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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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多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清末涉及敦煌遗书流失和抢救的六十多位相关人物,分为失职官员、无为学人和有功人员三个群体大类,排列并尝试给予功过评议.在信息搜集、分析和评判过程中,对若干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人物如王道士等,给予了中肯评价,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新说,认为学人群体应对敦煌遗书流失负主要责任,但中国学者于1903年发现敦煌遗书并开启“敦煌学”.有相互独立、互洽、加第三方的确凿证据链可佐证“叶裴联合发现说”——凭借中国传统学术金石学的功夫技能,叶昌炽最早于1903年底对敦煌遗书年代做出了准确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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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多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清末涉及敦煌遗书流失和抢救的六十多位相关人物,分为失职官员、无为学人和有功人员三个群体大类,排列并尝试给予功过评议.在信息搜集、分析和评判过程中,对若干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人物如王道士等,给予了中肯评价,就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新说,认为学人群体应对敦煌遗书流失负主要责任,但中国学者于1903年发现敦煌遗书并开启“敦煌学”.有相互独立、互洽、加第三方的确凿证据链可佐证“叶裴联合发现说”——凭借中国传统学术金石学的功夫技能,叶昌炽最早于1903年底对敦煌遗书年代做出了准确鉴定;裴景福于1906年初应叶氏之邀做出了相似结论的考证,并基本正确断定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和原因,再加伯希和1907年对裴氏鉴定的抄录记载作为第三方印证——故叶、裴二人应一起确立为“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联合发现人和“敦煌学”的开山学者,由此“敦煌学的起始时间”也应由学界倾向的1909年提前至1903年.罗振玉等人极力抢救、追踪、传布敦煌遗书应得到肯定,金绍城并有最早自带甲骨出海、展示王仁山的甲骨文考证、一行涉足三大显学的佳话.对于斯坦因、伯希和及“考古学道德问题”,中国学人应站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看待和研究历史学术问题,以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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