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世纪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文学”已然在全球范围内变成了现实，在文学研究领域，大有取代国别文学、地区文学，甚至比较文学之势。笔者认为，“世界文学”的实现应该催生与之相应的“世界文论”，但令人遗憾的是，与文学息息相关的文论要成为“世界文论”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在全球范围内，当今的文艺学领域仍然是西方文论占有着压倒性的统治地位。这一情况集中反映在当代文论选集的编纂出版领域，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以英语为出版载体的文论选，无一例外都是西方文论的选集，即使是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权威的文论选也基本是西方文论的翻译版。但这一状况在二0一0年发生了转变，堪称全球最全面、最权威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第二版开创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先例，增加了几个非西方的文论家，从而为非西方传统的文论进入西方文论一家独霸的文论大殿推开了一道门缝。不久前刚从印刷机上下架的《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第三版（二0一八）使得走向世界文论的长征又朝前迈开了一大步。
　　在英美高等教育界，为了使教科书能够及时反映最新的学术成果和最新的教育思潮，在各大学普遍使用的教科书一般大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推出一个新的版本。当然，这一做法也含有出版商追求商品流动产生利润的推动作用。因此，英美教科书每隔八九年就会推出新版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诺顿理论与批评选》作为英语世界最权威、最与时俱进的理论与批评文集，不仅是文学研究者经常阅读的文论选集和手头经常使用的工具书，同时也是大学里文论课常用的教科书。该选集第一版发表于二00一年，第二版发表于二0一0年，最近新出的第三版不久前刚刚问世，正好是八年。有人要问，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教科书的确应该及时反映科技的最新成果。但是，文论的发展相对较缓慢，除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论爆炸以外，两千多年以来，文论的新观点的出现总体来说是不常见的，有什么必要每隔八九年就出一个新版呢？我的看法是，《诺顿理论与批评选》新版的出现，除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一方面反映了数码革命、新媒体催生的“后文学”时代引发的多元文艺思潮，另一方面体现了生活在全球化和电讯时代的文艺理论家们对“后文学”时代的到来所做的反思、应对和对“后文学”现象的批判和理论构建。
　　作为一本带有必读书、教科书和工具书三重性质的文论选，《诺顿理论与批评选》新版基本上保持了前两个版本的规模，篇幅较前两版稍有扩展，收入的文论家的数量也略有增加，第一版有一百四十八人，第二版有一百五十人，第三版有一百五十九人。我们知道，《诺顿理论与批评选》从第二版起就改变了以前文论选集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编辑理念，收录了亚非拉各国非西方的文论家，如阿拉伯世界的阿杜尼斯（Adunls）、印度的那拉辛姆海尔（C.D.Narasimhaiah）、日本的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以及经笔者推荐增加的中国思想家李泽厚。再加上尼加利亚的钦华·阿契贝（Chinhua Achebe），加勒比地区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肯尼亚的恩古吉·瓦·琪翁皋（Ngugiwa Thiong’o），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还有几位在欧美出生，但探讨的是非裔文学或拉美文学或文化的非裔或拉美裔文论家，如杜波依斯（W.B.E.Dubois）、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格洛莉亚·安朝杜阿（Gloria Anzaldua）等人。第二版在扭转西方中心主义的编选理念上有所突破，在将一直由西方文论家统治的文论选转变为世界性文论选的努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开端。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说：“虽然理论仍然是西方中心的，但我们从非洲、亚洲和中东的选择开启了更为广阔的视域。”在新版中，编者力求使文论选具有世界性的编选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不仅保留第二版中的非西方文论家，还增加了出生于伊朗、研究波斯文学的哈米德·达巴希（Hamid Dabashi）和其他一两位非西方作者，其中，可能会使中国学者和华裔学者感到欣慰的是，新版《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除了保留了中国理论家李泽厚先生以外，还增加了一位华裔文论家，这就是出生于中国香港、目前在美国杜克大学任讲座教授的周蕾女士。
　　我们知道，文论从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诞生以来，在世界各大文学传统中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文论家.要在如此众多的文论家中甄选出一百五十多人.这些入选的文论家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笔者作为《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特邀顾问之一，有机会与总主编文森特·里奇教授（Vincent Leitch）有过直接的接触和讨论，稍微了解入选文论家的遴选过程。从第一版开始，《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就有着不同于以往文论选编辑的指导思想和编辑机制。以前的文论选几乎都是由一两位学者主编，而《诺顿理论与批评选》有一个由七位文论专家组成的编委会，同时有若干位熟知非西方传统文论的学者作为特邀顾问。遴选的程序是，首先，编委会从众多的文论家群体中列出一个数百人的长名单，然后由编委会通过讨论列出一个接近入选人数的短名单，最后由编委会成员投票决定最终入选文论家，总主编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每个入选者及其人选的文论都得有至少一半以上的编委同意方可。这一编写机制在第一版就开始实行。在第二版编写的过程中，编委会准备了一份问卷，分别寄送给大学里使用《诺顿理论与批评选》为文论课教材的教授，让他们根据自己在教学中的感受和学生的接受情况剔除一些文论家，选出修订版应该收入的文论家，这一问卷方式在第三版的修订过程中也同样予以实施。
　　除了人选文论家有相当的不同以外，新版《诺顿理论与批评选》的总体结构几乎没有大的变动，较明显的变动有如下几点。首先，最大的变动是入选文论家的调整，新版去掉了十三位文论家，他们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托洛茨基（Leon Trosky）、鲍里斯·艾肯鲍姆（Boris Eiehenbaum）、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欧文·豪（Erring Howe）、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巴巴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芭芭拉·约翰逊（Barbara Johnson）、博尼·齐默尔曼（Bonnie Zimmerman）、斯蒂芬·纳普和奥尔特·本·迈克尔斯（Steven Knapp and Walter Benn Michaels）、丽萨·洛（Lisa Low）。增加了二十多位不见于第二版的文论家，他们是：斯宾诺莎（Barueh Spinoza）、李维斯（F.R.Leavis）、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莱昂奈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吉尔·德勒兹和费雷克斯·瓜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ex Guattari）、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安·卡普蘭（E.Ann Kaplan）、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enben）、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莱纳·戴维斯（Lennar J.Davis）、哈米德·达巴希（Hamid Dabashi）、波西·布莱多逖（Bosi Braldotti）、罗布·尼克松（Rob Nixon）、珍妮·贝尼特（Jane Bennett）、周蕾（Rey Chow）、坎尼斯·奥伦（Kenneth W.Warren）、凯利·奥利弗（Kelley Oliver）、大卫·赫曼（David Herman）、马克·鲁斯凯（Marc Rousquet）、马克·麦克格尔（Mark McGurl）、斯塔夫·贝斯特和沙伦·马可斯（Staphe Best and Sharon Marcus）、蒂姆·奠顿（Timothy Morton）、阿隆德拉·奈尔森（Alondra Nelson）、斯安·盖伊（Sianne Ngai）、伊安·博勾斯特（Ian Bogost）等。在作者的调整中，去掉的文论主要涉及重复的领域和关于文论的有关争论，增加的文论显示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是向传统人文研究如古典理论、修辞学和文科教育的回归，一个是指向新兴的学术领域，如数字人文、媒体研究、生命政治、电影研究、情感研究、电子游戏修辞等。 　　另一个变动是编写体例的微调，第一版和第二版的正文之后附有一个详尽的理论和批评参考书总目，由于互联网使得查找参考文献十分方便，新版省去了前两版的总参考书目，相应的变动是，前两版在介绍每位文论家的“前记”之后附有该文论家的参考书目，新版把这一书目汇聚成长达一百零八页的“作者总书目”，另外，每篇入选文论都增加了五六个关键词。备用目录（Alternative Table of Contents）保留了第二版的结构，只是去掉了“反理论”，增加了“情感”和“媒体”，并把“伦理与文学批评”简化为“伦理学”。
　　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文选的总论部分，第二版总论本来有十七个简要介绍文学与文论核心概念和主要文论流派，可以为初学文论者提供入门知识而自成一体的独立章节.新版的总论增加了一节“分形对称的理论”。此节从第二版的最后一节“文化研究”脱胎而来，可以说是对二十一世纪理论现状的概括和展望，简而言之，当下的理论在文论大语境中已经分裂成对称的一个个微观领域，比如身体研究、残障研究、生态研究、全球化研究、土著研究、媒体研究、叙事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科技研究、跨大西洋研究、跨太平洋研究、创伤研究、白人研究等等。这些微观领域大部分都是独立而又自成体系的，既有自己的理论家和代表人物，又有历史演变，核心文本，发表渠道，并有一整套自己的需要探索的问题和概念。新版《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将这些子课题绘制成一幅“二十一世纪理论地图”，附在总论之后。该图很有价值，为我们了解当下文论现状提供了一目了然的宏观图景。该图将二十一世纪的理论现状分成十二大块：全球化研究，体制性研究，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学，通俗文化，文体，生态，身份，媒体研究，情感研究，文学比较研究，修辞研究。每一大块又由若干更具体的子研究构成，以全球化研究为例，共有“帝国研究”“后殖民研究”“边界研究”“流散研究”“多元文化研究”“新美国研究”等。再以“生命政治”为例，其有“抵抗研究”“监控与安全研究”“身体研究”“赛博格研究”“性别研究”“残障研究”“年龄研究”“休闲研究”等。这些研究领域的出现似乎是二十世纪下半叶理论大爆炸的场景以微观的形式的再现，而且似乎比二十世纪下半叶理论大爆炸的场景更加丰富多彩，不同之处是，前者往往围绕一个理论家或一个理论生发开来，带有宏大叙事的势态，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关注，而后者则集中体现了后现代的特色：既无中心，又无统一，更无其他理论都是由其衍生并受其统领的元理论，有的只是自成一体的一个个子领域。值得关注的动向是，这种以“微观领域”为主导的研究模式大有取代历史悠久的传统文论以流派和思潮为核心的模式，尽管现代的理论流派和运动模式仍然是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的主要源泉。总论部分的变动反映了当代文论最新的发展动向，体现了编者与时俱进的编写理念。
　　二十世纪末迎来了所谓“后理论”时代，后结构主义在轰轰烈烈的辉煌消退之后栖居于文论研究的背景之中，而文化研究则以多种形式横扫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波及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下的各种理论可以说是广义的文化研究。多彩多姿的当下文论表明，虽然理论热潮早已消退，但理论并没有死亡，反而是更加生机勃勃。理论的多元化现象有力地证实了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二00三）一书中的断言。他虽然在开场白毫不隐讳地声称“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但紧接其后又声明：“假如本书的标题向一些人传递这样的信息：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如释重负地回归前理论的单纯时代，这些人一定会大失所望。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只要宣称济慈很有趣味或弥尔顿是个勇猛刚毅之人就足够了的年代。”浏览《诺顿理论与批评选》新版给我的感觉是，后理论时代的理论呈现出向众多学术领域扩散的趋势，既包括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以及人文学科，又涉及社会科学，甚至波及一些自然科學领域。这种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扩散似乎佐证了笔者的一个看法，即人类在后现代的电讯时代，面对冷战以后的文明冲突以及全球化和科技迅猛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人文社科研究有可能会出现福柯在其《人文科学考古学》中观察到的前现代现象，即人文学科是一个阔泛的概念，涉及现代社会的自然科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经济学）和以语言学为中心的广义人文，包括语言、文学、历史、人类学、哲学和艺术等。因此，笔者认为，《诺顿理论与批评选》对理论扩散现象所做的编辑调整也许是人文社科在迈向“大人文”时代的前奏，其兼收并蓄、包罗各家文论，特别是非西方文论的做法，毫无疑问是走向“世界文论”的坚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