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哲学渊源深远，起始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更是一部源头及纲领之书。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弥纶群言，涵古盖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且不说儒道两家对其“六经之首”“三玄之一”的推崇，围绕易经及受其影响所建立的学科，更是不胜枚举。八九十年代，由刘刚纪先生所开创和发展的《周易》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与完善更有开拓和原创之功。然而众家对周易美学的探讨主要侧重于本体论及其中所含的美学思想及概念辨析，对《周易》思想尤其是象数思想所涉及和影响下的具体学科门类的论述略显不足。书法作为一门重要的传统艺术门类，探讨其与《周易》中所含的卦辞意象、卦数结构、阴阳、通变等象数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们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书法艺术的文化底蕴、理论内涵及艺术之美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周易;阴阳;道;象数;书法;美
　　一、《周易》的象与数
　　《易》的来源，有《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说，出自《周礼·大卜》的记载，且分别出现于夏、商、周三代。据传，《连山易》与《归藏易》皆已失传，而演化至周朝文王时期的《周易》则是经历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命运。从伏羲画卦、文王演辞到孔子注易，《易经》从一部早期的卜筮之书演化成了一部儒家重要典籍。
　　《周易》又称《易经》，分《经》《传》两部分。《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彖辞上下，系辞上下，象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共称为“十翼”。孔子之后，注解、阐发，演绎《周易》思想的人和著作非常多，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主要分“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义理派”侧重于哲理的阐发，“象数派”则起始于占卜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汉朝的京房、孟喜，宋朝的邵雍、朱熹等，后期研究加入了河图洛书，使易学中的“数”思想得以发扬。其实，这都是对《易经》及《易传》中所含的“象、数、理”三个法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发挥和阐释，各成一家之言。回归《易经》本体，一切义理研究都需卦象、卦爻和卦辞作为理论依据，一切的占卜预测也与之不可分离，故“象、爻、辞”应为其本位元素。鉴于《周易》形象化的思维方法和由其象数思想体现的美学化特征是中国哲学区分于西方哲学数理逻辑思维的主要标识，所以从美学角度研究《周易》，首先应从其象与数中所含的“美”出发，以区别于从抽象的逻辑义理来推究美的形式与内容。因此，《周易》之“象”中所含的寓意美与其“数”所体现的思维美就构成了《周易》美学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一）象、爻、辞的寓意美
　　“观象系辞”是《周易》思想的重要标志。《周易·系辞》说：“古之包牺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1]先民在观天、观地、观鸟兽虫鱼、观自身之后，从中抽象出八个重要的现象或是形象，即乾 （天）、坤 （地）、离 （日，亦指火）、坎 （月，亦指水）、震 （雷）、巽 （风）、艮 （山）、兑 （泽），然后以简明的卦爻，“—”（阳爻）和“- -”（阴爻）符号画出，每卦三爻，共称为八卦。八卦的诞生，源于古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观物取象实践及“阴阳二分”的思想结合，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象的思想亦构成了《周易》的基本思想。同时，卦名之下的卦意则成为了《周易》的爻辞。卦爻为卦象的主要组成部分，六十四卦每卦分六爻，合计分三百八十四爻，每爻后有辞。可以说，象、爻、辞构成了《周易》的文本阐释基础，而爻与辞则统一在易象之中，成为《周易》意象美的一部分。
　　《周易》千百年来被人们解说不尽，阐释不止，缘其各个卦象都具有非常深邃的寓意，先民在卦爻辞的排列组合和类比象征模式下试图构造及模拟一个博大而严密的宇宙演化体系，因此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性，具有强烈的哲与美的寓意。《说卦传》言：“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气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2]八卦相错而构成六十四卦，八種事物相互组合则构成了一幅自然、宇宙的图景。同时，卦的象征寓意不仅可以是自然事物，人、动物、器物皆是可以用卦来比附的，譬如乾、坤二卦自然上象征天地，即宇宙和地球，国家上则象征君臣，家庭中象征夫妻，人类则象征男女，动物则为马牛，形状则象征方圆，器物则象征金玉、布帛瓦器，属性统为阳刚健行与阴柔顺和。可见，《周易》的卦象和卦理所体现的是一种形象美，哲理美，而其易数则体现了《周易》的思维美和形式美。
　　（二）数与演数的思维美
　　《周易》除“象”及“理”之外，还有“易数”。此数并非日常所言的定量实测数，乃是一种中国哲学上定性的表象数，具有一定的意义象征。简而言之，其数是为表象，且是一种形式化、简约化的象，故而经常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被称为“象数”。《周易》数的体系之所以博大，在于除了其本身所带的阴阳奇偶数、爻数、八卦数之外，还互渗了五行九宫、河图洛书，五十五大衍数等，使得《周易》更加错综复杂，在后世多被运用于预测上，即“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3]543。易数之能用于预测，就在于象数是一体的，即象中含数，数中蕴象，万事万物都有“定数”，通过数来预测在先民看来就成为一种可能。当然，《易传》中还提到了的以数占卜推演的方法，充满了易数的寓意美和思维美，如著名的“大衍之数”就包含一、二、三、四、五生数，五、六、七、八、九、十成数。在这十进位制的十个数中，一、三、五、七、九奇数相加为二十五，称天数，二、四、六、八、十偶数相加为三十，称地数，天数和地数相加被称为“大衍之数”，即推演天地之数。《系辞传》亦记述了大衍之数的具体用法：“大衍之数五十又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一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3]547-548在《易经》中，数的无处不在也寓意天地万物的庞杂有序。通过这种数与象的沟通互渗，体现了先民渴求理解并规范自然现象，构建宇宙演化模式所进行的一种思维尝试，其演算的模式所呈现的一种规律性和可循性也反映了古人对易数形式美的一种积极建构，当然，易经象数思想不仅启发了预测占卜，更以其独特的思维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艺产生了深远而广大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 　　二、易象与书法审美寓意
　　书法是中国文字的一种艺术化表达方法，经由先民不断发展创造，最终形成了构字与用字齐备的“六书”。人们在不断地书写过程中，逐渐形成对结体构字，行文布局的审美意识，逐渐形成了书法艺术。汉字符号在起源的过程中，却与《周易》紧密相连，《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古人在观物取象的创造性过程中创造出《周易》，文字亦由此而诞生。如山东大汶口文化中陶器文字就有许多和《周易》的卦象一样，用一些简单的符号来表示复杂之意，这和画卦以象万物的思维是一致的。早期在龟壳，牛胛骨上裂开的占卜符号，即是卦象的显现，又何尝不可以看作原始的文字。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周易》的卦、爻、辞中的意象则深深的启迪了书法艺术，使书法对“意象”“意趣”“意味”的追求成为其美学标准和审美述求，并力求在立象立意的过程中表情达意，从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一）意象与书论
　　刘熙载《艺概·书概》言：“圣人作《易》，立象以尽意。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4]这句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书法表达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为书意与书象。书法先天之意，其实就是书法艺术所追求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这种境界亦包含创作者的情感在里面，书者借助一枝妙笔在写字造象的过程中将其传达出来，高超者就会达致水乳交融、出神入化的境界。明项穆《书法雅言·心相》指出：“夫经卦皆心画也，书法乃传心也。”[5]可见，书法其目的乃是为表达内心的主观情感和心境。在艺术实践过程中，意的传达必须经过象的构造而成，再传至接受者眼中、心中，从而形成不同的书法体悟。受《易经》观天观地、观鸟兽之文，“远取诸物，近取諸身”观物取象思维的启发，作为创作主体的书法家们也擅长从天地万物，鸟兽虫蚁中汲取灵感，从而内隐于心，化入笔端，历代的书论皆不乏此类描述，如东汉崔瑗《草书势》一书中记载其观感：“兽鸟，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旁点邪附，似蜩螗枝。”蔡邕亦言：“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愁若喜，若飞若动，若坐若行，若卧若起，若往若来，若利剑长戈，若虫食木叶，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6]可见，书法家们认识到万物之形对于书法造象的重要性，而书法之象正因为取法自然，就使得书法的意象有了可摹仿的本体，在“道法自然”的艺术实践中，通过注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与意趣，在符合书法艺术实践规律的情况下，创造出颇具意象美的书法作品，并拥有延绵不绝的生命力和生命精神。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周易》的“观物取象”思想。因此，书法艺术的发展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与《周易》“立象以尽意”思想有相近之意，二者着重于取象以尽意实为殊途同归。
　　（二）阴阳思维与书法美
　　《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作为《周易》首次提出且雄踞中国哲学史几千年的核心概念，不仅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还具有哲学本体论和发生论的意义，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若将《周易》比作一个大厦，阴阳爻变则为其基石，由爻成卦，由卦成象，由象衍理与数，然后为易，自始至终，阴阳思想则一以贯之。其对后世影响广泛而深远，书法艺术亦包含其中。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乃是“神贵于形，形神兼备”。所谓“神”即来自于《易经·系辞下》的“阴阳不测之谓神”。可见，要达至神的境界，就需通晓阴阳，以期在造像立形的过程中求神求意。阴阳思维在书法中的体现，大到谋篇布局、分行成文，小至一笔一划的结字，在方圆、藏露、上下、纵敛、枯润、浓淡、黑白之间，都体现了阴阳之理。所谓阴阳，并非分开来论，而是“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阴阳和谐才能够达致善境，只有阴阳变化才能将书法的气韵体现出来。可见，书法的生命力和活力全在于一阴一阳之间，故而蔡邕在《九势》中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书法遵循大自然的阴阳变化规律，才能产出好的作品。从书法的创作过程来看，如何用笔及如何结体和分章布局是十分重要的。譬如用笔，书法讲究提按、藏露、刚柔、方圆等;墨色上，浓淡、干湿、黑白、大小等，这些都是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是书法家在进行创造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具体到一个字的结体上，横、竖、撇、捺、点、折、钩、挑，每一笔与另一笔，与整体都应阴阳和谐才具有美感，若是上下一样，将变得呆板而缺意，隶书横画讲究“蚕头雁尾”，楷书中竖有“悬针竖”“垂露竖”之别，至于点更是多种多样，而行草的字更加富于变化，然而“万物一太极”，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书法章法上讲究阴阳的顺逆、疏密、欹正、俯仰、向背、避让、疾徐、连断、开合等，在一些大的书法艺术原则上也倡导刚柔相济、大小相间、动静结合、残差错落、行距照应等。这些都是书法艺术所体现的阴阳思维，只有运用恰当，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富有生命力和书法魅力的美的艺术作品。
　　三、易数与书法审美思维
　　《周易》之道，在乎理、象、数三个原则，理体现为其哲学思辨的特质，象展示的是一整套宇宙演化图景，数除了被广泛用于占卜预测及对象理的互证互通外，其实也体现了书法中的一些思维意识。《周易》的宏观自然图景在“数”的框架下才能得以归纳及演绎，所以易数往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的结构观，这深深启示了后来中华民族的思维意识，即看问题着重于整体，不偏执于局部，拥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全局及深远意识。受易数思维的影响，中国人的审美也呈现出一种全局思维，无论是绘画上的尺幅千里，抑或建筑上情景相倚的整体观，中国人的思维从来不是由局部延伸自整体，而是一种“无人机”视角，往往从整体到局部。中国传统书法也浸此思维，无论是创作还是欣赏上，都讲究一种天人合一的中和之美，实际上就是一种书法整体观，这与易经的启示密切相关。并且，《周易》的数与演数思维，还拥有不断发展变化的张力，千百年来仍旧不断的被探索和启示，《周易》有关“数”的思想体现了一种“通”与“变”的发展观，其数非一成不变的“死数”，而是演算不尽的“活数”，这种通变思想对书法的启发就是要在不断地临摹与创新中获得鲜活的艺术生命。 　　（一）易数结构思想与书法审美
　　书法审美往往并非局限于一字、两字，而是以通篇的特色为审美依据，以整体的情感为书法灵魂，在此基础上，再来谈局部的作品效果。因此一篇好的书法作品必然有良好的整体关照。比如郑板桥的“乱石铺街体”书，从局部字看，歪歪斜斜，并不符合传统的书体结构，但在整体上开创了自己的书写风格，且成为一种人可赏之、但难以学之的书体。又如颜真卿的行书《祭侄儿稿》，其字并非如一般行书美观，技巧精湛，甚至没有顾及到下笔工拙，而是让字随着感情自由发挥，其书法线条时疾时涩，将其痛失侄儿的哀伤，乱贼的仇恨和奸臣的义愤喷涌而出，由此挣脱了书法的法度，达到了一种自由的境界。由此我们进行书法创作和欣赏活动时，应着眼于整体的变化，而非一字一笔的成误。反观《周易》的研究，不局限于一卦一辞，而是上下连接，左右合参，才能通其大意，在参合《周易》时，注重整体思维与系统结构，这与我们赏鉴、研究书法，进行书法活动时的理念应是一致的。书法作为一门注重整体结构的艺术，亦是一门创造形式美感，讲究形式创新的艺术，这与易数注重整体和形式美感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
　　（二）通与变——书法的发展观
　　邵康节《皇极经世》言：“体无定用，惟變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周易》是最先论“变化”之道的书，因此有《变经》之称，其“通变”思想贯穿核心，如《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3]535-536古人在宇宙的阴阳变化中，领悟到万物都在不停地运转、更迭不断，不可一日有停，由此认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周易》的三大原则“变易、简易、不易”中，“变易”成为其核心和前提。在永恒的变化中和生死的流转下，人们必须以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此才能抓住事物的核心，保持长久。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一直以“变”为生命力，视“通”为艺术追求，这种思想的源头来自于《周易》的象数思想，尤其是易数思想。从有史可查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开始，到如今的简化汉字，中国文字一直崇尚变化，唯变所适。从形成比较具象的有书法特色的篆书开始，隶行草楷各种书体也是随着时代发展争相辉耀，书法家们往往也是以变化的思维去看待书法艺术的发展，唐代戴叔伦诗云：“楚僧怀素工草书，古法尽能新有余……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可见，作者认为怀素成功地秘诀在于“破体”，其实就是在精于古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由此诞生出《自叙帖》《论书帖》等传世之作。其实不只怀素，历代书法名家的成功之秘诀亦是在于具有“破体”的通变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不断地取法自然万象，以艺术之笔精益求精，才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书法名作供后人观摹、赞叹。因此，中国传统书法之所以具有无穷的变动性和创造性，除了其本身的线条特色富于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汲取了《周易》的“生生之为易”的变化思想，故而历久弥新，始终拥有变化之美。
　　四、结语
　　《周易》作为一部源头性著作，其“弥纶天地之道”的宏阔精深体系使得其可阐释空间非常大，而其象数思想对后世易学发展贡献颇大，许多学科的诞生及发展也都受其影响，传统书法艺术亦是如此。因此，研究《周易》本体的“象”与“数”思想，及交融而立的“意象”与传统书论、“阴阳”与书法构型美、“通变”与书法发展观等命题，就成了其象数思想影响下的书法美及审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易道广大，无论从何种角度取法《周易》，都必然会有无尽的阐述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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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弼.周易注·附说卦[M]//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577.
　　[3]王弼.周易注·附系辞传上[M]//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刘熙载.书概[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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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蔡邕.笔论[C]//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
　　作者简介：陈祥喜，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