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万”的朴素经济学原理
　　
　　1988年3月28日，杨百万(原名杨怀定)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他从工厂辞职了。把自己的铁饭碗扔下之后，他在家里躺了两个礼拜，琢磨该干哪一行。
　　在杨百万的记忆中，那两周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看报纸——他订了市场上所有能买到的报纸，一共73张。在当年4月初的一天，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1988年4月21日，中国将开放国库券交易。
　　“我看过电影《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杨百万称，当时他就“傻”想，或许能从差价中赚上一笔。
　　在首个交易日，杨百万，不，是杨怀定，拿着两万元钱到了交易所，站在交易所的门口。他算了一笔账：国库券1985年的开盘价104元，利率15％，如果2万元全部买下，一年就有3000元。
　　“当时存银行的利率是5.4％，全年利息1080元。那多出来的近2000元，早已超出我在工厂的工资。”于是他把所有的钱都买了国库券。
　　
　　“买是买了，但是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跌。下午就迫不及待地跑去交易所看行情，一看，发现涨到112元了，我赶紧卖了，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到手了，杨怀定心放宽了些，又开始突发奇想：如果我能把104元的国库券买回来，再以112元的价格卖出去，不就可以赚钱了吗?由于当时全国有7个城市都开放了国库券交易，杨怀定决定要打听一下其他城市的行情。
　　“但是那时候国库券行情属于国家机密，而当天的《解放日报》报道了上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依此类推，各地的党报一定会报当地的行情。”杨怀定立即跑到了上海图书馆，翻看全国各地的党报，终于查到，安徽合肥当日国库券开盘价94元，收盘价98元。
　　连夜去合肥!一个来回，20000元的本钱一下子变成了22000多元。跑了几次以后，杨怀定决定借钱，在把所有亲朋好友的钱都借了之后，他手头有了14万元现金，开始背着更多的钱往返于合肥和上海之间。随着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一次往返所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那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而且没有点钞机，我们哗啦哗啦地数钱，真的数到手抽筋，而且神经高度刺激。当时我吃4粒安眠药，晚上也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太大了!”而通过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一年之问，杨怀定变成了杨百万。
　　杨百万的成功。源自当时特殊的国债市场体系。就像他“发现”的一样，全国有7个地区有国库券，而且每个地区自成一个市场，交易价格不同。与此同时，这几个市场的国库券却是同一个品种，而且是纸质的，可以互相交换流通。
　　杨百万在这样的市场基础上，将自己从安徽“收购”来的国库券，转卖到上海市场。这一来一回的差价，让他在流动中赚了个盆满钵满。可谓经典一役。
　　
　　“分割”型市场导致债券价不同
　　
　　时光转到今天。即便是同一款国债(可上市交易的记账式品种)，因为上市交易场所不同，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国家上市国债的交易场所有三，分别是上海证交所、深圳证交所、银行间市场。同时，银行类金融机构不可以参与证交所的记账式国债交易，只能在银行间市场买进、卖出。
　　随意看一款记账式国债的行情走势。比如我们拿2004年4月30日发行、上市的当年第三期记账式国债为例，在沪市被标注为国债010403，在深市被标注为国债100403，其交易模式与股票、封闭式基金相同，都是只要有足额资金，输入代码及相关指令，就可以买人’卖出该债券。
　　通过图1、图2，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虽然是同一款债券，但因为被分割在沪、深两个市场，资金不能互相流动，债券不能自由转移，投资者不能自由跨市场交易，因此两边的价格走势是不一样的。
　　大致来看，因为沪交所的参与机构和资金较多，交易较为活跃，流动性较好，而深交所的国债市场较为消沉，同一品种，同一时间内，大部分时间都是上交所的价格稍高些，深交所的价格稍低些。当然，因为市场不仅仅是流动性的问题，还有别的因素影响，也不会完全符合这一理论。
　　同样的，这两大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国债品种，目前也不能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相互流转。由于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它们的资金较充裕，买入债券后倾向于长期持有，资金趋同性使得银行间债券市场国债换手率相当低。比如2000年，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的每一元国债换手1.8次，而交易所国债市场该年的换手率为19.3次。大家如果留心一下，也会发现，同一品种，在交易所的价格和银行里屏幕上滚动的价格之间，经常是银行间市场给出的牌价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