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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东京教书,虽有寒暑假,喘口气就过完了。随后又是上课、考试、开会、报表,周而复始、川流不息,又兼身为人母,几年下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幸而大学里有学术假,可以做做深呼吸。
今年轮到我休假,我来到了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位于布拉格老城广场附近,外面游人如织,里面自成一统。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室乍看有些拥挤,仿佛二十年前的东大文学部。汉学家罗然教授说地方太小,藏书也得分几处放置。小归小,挤归挤,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人群中,她显得自在又自如。
布拉格号称百塔之都,从公寓阳台上也可数出十八个塔尖。白天孩子们去上学,我就数着塔尖读书写字。有时也回一回东京来的邮件,心境却已不同。地偏心自远,学术假万岁。
二
布拉格是“小鼹鼠”的故乡,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小鼹鼠”。“小鼹鼠”是兹德涅克·米莱尔创作的卡通片《鼹鼠的故事》的主人公,幽默友善、童心烂漫。六十年前该片在布拉格首映,备受欢迎。此后四十多年里,“鼹鼠之父”米莱尔共创作了五十多部《鼹鼠的故事》,“小鼹鼠”风靡全球。
十三岁和七岁的两个孩子虽然生长在东京,却从没去过东京迪斯尼乐园。尽管他们对米老鼠唐老鸭不算陌生,对孙悟空猪八戒也很熟悉,但最喜欢的还是“小鼹鼠”。孩子年幼时,时光悠长又悠长,年幼的孩子生病时,时间漫长又漫长。悠长又漫长的岁月里,《鼹鼠的故事》曾是孩子们最经常的陪伴,片中的配乐也已成为孩子们童年的通奏低音。好的卡通像好的童书一样老少咸宜,大人小人见仁见智。多年学院生活琢磨下来,自忖已不剩几分童心,竟还能与孩子们一起享受《鼹鼠的故事》,自是心存感激。
据说米莱尔曾被鼹鼠打洞堆出的小土包绊了一下,绊出了画鼹鼠的灵感,我猜想米莱尔大概从卡夫卡那儿也得到过启示。卡夫卡对鼠类虫类情有独钟,小说《地洞》的主人公就是个鼹鼠。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鼹鼠的故事》每集大都不超过十分钟,进入八十年代,米莱尔却开始创作将近半小时的长片。年逾耳顺的米莱尔似乎积郁已深、酝酿已久,借卡通之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让小小鼹鼠故事承载布拉格的沧桑。
完成于一九八二年的《鼹鼠在城市》和完成于一九八五年的《梦里的鼹鼠》描绘了现代的吊诡和末日的悲哀,对强人威权的暗示又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若合符节。《梦里的鼹鼠》说的正是卡夫卡式的梦魇,暮色苍茫、危机四伏、虚无四合,其中的荒凉绝望不是儿童所能了悟的。米莱尔举重若轻,底色灰暗的画面上仍是童稚绚烂的彩色,让孩子们着迷。
三
两个孩子几乎每个寒暑假都回捷克,回的是南部奶奶家,布拉格只是中间站。今年四月起,他们成了布拉格的中学生和小学生,经常有机会亲近这儿的世界文化遗产。哥哥丹丹的中学就在圣路德米拉教堂附近,弟弟阳阳的小学则在高堡(维谢赫拉德)城下。高堡被认为是布拉格的发源地,斯美塔纳《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说的就是高堡。古意苍然的城堡里长眠着德沃夏克、斯美塔纳、恰佩克、慕夏等民族精魂,双塔高耸的圣彼得与圣保罗教堂守护着故人也俯瞰着游人。小学生们常去高堡散步、游戏,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满头的阳光味儿回家。
孩子们都穿私服上学,教室里五颜六色。在日本,兄弟俩可都是穿着制服上学的,丹丹的制服和鲁迅《自题小像》所“题”照片上穿的那件一模一样,看着不由人不发思古之幽情。离开日本时落樱缤纷,两人的心情似乎是雀跃的,他们都喜欢飞机和飞机场。暑假里我问他们想不想日本,阳阳不理我,丹丹说很想回去一个星期,去看看。我问看什么,丹丹说:“就去看看家,看看一中,看看府中公园,看看图书馆什么的。”听来淡而有情。是对朋友的惦念还是对学校的想念?家附近的公园和市图书馆都是他和朋友常去的地方,府中市学生作文比赛的颁奖仪式就是在市图书馆举行的。去年丹丹在一万多人里拔得头筹,仪式结束后捧了大束鲜花回家。香气馥郁,经日不散。
能与环境相安相宜相得是幸福的。身为犹太人而不喜犹太社会、身在布拉格而以德语写作的卡夫卡经常与环境格格不入,龟缩着、戒备着、敌对着、逃避着,书写着也体会着人类的困境。如果困境是人的宿命,年少时的温馨回忆就是人最好的安慰。
四
从东京到布拉格,孩子们的行李中有汉字练习簿,还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学写汉字是弟弟的事,阅读经典是哥哥的事。丹丹小时候亲子共读小人书《西游记》,读到孙悟空喜得抓耳挠腮、手舞足蹈,丹丹也喜得抓耳挠腮、手舞足蹈,一副猴相。现在他得自己读,选的书最好不甜俗、不颓废,最好家里能找到中文、日文、英文、捷文版本,于是选了《一九八四》。丹丹以前在英文课上念过一点儿《动物农场》,但要理解《一九八四》还得有些感性认识。布拉格的“共产主义博物馆”是个好去处,离“巧克力博物馆”又不远,两家都去,母子同甘共苦。
曾去过塔林的“KGB博物馆”,感慨于小国铭记历史的努力。蒙尘的记忆总须面对,厘清过去才好轻松上路,而健忘的民族总让人担心她凯歌行进中的隐忧。“共产主义博物馆”展室不大,来客却不少,年轻人尤多,近乎摩肩接踵。曾经发生过的宏大的社会实验吸引着人们前来一探究竟、以史为鉴。
贴在过道里的哈维尔的一张放大到有些模糊的照片让我凝视再三。照片上哈维尔拎着一袋土豆(洋葱?苹果?),憨态可掬,像个邻家大叔。从哈维尔仁厚的眼神想到昆德拉冷锐的眼神,又想到了卡夫卡怯弱的眼神,是这些眼神丰富了布拉格的表情。布拉格人怀念哈维尔,连布拉格国际机场也改名为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怀念过去有时也让人不满现状。去年秋天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几个民间艺术家潜入总统府,用一条巨大的红色短裤换下了飘扬在上的总统旗,大大幽了泽曼一默。
边看边想,边想边看,看了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看了戴红领巾的小学生的照片、看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介绍、看了一九八九年天鹅绒革命的录像……我熟悉的都是孩子们感到陌生的。天热人多,阳阳催着要走,丹丹却挪得很慢,一点一点读,一点一点看。
养儿育女也像社会实验,往往没有先例也没有正解。
五
二十多年前初游欧洲,惊艳于布拉格的满城瑰宝。曾经同处红色理念之下,布拉格却没有破“四旧”、“打砸抢”,四十多年似乎只是一个插曲,缩小了,安放在“共产主义博物馆”中。新世纪里,中世的街衢依旧沧桑而妩媚、原汁又原味,不会有人在古色古香中放进一只“巨蛋”。
今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捷克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诞辰七百周年,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布拉格人重现了查理四世加冕仪式,一同缅怀昔日的辉煌。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则是现代布拉格的盛典,自一九四六年起年年举行,如今已是第七十一届了。开幕式上依然演奏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听得心荡神驰。斯美塔纳爱国也为国所爱用,用多了大概也会造成国人的审美疲劳,孩子们的爷爷就不喜欢斯美塔纳。
斯美塔纳音乐大厅座无虚席,开演前边品尝香槟边品味氛围,衣香鬓影间也见到一些东方面孔。近年的中国很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出国旅行蔚为风潮。如今北京上海都可直飞布拉格,走在街头经常能听到普通话。音乐大厅入口处摆放着各种语言的小册子,简体中文版旁边是日文版。演奏结束后我注意到日文的已被拿得所剩无几,中文的却仍堆得很高。
六
我从人口十多亿的中国来到人口一亿多的日本读书教书,婆家又在人口一千多万的捷克。一路走来,对天朝上国和小国寡民都能心领神会。
暑假里母子漫游欧洲,从泰平祥和的蔚蓝海岸来到美酒美食之城波尔多,观赏到了最为壮观的国庆焰火,却无从想象同样的焰火之夜尼斯发生了什么。孩子们几年前亲历过关东地震这一巨大天灾,如今又这样与尼斯的人祸擦肩而过。
回到布拉格,夜夜笙歌的伏尔塔瓦河畔也盛开着夏夜烟花。散步河边,我问丹丹:“你认为你的家在哪儿?日本还是捷克还是……中国?”丹丹答曰:“在飞机场。”经常飞来飞去,兄弟俩到了机场就真的是宾至如归。丹丹每次飞机着陆必录像,对各大机场了如指掌,对各式民航机种更是如数家珍。回答家在机场,也许倒有几分真意。
若干年后,闲聊时,长大的孩子或许会不经意地谈起布拉格的一年,那时我大概会想明白这一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在东京教书,虽有寒暑假,喘口气就过完了。随后又是上课、考试、开会、报表,周而复始、川流不息,又兼身为人母,几年下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幸而大学里有学术假,可以做做深呼吸。
今年轮到我休假,我来到了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院位于布拉格老城广场附近,外面游人如织,里面自成一统。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室乍看有些拥挤,仿佛二十年前的东大文学部。汉学家罗然教授说地方太小,藏书也得分几处放置。小归小,挤归挤,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人群中,她显得自在又自如。
布拉格号称百塔之都,从公寓阳台上也可数出十八个塔尖。白天孩子们去上学,我就数着塔尖读书写字。有时也回一回东京来的邮件,心境却已不同。地偏心自远,学术假万岁。
二
布拉格是“小鼹鼠”的故乡,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小鼹鼠”。“小鼹鼠”是兹德涅克·米莱尔创作的卡通片《鼹鼠的故事》的主人公,幽默友善、童心烂漫。六十年前该片在布拉格首映,备受欢迎。此后四十多年里,“鼹鼠之父”米莱尔共创作了五十多部《鼹鼠的故事》,“小鼹鼠”风靡全球。
十三岁和七岁的两个孩子虽然生长在东京,却从没去过东京迪斯尼乐园。尽管他们对米老鼠唐老鸭不算陌生,对孙悟空猪八戒也很熟悉,但最喜欢的还是“小鼹鼠”。孩子年幼时,时光悠长又悠长,年幼的孩子生病时,时间漫长又漫长。悠长又漫长的岁月里,《鼹鼠的故事》曾是孩子们最经常的陪伴,片中的配乐也已成为孩子们童年的通奏低音。好的卡通像好的童书一样老少咸宜,大人小人见仁见智。多年学院生活琢磨下来,自忖已不剩几分童心,竟还能与孩子们一起享受《鼹鼠的故事》,自是心存感激。
据说米莱尔曾被鼹鼠打洞堆出的小土包绊了一下,绊出了画鼹鼠的灵感,我猜想米莱尔大概从卡夫卡那儿也得到过启示。卡夫卡对鼠类虫类情有独钟,小说《地洞》的主人公就是个鼹鼠。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鼹鼠的故事》每集大都不超过十分钟,进入八十年代,米莱尔却开始创作将近半小时的长片。年逾耳顺的米莱尔似乎积郁已深、酝酿已久,借卡通之酒杯浇心中的块垒,让小小鼹鼠故事承载布拉格的沧桑。
完成于一九八二年的《鼹鼠在城市》和完成于一九八五年的《梦里的鼹鼠》描绘了现代的吊诡和末日的悲哀,对强人威权的暗示又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若合符节。《梦里的鼹鼠》说的正是卡夫卡式的梦魇,暮色苍茫、危机四伏、虚无四合,其中的荒凉绝望不是儿童所能了悟的。米莱尔举重若轻,底色灰暗的画面上仍是童稚绚烂的彩色,让孩子们着迷。
三
两个孩子几乎每个寒暑假都回捷克,回的是南部奶奶家,布拉格只是中间站。今年四月起,他们成了布拉格的中学生和小学生,经常有机会亲近这儿的世界文化遗产。哥哥丹丹的中学就在圣路德米拉教堂附近,弟弟阳阳的小学则在高堡(维谢赫拉德)城下。高堡被认为是布拉格的发源地,斯美塔纳《我的祖国》的第一乐章说的就是高堡。古意苍然的城堡里长眠着德沃夏克、斯美塔纳、恰佩克、慕夏等民族精魂,双塔高耸的圣彼得与圣保罗教堂守护着故人也俯瞰着游人。小学生们常去高堡散步、游戏,然后带着满脸的微笑和满头的阳光味儿回家。
孩子们都穿私服上学,教室里五颜六色。在日本,兄弟俩可都是穿着制服上学的,丹丹的制服和鲁迅《自题小像》所“题”照片上穿的那件一模一样,看着不由人不发思古之幽情。离开日本时落樱缤纷,两人的心情似乎是雀跃的,他们都喜欢飞机和飞机场。暑假里我问他们想不想日本,阳阳不理我,丹丹说很想回去一个星期,去看看。我问看什么,丹丹说:“就去看看家,看看一中,看看府中公园,看看图书馆什么的。”听来淡而有情。是对朋友的惦念还是对学校的想念?家附近的公园和市图书馆都是他和朋友常去的地方,府中市学生作文比赛的颁奖仪式就是在市图书馆举行的。去年丹丹在一万多人里拔得头筹,仪式结束后捧了大束鲜花回家。香气馥郁,经日不散。
能与环境相安相宜相得是幸福的。身为犹太人而不喜犹太社会、身在布拉格而以德语写作的卡夫卡经常与环境格格不入,龟缩着、戒备着、敌对着、逃避着,书写着也体会着人类的困境。如果困境是人的宿命,年少时的温馨回忆就是人最好的安慰。
四
从东京到布拉格,孩子们的行李中有汉字练习簿,还有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学写汉字是弟弟的事,阅读经典是哥哥的事。丹丹小时候亲子共读小人书《西游记》,读到孙悟空喜得抓耳挠腮、手舞足蹈,丹丹也喜得抓耳挠腮、手舞足蹈,一副猴相。现在他得自己读,选的书最好不甜俗、不颓废,最好家里能找到中文、日文、英文、捷文版本,于是选了《一九八四》。丹丹以前在英文课上念过一点儿《动物农场》,但要理解《一九八四》还得有些感性认识。布拉格的“共产主义博物馆”是个好去处,离“巧克力博物馆”又不远,两家都去,母子同甘共苦。
曾去过塔林的“KGB博物馆”,感慨于小国铭记历史的努力。蒙尘的记忆总须面对,厘清过去才好轻松上路,而健忘的民族总让人担心她凯歌行进中的隐忧。“共产主义博物馆”展室不大,来客却不少,年轻人尤多,近乎摩肩接踵。曾经发生过的宏大的社会实验吸引着人们前来一探究竟、以史为鉴。
贴在过道里的哈维尔的一张放大到有些模糊的照片让我凝视再三。照片上哈维尔拎着一袋土豆(洋葱?苹果?),憨态可掬,像个邻家大叔。从哈维尔仁厚的眼神想到昆德拉冷锐的眼神,又想到了卡夫卡怯弱的眼神,是这些眼神丰富了布拉格的表情。布拉格人怀念哈维尔,连布拉格国际机场也改名为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机场。怀念过去有时也让人不满现状。去年秋天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几个民间艺术家潜入总统府,用一条巨大的红色短裤换下了飘扬在上的总统旗,大大幽了泽曼一默。
边看边想,边想边看,看了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看了戴红领巾的小学生的照片、看了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介绍、看了一九八九年天鹅绒革命的录像……我熟悉的都是孩子们感到陌生的。天热人多,阳阳催着要走,丹丹却挪得很慢,一点一点读,一点一点看。
养儿育女也像社会实验,往往没有先例也没有正解。
五
二十多年前初游欧洲,惊艳于布拉格的满城瑰宝。曾经同处红色理念之下,布拉格却没有破“四旧”、“打砸抢”,四十多年似乎只是一个插曲,缩小了,安放在“共产主义博物馆”中。新世纪里,中世的街衢依旧沧桑而妩媚、原汁又原味,不会有人在古色古香中放进一只“巨蛋”。
今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捷克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诞辰七百周年,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布拉格人重现了查理四世加冕仪式,一同缅怀昔日的辉煌。而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则是现代布拉格的盛典,自一九四六年起年年举行,如今已是第七十一届了。开幕式上依然演奏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听得心荡神驰。斯美塔纳爱国也为国所爱用,用多了大概也会造成国人的审美疲劳,孩子们的爷爷就不喜欢斯美塔纳。
斯美塔纳音乐大厅座无虚席,开演前边品尝香槟边品味氛围,衣香鬓影间也见到一些东方面孔。近年的中国很像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出国旅行蔚为风潮。如今北京上海都可直飞布拉格,走在街头经常能听到普通话。音乐大厅入口处摆放着各种语言的小册子,简体中文版旁边是日文版。演奏结束后我注意到日文的已被拿得所剩无几,中文的却仍堆得很高。
六
我从人口十多亿的中国来到人口一亿多的日本读书教书,婆家又在人口一千多万的捷克。一路走来,对天朝上国和小国寡民都能心领神会。
暑假里母子漫游欧洲,从泰平祥和的蔚蓝海岸来到美酒美食之城波尔多,观赏到了最为壮观的国庆焰火,却无从想象同样的焰火之夜尼斯发生了什么。孩子们几年前亲历过关东地震这一巨大天灾,如今又这样与尼斯的人祸擦肩而过。
回到布拉格,夜夜笙歌的伏尔塔瓦河畔也盛开着夏夜烟花。散步河边,我问丹丹:“你认为你的家在哪儿?日本还是捷克还是……中国?”丹丹答曰:“在飞机场。”经常飞来飞去,兄弟俩到了机场就真的是宾至如归。丹丹每次飞机着陆必录像,对各大机场了如指掌,对各式民航机种更是如数家珍。回答家在机场,也许倒有几分真意。
若干年后,闲聊时,长大的孩子或许会不经意地谈起布拉格的一年,那时我大概会想明白这一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