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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我国消费率常年过低人手，阐述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三点原因：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不协调、收入差距过大以及政策影响消费倾向，以及分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而引出如何通过财政政策拉动消费增长，保持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财政政策：消费率：边际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需求弹性系数
一、引言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世界级的发展中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1977年的GDP取得10.7%的快速增长开始，到2007年，取得了14.16%的快速增长。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降为9.63%，2009年为9.11%，但其发展速度还是远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通常用GDP来衡量，而消费和投资又组成了GDP的核心部分，投资是总需求中最不安定的部分，而消费则是总需求中最直接的作用因素。然而同为重要的部分，消费和投资的发展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最终消费率从2002年开始一直是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59.6%，2003年降为56.8%，2004年为54.3%，2005年是51.8%，2006年降到49.9%，2007年为49%，2008年是48.6%，2009年47.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投资却是稳步上升的：2002为37.9%，2003年达到41%，2004年为43.2%，随后的三年中，一直在42%～43%之间徘徊，到了2008年达到了43.5%，2009年则上升为48%。由此可见，消费和投资的发展极为不平衡。消费与投资是需求结构内部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如果投资率过高，投资规模超过经济剩余能力，生产产品的供给大于了市场的需求，则投资增长将失去最终的需求支持，这种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拉动内需的发展，使消费和投资达到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1.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同步
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协调，严重影响了GDP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从而制约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可知，消费的增长速度如果总是慢与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而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工资水平除了机关单位、教师等事业单位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的增长率，导致最终消费在GDP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而我国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仅处于8.5%左右，远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国内需求低于生产的供给，产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2.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无论是在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根据杜森贝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消费是取决于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对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示范效应加强，使平均消费倾向中依相对收入状况而变化的部分上升。但是当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时，又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中不依相对收入状况变动而变化的部分，使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从而缩小消费规模或使消费增长缓慢。我们的收人差距的过分悬殊，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消费的提高。
3.政策影响消费倾向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也在不断上升，特别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买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渐渐凸显出来。而我国政策调整的滞后性导致当前的问题还未能很好解决。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无法跟上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收入的大部分储存起来用于未来消费，只将很小的一部分用于现期的消费。
三、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宏观经济学众多需求分析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三个项目，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需求对国民经济所形成的影响。
1.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影响。一般采用测定需求贡献率和需求拉动百分点的方法进行分析，是宏观需求分析中常用的计量分析方法。所谓需求贡献率指的是消费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反映经济增量中最终需求增加所起的拉动作用程度；需求拉动百分点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消费需求贡献率的乘积。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三类需求的将近1/3以上。
2.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所谓需求弹性系数，是指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的消费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弹性是一个较为具体的反映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和制约性的分析指标。它是经济增长率与消费需求增长率之比，说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消费相对的适应程度，我们称之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通过历史资料的观察发现，消费需求的增长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市场消费需求增长率下降时，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但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幅度要小于市场消费需求的波动幅度。
3.消费需求增加对社会生产的诱发影响衡量最终需求对生产诱发效果的主要指标是需求诱发系数。它表示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最终受需求影响的相对程度。具体表示最终需求每增加一个单位，将诱发各产业部门增加多少个单位的生产额。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越大，说明其对生产的波及影响效果越大。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食品类部门、居住类部门、文化娱乐类部门等的生产最终受需求影响的相对程度较高，这将诱发这几类产业部门增加生产额。
4.经济发展对消费需求的依赖程度在宏观经济学上，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公式如下：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如果我们计算最终消费率，就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消费需求的依赖程度。利用它，可以判断国内生产总值中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的依赖程度，并据以对各需求进行正确引导。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注重引导国内消费，以此刺激经济发展。 四、提高消费水平的财政政策建议
1.利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政府为了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可以通过减税、转移支付等政策。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是高于高收入消费者的。这就意味着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对提高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力度要远大于提高所有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所产生的影响力度。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重点采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措施，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比如，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保证最低工资政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相关制度的实行，以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人。
2.积极推动税制的改革，加强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优化收入的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现代的经济社会中，国家是控制收入再分配的主体，而税收则是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税收调节体系，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比如我国还未开征遗产税、赠予税以及规范的财产税等可以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这些相关税种相互配合，以调节收入再分配的税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发挥了这些税种的相互调节功能。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税收结构中，有60%具有收入调节功能，而我国的比例只在10%左右，远低于西方国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从其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来实现和安排现期消费的。因此收入分配政策与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选择。只有拥有相对平衡的收入分配结构和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层次，这个社会才会拥有相对充足的消费需求。
3.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的不断凸显，增加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转型，原本由国家负担的住房、医疗等逐渐回归到个人手中，个人的未来消费不确定性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用于社会性公共消费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远低于国际上平均40%的水平。在居民未来支出增加而国家社会公共消费的支出又比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只有减少现期消费，将大量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因此，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在社会公共消费上的支出比例，以改善民生为目标，消除人民的顾虑，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
4.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范围，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工业、轻工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业人口比例仍在70%左右。因此提升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对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有研究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期收入增加后，消费的增加额很大，所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对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特别是增加的当期。因此，我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来带动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和补贴；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等方式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5.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使之成为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的配套措施，同样可以达到改善内需结构的目的。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国债基金使用方向也要调整。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属于投资型财政政策，国债资金的大量投入，使社会生产能力迅速增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随着财政政策的转型，稳健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消费型财政政策，这要求减少财政投资，增加社会福利资金支出。为此，国债资金投向要从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向公共服务领域等方面转移，更多地将资金用在解决社会矛盾、支持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引导和促进社会消费的增长，改进原来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国债资金使用必须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目标。
6.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在我国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模式的投资体制下，财政投融资活动显得更为重要。但是目前在个别地方，政府投资不但没有支持欠发展行业，反而大量投向已出现过热迹象的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这其中有些是“与民争利”，更重要的是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手段。因此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势在必行，既要抵御低水平盲目和重复建设，又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财政投融资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发展的领域。因此，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应着眼于：一是明确资金用途。财政投融资资金是政策性资金，在用途上存在明显限定性。财政投融资资金主要用于社会效益大的产业和部门，如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建设性投资；二是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
四、结语
总之，当今的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也要适应国情的变化，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财政政策，保障人民的生活，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财政政策：消费率：边际消费倾向：可支配收入；需求弹性系数
一、引言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世界级的发展中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1977年的GDP取得10.7%的快速增长开始，到2007年，取得了14.16%的快速增长。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降为9.63%，2009年为9.11%，但其发展速度还是远超过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经济增长通常用GDP来衡量，而消费和投资又组成了GDP的核心部分，投资是总需求中最不安定的部分，而消费则是总需求中最直接的作用因素。然而同为重要的部分，消费和投资的发展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最终消费率从2002年开始一直是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59.6%，2003年降为56.8%，2004年为54.3%，2005年是51.8%，2006年降到49.9%，2007年为49%，2008年是48.6%，2009年47.7%；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投资却是稳步上升的：2002为37.9%，2003年达到41%，2004年为43.2%，随后的三年中，一直在42%～43%之间徘徊，到了2008年达到了43.5%，2009年则上升为48%。由此可见，消费和投资的发展极为不平衡。消费与投资是需求结构内部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如果投资率过高，投资规模超过经济剩余能力，生产产品的供给大于了市场的需求，则投资增长将失去最终的需求支持，这种经济的发展难以持续。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拉动内需的发展，使消费和投资达到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1.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同步
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不协调，严重影响了GDP支出结构的比例关系，从而制约着消费水平的提高。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可知，消费的增长速度如果总是慢与收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导致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而近三十年来，我国的工资水平除了机关单位、教师等事业单位外，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我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率长期低于经济的增长率，导致最终消费在GDP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知，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10%左右，而我国的居民收入增长率仅处于8.5%左右，远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国内需求低于生产的供给，产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
2.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无论是在城镇居民内部，还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根据杜森贝提出的相对收入理论，消费是取决于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和相对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消费示范效应加强，使平均消费倾向中依相对收入状况而变化的部分上升。但是当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时，又会影响平均消费倾向中不依相对收入状况变动而变化的部分，使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从而缩小消费规模或使消费增长缓慢。我们的收人差距的过分悬殊，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消费的提高。
3.政策影响消费倾向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价也在不断上升，特别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买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渐渐凸显出来。而我国政策调整的滞后性导致当前的问题还未能很好解决。在居民实际收入增长率无法跟上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将收入的大部分储存起来用于未来消费，只将很小的一部分用于现期的消费。
三、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根据宏观经济学众多需求分析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三个项目，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需求对国民经济所形成的影响。
1.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影响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影响。一般采用测定需求贡献率和需求拉动百分点的方法进行分析，是宏观需求分析中常用的计量分析方法。所谓需求贡献率指的是消费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反映经济增量中最终需求增加所起的拉动作用程度；需求拉动百分点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消费需求贡献率的乘积。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三类需求的将近1/3以上。
2.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所谓需求弹性系数，是指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相应的消费增长多少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弹性是一个较为具体的反映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和制约性的分析指标。它是经济增长率与消费需求增长率之比，说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消费相对的适应程度，我们称之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通过历史资料的观察发现，消费需求的增长波动是经济增长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市场消费需求增长率下降时，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但经济增长率波动的幅度要小于市场消费需求的波动幅度。
3.消费需求增加对社会生产的诱发影响衡量最终需求对生产诱发效果的主要指标是需求诱发系数。它表示各产业部门的生产最终受需求影响的相对程度。具体表示最终需求每增加一个单位，将诱发各产业部门增加多少个单位的生产额。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系数越大，说明其对生产的波及影响效果越大。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食品类部门、居住类部门、文化娱乐类部门等的生产最终受需求影响的相对程度较高，这将诱发这几类产业部门增加生产额。
4.经济发展对消费需求的依赖程度在宏观经济学上，支出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公式如下：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如果我们计算最终消费率，就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对消费需求的依赖程度。利用它，可以判断国内生产总值中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的依赖程度，并据以对各需求进行正确引导。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注重引导国内消费，以此刺激经济发展。 四、提高消费水平的财政政策建议
1.利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手段，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政府为了提高整体消费水平，可以通过减税、转移支付等政策。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我国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是高于高收入消费者的。这就意味着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对提高整体消费水平的影响力度要远大于提高所有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所产生的影响力度。因此，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重点采用减税、转移支付等措施，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比如，可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保证最低工资政策，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相关制度的实行，以提高中低收入消费者的可支配收人。
2.积极推动税制的改革，加强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优化收入的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现代的经济社会中，国家是控制收入再分配的主体，而税收则是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税收调节体系，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十分有限。比如我国还未开征遗产税、赠予税以及规范的财产税等可以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这些相关税种相互配合，以调节收入再分配的税种。而西方发达国家已充分发挥了这些税种的相互调节功能。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税收结构中，有60%具有收入调节功能，而我国的比例只在10%左右，远低于西方国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认为，消费者是从其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来实现和安排现期消费的。因此收入分配政策与结构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选择。只有拥有相对平衡的收入分配结构和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层次，这个社会才会拥有相对充足的消费需求。
3.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问题的不断凸显，增加了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转型，原本由国家负担的住房、医疗等逐渐回归到个人手中，个人的未来消费不确定性迅速增加。与此同时，我国用于社会性公共消费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远低于国际上平均40%的水平。在居民未来支出增加而国家社会公共消费的支出又比较低的情况下，居民只有减少现期消费，将大量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因此，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在社会公共消费上的支出比例，以改善民生为目标，消除人民的顾虑，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
4.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的覆盖范围，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工业、轻工业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业人口比例仍在70%左右。因此提升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对我国消费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有研究称，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期收入增加后，消费的增加额很大，所以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对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特别是增加的当期。因此，我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来带动全国消费水平的提高。比如，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和补贴；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等方式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5.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使之成为优化公共支出结构的配套措施，同样可以达到改善内需结构的目的。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国债基金使用方向也要调整。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属于投资型财政政策，国债资金的大量投入，使社会生产能力迅速增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随着财政政策的转型，稳健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消费型财政政策，这要求减少财政投资，增加社会福利资金支出。为此，国债资金投向要从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向公共服务领域等方面转移，更多地将资金用在解决社会矛盾、支持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引导和促进社会消费的增长，改进原来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国债资金使用必须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目标。
6.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在我国以政府投资为主导模式的投资体制下，财政投融资活动显得更为重要。但是目前在个别地方，政府投资不但没有支持欠发展行业，反而大量投向已出现过热迹象的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这其中有些是“与民争利”，更重要的是成为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手段。因此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势在必行，既要抵御低水平盲目和重复建设，又要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财政投融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表现为短期内数量增加，更表现为长期内质量的提高。作为一个投融资体系，财政投融资直接把资金引入优先发展的领域。因此，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应着眼于：一是明确资金用途。财政投融资资金是政策性资金，在用途上存在明显限定性。财政投融资资金主要用于社会效益大的产业和部门，如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建设性投资；二是明确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的界限，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保障货币政策免受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
四、结语
总之，当今的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国家，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因此我们也要适应国情的变化，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财政政策，保障人民的生活，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