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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闾先生是中国当代极具声望和才情的散文作家，也是学养深厚的历史文化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先生就以散文名世，先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并连续两届担任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成为当代散文作家的领军人物。进入新的世纪后，先生不仅笔耕不辍，而且在治学和为文的领域不断拓展，创作境界不断越升，其中尤以 “人文三部曲”《逍遥游——庄子传》《国粹——人文传承书》和《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最受瞩目，代表了迄今为止充闾先生治学为文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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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学者说过，王充闾是不可复制的。充闾先生这种不可复制性，来源于其特殊的经历、禀赋、才情和锲而不舍的韧性坚守。先生出生于1935年，从6岁至13岁读过八年私塾，接受过系统的传统国学教育，这在同龄人中是难得的际遇。那时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而且私塾早已为官学所取代。但在辽西盘山的一个偏僻村落，居然有一位塾师现身，而且对少年充闾慧眼相识，结果成就了这段可载入旧塾发展史册的佳话。
结束私塾学业后，充闾先生又成功考入中学和大学。这对一个出身旧式塾斋的农家少年来说殊非易事，足可见其适应新事物的能力。参加工作后，他仍然痴心向学，无论何时都不曾间断，特别是在先后担任市委、省委领导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曾反复研读，在该书的留白处写下了密密麻麻的心得体会，可见他心境之宁静、用功之勤奋、思考之精深。由“私学”入“官学”，再到终生学习，这种特殊的学习经历，使其具备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再与聪慧的天赋、丰富的阅历、不懈的追求相结合，便“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在担任领导工作与为文的“跨界经营”中均能取得令人钦羡的成就。
充闾先生对古诗文有特殊的喜好，博览通识之下，不仅对历代名家名篇烂熟于心，在为文、讲学和日常交流中可信手拈来，而且深谙作者的创意和写作背景，觅得作品真诠，熟练加以运用，熔裁文史，会通古今，发前人所未发，让原本熟悉这些诗文的读者从中获得新的感悟。充闾先生曾这样写道：
我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和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实境的探访。
一个人能对古诗文迷恋到如此程度，能被古诗文浸润到如此程度，能将古诗运用到如此程度，我未见第二人。
充闾先生曾长期担任领导工作。这虽然是他所不愿意彰显的，但这样的经历对充闾先生的学习、研究、思考和创作，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
许多人将担任领导工作与为文视为一对矛盾，充闾先生也经常会遇到此类诘问。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官”与“文”、写作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此，古往今来其实均有明确的认知。孔子说过：先学习礼乐文化而后做官的，是没有爵位的士人;先做官后学习礼乐文化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让我选用人才，我选择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士人。这既是对传统世袭制的批判，也体现了孔子对官员应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认识。孔子的这一认识，成为隋唐以降科举取士制度的理论基础，此制度也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再往近处看，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軍队”，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的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领导需要文化素养。同时，有文化素养的领导，又可以在其岗位上拓展其胸襟和视野，提升觉悟和境界，从而雄健其笔力。用古人的话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
领导虽未必均有高境界和高水准，但对一位有品位的历史文化学者说来，在高官的位置上，的确可以看到底层民众看不到的风景对社会、人生等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悟。被誉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均有仕途经历，有的还高至宰相。但为官与为文，在他们那里均没有成为矛盾冲突，而是互相成就。如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唐宪宗时任刑部侍郎，是刑部尚书的副手，后来又担任过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韩愈的许多诗文佳作指涉家国天下，或来自政治视域，故苏轼称许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种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为官与为文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为官与为文可相互成就，说的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仍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假如他们在出仕前没有治学、科考、进士及第的基础，或只将这些作为进身的阶梯，登上高位后就一脚踢开，也就不会有后人的“八大家”之选了。
充闾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记者，然后进入机关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身居高位，从中共营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到营口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从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到省人大副主任（兼任省作协主席）。2001年退出省级领导岗位后，由于工作需要，担任省作协主席至2005年（70岁）退休。一路走来，其优秀的品质和思想文化素养，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担任干部的经历，也助推了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文学自传》中，充闾先生回忆说：
1980年下半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有条件读到许多五四时期和西方的文学名著，并能广泛阅读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眼界、胸襟得到有益的扩展。脑子里构思了许多文学素材，开始了散文的写作。
年底，我调入辽宁省委机关，不久，被指定给省委书记当秘书。经常跟随领导下乡和外出开会，接触面扩大了，思路也渐渐地开阔了。我便利用休息时间，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有一些还写成了散文、杂文、随笔。1983年初夏，奉调到营口市担任领导职务，写作也仍然没有中断。 为官与为文，就这样有机结合起来了。
当然，作为一生钟情于缪斯女神的高产而有大成就的作家说来，为官与为文也并非完全没有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观念和时间上的，要处理得当也殊为不易。
充闾先生虽长期居于领导岗位，而且在其位谋其政，有良好的政绩和声望，但与许多人对官场和权力趋之若鹜、穷追不舍不同，他并不醉心于官场，更不贪恋权力，甚至有些疏离，多次婉拒组织上进一步提拔重用的安排。他心中始终放不下的还是缪斯女神，钟情于为文治学。
难得的是，为文从政两从容，同样干得十分出色，这就需要异于常人的智慧、才华、勇气和付出。在工作上，“抓大放小”：大事亲自谋划、督办落实，日常工作则充分发挥常务和副职的作用。他强调要“劳于用人、逸于用事”，把毛泽东讲的“出主意，用干部”，结合工作实际，运用到了极至。这使他能够举重若轻，不被琐细事务缠身，获得了较多的学习、研究和思考时间。
工作之余，充闾先生总是尽量谢绝往来应酬，周末、节假日常闭门谢客，把时间全部用于学习和写作。我亲身接触的有两个实例：
1986年春节，他将自己关在市军分区的一个房间里，五天写了七篇散文随笔，后来陆续刊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多数收入作者的散文集《柳荫絮语》中。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高效率，我曾向他请教秘诀，他笑着答复：“哪里有什么秘诀？平日公务在身，虽然想到一些课题，却也难得宽裕时间完成。春节正是绝好机会。因为‘时间常恨少’，所以就不得不‘苦战连昏晓’了。”这种珍时惜阴、恨不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写作的态度，来自于深入骨髓的喜好。用先生给一位文友题词的话说，就是“乐在忙中”。所以，我曾用孔子自述之“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去比拟充闾先生，认为再贴切不过了。
1988年1月，市里召开“两会”，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充闾先生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在驻地的房间里写作。一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汇报由我负责组稿和编务、由充闾先生出任主编的《中青年干部手册》定稿情况，他见我在打量桌面上的文稿，就顺手抄起递给我看，说：“这是我昨天晚饭后写就的。”我清楚地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是《龙的联想》。1988年是龙年，充闾先生借题发挥，从《西游记》中的“龙”说到始于伏羲氏的龙图腾崇拜，从“龙的传人”讲到“龙马精神”，再由“化鱼为龙”讲到叶公好龙，最后通过一个“白龙翁”的故事，扣到改革开放中要勇于作为、开拓创新的主题。这虽然是一篇急就的短文，但信息量很大，取材也很精到大胆。几天后，这篇文章刊发在《光明日报》上。
由这两个例子就可看出充闾先生是如何处理公务和文学创作的了，亦可看出他为此做出的巨大付出和牺牲。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读书，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之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是的，充闾先生确实已达此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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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先生起步阶段的作品和成就，集中体现在其《柳荫絮语》和《人才诗话》中。《柳荫絮语》于1986年9月出版，是作者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70篇文章。其中有几篇为1958至1962年作品。时间跨度長达28年，但以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作品为主。
由于他后来著述颇丰，且一路攀升，故许多评论家对这部文集关注不够，作者在后记中也自谦地认为：“尽管抓紧了可能支配的一切业余时间，兢兢为之，而作品质量终觉平平，往往流于直白，失之清浅，实在有负于这瑰奇、绚丽的伟大时代。”但在我看来，其中的许多作品对他后来的写作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我粗略地对比查阅一下，在充闾先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春宽梦窄》的73篇文章中，有26篇出自《柳荫絮语》，超过三分之一。有些未被选入的文章也是很精彩的，如1979年春撰写的《灯下漫笔》。该文从友人寄赠的新版《燕山夜话》，想到其作者邓拓曾因此而遭遇的横祸和冤狱得平，发出“华章依旧，而斯人已杳”的感慨。这种感慨，现在读来依然是摄人心魄的。接下来，作者由此联想到封建社会的“文字狱”，讲到“文革”中“四人帮”搞的“现代文字狱”，并从对孔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的解读中，挖出了这一主张产生的原因，对“打棍子、抓辫子”的行为深恶育绝，从总结“难以磨灭的血的教训”中告诉人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可以没有民主和法制。否则，就有可能被野心家、阴谋家钻空子，倒转专政矛头，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要知道，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能写出这等文字，足可见其识见与锐气。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充闾先生的散文创作进入喷发期，代表作是1995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春宽梦窄》。这部散文集的主要特点，用作者在“题记”中的话说，就是“明心见性，本色天然”。收入这部文集中的散文虽不似充闾先生后来所撰写的历史文化散文那么大气淋漓、铺张扬厉，但从整体上看，保持了从《柳荫絮语》中所选篇目的那种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建设性。这些文章虽然也有一些引述，但所引也精，所述也简，没有枝蔓游离之感。文章都不很长，但起承转合均颇为讲究，遣词用句颇为老到，特别是能就所见所闻直抒胸臆。除前面讲的《灯下漫笔》外，还有《闲话私谒》一文，对古往今来的“走门子”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莫叫苍蝇惑曙鸡》，则从李商隐的诗文入手，引经据典，对“文革”中“凭着舌端万变，动辄陷人于囹圄”的“流言伤人”现象大加挞伐，语言犀利，针对性和建设性极强。这些杂文作品，集针对性、批判性、建设性和艺术性于一炉，在今天读来仍能令人掩卷而思，体现出长久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这部文集能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绝非偶然，确有鲁迅先生的风骨在里面。 我重新研读并充分肯定《春宽梦窄》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不仅可以证明充闾先生文学创作的起点很高，对揭示其艺术创作的走向和心路历程，进而全面、准确地评价充闾先生，也十分重要。
充闾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着力于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先后结集出版了《沧桑无语》《面对历史的苍茫》和《龙墩上的悖论》等文集，显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力，好评如潮;担任过两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委会主任，从而奠定了其在当代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称道的“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充闾”，就得自于这一时期。
充闾先生历史文化散文的典型特征就是思、诗、史的有机结合。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即“历史文化写作应是亦文亦史，今古杂糅，哲思、诗性、史笔的有机融合。它们应是以史事为依托，从诗性中寻觅激情的源流，在哲学层面上获取升华的阶梯。通过文史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与美感、活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巨大的心灵撞击力。”职是之故，充闾先生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诗性特征，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同样是“诗、史、思”的结合，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对充闾先生早中期的历史文化散文，有些评论家认为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对此，充闾先生在其《文学自传》中有所征引，并谦逊地表示接受。他在介绍莫言先生所说的“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华，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这里有个生命体验问题”之后这样写道：“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一位蜚声文坛的大作家，能够“闻过则喜”，足可见其一等胸襟。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只有相对的合理性。
我前面已经谈到，在先生的早期作品中，并不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和思想深度。托尔斯泰认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作者对待事物正确的，即合乎道德的态度;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爱憎分明的真挚情感。这三个条件，充闾先生是一样也不缺少的。对有些作家和评论家所感到的不足，我是有同情之理解的。勇于放言固然是我们对作家和学者的期待，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但充闾先生不仅是散文作家，也是高级领导干部。作为长期从事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当然深知谨言慎行的道理，加上先生受庄子哲学影响较深，性情温文尔雅，要想让其仗剑直击时弊和人性的弱点，就可能比较困难了。
尽管如此，充闾先生的文章并不缺少问题意识和思想锋芒，只是着眼于文学特色，不取剑拔弩张之势，常常采取庄子的“重言”笔法，借古人之口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让读者在剑锋所指之处见精神。这就正如著名散文家祝勇先生所见，“充闾先生试图将历史的任何一个局部放大，而将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姿态越是平朴，就越是形成反差，也越会形成语言张力，令读者感受到他与苦难对质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这是一种会心的解读，可见祝勇是真懂充闾先生者。
这样的写作虽然亦可达致一种妙境，但对写手说来，也是有苦楚的。纵观充闾先生进入新世纪后的作品，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一直用心用力地“转型”，也在作品中得到凸显。有鉴于此，我在2011年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把“弘道的责任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视为充闾先生进入新世纪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和价值取向，并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作家在某一时期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后，便给人以江郎才尽之感。而充闾先生一直处于精进的状态，特别体现在艺术性、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兼备上，体现在“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担承上。有些评论家以”诗、史、思”的结合来概括充闾先生的创作特点。在我看来，从“言必有诗”的兴观群怨，到向历史深处求知，进而对生命和人生意义进行深入开掘和哲学思考，也是充闾先生散文创作的三种进境。
正是缘于这些认识，我借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句，赞叹“充闾文章老更成”。这实际上也是对一些评论家对充闾先生批评的回应。
时间又过去九年，回过头去看我对充闾先生的这些评价，我个人觉得，依然是比较贴切的。我当时还讲了这样一段话：“充闾先生是从营口走向全国乃至华人世界的大作家。伴随着其多部作品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行，其影响已超越国界。虽然如此，已过古稀之年的充闾先生，仍以‘非此不乐’、欲罢不能的态度，精神矍铄地在人类精神家园中进行深度探访与寻觅，并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九年过去了，充闾先生以其“人文三部曲”，进一步验证了我的认识和预判。
下
充闾先生的“人文三部曲”，是指从2014年到2020年陆续出版的《逍遥游——庄子传》、《国粹——人文传承书》和《文脉——我们的心灵史》。这三部大书，代表了迄今为止充闾先生治学和为文的最高成就。从历史文化散文创作说来，这三部作品是一次新的跨越和升腾。这三部著作出版后，得到孟繁华先生等著名评论家的高度評价，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下面，我就这三部著作谈点个人的学习体会。
关于《逍遥游——庄子传》
2012年，经中宣部批准，中国作协作出决定，要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系列丛书，作者“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充闾先生赫然在列。据我了解，他考虑到曾经在越南亲自访察过“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遗踪，原本报名写作《王勃传》，但鉴于《庄子传》没人认领，编委会决定请充闾先生担此重任。
庄子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庄子的名气虽然如此之大，但给他立传，在所有传主中是最难的。
一是有关庄子生平事迹的史料很少。被庄子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材料，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只有不足250字，其中第二段的一百多字还取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字数少其实也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司马迁在介绍孟子和荀子时，比介绍庄子的文字少很多。但孟子和荀子的事迹，在其本人、弟子和后人的著述中多有展现，人物生平的脉络比较清晰，也就比较易于把握。但庄子不同，除《史记》中的简短记录外，其生平事迹他经不见。《史记》中关于庄子是“蒙人”“尝为蒙漆园吏”的介绍，也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到庄子故里访察探寻获得的信息和结论。好在当时距庄子去世只有180年左右时间，在庄子的后人、族人或门弟子的传人中，会保有一些关于这位先祖或先师的传说。如果没有司马迁的探访工作，这有限的生平史料亦会被历史长河所淹没，这位庄老先生也就更加神秘莫测了。 在庄子生平事迹和史料稀缺的情况下，撰写《庄子传》显非易事。从充闾先生在《逍遥游》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为了搞清楚庄子的国属、身世和出生地，他颇下了一番苦功，先后到有关地区搞了三次访察。这种访察，对撰写《庄子传》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是通过这些探访，可以对各种不同认知进行深入研讨，增强感性认识，从而厘清并坚定对其中某一种认识的选择。二是通过这些探访，踏着庄子的屐痕，亲炙他的遗泽，可如朝圣一般激发思古之幽情，在情感上拉近与庄子的距离，就像想当年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之前，到曲阜“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一样。三是探访的过程也是研究思考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比较广泛而深入的探访过程中，庄子的形象在充闾先生的心中不断丰满。
撰写《庄子传》的第二个难点，是文本解读。
因为有关庄子生平轨迹的史料十分有限，要为其立传，就必须从《庄子》中去捕捉。但正如司马迁所见，“庄子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也自认其著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这部书中90%是寓言，70%是重言，卮言则时时出现。那么，真实存在的故事就所剩无几了。
所谓寓言，是指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重言是借重于历史上的名贤（如孔子、老子）或托名于传说中的圣人（如黄帝）提出问题，给出结论。卮言就是支离而无统绪的“曼衍之言”，或称妄言，用庄子的话说，就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卮言的显著特点就是不拘于世俗的语言形式去表达用常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意境，故也被解释为“不言之言”。用北大教授郑开先生在其《庄子哲学讲记》中的话说，“庄子哲学中特有的‘卮言’乃是启发人们进入那种不可言说的精神境界的跳板，而不是指引人们通向可以诉诸概念语言得以澄清的思想世界的桥梁。”
由“三言”这种诡异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语言、逻辑和认知体系，要想得窥其堂奥，作者的思路和脉动就必须调到与庄子同一频道上来才行。这就需要有超常的智慧和人生体验。充闾先生在讲述其《庄子传》写作体会时就说：“写其他人物，更多是处于认知的层面，清醒、平静、客观地剖析心理、个性。而写庄子，则有赖于灵魂的参与、生命的介入，有赖于心灵与生命的体验。庄子是哲学家，写庄子自然需要独到的识见、超拔的智慧，但我觉得，只有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否则无法理解传主的思想追求、生命底蕴。”
古往今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研读《庄子》的学者不计其数，有些还是治庄的专业学者。但真正能悟透庄子而有卓见者则为数不多。充闾先生虽自幼学习《庄子》，在其创作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也涉及庄子的一些认识和主张，但对于写《庄子传》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充闾先生说，在2012年受命撰写《庄子传》后，“我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庄子》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教，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唯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他的思想主张、精神风貌，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是年，充闾先生已77岁。在这样的年龄段，攻读一部如此诡异的先秦典籍并为其作者立传，对于专门研究庄子的学者说来，难度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此期间，充闾先生说其“日夕寝馈其中”，可谓全身心投入。他将自己十分钟爱的“八面受敌法”运用到《庄子》研究中，同时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先生还将古今有代表性的研究庄子的近百部（篇）著作尽力搜罗齐全，又从互联网上陆续搜索到大批当代学者、研究生关于庄子的论文，了解古今治庄的全貌，用以扩展视野，多方鉴别，集思广益。这项工作他是做得十分充分的，并在其著述中有比较全面的展现。就这样，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充闾先生就为我们奉献了一部皇皇40万字的巨著。
在写作方法和文本结构上，充闾先生针对庄子一生行止次第难以厘清的特殊性，独创了“折扇形的形式”：“以最能体现庄子精神个性的‘逍遥游’境界作为元点、轴心，让笔墨向着传主不同的思想、行迹和人生侧面辐射，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生面图谱。”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是成功的。
全书结构严整，井然有序。首章第一节《时代巨人》为总论，统括全局;第二节《乡关何处》和末章第十七、十八节《哲人其萎》《身后哀荣》首尾相衔，使传主的一生在时间上形成一个闭环;中间各章节则从《庄子》原典中的重要概念、逻辑论证和精彩故事中，从历代学人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中，从作者的体悟和现实指涉中，抽取、归纳、提炼出若干专题，去充分展现庄子的精神个性、思维方式、处事原則、生活态度和人生主张。这就改变了通常以传主的人生轨道为主线展开叙事进而明心见性的写作方法，既因应、迁就了庄子人生轨迹难以厘清的实际，也符合将传主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更多地由幕后走向前台的“新传记”的写作方式。
古往今来，研究庄子的学者不计其数，有关庄子的各种著述汗牛充栋。但以传记的形式、散文的笔法、学者的视域，去全景式地展现庄子的人生之旅、心路历程、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理论构建、文学成就以及历史地位、学术文化贡献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等，充闾先生的《逍遥游》则具有独特的开创性。作者对《庄子》文本和庄子其人的解读，既博采众长，又根据自己的考据和体会，表达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其中也不乏合理的想象和推断，从而使笔下的庄子形象更加完整而丰满。哲思、诗性、史笔的有机融合，在这部著作中得到适中的体现，从而使其学术性和文学性同样出彩，在庄学研究和宣传普及中可谓别开生面。
充闾先生在总结这段创作经历时说：
如果说，数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手法主要是叙事、描写间杂着抒情、议论，在谋篇布局、立象尽意、文采修辞，亦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标志方面着力的话;那么，这部传记的写作，则同时下了义理、考据、辞章等哲学、史学方面的功夫，是真正地做学问。
常言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充闾先生虽然把这部传记的写作视为“真正地做学问”，却大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象。有学者评价说：“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作者过去三十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诚哉！是言也。 《逍遥游——庄子传》让我们看到了求新图变、不断进取的王充闾。也正如我在九年前所预判的那样，完成《逍遥游——庄子传》后，充闾先生不仅依然没有止步，而且在治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便有了其后的两部大作——《国粹》和《文脉》的出版。
关于《国粹——人文传承书》
《逍遥游庄子传》于2014年1月出版后，充闾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情更加高涨。2015年9月25日和2016年9月2日，《光明日报》在“文化周末”栏目先后用两个整版刊发了充闾先生解读《周易》的文章，让我吃惊不小。此后不久，2017年7月，充闾先生的另一部散文体学术著作《国粹——人文传承书》就问世了。
充闾先生在该书的序章中指出：“在历史文化传统这一精神富矿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写史读史，从根本上说是写人读人。作为当代作家，我的庄严使命就是想要通过这部书的叙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对接，与民族先辈的心灵撞击，传承一颗永远的中国心。”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我所概括的充闾先生“弘道的责任意识”。
“国粹”系指我国固有文化中的精华。此定义虽看起来比较明确，但若将其具体化则比较困难。有人将中国京剧、中国武术、中国书法、中国医学称为“四大国粹”，还有“十大国粹”“二十大国粹”之罗列，其中多类似于当下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把“国粹”的概念狭隘化了。从晚清“国粹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黄节所言之“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以及他们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创办《国粹学报》看，他们所言之“国粹”，是以精神文化为主要内涵的。这是我们研读充闾先生的《国粹》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充闾先生笔下的“国粹”，内涵十分丰富。该书除序章外，是由34篇历史文化散文构成的，分为祖先、人文、河山、传统四部分。其中既有人物写真，也有寻古探幽、经典解读，以及对一些文化样式、观念习俗、风土人情、道德伦理、政治建设的感知和体悟。如此认识和书写《国粹》，就极大地拓展了“国粹”的人文视域。
该书以“人文传承书”作为副题，也饶有深意。《周易》贲卦的彖辞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在我看来，充闾先生把《國粹》定义为“人文传承书”，就是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所以，充闾先生在序章中反复强调“历史以人物为中心”“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传统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充闾先生还征引了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说法：“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然后写道：“我也极认同这种说法。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实然’中探寻‘必然’，然后获得‘应然’的体悟和期待，才会有‘人文传承’的意义和价值。”这些言论，充分体现出充闾先生撰写《国粹》的初衷，以及对撰写历史文化散文目的和意义的深刻反思，展现了作为历史文化学者的责任意识和担承。
这些认识和主张，在《国粹》中得到很好的贯彻。
先看《始祖》。
《始姐》是书写黄帝的。黄帝作为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帝王，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已声名显赫。早在《国语·晋语四》中，就有黄帝与炎帝是兄弟二人并曾兵戎相见的记载。到了战国中后期，黄帝更是成为道家等学派十分崇仰的人物，进而形成了一个“黄老之学”，并被汉初的统治者所推崇。司马迁撰写《史记》，亦是以黄帝为起点的，并通过黄帝征服炎帝，黄、炎两大华夏部族联合打败蚩尤等历史图景的描绘，展现了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并得到人民爱戴的历史进程。在司马迁之前，黄帝也是被高度神话了的古代帝王。司马迁虽然审慎地排除了“其文不雅驯”的部分，但也在《封禅书》中保留了黄帝“乘龙飞天”的神话传说。充闾先生在《始祖》篇中，既对黄帝的事迹、传说和功绩进行了艺术的勾画和描摹，又用史家的理性，通过对黄帝被神化底色的揭示，使读者能够得窥其堂奥：
这里有一黄帝的神格与人格的定位问题。显然，黄帝不是西方的宙斯神那样由自然神发展来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纯然神话人物。长期以来，他以一个实实在在的部落酋长，而且是华夏民族的先祖的身份，作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无论他同蚩尤的战争还是与炎帝的战争，都是先民部落之间，或为争夺空间、或为争夺财物的正常的生存手段。当然，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已经成为一种综合体、一个文化符号，因此，在他身上也必然存在着基于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而高度神化的因素。
这种建立在对东西方神话差异性的对比以及对黄帝深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认识结论是极具说服力的，对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黄帝是否确有其人的疑惑，以及增强我们作为黄帝子孙的文化自信，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双重价值。
再看《科举》。
科举是始于隋唐时代的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持续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在清末被废止。应该说，这一制度创制时所追求的平民化、开放性和公正性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重大变革，可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向社会上层流动，在促进统治阶层精英化的同时，推动民间向学之风，并成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借鉴。但在长期推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到了清代，各种问题不断显现出来，并以被废止告终。对此，多数学者均从运行机制中寻找原因，而充闾先生则目光如炬，直击清代统治者的内心世界：
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摇动。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奴才”。
与控制内心相配合，还要严酷整治外部的社会环境。本来，晚明时期一度出现过相当自由的思想空间，书院制度盛极一时，聚社结党，授徒讲学，刊刻文集，十分活跃，思想信仰与日常生活交融互渗，世俗情欲同心灵本体彼此沟通。而清朝立国之后，便把这一切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全部加以封禁。 在这里，清初统治者扮演着君主兼教主的双重角色，把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于道统的兼并结合起来;同时强化“文字狱”之类的高压、恐怖手段，全面实现了对于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从而彻底取缔了知识阶层所依托的逃避体制控制和思想压榨的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导致了读书士子靠诠释学理以取得社会指导权力的彻底消解。应该说，这一着是非常高明，也是十分毒辣的。
为了使读者认识到这种“毒辣”性，作者介绍了农村“熬鹰”的场景，并在剖判清代始于顺治一朝的“文字狱”后这样写道：
鲁迅就曾说过，倘有有心人将有关史料加以收集，不但可使我们看见统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恶辣、手段的惊心动魄，还能因此明白，我们曾经“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这就是我前面所述之“重言”笔法，是直抵人心的灵魂拷问。
《国粹》集知识性、思想性、学术性和艺术性于一炉，全方位展现出充闾先生的文化底蕴、学识水平、文字功力、哲学思维、问题意识和文化自觉，是充闾先生历史文化散文中的精品。正因为如此，《国粹》甫一出版，就引起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其中尤以孟繁华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书评《传统文化与当代性——评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最为精到。《国粹》不仅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好书”，而且至今热度不减，已发行近20万册，这在近十余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是十分少见的。
关于《文脉——我们的心灵史》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是充闾先生推出的“人文三部曲”的第三部，2020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脉”就是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充闾先生在该书的序章中这样写道：“历史是精神的活动，文脉是心灵的滚动，精神与心灵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充闾先生以“我们的心灵史”作为《文脉》副题的旨意了。
要追溯和展现中华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既要有开阔的视野，也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中正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和构建能力。阅读全书我们就会发现，充闾先生不仅具备了在浩浩荡荡的中华文脉中追溯源流的全部要件和功力，而且通过其“思、诗、史”结合的独到手法，使一些沉重的话题和冷峻的历史場景得到诗性的阐发和描摹，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全书共分为六章四十二篇，除“序章”和“末章”外，分别是“基因：大道之行”“自觉：性本爱丘山”“大气：扶摇直上九万里”“平淡：人有悲欢离合” 。“序章”是总论，除阐明以作者创作的意图和方式方法外，也是一篇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论文。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对群经之首《周易》的解读为开端，通过对历史文化典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特别群体的剖判，去展现中国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在选题和谋篇布局上，充闾先生显然没有受某些传统认知体系的左右，而是选取自己比较熟悉而且同样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对象去书写，这比刻意构建某种严密的逻辑体系，更能放得开而收得拢，大有“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气度，从而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和带入，使读者与作者一道、去叩问沧桑、撞击灵魂、陶冶情操，进而对现实和人生进行深度思考。
与充闾先生诸多既往的历史文化散文相较，《文脉》更加注重强化主体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以及体现深度追求。对此，充闾先生在第一篇《中华传统文脉》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遗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的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心灵;在对古人进行心灵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今人的心灵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心灵，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心灵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这就充分体现出充闾先生的文化自觉以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这些创作意图，在《文脉》中得到极好的展现，阅读其《拷问灵魂》《龙潮之会》《宦祸》《长夜先行者》等文章，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出来。如在《拷问灵魂》一文中，在介绍了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遭受奇灾惨祸后，将剑锋直指宠信李光地的康熙大帝：“说到底，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作者还不无戏谑地这样写道：
所以，我对于一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狂热地吹捧康、雍、乾祖孙三辈，一向不以为然。最不可理解的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竟然深情脉脉地替这位老皇上畅抒宸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一直坐到21世纪20年代，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
对一个时期以来充斥荧屏的对封建帝王的美化和吹捧，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由此反观其“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就自然会使读者想到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等宏大问题了。
特别是《文脉》的末章《家国天下》，最能体现作者的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
该篇开宗明义，总结概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五个方面的重要品格和基本特点，从中推导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坚实联系及生存环境。循此，先生对多个朝代、多个历史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处境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和研判，并得出以下结论：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權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读这些文字，我明显地感到，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与先生此前对庄周等出世者的偏重于激赏已有所不同，对士阶层作为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更为充分的肯定。对他们的一些无奈的选择和处境，也从社会和时代背景的高度表达了理解和同情。以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春宽梦窄》为参照，我们会发现，这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回归。特别是在本文的结尾处，讲了明末清初一位名叫王锡阐的天文学家隐居故里苏州吴江，夜夜爬上房顶静观天象，发誓永不仕清的故事，并在征引了其晚年所赋《绝粮诗》后，对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给出了这样的评论：
按说，王锡阐本来已经隐居故里乡下、退出政治舞台，但还情系前朝，心怀故国。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斩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植于心中，至深至深！
这发自肺腑的由衷喟叹，是颇具语言张力的。
《文脉》中的文章，以史料为背景折射当下和未来，在对古人进行心灵拷问的同时也直击时人的心灵，从而强化了主体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充分体现出一名历史文化学者弘道的责任意识，以及对人文化成庄严使命的自觉担承。在我看来，不论从选题、内容和结构上看，还是从学术性、思想性和文学性上去考量，《文脉》均是在《国粹》基础上的超越，是充闾先生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
“国粹”与“文脉”，原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而且二者又是兼容并包的。所以，《国粹》与《文脉》这两部著作，所构建的就是开放的、可不断填充和增益的体系。单就先秦的“经学”和诸子百家来说，就还有一些典籍和人物可以入列。至于西汉以降，可以书写的对象则更多。这当然不是由一位乃至几位作家就可完成的任务。但其中有些人物，如屈原、慧能、王阳明等，在充闾先生的笔下会格外出彩。对此，我们依旧抱有期待。
行文至此，想到孟繁华先生对充闾先生的一段评价，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读充闾先生的文章，也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文如其人。充闾先生温文尔雅、和颜悦色，他的修养我辈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望其项背也难。他的文章给人的感受不是大开大阖，醍醐灌顶，而是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我们在他娓娓道来中润物无声地受到感染和滋养，他的知识储备、讲述方式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同情和会心，都给了我们通透、明了的启发。
2020年8月20日，写于半亩居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王恩来，笔名申辰，男，195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营口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总顾问。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内哲学动态》《文史知识》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1992年在亚洲出版社出版杂文集《期待》，200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2016年在现代出版社出版学术随笔集《走近孔子》。
王充闾先生是中国当代极具声望和才情的散文作家，也是学养深厚的历史文化学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先生就以散文名世，先后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并连续两届担任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成为当代散文作家的领军人物。进入新的世纪后，先生不仅笔耕不辍，而且在治学和为文的领域不断拓展，创作境界不断越升，其中尤以 “人文三部曲”《逍遥游——庄子传》《国粹——人文传承书》和《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最受瞩目，代表了迄今为止充闾先生治学为文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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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学者说过，王充闾是不可复制的。充闾先生这种不可复制性，来源于其特殊的经历、禀赋、才情和锲而不舍的韧性坚守。先生出生于1935年，从6岁至13岁读过八年私塾，接受过系统的传统国学教育，这在同龄人中是难得的际遇。那时正值战火纷飞的年代，而且私塾早已为官学所取代。但在辽西盘山的一个偏僻村落，居然有一位塾师现身，而且对少年充闾慧眼相识，结果成就了这段可载入旧塾发展史册的佳话。
结束私塾学业后，充闾先生又成功考入中学和大学。这对一个出身旧式塾斋的农家少年来说殊非易事，足可见其适应新事物的能力。参加工作后，他仍然痴心向学，无论何时都不曾间断，特别是在先后担任市委、省委领导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精深的研究。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曾反复研读，在该书的留白处写下了密密麻麻的心得体会，可见他心境之宁静、用功之勤奋、思考之精深。由“私学”入“官学”，再到终生学习，这种特殊的学习经历，使其具备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认知方式和知识结构，再与聪慧的天赋、丰富的阅历、不懈的追求相结合，便“出于其类，拔乎其萃”，在担任领导工作与为文的“跨界经营”中均能取得令人钦羡的成就。
充闾先生对古诗文有特殊的喜好，博览通识之下，不仅对历代名家名篇烂熟于心，在为文、讲学和日常交流中可信手拈来，而且深谙作者的创意和写作背景，觅得作品真诠，熟练加以运用，熔裁文史，会通古今，发前人所未发，让原本熟悉这些诗文的读者从中获得新的感悟。充闾先生曾这样写道：
我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和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实境的探访。
一个人能对古诗文迷恋到如此程度，能被古诗文浸润到如此程度，能将古诗运用到如此程度，我未见第二人。
充闾先生曾长期担任领导工作。这虽然是他所不愿意彰显的，但这样的经历对充闾先生的学习、研究、思考和创作，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
许多人将担任领导工作与为文视为一对矛盾，充闾先生也经常会遇到此类诘问。这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官”与“文”、写作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此，古往今来其实均有明确的认知。孔子说过：先学习礼乐文化而后做官的，是没有爵位的士人;先做官后学习礼乐文化的，是贵族子弟。如果让我选用人才，我选择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士人。这既是对传统世袭制的批判，也体现了孔子对官员应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认识。孔子的这一认识，成为隋唐以降科举取士制度的理论基础，此制度也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再往近处看，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軍队”，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的方针（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领导需要文化素养。同时，有文化素养的领导，又可以在其岗位上拓展其胸襟和视野，提升觉悟和境界，从而雄健其笔力。用古人的话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
领导虽未必均有高境界和高水准，但对一位有品位的历史文化学者说来，在高官的位置上，的确可以看到底层民众看不到的风景对社会、人生等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也会有不同的体会和感悟。被誉为“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均有仕途经历，有的还高至宰相。但为官与为文，在他们那里均没有成为矛盾冲突，而是互相成就。如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唐宪宗时任刑部侍郎，是刑部尚书的副手，后来又担任过兵部侍郎和吏部侍郎。韩愈的许多诗文佳作指涉家国天下，或来自政治视域，故苏轼称许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种评价是中肯的，也是为官与为文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为官与为文可相互成就，说的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仍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假如他们在出仕前没有治学、科考、进士及第的基础，或只将这些作为进身的阶梯，登上高位后就一脚踢开，也就不会有后人的“八大家”之选了。
充闾先生大学毕业后当过教师、记者，然后进入机关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一直身居高位，从中共营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到营口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从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到省人大副主任（兼任省作协主席）。2001年退出省级领导岗位后，由于工作需要，担任省作协主席至2005年（70岁）退休。一路走来，其优秀的品质和思想文化素养，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担任干部的经历，也助推了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在《文学自传》中，充闾先生回忆说：
1980年下半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有条件读到许多五四时期和西方的文学名著，并能广泛阅读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眼界、胸襟得到有益的扩展。脑子里构思了许多文学素材，开始了散文的写作。
年底，我调入辽宁省委机关，不久，被指定给省委书记当秘书。经常跟随领导下乡和外出开会，接触面扩大了，思路也渐渐地开阔了。我便利用休息时间，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有一些还写成了散文、杂文、随笔。1983年初夏，奉调到营口市担任领导职务，写作也仍然没有中断。 为官与为文，就这样有机结合起来了。
当然，作为一生钟情于缪斯女神的高产而有大成就的作家说来，为官与为文也并非完全没有冲突，这种冲突主要是观念和时间上的，要处理得当也殊为不易。
充闾先生虽长期居于领导岗位，而且在其位谋其政，有良好的政绩和声望，但与许多人对官场和权力趋之若鹜、穷追不舍不同，他并不醉心于官场，更不贪恋权力，甚至有些疏离，多次婉拒组织上进一步提拔重用的安排。他心中始终放不下的还是缪斯女神，钟情于为文治学。
难得的是，为文从政两从容，同样干得十分出色，这就需要异于常人的智慧、才华、勇气和付出。在工作上，“抓大放小”：大事亲自谋划、督办落实，日常工作则充分发挥常务和副职的作用。他强调要“劳于用人、逸于用事”，把毛泽东讲的“出主意，用干部”，结合工作实际，运用到了极至。这使他能够举重若轻，不被琐细事务缠身，获得了较多的学习、研究和思考时间。
工作之余，充闾先生总是尽量谢绝往来应酬，周末、节假日常闭门谢客，把时间全部用于学习和写作。我亲身接触的有两个实例：
1986年春节，他将自己关在市军分区的一个房间里，五天写了七篇散文随笔，后来陆续刊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多数收入作者的散文集《柳荫絮语》中。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高效率，我曾向他请教秘诀，他笑着答复：“哪里有什么秘诀？平日公务在身，虽然想到一些课题，却也难得宽裕时间完成。春节正是绝好机会。因为‘时间常恨少’，所以就不得不‘苦战连昏晓’了。”这种珍时惜阴、恨不得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写作的态度，来自于深入骨髓的喜好。用先生给一位文友题词的话说，就是“乐在忙中”。所以，我曾用孔子自述之“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去比拟充闾先生，认为再贴切不过了。
1988年1月，市里召开“两会”，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充闾先生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在驻地的房间里写作。一天晚上，我去他的房间汇报由我负责组稿和编务、由充闾先生出任主编的《中青年干部手册》定稿情况，他见我在打量桌面上的文稿，就顺手抄起递给我看，说：“这是我昨天晚饭后写就的。”我清楚地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是《龙的联想》。1988年是龙年，充闾先生借题发挥，从《西游记》中的“龙”说到始于伏羲氏的龙图腾崇拜，从“龙的传人”讲到“龙马精神”，再由“化鱼为龙”讲到叶公好龙，最后通过一个“白龙翁”的故事，扣到改革开放中要勇于作为、开拓创新的主题。这虽然是一篇急就的短文，但信息量很大，取材也很精到大胆。几天后，这篇文章刊发在《光明日报》上。
由这两个例子就可看出充闾先生是如何处理公务和文学创作的了，亦可看出他为此做出的巨大付出和牺牲。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他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读书，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之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是的，充闾先生确实已达此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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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闾先生起步阶段的作品和成就，集中体现在其《柳荫絮语》和《人才诗话》中。《柳荫絮语》于1986年9月出版，是作者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收录了70篇文章。其中有几篇为1958至1962年作品。时间跨度長达28年，但以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作品为主。
由于他后来著述颇丰，且一路攀升，故许多评论家对这部文集关注不够，作者在后记中也自谦地认为：“尽管抓紧了可能支配的一切业余时间，兢兢为之，而作品质量终觉平平，往往流于直白，失之清浅，实在有负于这瑰奇、绚丽的伟大时代。”但在我看来，其中的许多作品对他后来的写作具有奠基性的意义。我粗略地对比查阅一下，在充闾先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春宽梦窄》的73篇文章中，有26篇出自《柳荫絮语》，超过三分之一。有些未被选入的文章也是很精彩的，如1979年春撰写的《灯下漫笔》。该文从友人寄赠的新版《燕山夜话》，想到其作者邓拓曾因此而遭遇的横祸和冤狱得平，发出“华章依旧，而斯人已杳”的感慨。这种感慨，现在读来依然是摄人心魄的。接下来，作者由此联想到封建社会的“文字狱”，讲到“文革”中“四人帮”搞的“现代文字狱”，并从对孔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的解读中，挖出了这一主张产生的原因，对“打棍子、抓辫子”的行为深恶育绝，从总结“难以磨灭的血的教训”中告诉人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绝不可以没有民主和法制。否则，就有可能被野心家、阴谋家钻空子，倒转专政矛头，对人民实行残酷的镇压。”要知道，作者写这篇文章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能写出这等文字，足可见其识见与锐气。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充闾先生的散文创作进入喷发期，代表作是1995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997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春宽梦窄》。这部散文集的主要特点，用作者在“题记”中的话说，就是“明心见性，本色天然”。收入这部文集中的散文虽不似充闾先生后来所撰写的历史文化散文那么大气淋漓、铺张扬厉，但从整体上看，保持了从《柳荫絮语》中所选篇目的那种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和建设性。这些文章虽然也有一些引述，但所引也精，所述也简，没有枝蔓游离之感。文章都不很长，但起承转合均颇为讲究，遣词用句颇为老到，特别是能就所见所闻直抒胸臆。除前面讲的《灯下漫笔》外，还有《闲话私谒》一文，对古往今来的“走门子”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莫叫苍蝇惑曙鸡》，则从李商隐的诗文入手，引经据典，对“文革”中“凭着舌端万变，动辄陷人于囹圄”的“流言伤人”现象大加挞伐，语言犀利，针对性和建设性极强。这些杂文作品，集针对性、批判性、建设性和艺术性于一炉，在今天读来仍能令人掩卷而思，体现出长久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这部文集能够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绝非偶然，确有鲁迅先生的风骨在里面。 我重新研读并充分肯定《春宽梦窄》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不仅可以证明充闾先生文学创作的起点很高，对揭示其艺术创作的走向和心路历程，进而全面、准确地评价充闾先生，也十分重要。
充闾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着力于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先后结集出版了《沧桑无语》《面对历史的苍茫》和《龙墩上的悖论》等文集，显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力，好评如潮;担任过两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委会主任，从而奠定了其在当代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称道的“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充闾”，就得自于这一时期。
充闾先生历史文化散文的典型特征就是思、诗、史的有机结合。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即“历史文化写作应是亦文亦史，今古杂糅，哲思、诗性、史笔的有机融合。它们应是以史事为依托，从诗性中寻觅激情的源流，在哲学层面上获取升华的阶梯。通过文史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与美感、活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巨大的心灵撞击力。”职是之故，充闾先生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诗性特征，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
同样是“诗、史、思”的结合，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特点。对充闾先生早中期的历史文化散文，有些评论家认为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对此，充闾先生在其《文学自传》中有所征引，并谦逊地表示接受。他在介绍莫言先生所说的“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华，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这里有个生命体验问题”之后这样写道：“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一位蜚声文坛的大作家，能够“闻过则喜”，足可见其一等胸襟。但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只有相对的合理性。
我前面已经谈到，在先生的早期作品中，并不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和思想深度。托尔斯泰认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作者对待事物正确的，即合乎道德的态度;叙述的晓畅或形式美;真诚，即艺术家对他所描写的事物的爱憎分明的真挚情感。这三个条件，充闾先生是一样也不缺少的。对有些作家和评论家所感到的不足，我是有同情之理解的。勇于放言固然是我们对作家和学者的期待，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尺度。但充闾先生不仅是散文作家，也是高级领导干部。作为长期从事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当然深知谨言慎行的道理，加上先生受庄子哲学影响较深，性情温文尔雅，要想让其仗剑直击时弊和人性的弱点，就可能比较困难了。
尽管如此，充闾先生的文章并不缺少问题意识和思想锋芒，只是着眼于文学特色，不取剑拔弩张之势，常常采取庄子的“重言”笔法，借古人之口抒发自己的胸中块垒，让读者在剑锋所指之处见精神。这就正如著名散文家祝勇先生所见，“充闾先生试图将历史的任何一个局部放大，而将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姿态越是平朴，就越是形成反差，也越会形成语言张力，令读者感受到他与苦难对质的勇气和深刻的思索。”这是一种会心的解读，可见祝勇是真懂充闾先生者。
这样的写作虽然亦可达致一种妙境，但对写手说来，也是有苦楚的。纵观充闾先生进入新世纪后的作品，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一直用心用力地“转型”，也在作品中得到凸显。有鉴于此，我在2011年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把“弘道的责任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视为充闾先生进入新世纪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和价值取向，并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作家在某一时期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后，便给人以江郎才尽之感。而充闾先生一直处于精进的状态，特别体现在艺术性、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兼备上，体现在“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担承上。有些评论家以”诗、史、思”的结合来概括充闾先生的创作特点。在我看来，从“言必有诗”的兴观群怨，到向历史深处求知，进而对生命和人生意义进行深入开掘和哲学思考，也是充闾先生散文创作的三种进境。
正是缘于这些认识，我借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句，赞叹“充闾文章老更成”。这实际上也是对一些评论家对充闾先生批评的回应。
时间又过去九年，回过头去看我对充闾先生的这些评价，我个人觉得，依然是比较贴切的。我当时还讲了这样一段话：“充闾先生是从营口走向全国乃至华人世界的大作家。伴随着其多部作品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发行，其影响已超越国界。虽然如此，已过古稀之年的充闾先生，仍以‘非此不乐’、欲罢不能的态度，精神矍铄地在人类精神家园中进行深度探访与寻觅，并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九年过去了，充闾先生以其“人文三部曲”，进一步验证了我的认识和预判。
下
充闾先生的“人文三部曲”，是指从2014年到2020年陆续出版的《逍遥游——庄子传》、《国粹——人文传承书》和《文脉——我们的心灵史》。这三部大书，代表了迄今为止充闾先生治学和为文的最高成就。从历史文化散文创作说来，这三部作品是一次新的跨越和升腾。这三部著作出版后，得到孟繁华先生等著名评论家的高度評价，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下面，我就这三部著作谈点个人的学习体会。
关于《逍遥游——庄子传》
2012年，经中宣部批准，中国作协作出决定，要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文学界和学术界的精兵强将，创作出版《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系列丛书，作者“选择有文史功底、有创作实绩并有较大社会影响，能胜任繁重的实地采访、文献查阅及长篇创作任务，擅长传记文学创作的作家”，充闾先生赫然在列。据我了解，他考虑到曾经在越南亲自访察过“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遗踪，原本报名写作《王勃传》，但鉴于《庄子传》没人认领，编委会决定请充闾先生担此重任。
庄子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与老子并称“老庄”。庄子的名气虽然如此之大，但给他立传，在所有传主中是最难的。
一是有关庄子生平事迹的史料很少。被庄子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材料，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只有不足250字，其中第二段的一百多字还取自《庄子》中的寓言故事。字数少其实也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司马迁在介绍孟子和荀子时，比介绍庄子的文字少很多。但孟子和荀子的事迹，在其本人、弟子和后人的著述中多有展现，人物生平的脉络比较清晰，也就比较易于把握。但庄子不同，除《史记》中的简短记录外，其生平事迹他经不见。《史记》中关于庄子是“蒙人”“尝为蒙漆园吏”的介绍，也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到庄子故里访察探寻获得的信息和结论。好在当时距庄子去世只有180年左右时间，在庄子的后人、族人或门弟子的传人中，会保有一些关于这位先祖或先师的传说。如果没有司马迁的探访工作，这有限的生平史料亦会被历史长河所淹没，这位庄老先生也就更加神秘莫测了。 在庄子生平事迹和史料稀缺的情况下，撰写《庄子传》显非易事。从充闾先生在《逍遥游》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为了搞清楚庄子的国属、身世和出生地，他颇下了一番苦功，先后到有关地区搞了三次访察。这种访察，对撰写《庄子传》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是通过这些探访，可以对各种不同认知进行深入研讨，增强感性认识，从而厘清并坚定对其中某一种认识的选择。二是通过这些探访，踏着庄子的屐痕，亲炙他的遗泽，可如朝圣一般激发思古之幽情，在情感上拉近与庄子的距离，就像想当年司马迁在写《孔子世家》之前，到曲阜“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一样。三是探访的过程也是研究思考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比较广泛而深入的探访过程中，庄子的形象在充闾先生的心中不断丰满。
撰写《庄子传》的第二个难点，是文本解读。
因为有关庄子生平轨迹的史料十分有限，要为其立传，就必须从《庄子》中去捕捉。但正如司马迁所见，“庄子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也自认其著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这部书中90%是寓言，70%是重言，卮言则时时出现。那么，真实存在的故事就所剩无几了。
所谓寓言，是指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重言是借重于历史上的名贤（如孔子、老子）或托名于传说中的圣人（如黄帝）提出问题，给出结论。卮言就是支离而无统绪的“曼衍之言”，或称妄言，用庄子的话说，就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卮言的显著特点就是不拘于世俗的语言形式去表达用常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意境，故也被解释为“不言之言”。用北大教授郑开先生在其《庄子哲学讲记》中的话说，“庄子哲学中特有的‘卮言’乃是启发人们进入那种不可言说的精神境界的跳板，而不是指引人们通向可以诉诸概念语言得以澄清的思想世界的桥梁。”
由“三言”这种诡异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语言、逻辑和认知体系，要想得窥其堂奥，作者的思路和脉动就必须调到与庄子同一频道上来才行。这就需要有超常的智慧和人生体验。充闾先生在讲述其《庄子传》写作体会时就说：“写其他人物，更多是处于认知的层面，清醒、平静、客观地剖析心理、个性。而写庄子，则有赖于灵魂的参与、生命的介入，有赖于心灵与生命的体验。庄子是哲学家，写庄子自然需要独到的识见、超拔的智慧，但我觉得，只有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否则无法理解传主的思想追求、生命底蕴。”
古往今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研读《庄子》的学者不计其数，有些还是治庄的专业学者。但真正能悟透庄子而有卓见者则为数不多。充闾先生虽自幼学习《庄子》，在其创作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也涉及庄子的一些认识和主张，但对于写《庄子传》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充闾先生说，在2012年受命撰写《庄子传》后，“我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庄子》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教，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唯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他的思想主张、精神风貌，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是年，充闾先生已77岁。在这样的年龄段，攻读一部如此诡异的先秦典籍并为其作者立传，对于专门研究庄子的学者说来，难度也是难以想象的。
在此期间，充闾先生说其“日夕寝馈其中”，可谓全身心投入。他将自己十分钟爱的“八面受敌法”运用到《庄子》研究中，同时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先生还将古今有代表性的研究庄子的近百部（篇）著作尽力搜罗齐全，又从互联网上陆续搜索到大批当代学者、研究生关于庄子的论文，了解古今治庄的全貌，用以扩展视野，多方鉴别，集思广益。这项工作他是做得十分充分的，并在其著述中有比较全面的展现。就这样，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充闾先生就为我们奉献了一部皇皇40万字的巨著。
在写作方法和文本结构上，充闾先生针对庄子一生行止次第难以厘清的特殊性，独创了“折扇形的形式”：“以最能体现庄子精神个性的‘逍遥游’境界作为元点、轴心，让笔墨向着传主不同的思想、行迹和人生侧面辐射，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生面图谱。”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是成功的。
全书结构严整，井然有序。首章第一节《时代巨人》为总论，统括全局;第二节《乡关何处》和末章第十七、十八节《哲人其萎》《身后哀荣》首尾相衔，使传主的一生在时间上形成一个闭环;中间各章节则从《庄子》原典中的重要概念、逻辑论证和精彩故事中，从历代学人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中，从作者的体悟和现实指涉中，抽取、归纳、提炼出若干专题，去充分展现庄子的精神个性、思维方式、处事原則、生活态度和人生主张。这就改变了通常以传主的人生轨道为主线展开叙事进而明心见性的写作方法，既因应、迁就了庄子人生轨迹难以厘清的实际，也符合将传主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更多地由幕后走向前台的“新传记”的写作方式。
古往今来，研究庄子的学者不计其数，有关庄子的各种著述汗牛充栋。但以传记的形式、散文的笔法、学者的视域，去全景式地展现庄子的人生之旅、心路历程、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理论构建、文学成就以及历史地位、学术文化贡献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等，充闾先生的《逍遥游》则具有独特的开创性。作者对《庄子》文本和庄子其人的解读，既博采众长，又根据自己的考据和体会，表达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其中也不乏合理的想象和推断，从而使笔下的庄子形象更加完整而丰满。哲思、诗性、史笔的有机融合，在这部著作中得到适中的体现，从而使其学术性和文学性同样出彩，在庄学研究和宣传普及中可谓别开生面。
充闾先生在总结这段创作经历时说：
如果说，数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手法主要是叙事、描写间杂着抒情、议论，在谋篇布局、立象尽意、文采修辞，亦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标志方面着力的话;那么，这部传记的写作，则同时下了义理、考据、辞章等哲学、史学方面的功夫，是真正地做学问。
常言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充闾先生虽然把这部传记的写作视为“真正地做学问”，却大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象。有学者评价说：“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作者过去三十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诚哉！是言也。 《逍遥游——庄子传》让我们看到了求新图变、不断进取的王充闾。也正如我在九年前所预判的那样，完成《逍遥游——庄子传》后，充闾先生不仅依然没有止步，而且在治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便有了其后的两部大作——《国粹》和《文脉》的出版。
关于《国粹——人文传承书》
《逍遥游庄子传》于2014年1月出版后，充闾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热情更加高涨。2015年9月25日和2016年9月2日，《光明日报》在“文化周末”栏目先后用两个整版刊发了充闾先生解读《周易》的文章，让我吃惊不小。此后不久，2017年7月，充闾先生的另一部散文体学术著作《国粹——人文传承书》就问世了。
充闾先生在该书的序章中指出：“在历史文化传统这一精神富矿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写史读史，从根本上说是写人读人。作为当代作家，我的庄严使命就是想要通过这部书的叙写，与中国古代的传统对接，与民族先辈的心灵撞击，传承一颗永远的中国心。”寥寥数语，充分体现了我所概括的充闾先生“弘道的责任意识”。
“国粹”系指我国固有文化中的精华。此定义虽看起来比较明确，但若将其具体化则比较困难。有人将中国京剧、中国武术、中国书法、中国医学称为“四大国粹”，还有“十大国粹”“二十大国粹”之罗列，其中多类似于当下所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把“国粹”的概念狭隘化了。从晚清“国粹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黄节所言之“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以及他们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创办《国粹学报》看，他们所言之“国粹”，是以精神文化为主要内涵的。这是我们研读充闾先生的《国粹》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充闾先生笔下的“国粹”，内涵十分丰富。该书除序章外，是由34篇历史文化散文构成的，分为祖先、人文、河山、传统四部分。其中既有人物写真，也有寻古探幽、经典解读，以及对一些文化样式、观念习俗、风土人情、道德伦理、政治建设的感知和体悟。如此认识和书写《国粹》，就极大地拓展了“国粹”的人文视域。
该书以“人文传承书”作为副题，也饶有深意。《周易》贲卦的彖辞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化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
在我看来，充闾先生把《國粹》定义为“人文传承书”，就是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意。所以，充闾先生在序章中反复强调“历史以人物为中心”“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传统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充闾先生还征引了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说法：“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然后写道：“我也极认同这种说法。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实然’中探寻‘必然’，然后获得‘应然’的体悟和期待，才会有‘人文传承’的意义和价值。”这些言论，充分体现出充闾先生撰写《国粹》的初衷，以及对撰写历史文化散文目的和意义的深刻反思，展现了作为历史文化学者的责任意识和担承。
这些认识和主张，在《国粹》中得到很好的贯彻。
先看《始祖》。
《始姐》是书写黄帝的。黄帝作为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帝王，在春秋战国之际即已声名显赫。早在《国语·晋语四》中，就有黄帝与炎帝是兄弟二人并曾兵戎相见的记载。到了战国中后期，黄帝更是成为道家等学派十分崇仰的人物，进而形成了一个“黄老之学”，并被汉初的统治者所推崇。司马迁撰写《史记》，亦是以黄帝为起点的，并通过黄帝征服炎帝，黄、炎两大华夏部族联合打败蚩尤等历史图景的描绘，展现了黄帝成为天下共主并得到人民爱戴的历史进程。在司马迁之前，黄帝也是被高度神话了的古代帝王。司马迁虽然审慎地排除了“其文不雅驯”的部分，但也在《封禅书》中保留了黄帝“乘龙飞天”的神话传说。充闾先生在《始祖》篇中，既对黄帝的事迹、传说和功绩进行了艺术的勾画和描摹，又用史家的理性，通过对黄帝被神化底色的揭示，使读者能够得窥其堂奥：
这里有一黄帝的神格与人格的定位问题。显然，黄帝不是西方的宙斯神那样由自然神发展来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纯然神话人物。长期以来，他以一个实实在在的部落酋长，而且是华夏民族的先祖的身份，作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无论他同蚩尤的战争还是与炎帝的战争，都是先民部落之间，或为争夺空间、或为争夺财物的正常的生存手段。当然，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已经成为一种综合体、一个文化符号，因此，在他身上也必然存在着基于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而高度神化的因素。
这种建立在对东西方神话差异性的对比以及对黄帝深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认识结论是极具说服力的，对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黄帝是否确有其人的疑惑，以及增强我们作为黄帝子孙的文化自信，具有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双重价值。
再看《科举》。
科举是始于隋唐时代的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持续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在清末被废止。应该说，这一制度创制时所追求的平民化、开放性和公正性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重大变革，可使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向社会上层流动，在促进统治阶层精英化的同时，推动民间向学之风，并成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借鉴。但在长期推行的过程中，特别是到了清代，各种问题不断显现出来，并以被废止告终。对此，多数学者均从运行机制中寻找原因，而充闾先生则目光如炬，直击清代统治者的内心世界：
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摇动。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奴才”。
与控制内心相配合，还要严酷整治外部的社会环境。本来，晚明时期一度出现过相当自由的思想空间，书院制度盛极一时，聚社结党，授徒讲学，刊刻文集，十分活跃，思想信仰与日常生活交融互渗，世俗情欲同心灵本体彼此沟通。而清朝立国之后，便把这一切都视为潜在的威胁，全部加以封禁。 在这里，清初统治者扮演着君主兼教主的双重角色，把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于道统的兼并结合起来;同时强化“文字狱”之类的高压、恐怖手段，全面实现了对于异端思想的严密控制，从而彻底取缔了知识阶层所依托的逃避体制控制和思想压榨的相对独立的精神空间，导致了读书士子靠诠释学理以取得社会指导权力的彻底消解。应该说，这一着是非常高明，也是十分毒辣的。
为了使读者认识到这种“毒辣”性，作者介绍了农村“熬鹰”的场景，并在剖判清代始于顺治一朝的“文字狱”后这样写道：
鲁迅就曾说过，倘有有心人将有关史料加以收集，不但可使我们看见统治者那策略的博大恶辣、手段的惊心动魄，还能因此明白，我们曾经“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这就是我前面所述之“重言”笔法，是直抵人心的灵魂拷问。
《国粹》集知识性、思想性、学术性和艺术性于一炉，全方位展现出充闾先生的文化底蕴、学识水平、文字功力、哲学思维、问题意识和文化自觉，是充闾先生历史文化散文中的精品。正因为如此，《国粹》甫一出版，就引起评论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其中尤以孟繁华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书评《传统文化与当代性——评王充闾〈国粹：人文传承书〉》最为精到。《国粹》不仅被评为2017年度“中国好书”，而且至今热度不减，已发行近20万册，这在近十余年来的文学作品中是十分少见的。
关于《文脉——我们的心灵史》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是充闾先生推出的“人文三部曲”的第三部，2020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脉”就是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充闾先生在该书的序章中这样写道：“历史是精神的活动，文脉是心灵的滚动，精神与心灵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充闾先生以“我们的心灵史”作为《文脉》副题的旨意了。
要追溯和展现中华文明演变的历史血脉，既要有开阔的视野，也要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中正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和构建能力。阅读全书我们就会发现，充闾先生不仅具备了在浩浩荡荡的中华文脉中追溯源流的全部要件和功力，而且通过其“思、诗、史”结合的独到手法，使一些沉重的话题和冷峻的历史場景得到诗性的阐发和描摹，富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全书共分为六章四十二篇，除“序章”和“末章”外，分别是“基因：大道之行”“自觉：性本爱丘山”“大气：扶摇直上九万里”“平淡：人有悲欢离合” 。“序章”是总论，除阐明以作者创作的意图和方式方法外，也是一篇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彩论文。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对群经之首《周易》的解读为开端，通过对历史文化典籍、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和特别群体的剖判，去展现中国人的心灵史和精神史。
在选题和谋篇布局上，充闾先生显然没有受某些传统认知体系的左右，而是选取自己比较熟悉而且同样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对象去书写，这比刻意构建某种严密的逻辑体系，更能放得开而收得拢，大有“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气度，从而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和带入，使读者与作者一道、去叩问沧桑、撞击灵魂、陶冶情操，进而对现实和人生进行深度思考。
与充闾先生诸多既往的历史文化散文相较，《文脉》更加注重强化主体意识和现实针对性以及体现深度追求。对此，充闾先生在第一篇《中华传统文脉》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看作是一种精神遗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的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心灵;在对古人进行心灵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今人的心灵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心灵，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心灵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
这就充分体现出充闾先生的文化自觉以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这些创作意图，在《文脉》中得到极好的展现，阅读其《拷问灵魂》《龙潮之会》《宦祸》《长夜先行者》等文章，就可以深切地体会出来。如在《拷问灵魂》一文中，在介绍了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遭受奇灾惨祸后，将剑锋直指宠信李光地的康熙大帝：“说到底，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作者还不无戏谑地这样写道：
所以，我对于一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狂热地吹捧康、雍、乾祖孙三辈，一向不以为然。最不可理解的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竟然深情脉脉地替这位老皇上畅抒宸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一直坐到21世纪20年代，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
对一个时期以来充斥荧屏的对封建帝王的美化和吹捧，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由此反观其“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就自然会使读者想到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等宏大问题了。
特别是《文脉》的末章《家国天下》，最能体现作者的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
该篇开宗明义，总结概括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五个方面的重要品格和基本特点，从中推导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坚实联系及生存环境。循此，先生对多个朝代、多个历史时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处境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剖析和研判，并得出以下结论：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權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读这些文字，我明显地感到，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与先生此前对庄周等出世者的偏重于激赏已有所不同，对士阶层作为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更为充分的肯定。对他们的一些无奈的选择和处境，也从社会和时代背景的高度表达了理解和同情。以其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春宽梦窄》为参照，我们会发现，这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回归。特别是在本文的结尾处，讲了明末清初一位名叫王锡阐的天文学家隐居故里苏州吴江，夜夜爬上房顶静观天象，发誓永不仕清的故事，并在征引了其晚年所赋《绝粮诗》后，对知识分子的“入世”情结给出了这样的评论：
按说，王锡阐本来已经隐居故里乡下、退出政治舞台，但还情系前朝，心怀故国。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斩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植于心中，至深至深！
这发自肺腑的由衷喟叹，是颇具语言张力的。
《文脉》中的文章，以史料为背景折射当下和未来，在对古人进行心灵拷问的同时也直击时人的心灵，从而强化了主体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充分体现出一名历史文化学者弘道的责任意识，以及对人文化成庄严使命的自觉担承。在我看来，不论从选题、内容和结构上看，还是从学术性、思想性和文学性上去考量，《文脉》均是在《国粹》基础上的超越，是充闾先生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又一高峰。
“国粹”与“文脉”，原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而且二者又是兼容并包的。所以，《国粹》与《文脉》这两部著作，所构建的就是开放的、可不断填充和增益的体系。单就先秦的“经学”和诸子百家来说，就还有一些典籍和人物可以入列。至于西汉以降，可以书写的对象则更多。这当然不是由一位乃至几位作家就可完成的任务。但其中有些人物，如屈原、慧能、王阳明等，在充闾先生的笔下会格外出彩。对此，我们依旧抱有期待。
行文至此，想到孟繁华先生对充闾先生的一段评价，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
读充闾先生的文章，也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文如其人。充闾先生温文尔雅、和颜悦色，他的修养我辈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望其项背也难。他的文章给人的感受不是大开大阖，醍醐灌顶，而是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我们在他娓娓道来中润物无声地受到感染和滋养，他的知识储备、讲述方式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同情和会心，都给了我们通透、明了的启发。
2020年8月20日，写于半亩居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王恩来，笔名申辰，男，195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营口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总顾问。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国内哲学动态》《文史知识》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1992年在亚洲出版社出版杂文集《期待》，200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2016年在现代出版社出版学术随笔集《走近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