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右手托着腮帮，将脑袋斜倚在车窗上望向窗外。景色不断变换，从山峰到田野，再从田野到山峰，不变的唯有那白茫茫一片。远处低矮的房屋与树木被积雪盖住了真容，仿佛整个世界都转过身去，留给了我一个背影。
　　昨天，我接到姑姑的电话，说你爸去世了。就一句，电话就放下了。
　　印象中的父亲——沉默、木讷，不善于与人相处。他的脸上从无任何表情，仿佛一尊失败的木雕。唯一的喜好是躲在房间里，收集剪报和杂志，足足有十几个大纸壳箱。这习惯似乎自他童年肇始，收集的剪报和杂志搬家时，这些纸壳箱是绝对丢不得的，他要一一编号并且反复核查好几遍。但凡他看过的报纸、杂志，相关信息都会牢牢记在脑子里，有些报道甚至可以一字不差的背诵出来。这过目不忘的本领让所有人叫绝，堪称一本活百科。
　　幼年时，父亲每晚都会给我读报纸杂志，念着各种奇闻异事，睡得总是又快又实。随着我的成长，我逐渐品味出了父亲隐藏在报纸与杂志后面的与世隔绝的不同。他极少讲话，说话的方式也很笨拙死板——语调平、语速慢，就像人工合成的声音不自然。可一旦他听到有谁聊起某一条曾上过报纸的消息，整个人就突然变了个样子，他会不顾其他人的交谈插话道：据某某报某某记者某年某月某日讯……接着，他的嘴巴就像一顶魔术帽子，“砰”地一下爆出许多彩带、鸽子、兔子——相关的新闻噼里啪啦地飞快从口中倒出来，语不加顿，一气呵成。
　　令人感到不快和不耐烦的是，他的交谈是单向的，从不需要别人应和，更不曾略作停顿观察一下听众们的反应。无论从眼神、肢体还是语言上，他与别人的交流都是零。说是交谈，莫不如说他在做演讲或在给别人上课更恰当。只要他一加入，别人就甭指望能插上嘴或把话题重新引向正常。有时，人们会兴致盎然地听下去，但更多时候，谈话只能草草结束。因为假如不打断他，他就会一直一直说个没完。可他却从不会觉得自己横插一杠子是扫了别人的兴，反倒会以为聊得热烈愉快。久而久之，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明天停不停水？养老金何时调整？银行涨息涨了多少？只有当需要他作为一个活百科发挥作用时，邻居们才不得不搭理他。然而这点恩惠阻止不了父亲成为谈资。有时小小的我背着书包从闲谈的邻居间经过，他们会突然住嘴。我知道他们谈论的内容无非是“读迂了”、“学傻了”、“书全念狗肚子里了”，满脸耻笑的样子。每当此时，我都抿紧嘴巴，快速从其间跑过。
　　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很丢人，比方说，他被人骂“你有病啊！”，他竟然会回答道：“是的，请问您是医生吗？我最近气管确实不好，总咳嗽……”再比如有一次在家门口，我看到他被一位出租车司机叱骂——独自走路的父亲听见司机招呼他：“上来啊大哥！”，他就坐上了车。可车只在街角转了个弯就到家了。司机要他付车费，父亲委屈地直叨咕：“是你让我上车的……”觉得自己被耍了的司机大为光火，闹剧最后以我付了三元车费而了事。
　　我与父亲的关系渐渐变得像颗不定时的炸弹，而引爆那一天发生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夏天。一座新建的商业大厦开业，之前就听说那里有一个观光电梯，是我们这座城市唯一的。新鲜玩意总是能吸引孩子的。那天妈妈在家忙着大扫除，我便央求父亲带我去。
　　二十二层楼高的观光电梯，带给孩子的是新奇。我把小手和脸蛋儿紧贴在玻璃上，看着下面街道上行人变得像小小的蚂蚁。就在这时，父亲惹祸了。
　　他突然捅了捅站在他前面的，一个体态臃肿、烫着褐色大卷发的中年妇女说：“你好，我想告诉你，你的裤子被刮破了一个洞，里面的红色内裤露出来了，你应该把它换掉。”
　　电梯里的人目光齐齐望向这两人，哄地笑了。中年妇女“啊”的大叫一声，恼怒地转过身，脸已经成了酱茄子色。父亲又接了一句：“你别看我，赶快看看内裤，或许从你自己的角度看不到，你应该找个镜子照照……”
　　有人已经乐岔了气，而那妇女怒不可遏地，用她那老生姜般的胖手掌狠狠地扇在了我父亲脸上，十分清脆。这妇女又补全了一个“左右开花”，大骂一句“流氓！谁让你盯着看的！”正赶上电梯开门，女人匆匆走了出去。几个年轻人调笑道：“大哥你行啊，她都长成这样儿了，你也舍得调戏！”说完又是一阵放肆的狂笑。
　　父亲揉着红肿的双颊，喃喃说道：“我的提醒是社会文明礼貌的义务。”
　　他甚至不知道，旁边的我已经吓哭了。
　　那之后，我再也不和他一起逛街了。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刚上初一，我闯祸了。体育课结束，我意犹未尽，颠着足球走进教室，球眼瞅着要掉了，我不由自主地使劲踢了一脚，“砰”地砸碎了讲台上方的日光灯管，吓得旁边的女生大声尖叫。正站在讲台上准备教案的返聘老教师——脸色铁青。她是全国优秀教师，以铁面严厉而著称。
　　于是我有幸被邀请同家长在第二天一起参观教师办公室，外加这位铁面老教师为我准备的“特别课程”。
　　当时，乡下的姥姥身体不适，妈妈回乡照顾去了。我极不情愿地领父亲进了校园。
　　这个小老太很瘦弱，坐在椅子上，已显露出强大的气场，让我低头搓着衣角，大气也不敢出一口。几分钟后，她把目光抬向我的父亲，却诧异地发现他的眼神笔直地越过了她的头顶，茫然地探向窗外，那里仅有一排光秃秃的白杨，以及白杨后空无一人的操场。
　　她无疑把这种态度理解为一种蔑视和侮辱，怒不可遏，“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说道：“李存书的爸爸！找你来是为了讨论你儿子的情况，你就是这样的一副态度吗？”
　　父亲接话了，一开口就让这位老太太彻底傻了眼：“老师，我在听，你却没有说话。”
　　“你儿子没和你说吗？我要的是你态度！他打碎了日光灯管，在教室里踢球！他没告诉你吗？”
　　我的确没有告诉父亲。
　　父亲似乎明白了。却依然面色冷漠，仿佛不管不顾，看向窗外，依然用平淡僵硬的语气说道：“我明白了，他损坏了公物，我赔日光灯管的钱。”
　　这已经不是火上浇油了，简直是沼气池里放鞭炮。铁面老师终于抛弃了所有的修养、体面和风度，尖叫着破口大骂：“我让你来仅仅是为了赔日光灯的钱吗？李存书，看看你爸那目中无人的样儿！我明白了，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已有其他老师见势不妙想上来劝阻，可我的父亲又接话了：“老师，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的原理您说错了，我来为您简单讲一下，李存书很像我，是因为从遗传学上讲，父子之间会依靠一种学名叫基因，英文简称DNA的东西来传递相貌、身材等生理信息。据新华时报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六日A1版讯，中科院基因小组已经正式加入了世界基因组计划，这代表着……”
　　我看到铁面老师脸上那密布的皱纹仿佛都因暴怒而泛起了红光，突然间，她整个身体痛苦地委顿了下去，在椅子上摊成了一滩软泥；她双手直捂着胸口，青筋尽起，却连解开衣领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脸色瞬间变成酱紫，连口中不断呢喃的“无赖！”“流氓！”也都走音走形了。
　　办公室立刻炸了锅：“快！快！速效救心丸！”
　　“水，拿水来！”
　　“打120，电话呢？打120！”
　　我不知所措，父亲一脸茫然。
　　很快“铁面”老师被120接走了。慌乱中我和父亲却被忽略了。
　　后来得知，这位被返聘回来又教了四届毕业生的“铁面”老师，从此拒绝再回学校，引起许多家长不满，甚至有的学生提出转学。校方处于尴尬境地。于是，准备开除我。
　　从正营上退下来的爷爷卖尽了老脸四处求人才让我留在这所全市最好的重点初中继续念书。事成之后，爷爷的旧日门生，教育局副局长连连叹着气说：“老营长，这样的事儿下次可千万别找我了！”
　　尽管免于被开除，我却被单独调换到了教室左后角，与垃圾桶坐同桌，经常遭到纸团、果核、瓜子皮、鼻涕纸、臭鞋垫的袭击。“垃圾桶”成了我的新名字。为了反抗，不堪屈辱的我蹦着高儿与他们打架。我一次又一次被打倒在地，再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与我视野内的每一个人拼命。最后挨罚的总是我，经常失掉了听课的权利——总到走廊罚站。问题是，老师再也没有找过我的家长，一次也没有。
　　我明白了，他们放弃了我，不是因为我捣乱的程度，而是因为我有一个不正常的父亲。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喊过他一声“爸。”
　　一九九七年冬天，妈妈所在的工厂因长久效益不良，终于下岗了。
　　之前，父亲微薄的收入，全都被他用来买各类报纸和杂志。妈妈的好脾气终于走到了尽头。“你再别买那些报纸了行不？”父亲似乎没有听见，等到下班时——他的确不买报纸了——胳膊下依旧夹着一摞杂志进了家门。
　　“咱家没钱了你知道吗？你的工资不能再用这上了。”
　　“我两个小时零十七分钟前刚刚下班，下次上班得明天早晨八点钟。我今天买的是杂志，没买报纸。”
　　两人的对话总是驴唇不对马嘴，仿佛父亲在胡搅蛮缠。妈妈没办法，嘱托我说：“存书，你放学后就去找你爸，盯着他点，让他别乱买东西，直接回家。”
　　我极不情愿地答应了。放学后，我磨磨蹭蹭地走向父亲工作的图书馆。父亲刚参加工作时，爷爷本想安排他做记者，可他言语不协，委实无法胜任，最后在图书馆当名管理员，一直由爷爷的老部下关照，也算人尽其才。
　　跟了几次之后，父亲再也没有买杂志了。然而不久，新馆长上任三个月后，他把父亲打发回家，百分之六十开工资。他不想关照一个思路不正常的人。
　　雪上加霜。他可能心里明白，他没有任何再就业的能力。当妈妈深夜在阳台上默默啜泣了好几次后，一天晚饭时，父亲突然拿出一叠钱来递给她，说：“我知道我们一家陷入了经济危机，这是七千八百块钱。”
　　原来，有一个富商开一个私人收藏馆，购买父亲收藏的杂志和剪报。这些是父亲积累了三十四年的宝贝呀！我难得地走进了他的书房，角落里一直堆到天花板的大纸壳箱全不见了，空荡荡的。我突然鼻子酸了，想表达些什么，翕动着嘴唇，想喊他一声“爸”，最后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父亲关键时刻拿出的这笔钱，解决了妈妈自我就业的燃眉问题。妈妈进了一批内衣裤，推着一辆小车，开始沿街叫卖。每天天一亮就离开家，非等到街边所有店铺的灯都黑了才肯回来。我一放学就跑去帮忙，趁着闲时用手电照着把作业写完。然而，父亲一次也没有出现，依然每天窝在书房里，剪报和杂志，很快又装满了新的纸壳箱。
　　一年多以后，家里逐渐宽裕了，妈妈的摊车除了内衣裤，还多了许多琳琅满目的小首饰和生活小用品。暑假第一天，我拿出成绩单给她签字。我看到她擦汗时，手臂瘦得皮包骨头。“妈，等我考上大学我就能一边打工一边念，自己养活自己了。你可以晚点出摊，早点回家，别那么累了。我知道你腿疼，看这天儿一会儿能有大暴雨，咱现在就回家吧！”她摇摇头：“你上大学用钱的地方有的是，以后还得攒钱给你娶媳妇。妈早想过了，前面市场那个卖酸辣粉的老王，明年房租到期就不干了，回老家去。我准备租下那个店，再多进几种货，也不用风吹日晒了。”
　　“哎——刘姐，今天我儿又考第一了！一律八折，不趁着多买点儿？”我已劝过她多次，知道她的拗，只好叹一声，去帮她招呼客人。
　　天上开始掉雨点了，我们把货用塑料布蒙上，撑着伞在路边继续等待着。这时却响起一声流里流气的怪叫：“哎哟哟，这不是垃圾桶吗？好几年没看着了！咋在这儿摆上摊儿啦！我们还以为你毕了业就去捡垃圾了呐！”我一抬头，发现正是初中班上欺负我最凶的那一伙。他们像发现了新大陆般，快步向摊位走了过来。
　　愤怒的双拳一下子就握紧了，牙也咬得咯咯作响，可我只能摆出一张笑脸：“你好啊，这是我妈妈的摊位，请你们不要……”其中一个人却直接掀起塑料布，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又一声怪叫：“哥几个快来看啊！垃圾桶改卖奶罩儿啦！哈哈，以后就喊你大奶子啦！”
　　妈妈刚想说什么，被我一把拦在身后。我冷冷地说道：“我们是在做买卖，如果你们不想买的话就赶紧走！”
　　几个人反而围得更近了，嘻嘻哈哈地说道：“谁说我们不买啦？我们这不正挑着呢嘛！你得好好招待我们……”说着他们七手八脚地捡起摊位上的东西，“哎哟，这个粉色的好……啊对，骚包儿！你应该这样，才能招揽顾客嘛！”说话的人拿着一个胸罩，戴在了我的脑袋上，一伙人哈哈大笑。“这个样式好土啊！不行不行，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卖得出去，哥几个，帮垃圾桶选选货啊！”又有人说道。“这个不好，得扔！”“这个难看，也不能要！”他们胡乱抓起一把什么，随手往后一抛，扔进雨中，掉到地上。内衣蹭脏了，手镯摔裂了，茶杯碰碎了，妈妈去拦阻他们，却被他们推倒在地。我再也抑制不住冲上脑门的血，拳头不知不觉就挥了出去。 　　他们终于找到了发泄的突破口，叫嚣着：“卖货的敢打顾客啦？反了你啦！兄弟们上，给我弄死他，砸了这个破摊子！”我在五六个人围攻的夹缝中看到摊车被整个推倒，装钱的木盒子弹开，钱撒了一地，他们都“轰”地一下四处去捡钱往兜里揣。
　　一把剪刀落在我身边，我站了起来，把剪刀紧紧攥在手里，挥舞着哭喊：“今天我弄死你们！我弄死你们！”声音哑得像只乌鸦。剪刀眼瞅着要划中一个人的脸，被他用胳膊一挡，喷出一长串血珠。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接着惊恐地撒腿就跑，“我操，大奶子疯了！他想杀人！”“快跑快跑，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我红着双眼正想追上去，吓坏了的妈妈一把拦住我，死死抱住我，我挣不脱，眼睁睁看着他们作鸟兽散。妈妈哭着喊我：“儿啊，你怎么变这样啦！你怎么变这样啦！”我回过身抱住她，再按捺不住心里悲伤，嚎啕大哭起来。我感到脸上一片冰冷，我感到妈妈的体温一片冰冷，我感到这夏雨一片冰冷，我感到全世界都一片冰冷。
　　妈妈住院了，急性肺炎。我请了假，昼夜不离地陪护。几天后的早晨，她的高烧退去，但仍十分虚弱。爸爸送了早饭过来，刚放下保温盒就要离开。“我得赶紧去买今天的报纸。今天的《东城都市报》要披露我市最大黑煤窑的覆灭记，很多人关注，必定畅销无比，晚去一分钟就有卖光的可能。”他这样说道。
　　“让存书去吧。”妈妈开口道。我刚想回绝，妈妈伸出手，在我的胳膊上用力握了一下。“去吧，帮你爸做点事儿。”我没动弹。“去呀，我和你爸单独说点话儿。”我知道她在找借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尽力修补我与父亲的关系。望着她苍白无血色的脸，我只能无奈点头。
　　当天的报纸果真异常热销，我连跑了三个书报亭终于买了回来，还没走到病房门口，我就远远看到好多医生、护士不停地进进出出，每个人都显得异常焦急。下意识感觉不妙的我急忙飞奔过去，病房内，医生、护士在我妈妈床前围了一圈，抢救器材还没来得及撤走，他们的脸色都凝重极了。
　　当我抽噎着稍微平复下来时，我听见主治医生在向我和父亲解释着什么，他不断地向上推着自己的眼镜，死亡原因，我压根没听进去多少，只记得“大量啰音”、“肺栓塞”、“小腿静脉曲张”这些只言片语。后来，了解了许多医疗知识的我回想，妈妈应该是由于过度劳累加上长期站立导致小腿静脉曲张，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了，由血液循环进入肺部，引起肺栓塞，极短时间内就会呼吸衰竭，抢救很难。理论上，肺栓塞是极小概率事件，可那血栓却偏偏在我离开的那一段脱落了。我突然疯狂了，我无法接受妈妈就这样离开了。我把新买的报纸狠狠地摔在父亲的脸上，嘴里胡乱谩骂着：“滚！滚！和你的报纸去过一辈子吧，你就是一神经病！你怎么当爹的，怎么当丈夫的，你不配！你不配！”不知为何，唯独这一场景，我记得十分清楚，清楚到每一个细节都生动而真实：我记得他不断地张嘴，闭嘴，吞咽着口水，像条呼吸困难的鱼。而我却不记得当时他说了些什么，抑或什么也没有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那幅画面凝固在了我的脑海里，无声而黑白。
　　妈妈的葬礼过后，我把自己的东西打包时，父亲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把衣服叠好放进去，他没有说话；我把牙具毛巾身份证放进去，他没有说话；我把妈妈剩下的存折和妈妈的照片放进去，他还是没有说话。东西收拾完了，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
　　我正准备离开，父亲突然说：“存书，我想，我给你读一段报纸吧。”
　　我回过头看向他，微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毅然决然地留给了他一个背影。
　　我去了南方。为了生存，我做过很多行当。在后厨刷盘子、KTV服务员、销售、酒店门童、送奶工、保险员……还曾在过年时干了一个月库管。漂了三年多后，我看到当地一家印刷厂招学徒工，我应聘了，此后才稳定下来。这家印刷厂隶属于当地最大的出版集团，旗下有杂志、书籍，当然，也有报纸。
　　我出徒后，正式上岗，每天夜里上班。一天上班路上，遇见了一场车祸：一辆飞驰的跑车突然失控，冲出护栏，冲到了隔壁道上。对向开来的一辆拉石沙子的大货避闪不及，跑车直接戳进了大车底，顶棚全部铲飞掉了，场面惨不忍睹。赶来的交警现场调查，从报废的跑车中搜出了麻古和冰毒，怀疑司机毒驾。
　　我直击了全过程，还冒充记者从交警处骗取了一张照片。征得印刷车间主任同意后，我试着写了一篇稿子，由他联系报社编辑部，当场决定发头条。
　　第二天，都市报宁主任给我打来电话，狠狠地夸了我一顿，末了，他问：“你小子行，在车间干不适合，我这正缺人手，过来吧。”
　　我开始了东跑西颠的生活。一次出差，我新买了一张当地的电话卡给我的姑姑打了一个电话。我从小到大，她对我一直很不错，家里最艰难那段时光，她也出力最多。那个电话，很不愉快，我静静地听着她的诉说、她的训斥、她的央求、她的哭泣，我听她说得累了，才开口道：有什么事给这个号码发短信，就能找到我。不要告诉爸，否则我立刻换掉它。
　　姑姑并没遵守我的要求。随后，短信不断，我一概不看，见到来自家乡的短信，连片删除。期间，我回过两次家乡，是为妈妈扫墓，连城区也没进去过。
　　一晃七年多又过去了。这次姑姑的电话，带给我的是父亲去世的噩耗。
　　“哎，大哥，我的座位是七十三号，你坐我的座位了！”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打断了我的回忆。我抬起头，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兵，操一口山东腔，听了像黄渤。
　　我调换到靠近过道的座位。小兵放下行李，与我寒暄起来：“大哥，我这是休探亲假哩，你这是要干啥去？”
　　“我当了七年兵了，这次我想好了，今年就转业，回家给俺妈盖个新房子，好好孝敬孝敬她……”
　　“俺爹可能喝了，一口气喝两斤白的不当回事儿，这把回家，俺可得和他好好喝喝……”
　　“俺家养的大黑狗，今年都十五岁了，老狗喽……”
　　我不失礼貌地敷衍着他，但心里对他的家事无比厌烦。
　　“大哥，净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是干啥的？” 　　“记者。”我回答。
　　他听了这个答案，一下子更兴奋了。“记者啊，记者好哎，大哥我跟你说，我可佩服记者了，有一次有记者到俺连里来采访……”
　　我终于忍无可忍，刚想终止交谈，他却恰逢时机地问了一句：“大哥，你干记者几年了？有没有啥最难忘的事儿没有？”
　　最难忘的事儿——这个问题像记重拳，一下子又捶开了记忆的大门。
　　二零零九年，我被调去医疗版当记者。当时我做了一期策划，叫做“来自星星的孩子”，准备去探访一系列自闭症儿童。
　　我来到了康复中心，采访了医师、患儿、家属。快结束时，一个孩子突然跑过来，拉了拉我的裤腿，张开嘴就说：“你知道DF11G东风系列火车头吗？我听声音能分辨和其它火车头的不同。下午十三点十二分从昆明开往北京的火车就这样的车头，相比其他同类内燃车头，东风系列火车头的优势在于……”
　　我呆在原地。尽管内容不同，但这孩子说话的方式、语气、表情，我都太熟悉了，就是我父亲的翻版！“他……得了什么病？”我不由得问了出来。
　　医师解释道，这种病是高功能自闭症的亚型，叫做亚斯伯格综合症。本想离开的我又坐下来，重新和医师聊起来。医生说：“这种病人属于少数人有正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却常常因为说话奇怪，被人误解为没礼貌或没教养，遭到嘲笑和排挤……”
　　后来我了解到，这种发病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七的病最重要的病症是有一项固执或狭隘兴趣，患者对这项兴趣的方方面面均了若指掌，正如那位患儿对于火车头，父亲对于报纸那般。这种病人无法理解排队、握手等潜移默化的社会规则所代表的含义；无法理解人的表情，自身也缺乏表情；交谈时没有眼神沟通并且不会配合他人的谈话内容；只能从字面去理解句意，不理解暗喻、反讽、成语、歇后语等双重语义句……聊到一半我就认定，父亲正是这样一位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
　　所以父亲才会当众说出让那妇女尴尬的问题；所以他才会按字面意思理解“你有病吗？”这句话；所以他理解不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是句谩骂；所以他无法把家教和打碎灯管联系起来，只知道损坏了公物要赔钱。所以他才……所以他的一切一切都迥异常人。
　　因为，他是病人。
　　那一晚，我回到家中，关掉所有的灯，独自坐在黑暗的小屋里。医生的话重复在耳边：“他们活在一个很简单很纯净的世界，那是一个用尺子量着画出来的世界，规规矩矩。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抒情，没有议论，没有复杂的明褒暗贬、言不由衷，由果循因，极具逻辑。相比之下，我们应该包容他们，因为被社会腐蚀变得表里不一的是我们。”
　　我把身体整个浸进热水中，疲惫却没有丝毫舒缓。回忆纷沓而至——那些曾受过的屈辱和嘲笑如今早已被磨平，不再重要，可妈妈——她离开的那一幕却更加清晰真实。天在不知不觉中露亮了，辗转反侧一整夜的我终于明白，我打不开这个心结，我无法原谅他。错误可以因为有了苦衷而被外人理解，但当事人却并不会因此而轻易原谅。
　　可是，总该回去看一看他吧，就一次，最后一眼。
　　“大哥，你想啥来？”见我发呆，小兵问我。
　　“哦……我在回忆。难忘的采访太多了，一时挑不出哪一件来。”我回答他。
　　小兵到了站，下车了，是一个小站。然后广播通知说，列车临时停车，在这个小站的停车时间延长至五分钟。我下车去透口气，点上一支烟。站台对面的人家，篱笆墙内传来声声狗吠。我很怕狗，我的父亲同样怕狗，但这一点却并不是遗传于他。他怕狗是因为他的病，听不得任何噪音，狗吠让他尤为烦躁。而我，则是因为……
　　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到公园玩。不知怎的，我惹怒了一条大狼狗，狗主人并没有牵着它，于是比我还高的狼狗追着我，狗主人在后面追着狗。我哇哇大哭奔向父亲，眼瞅着狗要咬到我的时候，他用胳膊挡在了我身前，自己则被狠狠咬了一口。
　　暌违多年的家乡变化很大，火车站翻葺一新，看不到半点旧时模样。来接站的姑姑，已是一个龙钟毕现的老妇人了。她弯了腰，驼了背，满头华发。看着与记忆中模样截然不同的姑姑，我的心嗵地跳快了。我低着头，小声说了句，我回来了。
　　没听见想象中的暴呵、埋怨、教训，我抬起头，却看到她正流下泪来。
　　父亲等着我，一直没有火化。
　　我看了他最后一眼。由于冷藏，他的眉头挂着一层淡霜，额头一片青灰色。和记忆中一样，此时的他，依旧面无任何表情。“六十七岁——算不得喜寿”，这个想法突然跳进了我的脑海。我看到他的嘴巴微张着，像是还有什么新闻要讲，想把他的嘴巴合紧。可指尖刚一触碰到下巴就缩回来了——是种我根本没想到过的，瞬间弥漫全身的冰冷。然后我反应过来，过了这么多天，这种举动只是徒劳。预约火化的时间到了，工作人员走了过来。“请再等我一分钟。”我说道。我撩起他的寿衣，看到他胳膊上那狗的齿痕已经很淡很轻了。我抚摸着那齿痕，最后握住了他的手，塞进一份刊载了我的文章的报纸，那只手同样冷得让我陌生。我冲工作人员点了点头。
　　隔着钢化玻璃，我看着父亲被推进了火化车间。我缓缓地踱出屋子，烟囱已经升起了一缕白烟。我想抽一支烟，摸遍全身才发现已经全抽完了。我眯缝着双眼望着那缕白烟，心想，一切都过去了吧。一切都过去了吗？
　　我回到家，开始收拾父亲的遗物。走进书房——这是我青年时代进入次数最少的地方，现在却感觉如此熟悉——依然有大纸壳箱高高摞起，堆得满屋几乎都没地方下脚了，是各种剪报和杂志无疑。我离开后他是如何生活的？我思考着这个问题，为如何处理这些旧杂志发愁：捐给哪里好呢？叹着气，我四下逡巡着，发现有一个大纸壳箱孤零零地躺在角落，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个用日历纸包皮的本子，可怜兮兮地勉强铺满箱底。我看到这些本子上写着“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三年”等年份，知道这些也是剪报。我取过几本，随手翻开，那些本子里记录着这样的新闻：
　　《牛背沟、小棚厦、三顶博士帽》，2007年8月31日，B13版（整版 第1个整版），3422字，累积57117字，总第54篇； 　　《独脚夫妻的十七年》，2008年6月6日，B15版（头题 第34个头题），1528字，累积250207字，总第142篇；
　　《富民路造脏该有人管管》，2009年5月4日，B3版，519字，累积440056字，总第233篇；
　　《这座桥搭在了百姓心坎儿上》， 2011年7月17日，A15版（头题 第229个头题），1263字，累积738100字，总第745篇；
　　《“两会”提案解读，还居民一条清澈砂子河》，2013年1月8日，A2版，766字，累积1000049字，总第1011篇……
　　这都是我写的新闻！我快速翻阅了一遍所有剪报本，从我工作至今发表的新闻似乎篇篇不漏，许多连我自己都早已忘记了。这里面，有我得到赵超构奖的新闻；有我得到市领导关注并批示的新闻；有百姓联名写信，赠锦旗感谢我的新闻；也有我挨了打，住院三个月的新闻；甚至还有因为争议害单位惹了官司，让我差点丢掉饭碗的新闻……这一切一切，我不知道他如何知晓了我的工作，又是从何处弄到这些仅在当地发行，与他相隔几千公里的报纸。在我写的新闻里，他用铅笔与直尺，四四方方地将几个特定的词圈出来，圈得极小心、极工整，使得方框紧紧地拥抱住了那个词，既不留一丝空隙，也没让半点儿笔划落至框外。这些词是“父亲”、“爸爸”、“爸”。我将下唇咬出了血，颤抖着翻了好几次才翻到最后一本剪报本的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他所收集的最后一篇由我采写的报导。就在他突发性脑溢血过世的前一天，他用颤巍巍的字迹这样写到：
　　“他没有提到过我。”
　　七年多的时间里，我报导过杀人犯在我面前如何失声痛哭；报导过丈夫遗孀照顾痴呆婆婆二十八年，不离不弃；报导过一位不能生育的女人二十余载收养上百位孤儿，全部将他们供养成了大学生；报导过陌生人的关怀、邻居间的友爱甚至全社会乍逢大难时齐力奉献的爱心，然而其中没有一篇报导是关于感人的父子之情。我明白，这是自己在选题时，一直无意识地逃避着这个词、这个身份、这种叙述。而他，却一直渴盼着我能通过这些黑色的铅字，承认他，承认他是我的爸爸。我的心像被撕开了一个巨口，汹涌的悔恨涌了进来，化成早该流下的眼泪。我一脑袋向暖气片上撞去，撞豁了额头，血滴下来，摔碎在剪报本上。我把剪报本紧紧抱在怀里，却想起我竟一次都不曾这样抱紧过他。我嘶哑地胡乱叫喊，可只能发出一些无意义的音节，怎么也凑不成那个我十几年没有呼喊过的，早已陌生了的称呼：
　　——爸。
　　慈宁山墓园，西五区中一排第十二块墓碑，妈妈的名字旁有了另一个名字。墓碑前，我摊开一张报纸，一字一字地读着上面每一条消息，读完一份，就烧掉，读下一张。天色渐暗，闭园的时间到了，可我却不知该怎样离开——我不想再给他只留下一个背影。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