念的进一步筛选与合并，形成34个子范畴。子范畴与概念的对应关系及节点数节选见表4。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各个独立的范畴连接起来，发现范畴之间的共性和逻辑联系，从而使范畴在性质和类属上进一步收敛，形成更高层面的主范畴。[17]将34个范畴按逻辑顺序进行整理，得到了11个主范畴：情感型动机、利益型动机、高校资源能力、政策类型、政策感知、交互型障碍、管理型障碍、利益型障碍、素质型障碍、资源型障碍、校企合作行为。主范畴与子范畴的对应关系及范畴的内涵见表5。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并围绕核心范畴建立各主范畴之间的典型关系结构，再通过逻辑关系的分析，构建出理论模型。[18]本文以“校企合作行为”为核心范畴，分析各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对比企业和高校的访谈资料，发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框架。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为：企业基于人际关系、对高校的信任积累和对以往合作的体验等情感因素，并出于业务拓展、技术支持、人才吸纳、品牌传播和员工培训等利益需求，产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同时，高校良好的资源能力水平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也会进一步诱发企业合作的想法。然而，企业对管理、资源和利益方面的忧虑会导致合作意愿受到抑制。在产生合作的意愿之后，如果企业对外部政策的认知和评价较好，则更容易采取实质的合作行为。但是，如果企业与高校之间存在沟通障碍和诉求差异，或是企业认为高校的人员素质不足，则会减少或者放弃合作行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采用Pandit N R（1996）提出的理论饱和度检验方法[19]，使用预留的11份样本导入Nvivo11.0软件进行新一轮的三级编码，没有出现新的概念、范畴和关系，说明上述理论模型达到饱和。
五、模型阐释
（一）校企合作行为具有二维结构且受到合作意愿的直接驱动
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将校企合作行为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人才培养合作，二是科研项目合作。其中，人才培养合作包括储备型人才培养和成长型人才培养两类。储备型人才培养以培养企业未来潜在员工为目的，主要合作的形式包括企業接收大学生实习、与高校共建教学平台与实习基地等;成长型人才培养以培养企业既有员工为目的，主要合作形式包括学校为企业员工提供各类专业技能与管理培训、或者提供学历提升计划等。科研项目合作是指企业以科技研发为目的与学校开展的合作，形式包括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以上两类校企合作行为涵盖了现有校企合作主要形式。
驱动校企合作行为的直接前因是校企合作意愿。社会心理学领域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对目标导向型行为的决策过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意志可控制的行为是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的。[20]而本文扎根研究发现，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为决策而言，合作意愿也是最直接的决定因素。
（二）情感型动机和利益型动机是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内在动力
扎根研究发现：企业产生校企合作意愿出于两种内在动力，其一是为取得经济效益的利益型动机，其二则是无法用利益直接衡量的情感型动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普遍的社会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情感交换两种类型。其中，经济交换指双方以经济利益作为互惠基础，明确彼此的责任义务关系，而情感交换则强调情感建设以及双方的义务履行，关注的是长期回报。[21]校企合作就是一种建立在互利和情感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交换行为，因此，情感型动机和利益型动机成为两个主要的内生动力。
情感型动机（由社会关联度、信任度和以往合作体验构成）会使企业产生情感归属，进而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在中国具有“关系导向”的人情社会中，人们的重要交际活动更容易在已有的人情关系圈内开展。[22]在校企合作中，企业也倾向于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选择合作伙伴。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如“A18-11我和某个领导很熟，就直接找到他进行合作”、“A19-16我们会选择比较熟悉的合作对象，公司领导和学校领导之前认识，就可以牵线搭桥，个人之间的关系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从中可以看到人情关系产生的社会关联对校企合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企业与学校的社会关联程度会使企业萌生寻求合作的意愿。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异质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够降低主体间的合作风险和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合作意愿的达成。[23]学校和企业作为典型的异质主体，信任也是合作行动的基础。从访谈资料中发现，企业对学校的了解和信任程度越高，则合作意愿越强;同时，如果企业在与高校的合作中获得过良好的体验也会激发再次合作的意愿。例如：“A3-6我之前和这个学校有合作过，感觉很满意，所以想再次合作”、“A15-8如果以往合作的好，有需要时，我就会考虑再次合作”等。由此可见，社会关联度、信任度和以往合作体验是激发校企之间情感型动机的基础。
企业是营利性组织，因此利益型动机（由业务拓展、技术支持、人才吸纳、品牌传播和员工培养构成）是促使其产生校企合作意愿的重要内在动力。大部分企业受访者都表示希望通过校企合作获得理论提升和实践支持。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通过与高校的科研合作进行新产品研发、技术升级和市场开拓，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还希望通过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尽早发掘优质毕业生，树立雇主品牌形成对优质人才的吸引力，提高新员工的招募质量，降低招募成本。同时，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种隐性收入，例如通过合作挂牌、设置企业奖学金、活动冠名等形式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间接地扩大其市场影响力，最终提升企业效益。此外，既有的人力资本是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24]部分受访者还表示希望通过与高校合作开展员工培训，改善既有员工的素质和能力，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不断提升促进企业绩效目标的高效达成。由此可见，由企业的业务拓展、技术支持、人才吸纳、品牌传播和员工培养等利益需求所激发的利益型动机，是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的重要驱动力。 （三）高校资源能力和政策类型是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外部驱动力
扎根研究发现，高校的资源能力和政府部门出台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类型是激发企业产生校企合作意愿的两个主要外部动力源。高校资源能力主要包括科研水平、师资力量、专业实力、知名度和区位优势等，这些因素是企业选择合作高校的主要关注点。例如“A18-6从实力上讲，这些高校的师资能力强，科研前瞻性高，所以我们会考虑合作”、“A19-4我们目前就是想和建筑土木类比较有特色的这些学校去合作”、“A30-32高校本身在当地要有知名度和影响力，我需要借助他的品牌效应”、“A18-8和K大学的合作就是考虑区域位置，交通方便，便于交流”等。由于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较强的资源互补性[25]，因此，高校的资源能力水平越高，企业的合作意愿也会越高。另一方面，在校企合作的外部环境上，政府部门出台的鼓励产学研合作的经济型政策和行政型政策是激发企业合作意愿的外部诱因。经济型政策（如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相关的优惠政策等）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合作成本并提升经济效益，而行政型政策（如评定示范企业、高新企业等政策）也会促使企业为实现创新发展目标和提升企业形象而主动寻求与高校的合作。这两类不同属性的政策工具为校企合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由此可见，高校资源能力和政策类型是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外部驱动力。
（四）管理型、资源型、利益型障碍抑制企业产生合作意愿
扎根研究发现，管理型、资源型以及利益型障碍是抑制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主要障碍因素。
管理型障碍是指由学校制度限制和学生安全问题引发的管理困难。在访谈中，一些企业表示校企之间存在组织性质差异，学校有较多制度限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沟通协调，降低了企业合作的积极性。例如“A20-16可能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校是事业单位，涉及很多体制问题，会限制很多合作内容”等。此外，受访者一致提到的一个不愿意合作的原因是对学生安全风险的忧虑。例如“A9-16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安全问题，他不能像正常的员工一样，签订劳动合同”等。企业是以盈利为基本目标的组织，额外的管理成本和风险成为削弱合作意愿的主要压力源之一。
资源型障碍是指由时间紧张、经费限制和硬件短缺等形成的合作困难。企业的合作意愿建立在时间、经费和硬件等资源充沛的基础上。[26]受访者表示如果无法保证时间投入和硬件设施支撑，合作效果必然难以达成，合作意愿就会大打折扣。此外，校企合作，尤其是科研合作，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如果企业存在经费限制也会大大降低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
利益型障礙是指企业对经济受损和名誉受损的担忧。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常常需要额外进行人力资源调度，可能会影响部分生产经营秩序，另外，在一些合作形式中还会担忧企业机密或共同成果的泄露，增加经济损失的风险，从而严重降低合作意愿。例如“A6-15企业合作时会派很多人手，可能影响一些业务工作的正常秩序”、“A31-11担心合作者拿共同的科研成果去别的企业牟利，带来技术风险”等。此外，受访者还表示在合作中会担心由于学生片面认知产生不利评价或合作效果不佳等导致企业社会声誉下降。例如“A2-12有些实习生出去之后瞎说，影响了企业名声，这是一个减分项”、“A4-16合作效果无法达成预期，还给企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保存和保护已有资源的倾向，潜在的资源损失威胁会引发其紧张和压力。[27]因此，出于对潜在的名利受损的风险规避，企业会大大降低自身的合作意愿。
（五）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过程受到政策感知的正向调节以及交互型、素质型障碍的负向调节
扎根研究发现，企业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感知会促进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政策感知（由政策知晓度、政策支持度、政策执行力度构成）的强度会提高“意愿-行为”的一致性。在访谈中，当企业反映对于相关政策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关注，或是认为导向型政策居多、缺乏实施细则、执行力较弱时，企业参与合作的“意愿-行为”一致性将会降低。例如“A9-37我们不知道政府在这一方面能提供什么帮助，不了解有没有政策”。而当企业认为政策对校企合作有支持作用并落实较好时，其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会更积极。如“A31-22政策肯定对合作来说是好事，特别是税收优惠的话肯定是促进我们去与高校合作”、“A10-35如果相关的政策落实到位的话，企业会更积极地去参与”等。由此可见，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支持度和感受到的政策执行力度越强，则越容易将合作意愿转变为实际的合作行动。
另一方面，交互型障碍（由沟通力度不足、沟通渠道不畅、双方诉求差异构成）会制约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校企合作作为一种跨组织合作，其中的关键要素是组织间沟通。沟通为广泛的组织过程实现价值增值提供了媒介[28]，然而如果这一媒介不能保证，将导致企业的合作意愿受到沟通力度或者路径阻碍的干扰，难以转化为合作行为。同时，如果校企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没有达成共识，将会对人才培养质量或科研成果的有效供给产生负面影响[29]，也阻碍企业合作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因此，沟通力度不足、沟通渠道不畅和双方诉求差异形成的交互型障碍是影响校企合作意愿向行为转化的负向调节因素。
此外，素质型障碍（由教师能力不足、教师投入不足和学生态度消极构成）也会对合作意愿向行为的转化过程产生阻碍作用。企业期望借助教师的科研和技术力量提升企业竞争力，然而，当企业认为教师存在科研能力或实践经验不足，或是认为校方在时间、精力的投入上难以保证，以及学生态度不端正时则合作行为难以落实。例如“A13-17学校里边的老师关注或从事具体的项目少，实践的经验不满足我们的需求”、“A27-10老师要分出精力去教学，时间上投入不足”、“A21-12我们最怕学生短期的实习，学生散漫、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等。由此可见，高校教师能力不足、教师投入不足和学生态度消极会阻碍校企合作行为的落实。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以企业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全面地构建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模型，并从“意愿-情境-行为”的视角解析了各类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从高校管理和政府政策两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高校教职工应充分发挥个人的社会关系，利用高校的优势资源维系其与企业紧密、频繁和长期的联结。在校际层面通过定期开展校友会、聘请名誉校友、“引企入校”等活动强化与企业间情感联系。此外，在保证既有合作质量的同时，完善合作回访和反馈机制，稳定跟踪已完成合作的质量和成果，提升企业的体验感。高校应主动对校企合作科研和育人成果进行宣传，利用自身知名度带动企业声誉的提升。同时善于利用校企地理位置邻近的优势，联合区域企业申报合作课题或共建实训基地等，承担起服务地方经济的责任，起到辐射作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2）高校可通过定期开展对企业需求的调研，掌握市场的最新动态以把握企业的核心诉求，以丰富的形式开展合作，如校园招聘、员工培训、活动冠名等，以满足企业的利益需求。合作前，高校应开展合作动员，鼓励、支持师生参与，提高其合作意识和态度，并对过程进行监督和干预，加强成果的考核和验收工作，提高人才培养和共同研发的质量。注重合作中的资源共享，利用高校重点实验室等硬件资源的优势，提高合作经费使用效率，负担一部分学生实习开支，以减轻企业的压力。
（3）在管理方面，高校在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前提下，应适当制定灵活机动的合作制度，优化财务、实践教学的相关流程，提高合作开展效率;注重参与合作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通过安全教育、购买第三方保险、签订免责协议等方式转移安全风险;通过设置专门联络管理部门、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举办定期研讨会等形式保障沟通效果;尽量选择在对企业正常经营运转干扰较小的阶段进行合作，并事前通过签署合作协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来明确双方的责权利;高度重视对共同研发成果和企业商业机密的保护，避免其泄露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4）政府应通过大众媒体加大对校企合作相关政策和典型企业的宣传力度，突出展示校企合作为企业创造的效益，并推动外部合作平台的建设。发挥经济型政策和行政型政策相辅相成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完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适当提高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力度，对贡献较大的企业给予专项成果奖励。各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细化的配套政策，并推进政策的落实。
本文构建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模型”解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但对作用关系中各路径的强度尚未进行定量评估，未来将考虑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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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第红）
关键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动因;障碍;扎根理论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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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发展的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模型，从“意愿-情境-行为”的视角解析各类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相应的促进校企合作的建议，为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文献回顾
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概念性归纳与描述，例如阎国华（2014）认为安全考量、管理难度、互动不良等是企业合作动力不足的原因[3];祁占勇等（2018）从宏观政策和制度层面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机制障碍进行了探讨[4];林丽超等（2019）的研究认为企业的基础需求、营利需求和持续发展需求是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5]。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基于经验主义的思辨分析，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对于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剖析尚不深入。第二大类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部分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例如王红英等（2014）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政府政策、成本效益、学生参与度等对促进企业参与高职院校合作办学的影响[6];孙健等（2018）的问卷调查发现经济动力是影响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的关键因素[7];马永红等（2018）的问卷调查则发现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是校企合作育人的主要动因[8]。这些调查研究的对象大都是企业与高职院校的合作，对企业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机制关注很少。而综合性大学是“新工科”建设的主体，因此，研究如何激励企业参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才能真正实现“新工科”的建设目标。此外，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既需要激发动力，还需要削减障碍，而这些已有研究，在变量的选择上主要关注的是促进校企合作的因素，忽视了对阻碍因素的探讨，因此，尚无法有效缓解校企合作中“校热企冷”的困境。
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企业视角展开深入的调查研究，以企业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收集第一手资料，系统、全面地挖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并深入剖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Glaser和Strauss两位社会学家于1967年提出的质性研究方法，强调在不预设假设的前提下，对原始数据进行逐层提炼并不断补充，自下而上建构出新的理论。[9]由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严谨性与灵活性等特点，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领域的研究中[10]，如研究教育管理、教学质量、大学生就业创业等问题[11]。校企合作作为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环节，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契合本文的研究目标。扎根理论研究过程如图1所示。
（二）研究对象
扎根理论需要通过深度访谈获取原始资料来进行理论建构，因此，要求访谈对象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回答所研究的问题。由于扎根研究注重的是深度访谈的质量而不是样本的数量，因此，抽樣原则为“理论饱和原则”（Theoretical Saturation）。[12]考虑到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在工科专业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研究选取曾经参与综合性大学校企合作的建筑业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为主要访谈对象，其所在企业的业务类型涵盖了建筑行业的各个环节，包括房地产开发、建筑施工、工程咨询等。此外，还邀请了部分政府部门和综合性大学中负责相关工作的管理人员作为访谈对象，以便多维度把握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真实情况。受访者年龄在28岁到64岁之间，学历均为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整体较高，管理沟通能力强，人际关系网络和信息获取渠道广泛，而且均具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经历，符合开展扎根理论研究的样本要求。样本结构见表1。
（三）数据收集
采用面对面深度访谈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原始资料，至少提前一天联系受访者并告知访谈主题。正式访谈时，经过受访者同意采取全程录音的形式以便后续文本整理，访谈持续时间从30分钟到120分钟不等（提纲见表2）。最终收集到33份有效样本，得到21.2万字的原始资料。从中随机抽取2/3的样本（22份）进行正式编码，预留1/3的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13][14] 四、研究过程与模型构建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分析、整理，进而产生初始概念、发现范畴的过程。[15]本文借助Nvivo11.0对深度访谈得到的原始文本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遵循的编码流程是“原始资料→标签化→概念化→范畴化”[16]。首先将原始文本按照访谈顺序进行编号，逐一导入Nvivo11.0软件，并对原始文本贴标签，共得到480个码号（自由节点）。再根据“契合”与“相关”的标准将自由节点概念化，共得到123个概念（树节点）。开放式编码示例见表3，其中A13-10代表第13份访谈资料编码产生的第10个节点。通过对概念的进一步筛选与合并，形成34个子范畴。子范畴与概念的对应关系及节点数节选见表4。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将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各个独立的范畴连接起来，发现范畴之间的共性和逻辑联系，从而使范畴在性质和类属上进一步收敛，形成更高层面的主范畴。[17]将34个范畴按逻辑顺序进行整理，得到了11个主范畴：情感型动机、利益型动机、高校资源能力、政策类型、政策感知、交互型障碍、管理型障碍、利益型障碍、素质型障碍、资源型障碍、校企合作行为。主范畴与子范畴的对应关系及范畴的内涵见表5。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并围绕核心范畴建立各主范畴之间的典型关系结构，再通过逻辑关系的分析，构建出理论模型。[18]本文以“校企合作行为”为核心范畴，分析各范畴间的逻辑关系，对比企业和高校的访谈资料，发掘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框架。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为：企业基于人际关系、对高校的信任积累和对以往合作的体验等情感因素，并出于业务拓展、技术支持、人才吸纳、品牌传播和员工培训等利益需求，产生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同时，高校良好的资源能力水平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也会进一步诱发企业合作的想法。然而，企业对管理、资源和利益方面的忧虑会导致合作意愿受到抑制。在产生合作的意愿之后，如果企业对外部政策的认知和评价较好，则更容易采取实质的合作行为。但是，如果企业与高校之间存在沟通障碍和诉求差异，或是企业认为高校的人员素质不足，则会减少或者放弃合作行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采用Pandit N R（1996）提出的理论饱和度检验方法[19]，使用预留的11份样本导入Nvivo11.0软件进行新一轮的三级编码，没有出现新的概念、范畴和关系，说明上述理论模型达到饱和。
五、模型阐释
（一）校企合作行为具有二维结构且受到合作意愿的直接驱动
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将校企合作行为分为两个维度：一是人才培养合作，二是科研项目合作。其中，人才培养合作包括储备型人才培养和成长型人才培养两类。储备型人才培养以培养企业未来潜在员工为目的，主要合作的形式包括企業接收大学生实习、与高校共建教学平台与实习基地等;成长型人才培养以培养企业既有员工为目的，主要合作形式包括学校为企业员工提供各类专业技能与管理培训、或者提供学历提升计划等。科研项目合作是指企业以科技研发为目的与学校开展的合作，形式包括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以上两类校企合作行为涵盖了现有校企合作主要形式。
驱动校企合作行为的直接前因是校企合作意愿。社会心理学领域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对目标导向型行为的决策过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人意志可控制的行为是由行为意向直接决定的。[20]而本文扎根研究发现，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行为决策而言，合作意愿也是最直接的决定因素。
（二）情感型动机和利益型动机是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内在动力
扎根研究发现：企业产生校企合作意愿出于两种内在动力，其一是为取得经济效益的利益型动机，其二则是无法用利益直接衡量的情感型动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普遍的社会交换包括经济交换和情感交换两种类型。其中，经济交换指双方以经济利益作为互惠基础，明确彼此的责任义务关系，而情感交换则强调情感建设以及双方的义务履行，关注的是长期回报。[21]校企合作就是一种建立在互利和情感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交换行为，因此，情感型动机和利益型动机成为两个主要的内生动力。
情感型动机（由社会关联度、信任度和以往合作体验构成）会使企业产生情感归属，进而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在中国具有“关系导向”的人情社会中，人们的重要交际活动更容易在已有的人情关系圈内开展。[22]在校企合作中，企业也倾向于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中选择合作伙伴。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如“A18-11我和某个领导很熟，就直接找到他进行合作”、“A19-16我们会选择比较熟悉的合作对象，公司领导和学校领导之前认识，就可以牵线搭桥，个人之间的关系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从中可以看到人情关系产生的社会关联对校企合作的影响。由此可见，企业与学校的社会关联程度会使企业萌生寻求合作的意愿。此外，已有研究发现：异质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能够降低主体间的合作风险和成本，也有利于促进合作意愿的达成。[23]学校和企业作为典型的异质主体，信任也是合作行动的基础。从访谈资料中发现，企业对学校的了解和信任程度越高，则合作意愿越强;同时，如果企业在与高校的合作中获得过良好的体验也会激发再次合作的意愿。例如：“A3-6我之前和这个学校有合作过，感觉很满意，所以想再次合作”、“A15-8如果以往合作的好，有需要时，我就会考虑再次合作”等。由此可见，社会关联度、信任度和以往合作体验是激发校企之间情感型动机的基础。
企业是营利性组织，因此利益型动机（由业务拓展、技术支持、人才吸纳、品牌传播和员工培养构成）是促使其产生校企合作意愿的重要内在动力。大部分企业受访者都表示希望通过校企合作获得理论提升和实践支持。一方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通过与高校的科研合作进行新产品研发、技术升级和市场开拓，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还希望通过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尽早发掘优质毕业生，树立雇主品牌形成对优质人才的吸引力，提高新员工的招募质量，降低招募成本。同时，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对企业而言也是一种隐性收入，例如通过合作挂牌、设置企业奖学金、活动冠名等形式可以提高企业的社会声誉，间接地扩大其市场影响力，最终提升企业效益。此外，既有的人力资本是企业绩效的决定因素。[24]部分受访者还表示希望通过与高校合作开展员工培训，改善既有员工的素质和能力，通过人力资本质量的不断提升促进企业绩效目标的高效达成。由此可见，由企业的业务拓展、技术支持、人才吸纳、品牌传播和员工培养等利益需求所激发的利益型动机，是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的重要驱动力。 （三）高校资源能力和政策类型是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外部驱动力
扎根研究发现，高校的资源能力和政府部门出台的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类型是激发企业产生校企合作意愿的两个主要外部动力源。高校资源能力主要包括科研水平、师资力量、专业实力、知名度和区位优势等，这些因素是企业选择合作高校的主要关注点。例如“A18-6从实力上讲，这些高校的师资能力强，科研前瞻性高，所以我们会考虑合作”、“A19-4我们目前就是想和建筑土木类比较有特色的这些学校去合作”、“A30-32高校本身在当地要有知名度和影响力，我需要借助他的品牌效应”、“A18-8和K大学的合作就是考虑区域位置，交通方便，便于交流”等。由于高校与企业之间存在较强的资源互补性[25]，因此，高校的资源能力水平越高，企业的合作意愿也会越高。另一方面，在校企合作的外部环境上，政府部门出台的鼓励产学研合作的经济型政策和行政型政策是激发企业合作意愿的外部诱因。经济型政策（如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相关的优惠政策等）能够直接降低企业的合作成本并提升经济效益，而行政型政策（如评定示范企业、高新企业等政策）也会促使企业为实现创新发展目标和提升企业形象而主动寻求与高校的合作。这两类不同属性的政策工具为校企合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由此可见，高校资源能力和政策类型是激发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外部驱动力。
（四）管理型、资源型、利益型障碍抑制企业产生合作意愿
扎根研究发现，管理型、资源型以及利益型障碍是抑制企业产生合作意愿的主要障碍因素。
管理型障碍是指由学校制度限制和学生安全问题引发的管理困难。在访谈中，一些企业表示校企之间存在组织性质差异，学校有较多制度限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进行沟通协调，降低了企业合作的积极性。例如“A20-16可能最大的困难在于学校是事业单位，涉及很多体制问题，会限制很多合作内容”等。此外，受访者一致提到的一个不愿意合作的原因是对学生安全风险的忧虑。例如“A9-16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安全问题，他不能像正常的员工一样，签订劳动合同”等。企业是以盈利为基本目标的组织，额外的管理成本和风险成为削弱合作意愿的主要压力源之一。
资源型障碍是指由时间紧张、经费限制和硬件短缺等形成的合作困难。企业的合作意愿建立在时间、经费和硬件等资源充沛的基础上。[26]受访者表示如果无法保证时间投入和硬件设施支撑，合作效果必然难以达成，合作意愿就会大打折扣。此外，校企合作，尤其是科研合作，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如果企业存在经费限制也会大大降低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
利益型障礙是指企业对经济受损和名誉受损的担忧。在校企合作中，企业常常需要额外进行人力资源调度，可能会影响部分生产经营秩序，另外，在一些合作形式中还会担忧企业机密或共同成果的泄露，增加经济损失的风险，从而严重降低合作意愿。例如“A6-15企业合作时会派很多人手，可能影响一些业务工作的正常秩序”、“A31-11担心合作者拿共同的科研成果去别的企业牟利，带来技术风险”等。此外，受访者还表示在合作中会担心由于学生片面认知产生不利评价或合作效果不佳等导致企业社会声誉下降。例如“A2-12有些实习生出去之后瞎说，影响了企业名声，这是一个减分项”、“A4-16合作效果无法达成预期，还给企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具有保存和保护已有资源的倾向，潜在的资源损失威胁会引发其紧张和压力。[27]因此，出于对潜在的名利受损的风险规避，企业会大大降低自身的合作意愿。
（五）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过程受到政策感知的正向调节以及交互型、素质型障碍的负向调节
扎根研究发现，企业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感知会促进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政策感知（由政策知晓度、政策支持度、政策执行力度构成）的强度会提高“意愿-行为”的一致性。在访谈中，当企业反映对于相关政策没有足够的了解和关注，或是认为导向型政策居多、缺乏实施细则、执行力较弱时，企业参与合作的“意愿-行为”一致性将会降低。例如“A9-37我们不知道政府在这一方面能提供什么帮助，不了解有没有政策”。而当企业认为政策对校企合作有支持作用并落实较好时，其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会更积极。如“A31-22政策肯定对合作来说是好事，特别是税收优惠的话肯定是促进我们去与高校合作”、“A10-35如果相关的政策落实到位的话，企业会更积极地去参与”等。由此可见，企业对政策的知晓度、支持度和感受到的政策执行力度越强，则越容易将合作意愿转变为实际的合作行动。
另一方面，交互型障碍（由沟通力度不足、沟通渠道不畅、双方诉求差异构成）会制约合作意愿向合作行为的转化。校企合作作为一种跨组织合作，其中的关键要素是组织间沟通。沟通为广泛的组织过程实现价值增值提供了媒介[28]，然而如果这一媒介不能保证，将导致企业的合作意愿受到沟通力度或者路径阻碍的干扰，难以转化为合作行为。同时，如果校企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没有达成共识，将会对人才培养质量或科研成果的有效供给产生负面影响[29]，也阻碍企业合作意愿向行为的转化。因此，沟通力度不足、沟通渠道不畅和双方诉求差异形成的交互型障碍是影响校企合作意愿向行为转化的负向调节因素。
此外，素质型障碍（由教师能力不足、教师投入不足和学生态度消极构成）也会对合作意愿向行为的转化过程产生阻碍作用。企业期望借助教师的科研和技术力量提升企业竞争力，然而，当企业认为教师存在科研能力或实践经验不足，或是认为校方在时间、精力的投入上难以保证，以及学生态度不端正时则合作行为难以落实。例如“A13-17学校里边的老师关注或从事具体的项目少，实践的经验不满足我们的需求”、“A27-10老师要分出精力去教学，时间上投入不足”、“A21-12我们最怕学生短期的实习，学生散漫、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等。由此可见，高校教师能力不足、教师投入不足和学生态度消极会阻碍校企合作行为的落实。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以企业与综合性大学的合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全面地构建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理论模型，并从“意愿-情境-行为”的视角解析了各类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从高校管理和政府政策两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高校教职工应充分发挥个人的社会关系，利用高校的优势资源维系其与企业紧密、频繁和长期的联结。在校际层面通过定期开展校友会、聘请名誉校友、“引企入校”等活动强化与企业间情感联系。此外，在保证既有合作质量的同时，完善合作回访和反馈机制，稳定跟踪已完成合作的质量和成果，提升企业的体验感。高校应主动对校企合作科研和育人成果进行宣传，利用自身知名度带动企业声誉的提升。同时善于利用校企地理位置邻近的优势，联合区域企业申报合作课题或共建实训基地等，承担起服务地方经济的责任，起到辐射作用，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2）高校可通过定期开展对企业需求的调研，掌握市场的最新动态以把握企业的核心诉求，以丰富的形式开展合作，如校园招聘、员工培训、活动冠名等，以满足企业的利益需求。合作前，高校应开展合作动员，鼓励、支持师生参与，提高其合作意识和态度，并对过程进行监督和干预，加强成果的考核和验收工作，提高人才培养和共同研发的质量。注重合作中的资源共享，利用高校重点实验室等硬件资源的优势，提高合作经费使用效率，负担一部分学生实习开支，以减轻企业的压力。
（3）在管理方面，高校在了解企业的运作模式前提下，应适当制定灵活机动的合作制度，优化财务、实践教学的相关流程，提高合作开展效率;注重参与合作学生的人身安全问题，通过安全教育、购买第三方保险、签订免责协议等方式转移安全风险;通过设置专门联络管理部门、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举办定期研讨会等形式保障沟通效果;尽量选择在对企业正常经营运转干扰较小的阶段进行合作，并事前通过签署合作协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来明确双方的责权利;高度重视对共同研发成果和企业商业机密的保护，避免其泄露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4）政府应通过大众媒体加大对校企合作相关政策和典型企业的宣传力度，突出展示校企合作为企业创造的效益，并推动外部合作平台的建设。发挥经济型政策和行政型政策相辅相成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完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考核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适当提高财政、税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力度，对贡献较大的企业给予专项成果奖励。各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出台细化的配套政策，并推进政策的落实。
本文构建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与障碍模型”解析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但对作用关系中各路径的强度尚未进行定量评估，未来将考虑对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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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