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图书馆的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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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古代藏书处所统称为藏书楼。其具体名称有亭、台、楼、室、阁、庵、院、馆等30多种。分为皇家(或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书院(或机构)藏书、寺观藏书、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字藏书五类。具有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因此应名正言顺地称为中国古代图书馆。
  【关键词】藏书楼;重藏少用;中国古代图书馆;开放性
  
  英语的“图书馆”,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文献资料并向读者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它源于拉丁语,原义为藏书之所。我国古代的各种藏书处所,被后人统称为藏书楼。19世纪末,才出现“图书馆”一词。
  “藏书”作为专有名词,春秋时的韩非就已提出。藏书是我国的重要文化现象,藏书楼里保存的文化遗产,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1996年的国际图联大会上,殷墟博物苑的甲骨文,被专家誉为“中国最早的档案”,“世界最早的图书馆”。后来,考古专家在昌乐发现的刻骨文,在西安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出土的原始时期的甲骨文,都比殷墟甲骨文早一千多年。
  甲骨文属成熟文字。之前,还应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贺兰山岩画里有“前文字”、“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尤其是宁夏大麦地岩画,使人类文字的历史提早到七千至八千年前。
  《尚书》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说明商代已有记录史事的典册。《左转·定公四年》载:周初分封,特别分配大量“典籍”于鲁。《左转·昭公二年》载:晋国韩宣子到鲁,观书于大史氏,曰“周礼尽在鲁矣”。这说明,鲁国确实存在大量典籍。《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从三千余篇中选取三百零五篇编成《诗经》。这又说明鲁国存有大量诗歌存档文献。
  以上史实说明,我国古代藏书楼,在殷商时已有了。
  藏书楼,古籍的流传、整理,主要靠它。我国文字丰富多彩,人们在为具体的藏书处所命名时,就有了多种个性化的选择,体现身处其境的感受。据掌握的资料,有亭、台、楼、阁,室、庵、院、馆等30多种,其中尤以阁、室、院、馆命名居多,而楼是明、清后才较普遍的。按形态和功能分,又可分为皇家(或国家)藏书、私人藏书、书院(或机构)藏书、寺观藏书、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字藏书等五类。其具体名称,举例如下:
  “府”:又称盟府、故府、策府、天府,是西周专门收藏典籍的处所。管典籍的官员叫柱下史。这“史”是其职称。
  “室”:春秋末期的老子李耳,做过“周守藏室之史”。这“室”就是藏书楼的一种。
  “宫、阁、台”:阿房宫也是藏书之处,张苍为柱下史。秦始皇焚书坑儒,使藏书遭到毁灭性的劫难。汉代,国家藏书室重新得到发展。相国萧何盖的石渠阁、天禄阁成了皇家藏(图)书馆的别称。他还设立兰台,保管国籍秘书,由御史中丞主管。这是最早的皇家图书馆,公元195年筑成。
  “秘府”,又称“秘阁”。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等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序》)。
  “观、殿”:东汉有东观,刘珍等人在此校订图书。南朝梁武帝时有文德殿。隋代洛阳有观文殿,长安有嘉则殿。
  “庐”:私人藏书兴起于战国时期,如施惠、苏秦家中都有藏书。秦·吕不韦是大藏书家,由《吕览》就可知。到两汉,提倡私人藏书,因而私人藏书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到了北魏,才出现了私人最早的藏书楼:“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魏书·儒林传》)魏晋时,佛教藏书成一大风尚,如把《四十二章经》藏于兰台石室。
  “院”:书院藏书起于唐,兴于宋、明。唐玄宗于开元六年特地修了丽正修书院,在长安就抄了五万一千多卷书。这是最早的书院。宋代著名四大书院是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都有大量藏书。这些已属于民办教育机构,授徒讲学之所。宋太宗建崇文院,专作藏书之处;后又另设书库,叫秘书阁。
  当时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宋敏求,藏书三万卷。他开放藏书,让人借阅,与现在的阅览室差不多;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在他家借过书。
  南宋程俱写的《麟台故事》,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学专著,强调图书馆的作用。郑樵编的《通志》,系统提出了以藏书整理为核心,以流通利用为目的的图书馆学思想。
  “库、居、窖”:元代专门收藏书籍的先有宏文院,后有艺林库。私人藏书家应伯震有花崖书院,袁桷有清客居,胡三省有南湖石窖。私人书院尊书重道,拯籍继绝。
  “堂、轩、斋、房、舍、庄、园”:至明,私人藏书盛行。范钦的天一阁,晁栗的宝文堂,尤其是钱谦益的绛云楼,其藏书“几埒内府”(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钱曾有也是园、述古堂,祁承业有澹生堂。谢氏小阁斋,焦氏抱翁轩,黄氏千顷斋,“各据坛坫,卓荦一方”(日本·岛内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还有童氏石镜精舍,张瑞甬州书庄,陈朝辅四香居,以及南轩、五柳庄、五岳庄、昌古斋、东林书院,多藏书万卷。澹生堂甚至超过十万卷。
  明朝宫廷建有文渊阁。我国最大的类书、世界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就藏于此。
  到明、清,国家藏书得到了空前发展。清代有七阁,宫廷四阁江南三阁:文渊、文源、文津、文溯,文汇、文淙、文澜。《四库全书》被抄成七份,分别收藏在这七阁。此书集古籍之大成,共收3461种,计79309卷。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文明在文化典籍上能达到这样的记录。这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魂和核。此书几经劫难。而今,经过努力抢救、补齐,成了最完整、最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约八万卷的一部丛书。这是一次抢救文化瑰宝的巨大工程,在世界藏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亭、榭、圃、庵”:乾隆时书院已达2500多所,藏书家迎来了鼎盛时期。亭,金·元好问的书屋就名“野史亭”。康熙时的朱彝尊有曝书亭。陆心源有千瓷亭。全祖望有鲒埼亭。无锡的千明楼,上海的来燕榭,至今还保留在。
  鉴于绛云楼等毁灭无存,众多绝版图书失传,于是藏书家多相互流通,校刻印行,注明版本,列出书目,以广流传;从而产生了众多的题跋记,如《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尧圃藏书题识》。清初梅文鼎撰的《勿庵历算书记》就是梅氏个人的著述书目。
  “楼”:清代孙贻让有玉海楼,辟专室供人观赏书籍。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将借阅方式推向新的高度:公开阅览,公共使用,具有了公共图书馆的性质。清末并称海内四大藏书楼的是:皕宋楼、海渊阁、铁琴铜剑楼、八千卷楼,藏书均超过十万卷。
  周永年的藉书园,向公众免费开放。他撰的《儒藏说》,有官民共建,对四方读书之人开放、尤其要对贫寒之士开放等内容,反映出图书馆公藏公用的先进思想。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藏书”篇,系统论述了建立西式图书馆的思想。
  “寺”:峨眉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万年寺的“行愿楼”藏有梵文贝叶经,246页。新都宝光寺也有贝叶经,每叶薄如蝉翼。是稀世珍宝。
  “庙、坊、洞”:道观,大的称宫。道观藏书始于晋宋,隋唐以后繁荣昌盛,南北朝时形成“三洞四辅七部十二类”的分类体系,定型了道教大藏。晋宋著名的“江南三藏”:苏州玄妙观,南京朝天宫,杭州火德庙,均藏有《道藏》、《续道藏》。唐京师城西普宁坊,为道观中宏盛者。玄宗先天年间,各观馆众学士40人,共编出当时最大的道教辞典《一切道经音义》。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在西安为道士王延建玄都观,收集众经达万卷。1900年在敦煌发现藏经洞,出土五万多件古写本和少量印本。其中道藏书有500余件写本,多写于北朝后期。该地的清都观、神泉馆、法都观,都有藏书。山西大同的华严寺薄迦教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橱。青城山是道教名山之一,十大洞天之一。其常道观即天师洞,藏有《正统道藏》、《道藏辑要》等道书。
  “塔”:呼和浩特有“万部华严经”白塔。额济纳旗的黑水城寺庙内,有丰富的西夏文佛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卷,刻本,是现存少数民族法典中最古老最详尽的法律大全。
  蒙文《大藏经》,元代刊行,清重刻,藏于朝阳佑顺寺。满文《大藏经》,自称《国语大一经》,分为《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藏于北京雍和宫、承德殊像寺。西安广仁寺的《甘珠尔》供应甘孜、西藏、甘肃、青海等地喇嘛寺庙收藏使用。
  新疆地区古籍藏量十分丰富,已知的汉文古籍超过50万册,少数民族古籍2万多册/件,包括多达15个少数民族的文字。这是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山崖上的石窟,倾圮的佛塔,千年古城的断壁残垣,木渎,桦树皮,羊皮,石碑刻,特殊的自然条件使其文献能保存至今。
  云南丽江等地区纳西族的东巴文字,比甲骨文还要原始,至今仍在使用,是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被誉为文字“活化石”。文字约1600个。文献1500多种,两万多册。“东巴”是“祭祀”,即智者。文献经典就分别藏于祭祀的经房。
  在封建宗法制的长期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加上水旱虫灾,瘟疫战乱,他们哪还谈得上读书识字呢?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小农经济产生小农意识,狭隘、自私、保守,形不成宏厚的大经济体。东晋废简,发明用纸了,可制书仍是私人个体手工操作。你看,清代蒋衡抄写80万字的《十三经》,整整耗费了十二年。泾县瞿金生用泥活字印书,制成十万个泥活字,动员亲友36人参加,费时30年,弄得倾家荡产,一贫如洗。制书,难呀!藏书也不易。秦始皇毁书。王莽毁书。董卓强迫汉献帝迁都长安时,把东观等处藏书一扫而光。梁元帝江陵焚书14万卷,更是空前的浩劫,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世运多舛,绛云楼失火,一下化为了灰烬。海渊阁、铁琴铜剑楼藏书丢失惨重,八千卷楼应亏空而抵债,皕宋楼被迫卖给了三菱,图书尽去了日本。清·阮元在谈到天一阁时,感叹道:“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立。”余秋雨教授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罕见而又陌生的怪物。”
  为了维系文化薪火,历来很有一些有识之士,或携书到山林躲避战乱,或终年辛勤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于是,我国古代出现了各种名称的藏书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
  藏得目的全在于用。郑樵说过:“以流通利用为目的。”老子把图书精华推荐给弟子,如孔子曾向老子学礼。而孔子除了私人藏书修史,还有弟子三千。这些人又再传弟子,从而形成了庞大的知识传播网。宋时宋敏求、赵不迂已开放图书,郑文英“筑经楼”允许读者取书就读斋中。明代李如一的藏书楼干脆取名“共读楼”。以及前面提到的孙诒让,徐树兰,周永年,明显具有了图书馆的基本特征。重视藏有原因,爱惜用少用,不是不用。
  有人不承认藏书楼是图书馆,理由是缺少开放性。这是在用今天的以人为本的服务观念去苛求古人。如此强调开放性,在百年前的西方,恐怕也很少有人这样提,因为西方图书馆也同样经历过这个阶段。
  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藏书楼,图书馆,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发展阶段。将来还会不断发展。藏书楼应名正言顺地称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它对我国科学、文化、教育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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