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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直以来，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在图书出版中有着突出的资源优势和重要地位，联系十分紧密。实现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整合，对更好发挥出版效能、传承与传播红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整合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多視角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二是深入挖掘革命历史，“活用”红色文化资源;三是建立地方红色文化的作者资源库;四是灵活运用融媒体技术，延长红色图书产业链。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 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 图书出版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文化及其载体。主要可分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两大类，物质资源包括革命遗址遗迹、名人故居、纪念场所、遗存的物品、历史文献等有形资源，精神资源则包括革命精神、道德传统、意志观念等无形资源。而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就是诞生在某一特定区域或与之息息相关的红色文化资源。
一直以来，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8年印发的首个专门针对革命文物的中央政策文件《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强调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的重要性;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鼓励围绕革命历史创作文艺作品，将红色资源作为生动教材。全国各地纷纷出台关于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加强红色文化建设的意见条例，为利用和发扬好红色文化资源提供保障和指引。为此，红色图书的出版日益成为主题出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红色图书出版中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资源，推进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深入进行，成为出版单位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
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逻辑关联
红色文化资源在图书出版中有着突出的资源优势和重要地位，联系十分紧密。对红色文化资源而言，图书出版为当下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发展契机;对图书出版而言，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开发，将为其带来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收益和影响作用，增强传统出版行业的辐射力。二者需要相互融合，实现循环互动发展。
红色文化资源为出版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价值，其中文化价值最为突出，鉴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其整合利用大多需要实现向文化产业的转化发展，因此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或产生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都是文化层面发挥作用的带动效应。图书出版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有效方式，红色文化资源在提供内容、文化宣传与巩固意识形态主体地位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与影响作用。
内容是出版的灵魂与核心，红色文化资源为图书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素材，是独具特色的出版资源。红色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密切相关。这些在革命建设历史中形成的实物遗存、传承不息的精神形态以及不断发展、加工再现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图书出版的新视域。
同时，二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导向与价值追求。图书出版业，特别是主题出版，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肩负着宣传弘扬主流价值观、坚守主流意识形态、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等多项重要使命。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中蕴含着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的文化精髓，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表达，在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中，政治、教育功能是最为突出的，这与我国图书出版的价值追求、使命责任是紧密关联的。
出版多元发展有利于活化红色文化资源。出版是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从纸质图书到电子阅读，从本土出版到中华文化“走出去”，出版界正发挥其巨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出版与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合，一方面，有利于加大各类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丰富红色文化的内涵，发展衍生出更具时代特色、更多样化的红色文化资源，为红色文化广泛传播乃至海外传播提供新内容、新载体，实现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出版为红色文化资源传播提供丰富多样的呈现形式与传播路径，通过系统全面的学术研究、通俗易懂的历史故事梳理、融媒体技术的加入等多种形式，展现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新时代下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活化与利用，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也是对其最好的保护。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广东的现状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某一地域有着紧密的历史关联。不同区域由于其自身地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红色资源本身及文化内涵也具有差异性，这些都是重要的潜在出版资源。然而，受地域资源稀缺性与局限性间的矛盾影响，在出版中开发和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面临一定机遇和挑战。
广东红色文化中的潜在出版资源。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省份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留下了光辉历史和伟大功绩，以及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宝贵精神，这些都是广东地区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值得出版界深入挖掘。出版界有责任将其挖掘透、传播好，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地呈现广东红色文化。因此，需要深入了解广东红色文化资源，从中探寻潜在出版资源，以期为后续选题策划提供新视角和内容。
根据是否具备有形性、物质性的特征，可对广东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划分。物质文化资源中，红色遗址、革命历史事件遗址属于遗址遗迹类，名人故居、人文活动发生地、纪念馆等属于建筑与设施类，原始文献、先辈遗物等具有革命意义的物品属于实物遗存类，这些物质文化资源的背后都有其红色故事;而非物质文化资源中，均属于人文活动类，包括革命家及其事迹、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先进报刊及文章、爱国革命精神等。
出版中开发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机遇与挑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力度，例如，2019年出台的《广东省红色革命资源保护利用三年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包含革命遗址大普查、革命文化的发掘研究、革命遗址的修缮保护、强化社会教育功能等多项重点任务，推进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利用和传承弘扬走在全国前列;广州市编制了《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提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要构建“一核六篇四廊”红色文化发展格局，着力打造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等等。这些规划的出台推进，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带来良好的政策环境，为红色图书出版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 就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自身的特征属性而言，作为地域资源的一部分，其兼具稀缺性与局限性。一方面，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特定区域所特有的革命遗址、历史和精神等，这种独特的稀缺资源，是当地红色文化开发中的宝贵财富，为地方出版社带来一定的地域资源优势;另一方面，这种地域文化又有一定局限性，一些偏远地区、鲜为人知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基础薄弱、史料不易获取、开发难度大、经济收益不明显，如通过整理出版史料等进行挖掘开发后，也会面临传播难度大、难以引起非本地人的共鸣等困难，这些都是出版开发中的内在风险。
此外，当前红色图书出版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内容空壳化、内容脱离历史与实际、重复或跟风出版、特色不明显、过度重视经济价值而忽视红色文化精髓、说教式的表述形式等问题。这些困难并不代表资源开发的失败，在红色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宣传营销方面，均可以采取针对性策略以规避障碍，在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同时，改善和提升人民对于红色文化的认同度，实现“双赢”的目标。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整合路径探析
实现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整合，对更好发挥出版效能、传承与传播红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前期选题策划阶段、出版运营阶段和后期营销推广阶段，充分融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从多视角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革命历史、建立地方红色文化的作者资源库和延长红色图书产业链等方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传播效应和经济效益。
一是多视角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种类多、涉及地域广、历史跨度长，在选题策划过程中，要拓宽视野，多层次、多视角地对资源进行整合开发。从资源视角上看，根据分类和资源属性不同，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视角、开发方式也不同，要厘清分类、明确内涵，以优质的选材和内容视角实现红色文化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建党百年之际陆续推出的《红色广东丛书》（近80种），从总论篇、人物篇、事件篇、地区篇、教育篇五大板块，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广东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资源。总论篇图书，主要综述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革命斗争历史概况;人物篇图书主要讴歌广东红色人物;事件篇图书主要论述党领导广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地区篇图书从地市和历史专题角度梳理广东地域红色文化;教育篇图书着力打造面向青少年及党员的红色主题教材。这套丛书在前期调研和策划时，首先是从资源本身出发进行考量，内容的组织挖掘是基于现有的广东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这类资源包括有形的革命遗址及相关革命人物、历史事件，在对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的同时，展示红色精神的恒久魅力，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从读者视角上看，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定位书目的内容和呈现形式。在这套种类繁多、体系庞大的《红色广东丛书》中，有历史研究、纪实文学、人物传记、少儿读物等体裁，在内容表述上既确保了内容的客观性、权威性，又注重可读性，减少归纳分析性内容，增加叙事内容，多讲故事，同时辅以珍贵的历史照片或原创手绘插图，做到图文并茂。其中《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增订本）》，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全面描绘广东百年党史的基本轮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中共广东历史百年大事记》以大事记的创新形式，记述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的主要活动，为地方党史研究提供权威性强的宝贵史料。
二是深入挖掘革命历史，“活用”红色文化资源。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地方革命历史是当地独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出版整合过程中，要注重统一历史和现实，把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革命历史与当代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相融合。革命遗址是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以特定的遗址遗迹和建筑设施为载体，承载着特定历史事件、人物和革命精神，往往能更好地引起人们共鸣，具有一定的出版价值。
广东有着丰富的革命遗址和红色历史，在出版整合过程中，可从“点—线—面”模式进行考虑。首先，特定的革命遗址值得深入挖掘梳理，如历时数年出版的《广东省革命遗址通览》（系列丛书），涉及韶关、汕尾、清远等21个地市，充分利用革命遗址普查成果，宣传新发现的革命遗址，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遗址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而根据最新的革命遗址普查结果，2021年整理推出的《初心粤迹——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精览》，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一些帮助。其次，将特定的革命遗址串联成线，这类革命遗址或相互邻近或契合同一主题，如《广东红色之旅》《广州红色地图》《阳江红色地图》《深圳红色地图》等，以红色旅游视角将相关革命遗址紧密联系起来，这也与红色旅游中的“点—轴”线性发展模式相契合。最后，以大片区的形式呈现地方革命历史，像近两年出版的《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广东卷》（共120多种），具有资政、育人、存史的社会功能，有着重要的时代和历史价值，是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记忆的丰厚载体，也是一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四个自信”的宏大文化工程，丛书目前成为一种文化品牌。
三是建立地方红色文化的作者资源库。地方红色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很容易会遇到缺乏相关领域的作者、专家的情况，因此需要建立起地方红色文化的作者资源库。一方面，与地方权威部门、科研机构达成战略合作，依托一流的专家和地方学者，打造权威精品，不片面追求数量。例如，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合作的《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等，以及各地市党史研究部门推出的地方党史、革命老区史、红色故事等，往往稿件质量较高，且能在史料的掌握运用、论述准確性、评价客观性等方面有较好保障。另一方面，除了深耕权威的地方研究部门和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沟通外，也要关注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和社会作者，挖掘新视角、新形式的优质选题。
四是灵活运用融媒体技术，延长红色图书产业链。要实现良好的出版效果，增强地方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可在图书出版全流程中灵活运用各项融媒体技术，通过公益性或付费服务延长产业链，增加图书附加值与影响力，实现文化内涵与出版经济相结合。在《红色广东丛书》的广东红色党课教材十讲中，以“纸质教材书+PPT课件”的创新形式融合出版，内容形式图文并茂，并辅以丰富多彩的音视频、图片资源，使党课学习教育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此外，还有2021年5月上线的“百年党史·青年说”音频传播展示项目，由广州市文明办、广州市社科联、广东人民出版社、暨南大学等单位联合推出。该项目一方面通过有声作品的传播，把党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和伟大功绩研究深、挖掘透、展示好，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广东光荣革命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结合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缅怀英烈、铭记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同时，通过青年人喜爱的网络传播方式，抓住青年自带的流量，吸引他们听党史故事，甚至引导鼓励青年“说”党史故事，把学习党史与培育时代新人相结合，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
音频作品创作素材均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紅色图书，包括《红色广东南粤英烈传》《中共名人在广东》《老一辈革命家的广东印迹》《广东红色之旅》《红色书简》《红色歌谣》等，按照点面结合、时空结合、雅俗结合的原则，分为人物篇、事件篇、地区篇、档案篇四大专题，共一百多个故事。“青年说”项目更采用普粤双语的创新形式，以“同声同气”的粤语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增强大湾区岭南文化影响力，提高与港澳青年的交流实效。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时政读物出版中心主任、副编审
参考文献
[1] 李康平. 论中国三大红色资源联合开发的政治文化价值[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4（5）： 112-114.
[2] 刘建平， 刘向阳. 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探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73-76.
[3] 黄光文， 朱龙凤. 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的红色文化传承[J].求实， 2008（06）：92-95.
[4] 洪芳， 王政， 褚凰羽. 红色文化传播中的受众研究[J]. 新闻界， 2011（2）：19-21.
[5] 张泰城， 刘浩林. 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论析[J]. 求实， 2011（5）：90-92.
[6] 刘琨. 红色文化的经济价值和品牌效益研究[J]. 人民论坛， 2012（5）：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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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莫群. 广东红色文化的全媒体传播研究[J]. 传播力研究， 2018，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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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孙玮. 从红色学术海外传播看主题出版“走出去”——以《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为例[J]. 出版参考， 2020（1）：13-14.
[11] 谢微. 如何做好地方红色文化出版工作[J]. 传媒论坛， 2020，3（6）：79-80+83.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 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 图书出版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文化及其载体。主要可分为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两大类，物质资源包括革命遗址遗迹、名人故居、纪念场所、遗存的物品、历史文献等有形资源，精神资源则包括革命精神、道德传统、意志观念等无形资源。而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就是诞生在某一特定区域或与之息息相关的红色文化资源。
一直以来，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8年印发的首个专门针对革命文物的中央政策文件《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强调挖掘革命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的重要性;202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鼓励围绕革命历史创作文艺作品，将红色资源作为生动教材。全国各地纷纷出台关于红色文化保护传承、加强红色文化建设的意见条例，为利用和发扬好红色文化资源提供保障和指引。为此，红色图书的出版日益成为主题出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红色图书出版中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资源，推进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深入进行，成为出版单位责无旁贷的使命担当。
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逻辑关联
红色文化资源在图书出版中有着突出的资源优势和重要地位，联系十分紧密。对红色文化资源而言，图书出版为当下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发展契机;对图书出版而言，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开发，将为其带来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收益和影响作用，增强传统出版行业的辐射力。二者需要相互融合，实现循环互动发展。
红色文化资源为出版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价值，其中文化价值最为突出，鉴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其整合利用大多需要实现向文化产业的转化发展，因此红色文化资源所具有或产生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都是文化层面发挥作用的带动效应。图书出版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和有效方式，红色文化资源在提供内容、文化宣传与巩固意识形态主体地位等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与影响作用。
内容是出版的灵魂与核心，红色文化资源为图书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素材，是独具特色的出版资源。红色文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密切相关。这些在革命建设历史中形成的实物遗存、传承不息的精神形态以及不断发展、加工再现的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图书出版的新视域。
同时，二者有着共同的文化导向与价值追求。图书出版业，特别是主题出版，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肩负着宣传弘扬主流价值观、坚守主流意识形态、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等多项重要使命。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中蕴含着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的文化精髓，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表达，在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中，政治、教育功能是最为突出的，这与我国图书出版的价值追求、使命责任是紧密关联的。
出版多元发展有利于活化红色文化资源。出版是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从纸质图书到电子阅读，从本土出版到中华文化“走出去”，出版界正发挥其巨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出版与红色文化资源的融合，一方面，有利于加大各类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力度，丰富红色文化的内涵，发展衍生出更具时代特色、更多样化的红色文化资源，为红色文化广泛传播乃至海外传播提供新内容、新载体，实现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出版为红色文化资源传播提供丰富多样的呈现形式与传播路径，通过系统全面的学术研究、通俗易懂的历史故事梳理、融媒体技术的加入等多种形式，展现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新时代下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活化与利用，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与时代魅力，也是对其最好的保护。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在广东的现状
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某一地域有着紧密的历史关联。不同区域由于其自身地理、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红色资源本身及文化内涵也具有差异性，这些都是重要的潜在出版资源。然而，受地域资源稀缺性与局限性间的矛盾影响，在出版中开发和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面临一定机遇和挑战。
广东红色文化中的潜在出版资源。广东，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省份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留下了光辉历史和伟大功绩，以及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宝贵精神，这些都是广东地区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值得出版界深入挖掘。出版界有责任将其挖掘透、传播好，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地呈现广东红色文化。因此，需要深入了解广东红色文化资源，从中探寻潜在出版资源，以期为后续选题策划提供新视角和内容。
根据是否具备有形性、物质性的特征，可对广东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划分。物质文化资源中，红色遗址、革命历史事件遗址属于遗址遗迹类，名人故居、人文活动发生地、纪念馆等属于建筑与设施类，原始文献、先辈遗物等具有革命意义的物品属于实物遗存类，这些物质文化资源的背后都有其红色故事;而非物质文化资源中，均属于人文活动类，包括革命家及其事迹、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先进报刊及文章、爱国革命精神等。
出版中开发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机遇与挑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方政府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力度，例如，2019年出台的《广东省红色革命资源保护利用三年提升行动计划（2019—2021）》包含革命遗址大普查、革命文化的发掘研究、革命遗址的修缮保护、强化社会教育功能等多项重点任务，推进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整体保护利用和传承弘扬走在全国前列;广州市编制了《广州市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发展规划（2021—2025年）》，提出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要构建“一核六篇四廊”红色文化发展格局，着力打造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等等。这些规划的出台推进，为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带来良好的政策环境，为红色图书出版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 就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自身的特征属性而言，作为地域资源的一部分，其兼具稀缺性与局限性。一方面，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特定区域所特有的革命遗址、历史和精神等，这种独特的稀缺资源，是当地红色文化开发中的宝贵财富，为地方出版社带来一定的地域资源优势;另一方面，这种地域文化又有一定局限性，一些偏远地区、鲜为人知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基础薄弱、史料不易获取、开发难度大、经济收益不明显，如通过整理出版史料等进行挖掘开发后，也会面临传播难度大、难以引起非本地人的共鸣等困难，这些都是出版开发中的内在风险。
此外，当前红色图书出版与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内容空壳化、内容脱离历史与实际、重复或跟风出版、特色不明显、过度重视经济价值而忽视红色文化精髓、说教式的表述形式等问题。这些困难并不代表资源开发的失败，在红色资源的挖掘与开发、宣传营销方面，均可以采取针对性策略以规避障碍，在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同时，改善和提升人民对于红色文化的认同度，实现“双赢”的目标。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整合路径探析
实现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与图书出版的整合，对更好发挥出版效能、传承与传播红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前期选题策划阶段、出版运营阶段和后期营销推广阶段，充分融入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从多视角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革命历史、建立地方红色文化的作者资源库和延长红色图书产业链等方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出版优势、传播效应和经济效益。
一是多视角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种类多、涉及地域广、历史跨度长，在选题策划过程中，要拓宽视野，多层次、多视角地对资源进行整合开发。从资源视角上看，根据分类和资源属性不同，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视角、开发方式也不同，要厘清分类、明确内涵，以优质的选材和内容视角实现红色文化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建党百年之际陆续推出的《红色广东丛书》（近80种），从总论篇、人物篇、事件篇、地区篇、教育篇五大板块，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广东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资源。总论篇图书，主要综述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革命斗争历史概况;人物篇图书主要讴歌广东红色人物;事件篇图书主要论述党领导广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地区篇图书从地市和历史专题角度梳理广东地域红色文化;教育篇图书着力打造面向青少年及党员的红色主题教材。这套丛书在前期调研和策划时，首先是从资源本身出发进行考量，内容的组织挖掘是基于现有的广东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这类资源包括有形的革命遗址及相关革命人物、历史事件，在对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利用的同时，展示红色精神的恒久魅力，传承红色文化基因。
从读者视角上看，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定位书目的内容和呈现形式。在这套种类繁多、体系庞大的《红色广东丛书》中，有历史研究、纪实文学、人物传记、少儿读物等体裁，在内容表述上既确保了内容的客观性、权威性，又注重可读性，减少归纳分析性内容，增加叙事内容，多讲故事，同时辅以珍贵的历史照片或原创手绘插图，做到图文并茂。其中《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增订本）》，将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全面描绘广东百年党史的基本轮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中共广东历史百年大事记》以大事记的创新形式，记述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组织的主要活动，为地方党史研究提供权威性强的宝贵史料。
二是深入挖掘革命历史，“活用”红色文化资源。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地方革命历史是当地独有的红色文化资源，在出版整合过程中，要注重统一历史和现实，把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革命历史与当代红色文化、时代价值相融合。革命遗址是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以特定的遗址遗迹和建筑设施为载体，承载着特定历史事件、人物和革命精神，往往能更好地引起人们共鸣，具有一定的出版价值。
广东有着丰富的革命遗址和红色历史，在出版整合过程中，可从“点—线—面”模式进行考虑。首先，特定的革命遗址值得深入挖掘梳理，如历时数年出版的《广东省革命遗址通览》（系列丛书），涉及韶关、汕尾、清远等21个地市，充分利用革命遗址普查成果，宣传新发现的革命遗址，让更多的人了解革命遗址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而根据最新的革命遗址普查结果，2021年整理推出的《初心粤迹——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精览》，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一些帮助。其次，将特定的革命遗址串联成线，这类革命遗址或相互邻近或契合同一主题，如《广东红色之旅》《广州红色地图》《阳江红色地图》《深圳红色地图》等，以红色旅游视角将相关革命遗址紧密联系起来，这也与红色旅游中的“点—轴”线性发展模式相契合。最后，以大片区的形式呈现地方革命历史，像近两年出版的《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广东卷》（共120多种），具有资政、育人、存史的社会功能，有着重要的时代和历史价值，是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记忆的丰厚载体，也是一项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四个自信”的宏大文化工程，丛书目前成为一种文化品牌。
三是建立地方红色文化的作者资源库。地方红色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很容易会遇到缺乏相关领域的作者、专家的情况，因此需要建立起地方红色文化的作者资源库。一方面，与地方权威部门、科研机构达成战略合作，依托一流的专家和地方学者，打造权威精品，不片面追求数量。例如，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合作的《广东改革开放发展史（1978—2018）》《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等，以及各地市党史研究部门推出的地方党史、革命老区史、红色故事等，往往稿件质量较高，且能在史料的掌握运用、论述准確性、评价客观性等方面有较好保障。另一方面，除了深耕权威的地方研究部门和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沟通外，也要关注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和社会作者，挖掘新视角、新形式的优质选题。
四是灵活运用融媒体技术，延长红色图书产业链。要实现良好的出版效果，增强地方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可在图书出版全流程中灵活运用各项融媒体技术，通过公益性或付费服务延长产业链，增加图书附加值与影响力，实现文化内涵与出版经济相结合。在《红色广东丛书》的广东红色党课教材十讲中，以“纸质教材书+PPT课件”的创新形式融合出版，内容形式图文并茂，并辅以丰富多彩的音视频、图片资源，使党课学习教育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此外，还有2021年5月上线的“百年党史·青年说”音频传播展示项目，由广州市文明办、广州市社科联、广东人民出版社、暨南大学等单位联合推出。该项目一方面通过有声作品的传播，把党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和伟大功绩研究深、挖掘透、展示好，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广东光荣革命传统和宝贵精神财富结合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在缅怀英烈、铭记历史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强大力量。同时，通过青年人喜爱的网络传播方式，抓住青年自带的流量，吸引他们听党史故事，甚至引导鼓励青年“说”党史故事，把学习党史与培育时代新人相结合，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
音频作品创作素材均来自广东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紅色图书，包括《红色广东南粤英烈传》《中共名人在广东》《老一辈革命家的广东印迹》《广东红色之旅》《红色书简》《红色歌谣》等，按照点面结合、时空结合、雅俗结合的原则，分为人物篇、事件篇、地区篇、档案篇四大专题，共一百多个故事。“青年说”项目更采用普粤双语的创新形式，以“同声同气”的粤语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同时增强大湾区岭南文化影响力，提高与港澳青年的交流实效。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时政读物出版中心主任、副编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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