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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带着深情厚谊和殷切期望在长治考察。作为山西首批去产能关闭煤矿，2016年10月，潞安集团石圪节煤矿完成所有井口封闭回填。总理考察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在一块封井铭碑前，他久久凝视，仔细端详。
矿井为什么关闭？关闭后转型的方向在哪里？面对总理的提问，石圪节煤矿负责人宋卫军回答：“关闭矿井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井下优质煤资源已接近枯竭，能够挖出的煤灰分大、含硫高、质量差，导致效益低下；二是落实国家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淘汰过剩产能。”
退出落后产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环境税法》护航环保督查为新能源发展提供成长空间
所谓环保督查，是指职能部门通过行政方式检查、评估地方环保工作绩效，特别是对违规排放企业进行处理，对不作为地方政府责任人进行问责的一种工作形式。落实环保政策要求本应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但由于过去地方政府一直没有落实责任，未能采取长效实施措施，导致现在中央政府代为实施奖惩，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督查水平。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徐晋涛看来，环境政策不是儿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在推进产业升级，虽然制定了很多政策，但在淘汰落后产能问题上实施不力，环保督查创造了这样一个促转变的机会。
“通过督查手段关停的这些企业基本属于超标排放、散乱污企业。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在落实环保政策目标时比较依赖行政手段，回顾历次环保风暴，比如‘零点行动’，关停‘十五小’等，风暴一过，根本症结仍未有效解决。从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出，过去环保督查失效原因在于过度相信和依赖行政力量。”
环保风暴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在保护环境问题上，以警钟长鸣的方式激活全民环保意识，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依靠经济政策的实施。
徐晋涛认为，环保事业的终极要义是协调好环保与经济的关系，如果用经济停滞发展的方法来保护环境，就会激化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风暴未能取得长效结果的原因。
“从长效角度来看，经济手段才是标本兼治的手段。”徐晋涛表示，实现同样的环保目标，经济政策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政策手段。2016年12月经由全国人大批准的《环境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实施，目的在于通过价值机制引导企业技术变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环境资源长期无偿使用，企业在决策时就会侧重选择过度利用环境资源的技术，这是中国工业污染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无偿变成有偿，企业在技术选择层面就会转变观念，技术就会向节约环境资源的方向转化，产业升级就有了可能。徐晋涛表示，经济手段两个好处，首先，在实现同样目标的前提下，经济手段的社会成本最低，同时也能兼顾公平，因为所有企业都会根据新的价格信号作出行为改变。而目前的环保风暴冲击最严重的是民营的中小企业。
其次，经济手段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环境税法》属于地方税，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在环保督查方面的付出与回报成为闭合环节。 这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优势。
“《环境税法》的实施也会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实施环境税会提高使用传统能源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地增强了新能源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新能源的发展、改善能源结构。”徐晋涛表示。
抓住能源革命战略契机 推动能源领域自主创新和产业变革
“今年上半年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新旧能源实现持续转换，煤炭去产能、煤电防范风险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特别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成就非凡。”9月21日，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在首届能源发展产业年会上表示。
李冶认为，在新常态下，对深入推进我国能源革命的要求依然十分迫切，必须抓住能源革命的战略契机，围绕我国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推动我国能源技术装备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变革，为深入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体制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加快关闭退出生产方式落后的煤炭企业，发挥大型现代化矿井作用，树立新概念、探索新途径。这是当前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行业共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名誉会长濮洪九认为，一方面，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要增强自我保障能力，支持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此外，还要周密做好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的工作。
能源结构的调整既包括我们常说的各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也包括在常规化石能源利用中以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式替代过去传统落后低效的方式，以及各种非常规能源替代常规能源。
据资料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总装机突破了5.7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了36%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1万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发电厂发电量的22%。这份数据表明，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
李冶向记者介绍道，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水电大国，大型水电技术装备的强大设计制造能力，保障了我国水电建设不断地刷新世界纪录。近期开工的白鹤滩水电站单机规模达到了百万千瓦，揭开了水电项目单机百万千瓦的新篇章，标志着我国电力全面进入了“百万千瓦时代”。
正视新能源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正视危机、把握契机、实现转机
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志轩看来，新能源发展势不可当，但是也需要注意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新能源发电大量使用电力电子元件，大规模集中并網给电网带来巨大的安全压力。中国、德国都曾经出现过风机大规模脱网事件。在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是能源转型必须重视和面临的首要问题。”
其次，随着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消纳瓶颈问题日益突出。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反调峰特性，由于电网灵活性调节电源比重低、调峰能力严重不足，加上网源规划不协调、市场机制受限等原因，短期内，弃“风”弃“光”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王志轩补充道，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能源开发成本持续下降，但与常规电源相比，成本依然偏高，新能源比例较大的国家普遍存在补贴数额巨大、终端用户电价持续上涨的压力，这一点也制约着新能源的发展。王志轩说。
10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指出，要积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正视危机、把握契机、实现转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能源人在行动。
矿井为什么关闭？关闭后转型的方向在哪里？面对总理的提问，石圪节煤矿负责人宋卫军回答：“关闭矿井主要出于两个考虑：一是井下优质煤资源已接近枯竭，能够挖出的煤灰分大、含硫高、质量差，导致效益低下；二是落实国家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淘汰过剩产能。”
退出落后产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环境税法》护航环保督查为新能源发展提供成长空间
所谓环保督查，是指职能部门通过行政方式检查、评估地方环保工作绩效，特别是对违规排放企业进行处理，对不作为地方政府责任人进行问责的一种工作形式。落实环保政策要求本应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但由于过去地方政府一直没有落实责任，未能采取长效实施措施，导致现在中央政府代为实施奖惩，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督查水平。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徐晋涛看来，环境政策不是儿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一直在推进产业升级，虽然制定了很多政策，但在淘汰落后产能问题上实施不力，环保督查创造了这样一个促转变的机会。
“通过督查手段关停的这些企业基本属于超标排放、散乱污企业。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在落实环保政策目标时比较依赖行政手段，回顾历次环保风暴，比如‘零点行动’，关停‘十五小’等，风暴一过，根本症结仍未有效解决。从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出，过去环保督查失效原因在于过度相信和依赖行政力量。”
环保风暴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在保护环境问题上，以警钟长鸣的方式激活全民环保意识，但从长远来看，还是要依靠经济政策的实施。
徐晋涛认为，环保事业的终极要义是协调好环保与经济的关系，如果用经济停滞发展的方法来保护环境，就会激化环保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这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环保风暴未能取得长效结果的原因。
“从长效角度来看，经济手段才是标本兼治的手段。”徐晋涛表示，实现同样的环保目标，经济政策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政策手段。2016年12月经由全国人大批准的《环境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实施，目的在于通过价值机制引导企业技术变革和产业转型升级。
环境资源长期无偿使用，企业在决策时就会侧重选择过度利用环境资源的技术，这是中国工业污染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如果这种无偿变成有偿，企业在技术选择层面就会转变观念，技术就会向节约环境资源的方向转化，产业升级就有了可能。徐晋涛表示，经济手段两个好处，首先，在实现同样目标的前提下，经济手段的社会成本最低，同时也能兼顾公平，因为所有企业都会根据新的价格信号作出行为改变。而目前的环保风暴冲击最严重的是民营的中小企业。
其次，经济手段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环境税法》属于地方税，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在环保督查方面的付出与回报成为闭合环节。 这是环境税的“双重红利”优势。
“《环境税法》的实施也会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实施环境税会提高使用传统能源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应地增强了新能源的竞争力，从而有利于新能源的发展、改善能源结构。”徐晋涛表示。
抓住能源革命战略契机 推动能源领域自主创新和产业变革
“今年上半年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加速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新旧能源实现持续转换，煤炭去产能、煤电防范风险工作进展比较顺利，特别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成就非凡。”9月21日，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在首届能源发展产业年会上表示。
李冶认为，在新常态下，对深入推进我国能源革命的要求依然十分迫切，必须抓住能源革命的战略契机，围绕我国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推动我国能源技术装备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变革，为深入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源体制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加快关闭退出生产方式落后的煤炭企业，发挥大型现代化矿井作用，树立新概念、探索新途径。这是当前推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行业共识。”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名誉会长濮洪九认为，一方面，要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另一方面，要增强自我保障能力，支持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减少对国外能源的依赖；此外，还要周密做好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的工作。
能源结构的调整既包括我们常说的各种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也包括在常规化石能源利用中以更加清洁高效的方式替代过去传统落后低效的方式，以及各种非常规能源替代常规能源。
据资料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总装机突破了5.7亿千瓦，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达到了36%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超过1万亿千瓦时，占规模以上发电厂发电量的22%。这份数据表明，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效。
李冶向记者介绍道，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一水电大国，大型水电技术装备的强大设计制造能力，保障了我国水电建设不断地刷新世界纪录。近期开工的白鹤滩水电站单机规模达到了百万千瓦，揭开了水电项目单机百万千瓦的新篇章，标志着我国电力全面进入了“百万千瓦时代”。
正视新能源发展中的系统性风险正视危机、把握契机、实现转机
在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王志轩看来，新能源发展势不可当，但是也需要注意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新能源发电大量使用电力电子元件，大规模集中并網给电网带来巨大的安全压力。中国、德国都曾经出现过风机大规模脱网事件。在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接入的情况下，如何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是能源转型必须重视和面临的首要问题。”
其次，随着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大规模开发，消纳瓶颈问题日益突出。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性和反调峰特性，由于电网灵活性调节电源比重低、调峰能力严重不足，加上网源规划不协调、市场机制受限等原因，短期内，弃“风”弃“光”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王志轩补充道，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能源开发成本持续下降，但与常规电源相比，成本依然偏高，新能源比例较大的国家普遍存在补贴数额巨大、终端用户电价持续上涨的压力，这一点也制约着新能源的发展。王志轩说。
10月18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指出，要积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正视危机、把握契机、实现转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能源人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