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的比较，永远不可回避。
　　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北京的城市人格，是其特殊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是在帝都历史的积淀上，在官学两极的强大磁场中定型的。皇城根下讲政治、红墙黄瓦遛大弯、后海酒吧听摇滚、胡同方言把话侃、化俗为雅现痞气，一批又一批热爱中国艺术及京派文化的海内外人士纷纷“漂”入京城，去感受京味、重塑京味。
　　上海的地理环境、文明习惯则迥然不同，上海侧脸向东，面对浩瀚的太平洋，从宋元时期的“因港兴市”、晚清的通商口岸到近百年的租界历史，海派文化源远流长，西学东渐影响颇深，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办西式工厂和学校，最多引进西式建筑、市政管理的城市，就连编门牌号码、人车分道等习惯也受到西化影响。上海人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对海外文化保持开放型追求。就在久居北京的老外不经意地口吐着夹杂了些许京味儿的普通话时，现代的魔都却把上海人塑造得愈发海派洋气，即使是一个上海老太太也能泰然自若地面对老外的问路，外滩沿岸那片集“古典”“巴洛克”“洛可可”“折中主义”风格于一体的“万国建筑博览会”仿佛重新置人于租界年代。
　　在审美形象上，上海人追求雅，北京人追求痞。上海男人讲究有“调调”，重视穿着和仪表：老克勒做派的上海男人，有时穿一套戗驳领、双排扣西装，裤管翻了边；有时穿背带裤，皮鞋头不管是尖是圆还是方，都擦得油亮油亮。红酒、雪茄、烟斗是他们的常规道具，讲闲话的辰光爱拗造型。现代的上海男人穿着整洁细致、修边幅，出门还不忘在口袋里放一包餐巾纸。这种讲究及香喷喷却被北京男人所鄙夷，北京男人追求痞气、做爷们儿，那是一种粗犷随意、返璞归真，他们不刻意雕琢，怎么随意、怎么舒服怎么来。
　　上海人的小资、中产情结是深入骨髓的，闲适优雅间不时露出一丝优越感，跳跳华尔兹、喝喝罗宋汤，用个杯子也极考究：喝红茶用红茶杯，喝咖啡用咖啡杯，喝碧螺春一定用玻璃杯。
　　北京人有更多的家国情怀，重视宏观思维，这是处于中心和高层人士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具有政策制定者和改革者的视野与责任感，热衷于对整体、宏观、战略层面的讨论。上海人则注重实用、微观及可行性，更擅长于灵活变通地运用政策。北京人善于辞令、口才出众，语言往往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煽动性，能侃在北京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有用的社会资本。上海人的眼中，这种“豪情万丈”往往显得牛皮哄哄，不着边际。上海人相对更心思缜密、精干实在，这种特质培育了如李政道、钱学森等严谨细致的科学家，唐家璇、杨洁篪等灵活得体的外交官。北京有段子说，上海人太精明、会算计，譬如上海阿姨们如果要去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出发之前会花不少时间去思考、比较和打听哪一条路线换乘次数最少、车票最划算。上海人的这种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常常被北京人调侃，戏称其为聪明有余、智慧不足，胆子不大，失算不多。
　　北京气候干燥、大风凌厉，赋予了北京人风风火火、大大咧咧、豪放豁达的性格。他们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在公交车上争着给老人让座，借钱可以不计较利息。老舍、王朔、史铁生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形象刻画了接地气、有热度的“京痞子”形象。
　　上海的风水、气候及土壤孕育了上海的阴湿，这种阴湿适合长霉菌与无病呻吟。体现在男人身上是“面”，体现在女人身上是“作”，有些像淋黄梅雨，雨不大，不冷，但幽深、黏稠。上海女人的“作”更是远近闻名。上海人的“各管各”和阴湿，对于生人的客气但疏离让不少异地人感受到魔都的冷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