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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3月上旬,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当时,一些好心的党外朋友不无忧虑地认为“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对此,毛泽东明确回答说:“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即是说,事在人为,关键是什么人去治,怎么治。
党中央之所以委派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因为陈毅不光有文韬武略,而且具有统战雄才。抗战时期,三进泰州、巧夺黄桥,创造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典范。毛泽东、朱德曾电示全军:“陈毅对两李及陈运泰等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
陈毅深感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他认为接管上海的难关不外乎二条:一是美国出兵干涉,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打就打吧;二是接管不好,将会停工停电,上海一片混乱,成为一座死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做好上海的接管工作。
陈毅随渡江战役总前委机关进驻肥东县瑶岗村后,参与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伟大战役。就在这极其紧张的日子里,他主持制定了《关于接管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制定进入上海市的安民告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并大批量印刷完毕;还准备了“上海市军管会”臂章、汽车临时通行证等证件。4月15日,陈毅驱车到合肥洪家花园,给随军南下的1500名干部做动员报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讲解入城纪律要求,讲解接管上海后党的有关方针及统战政策。
4月23日南京解放,27日晚,陈毅到达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发现总统府院内拴了马;几辆骡车正往里运东西;自来水流得满地,有一处自来水龙头还没关(据说是一些北方籍战士不会关);厢房里一幅用金银线刺绣成的蒋介石全身绣像,被战士们在头、眼、胸部各捅了一刀。陈毅当即发了一通火,对相关人员作了批评,命令“除站岗值勤人员外,全部撤出总统府”。敏感的记者们第二天即以“水淹总统府”、“骡马统统滚出总统府”为题做出了报道。5月10日,在江苏丹阳,陈毅再次向数百名上海接管干部做入城方针政策报告,特别强调遵守入城纪律的重要性。他抓住个别战士无票入丹阳戏院看戏的具体事情,严肃指出:“没票为什么非要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还没有进戏院的资格?如果有这种思想,进上海非打败仗不可。”“记住,我们野战军,到城里可不许再‘野’了,纪律,一定要严。”他果断地发布命令:“上海市区作战一律不许用重武器;进城后一律不入民宅。”有些干部提出天阴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定回答:“不入民宅,就是不入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毛泽东收到陈毅“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相关规定的电文后,十分赞同地挥毫批示:“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5月27日一大早,当广大上海市民打开房门时,惊奇地发现进入城区的解放军部队井然有序地露宿街头;开水全都在郊外烧好,挑着担子送入市区;战马及运输骡马的屁股上,个个兜个麻布袋,让粪便自动流入麻袋内……霎时间,解放军是仁义之师的赞许声传遍千家万户,“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的歌声响彻街头巷尾,连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资本家,也不得不哀叹:“国民党回不来了!”
二
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之初,工作千头万绪。因为解放军渡江后战事进展太快,超过预定计划,铁路公路运输跟不上;接管干部不够用;入城纪律不够全面和深入,加上敌人干扰、破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面对道道难题及处处难关,陈毅指挥若定。他常常手摇一把葵扇,出没于机关、工厂、商店、银行、学校、证券大楼、教会等处,演绎出一幕幕统战法宝显神威的好戏。
上海是工商业集中的城市,占全国贸易额一半,上海市场一乱就会波及全国。所以,陈毅将产业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列入统战重要内容。7月中旬,他邀请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颜耀秋等百余名工商界人士座谈,肯定他们建立民族工商业的奋斗精神,表示人民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实现并增加新的生产任务。陈毅的坦率和诚意,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使与会者如释重负、激动不已。数日后,荣毅仁、刘靖基两人欲请陈毅等上海市领导吃饭,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犯错误不敢去,陈毅认为这是荣毅仁等人进一步投石问路,便笑着解释:“吃饭可以做统战工作嘛,怕犯错误,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他不但率刘晓等领导干部赴宴,连夫人张茜和孩子也带着同去。席间,他同两人拉家常问冷暖,虽未谈政治道理,却沟通了感情,了解到不少情况。
刘靖基在上海、常州等地经营5家大型企业,他对国民党统治十分不满,对共产党亦不甚了解,正准备赴香港选址办厂。陈毅告诉他,民族资本家只要爱国,党和政府就欢迎,就加以保护。他多次邀请刘靖基到自己家中聚餐,两人从国内外形势到书画鉴赏,促膝倾谈。刘靖基经反复思考后,终于将香港和海外的资金、机器调回上海。事后,刘靖基深有感触地说:“陈市长的言行既掌握政策,又亲切感人,我既怕他,但又服他,他的统战工作真了不起啊!”
10月,著名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从美国归来,陈毅亲自接见他,并安排工厂工人开大会欢迎他。吴蕴初惭愧地提出当年曾任“国大代表”一事,陈毅爽朗地答道:“过去在四大家族统治下,你们民族工商业不能不多方应付嘛。你们组织工业生产很有学问和经验,人民政府殷切希望你们回来做出更大贡献。”在陈毅的感召下,不仅被称为“味精大王”的吴蕴初回到上海,连前国民党招商局局长、企业遍及半个中国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三
上海是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科技底蕴丰厚的城市,专家学者、文化名人、教授艺术家比比皆是。陈毅以“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开展工作。他反复强调,这些知名人士不去台湾,不去香港,不去美国,表明他们都有爱国心,我们就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
赵祖康是原国民党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过几天代市长,他对新政府疑虑重重,想去大学教书。陈毅恳切地和他谈心:“你留下来很好,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工程技术专长,为新上海建设贡献力量。”陈毅请他继续担任工务局局长,并在工作中信任他支持他,对工务局的人事安排也尊重他的意见。赵祖康发自内心地再三表示:“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和干部的优良传统令人折服,我没有理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尽责尽力啊。”后来,他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上海的市政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和赵祖康一样,许多与旧政权牵连较深的人士,在统战政策感召下,积极改造自己,并得到信任和重用。旧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张维,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是毛泽东的湖南故友,和毛泽东共同创办过《新湖南》,陈毅请他出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军队卫生系主任,为国家培养出不少公共卫生人才。还有建设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的吴兆洪、孙越崎等,都做到人尽其才,他们与共产党长期合作,为新上海的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陈毅十分关注学者、专家、文博人才,帮助解决他们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实际问题。尽管新生的上海百废待兴,各方面工作十分繁忙,陈毅仍挤出时间,登门访晤知名人士。他拜访了化学家任鸿隽、生物学家秉志、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沈尹默等。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是上海民乐界第一琵琶名手,人们都说他性格怪僻,不愿与他交往,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戊戌变法参加者张元济病瘫在床,陈毅专程去张宅探望,使张老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上海成立了文史馆和参事室,原来只安排30多人,陈毅大手一挥:“太少了,人数后面加个零。”谁知扩大后的人员却迟迟难以落实,各区统战部门认为这个不合条件,那个有历史问题。陈毅又一次来火了:“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每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在陈毅的大力推动下,文史馆和参事室很快就建立了。接着,又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馆、图书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批专家学者、文博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四
上海滩是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仅统计在册的戏院就有好几百家,至于书场及其他游艺场则不计其数,以此为生的艺人约30多万人。解放后,这些娱乐场所和从艺人员将何去何从?军管会中有人主张直接接管关闭了事,陈毅从统战角度考虑,指出“如果现在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多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而从实际出发,逐步加以改造就不那么容易了。”
军管会中有人提出解散旧上海交响乐团,认为“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陈毅则指示保留,他说:“交响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么大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乐团。”在他的亲自关心下,不但保留了乐团,还将乐团从嘈杂的菜场中,搬到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内。中共上海市委党代会期间,陈毅请交响乐团为代表们演出,当年轻的黄贻钧作为第一位中国指挥家登台时,陈毅带头鼓掌;当有人听不懂交响乐欲中途退场时,陈毅下令锁上大门不准退席。他告诫大家,一定要尊重演员们的艺术劳动。
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搞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并打算先上《梁山伯与祝英台》。苏联专家摇头反对,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陈毅则全力支持大家试一试。灯光设备不够,他就下令将防空部队的探照灯调来支援;胶片洗印不过关,他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后来,难题真的被一位年轻大学生研究解决了。审查样片时,看到银幕上彩虹当空、彩蝶飞舞,陈毅高兴地连连称赞,晚餐时亲自端酒找到那位大学生,和他碰杯:“感谢你哟,你为我们解决大问题了。”陈毅就是这样,在接管上海前后,炉火纯青地运用统战法宝,解决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渡过了不可想象的道道难关,为上海市的新生政权奠定了牢固基础,为上海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繁荣昌盛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