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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社团是妇女运动的伴生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维新时期已然肇始。1897、1898这两年是值得纪念的，最早的女子社团——中国女学会，第一份女子报刊——《女学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先后出现。据统计，辛亥革命前之清末，女性团体达40余个。
北京地区最早的妇女社团——中国妇人会出现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11月间。
中国妇人会的发起人是廖太夫人（本名邱彬忻），其子廖廉能官居户部主事。她曾在日本行医，归国后在北京宣武门外珠巢街寓所开办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邱彬忻在日本时，与留日女学界颇多联系，她们力促廖太夫人回国后组织妇女团体。由于职业所系，邱彬忻的初衷是举办中国妇人红十字会。
正当廖太夫人决心创办妇女团体之际，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大地震发生了！
中国妇人会正是以赈济旧金山地震受灾华侨同胞的募捐活动为开端的。据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906年5月10日）第1379号《大公报·言论》栏载《中国妇人会之发起》：“……今不料适有旧金山地震之事，受灾之剧为今古寰球所罕见，各国羁旅同遭是厄。而吾数万华侨房屋、财产、数百万金赀，亦完全被毁。太夫人窃计：此等奇灾，世界创见，此即为吾中国妇人红十字会成立之机关。于是，立发大愿，于京师创立中国妇人会，隐喻红十字会之意。首先代募旧金山华侨赈款，以此为该会开办之始效。期于二百兆之妇女社会中，各尽义务，以急救旧金山同胞华侨之厄难。凡此次书捐之人，该会即认为曾经入会，作为本会会员。将来成立以后，力谋女界昌达，共结团体，以互相扶助，互相关切，热心爱国，勉副其国民一分子之责任……。”
对此前所未有的女界赈灾之举，《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此文末以“记者谨识”大加赞许：“不意以数千年幽闭昏黯、不见天日之女界，一旦大放光明，如朝日之东升，如海潮之怒涌，光彩壮丽，气象万千，则虽盲者之有见，跛者之克走，哑者之能言，痿者之立起，不足以方兹畅快，喻此欢欣。呜呼！以孱弱之女士，而创此伟大之问题，航海万里，奔走呼号，不惜牺牲一己，以拯我同胞之厄，虽大丈夫之号为热侠者，不是过也。”
《大公报》在1906年6月13日刊登《中国妇人会募赈旧金山之办法》，并在7月至9月，先后4次公布妇人会“经募旧金山赈款收款清单”。
较一般社团不同的是，中国妇人会是先开展赈灾活动，而后正式成立。成立的时间是1906年10～11月间。
1906年秋，暴雨引起淮河泛滥。《中国妇人会募赈江北灾民启》出现在1907年1月30、31日的《大公报》第1643、1644号上。在赈济江北灾民的活动中，最有声色的是中国妇人会北京总会在琉璃厂义售《难民图》。
琉璃厂乃指北京一年一度的传统市集“厂甸”。光绪三十三年“厂甸”期间，自正月初二日（1907年2月14日）起，钟英（廖太夫人的儿媳，中国妇人会南洋分会总会长，暂任北京执行干事）率妇人会干事、会员多人，“为了江北水灾，特印《难民图》两万张，并编成浅近歌说，在厂甸售卖。起初，往来游人不明白卖图是什么意思。到后，诸女士向众演说水灾难民的惨状。于是，众人感动，纷纷的争买图纸，并有许多慨捐银圆银两的。统计初二那一天，捐款已至一百以外。……诸女士因见捐款的踊跃，第二天便又在会场东边，令棚匠搭了一个席棚，棚旁高挂一赤色旗，上写‘中国妇人会’五个大字，又在棚前横挂一白色标志，上写‘中国妇人会为江北水灾难民劝赈处’，令人一望而知。……棚中分左、右两区，左区卖图，右区收捐。卖图处，每图一张售价铜元五个，愿多给价的听便。收捐处，置备石板、石笔等等，有入场向右来的，便先递给板、笔，由本人亲写姓名、捐数。付款后，当由女学生开写名条‘某人捐多少元’，当场粘贴棚前，令众人瞧看。一面，即登录捐簿，汇集款数，第二日揭登各报，令通国皆知。总计自从初二日到初六日，五天共收捐款五百余元。经理人因救灾如救火，便先把五百元整款交票号，加速汇到江北被灾地方接济难民。”截至正月十一日，10天之间，社会捐款竟达1000余元。
在风气乍开的清朝末年，妇女抛头露面于广众，为社会公益而呼号，事本新奇，少不得会有相当的社会轰动效应，媒体宣传多有赞誉：“中国女界数千年来未有之举动”。“于士女翩翩之地，张流难颠沛之图，寓意至远，感人亦最深也。”“办得有条有理，在大热闹场中募捐，真是事半功倍的善法。更难得在妇女发起，实行‘爱群’二字，竟能收获这样伟大的佳效果，足以唤醒国魂，足以惊醒凉血男儿。”“以无门托钵，募款维艰，竟惨淡经营，想出卖图募赈之妙法。青年妇女不惜露面抛头于五都市上，且置身严寒风雪之中，不辞口讲指画，苦苦劝捐，为前此未有之举。使吾闻之，不禁五体之投地。嗟呼！吾中国一线发达之机，端肇于此矣。”
1907年4月创刊的北京《时事画报》登载的第一幅时事画即是取材于当时轰动京城的“厂甸”赈灾活动。此幅题为《中国妇人会》的图片上方有文字说明：“正月十五前后，厂甸之中，商贾云集，士女纵横，洵盛事也。今年又有度支部杜主事之女公子因江北难民，力图募捐，创设一妇人会，劝大家捐纳银钱，以济江北流民之难。”
中国妇人会在北京设总会（总会会址设在廖太夫人的京师女学卫生医院），在天津设北洋分会，辖西、北各省；在上海设南洋分会，辖东、南各省。除上述北京总会的活动之外，北洋分会的募捐活动，也颇有成绩。因系由《大公报》报馆代收捐款，故该报每日刊载募捐数额，累计达半年之久。南洋分会，除一般募捐外，还特别设立了上海中国珍品助赈陈列所，广征女界之美术工艺珍玩物品，陈列出售，以供赈需。
就在赈济江北灾民期间，中国妇人会内部发生矛盾，从中分裂出另一个妇女社团——中国妇女会。
中国妇女会是以为赈济灾民举行义演的形式成立的。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907年3月8日），中国妇女会邀请北京梨园界名伶，在福寿堂饭庄戏楼演戏3天，以义演收入赈济江北灾民，并由会员多人在会场出售印有“中国妇女会”字样的手巾。 从现有史料分析，可以确定以下几点：
1.中国妇人会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有章程、具规模的妇女社团。《中国妇人会章程》（原载1907年5月3日上海《时报》）很规范，列十章，分别为会名、会所、宗旨、义务、会员、规则、职任、经费、会期、分会。
2.中国妇人会不是后来涵义的开展妇女运动的社团，而是从事慈善事业，即其会章所谓之“赤十字”（红十字）性质的妇女社团。其宗旨：“我二百兆妇女同胞，实占国民全数之半，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均有应担之责任，应尽之义务。凡属公益之举，急难之事，本会当力谋所以扶助救济之道，隐然以赤十字之苦心，为进化合群，爱护同胞之表见。”其义务第一项即“救灾恤难：凡我同胞，无论外国、内地，设有水旱、刀兵、疾病等灾难，皆有救济之责。”中国妇女会虽是从中国妇人会内部分裂而出的另一个妇女社团，但其组建方式与之无异，都是以认捐为入会资格。先以募赈征集会员，后通过章程，选举执事人员。因其脱胎于中国妇人会，故在各方面离不开中国妇人会的基本模式，都是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社团。
3.中国妇人会虽号称：“凡我国妇女同胞，与本会宗旨相合者，均得入会为本会会员。”但从它对会员资格的种种规定，可见它是面向中上层妇女的组织。中国妇人会领导成员有昆中堂（原文渊阁大学士爱新觉罗·昆冈）夫人、裕中堂（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裕德）夫人，其他的如廖太夫人、肇秀珊（肇燕生观察的夫人）、占柱臣夫人富察氏、钟英（户部主事廖廉能的夫人）、英淑仲（《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夫人）、陈宣严（侍郎之女）、黄铭训及杜氏姐妹（度支部主事杜德舆的妻女）等，均为当时女界名流人物。这与该会所标榜的“大半为贵族夫人、小姐”、“贵族女界”相符。
4.中国妇人会和中国妇女会曾各自出版刊物，作为舆论喉舌。前者编印《中国妇人会小杂志》（半月刊，1907年2～3月间创刊），此为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杂志；后者编印《中国妇女会报》（1907年3月30日创刊），这是一种隔日出版的双日报。其宗旨：“联合女界，保存国粹”。
北京最早的妇女社团出现在1906年，虽有因恰逢旧金山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而肇始的偶然性，但更具重要历史意义的则是，作为大清中央政府的心脏，在20世纪初，既经历了戊戌政变的震颤，更备尝了八国联军破城的蹂躏，因而对救亡图存的感受尤为深切，孕育着一股强烈的进化要求。正是北京独特的历史背景为中国妇人会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而自维新运动以来，女权启蒙、兴女学、反缠足方兴未艾，更为中国妇人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严格意义上说，女性从个体发展为群体走上社会，方为妇女运动兴起的标志。女性社团发挥女性群体的合力，或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或为振兴女权鼓而呼，反映女性切身利益，启蒙女性意识，疏通女性与社会之间原本隔离的渠道，表明女性群体的觉醒，“合群”意识已成为先进女性的共识。因此，可以确定：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由女性社团群体性的出现而正式发轫。而北京第一个妇女社团的出现，即标志着北京妇女运动史的肇始。迄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53个女性社团，在北京妇女运动史的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地区最早的妇女社团——中国妇人会出现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11月间。
中国妇人会的发起人是廖太夫人（本名邱彬忻），其子廖廉能官居户部主事。她曾在日本行医，归国后在北京宣武门外珠巢街寓所开办京师女学卫生医院。邱彬忻在日本时，与留日女学界颇多联系，她们力促廖太夫人回国后组织妇女团体。由于职业所系，邱彬忻的初衷是举办中国妇人红十字会。
正当廖太夫人决心创办妇女团体之际，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大地震发生了！
中国妇人会正是以赈济旧金山地震受灾华侨同胞的募捐活动为开端的。据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七日（1906年5月10日）第1379号《大公报·言论》栏载《中国妇人会之发起》：“……今不料适有旧金山地震之事，受灾之剧为今古寰球所罕见，各国羁旅同遭是厄。而吾数万华侨房屋、财产、数百万金赀，亦完全被毁。太夫人窃计：此等奇灾，世界创见，此即为吾中国妇人红十字会成立之机关。于是，立发大愿，于京师创立中国妇人会，隐喻红十字会之意。首先代募旧金山华侨赈款，以此为该会开办之始效。期于二百兆之妇女社会中，各尽义务，以急救旧金山同胞华侨之厄难。凡此次书捐之人，该会即认为曾经入会，作为本会会员。将来成立以后，力谋女界昌达，共结团体，以互相扶助，互相关切，热心爱国，勉副其国民一分子之责任……。”
对此前所未有的女界赈灾之举，《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在此文末以“记者谨识”大加赞许：“不意以数千年幽闭昏黯、不见天日之女界，一旦大放光明，如朝日之东升，如海潮之怒涌，光彩壮丽，气象万千，则虽盲者之有见，跛者之克走，哑者之能言，痿者之立起，不足以方兹畅快，喻此欢欣。呜呼！以孱弱之女士，而创此伟大之问题，航海万里，奔走呼号，不惜牺牲一己，以拯我同胞之厄，虽大丈夫之号为热侠者，不是过也。”
《大公报》在1906年6月13日刊登《中国妇人会募赈旧金山之办法》，并在7月至9月，先后4次公布妇人会“经募旧金山赈款收款清单”。
较一般社团不同的是，中国妇人会是先开展赈灾活动，而后正式成立。成立的时间是1906年10～11月间。
1906年秋，暴雨引起淮河泛滥。《中国妇人会募赈江北灾民启》出现在1907年1月30、31日的《大公报》第1643、1644号上。在赈济江北灾民的活动中，最有声色的是中国妇人会北京总会在琉璃厂义售《难民图》。
琉璃厂乃指北京一年一度的传统市集“厂甸”。光绪三十三年“厂甸”期间，自正月初二日（1907年2月14日）起，钟英（廖太夫人的儿媳，中国妇人会南洋分会总会长，暂任北京执行干事）率妇人会干事、会员多人，“为了江北水灾，特印《难民图》两万张，并编成浅近歌说，在厂甸售卖。起初，往来游人不明白卖图是什么意思。到后，诸女士向众演说水灾难民的惨状。于是，众人感动，纷纷的争买图纸，并有许多慨捐银圆银两的。统计初二那一天，捐款已至一百以外。……诸女士因见捐款的踊跃，第二天便又在会场东边，令棚匠搭了一个席棚，棚旁高挂一赤色旗，上写‘中国妇人会’五个大字，又在棚前横挂一白色标志，上写‘中国妇人会为江北水灾难民劝赈处’，令人一望而知。……棚中分左、右两区，左区卖图，右区收捐。卖图处，每图一张售价铜元五个，愿多给价的听便。收捐处，置备石板、石笔等等，有入场向右来的，便先递给板、笔，由本人亲写姓名、捐数。付款后，当由女学生开写名条‘某人捐多少元’，当场粘贴棚前，令众人瞧看。一面，即登录捐簿，汇集款数，第二日揭登各报，令通国皆知。总计自从初二日到初六日，五天共收捐款五百余元。经理人因救灾如救火，便先把五百元整款交票号，加速汇到江北被灾地方接济难民。”截至正月十一日，10天之间，社会捐款竟达1000余元。
在风气乍开的清朝末年，妇女抛头露面于广众，为社会公益而呼号，事本新奇，少不得会有相当的社会轰动效应，媒体宣传多有赞誉：“中国女界数千年来未有之举动”。“于士女翩翩之地，张流难颠沛之图，寓意至远，感人亦最深也。”“办得有条有理，在大热闹场中募捐，真是事半功倍的善法。更难得在妇女发起，实行‘爱群’二字，竟能收获这样伟大的佳效果，足以唤醒国魂，足以惊醒凉血男儿。”“以无门托钵，募款维艰，竟惨淡经营，想出卖图募赈之妙法。青年妇女不惜露面抛头于五都市上，且置身严寒风雪之中，不辞口讲指画，苦苦劝捐，为前此未有之举。使吾闻之，不禁五体之投地。嗟呼！吾中国一线发达之机，端肇于此矣。”
1907年4月创刊的北京《时事画报》登载的第一幅时事画即是取材于当时轰动京城的“厂甸”赈灾活动。此幅题为《中国妇人会》的图片上方有文字说明：“正月十五前后，厂甸之中，商贾云集，士女纵横，洵盛事也。今年又有度支部杜主事之女公子因江北难民，力图募捐，创设一妇人会，劝大家捐纳银钱，以济江北流民之难。”
中国妇人会在北京设总会（总会会址设在廖太夫人的京师女学卫生医院），在天津设北洋分会，辖西、北各省；在上海设南洋分会，辖东、南各省。除上述北京总会的活动之外，北洋分会的募捐活动，也颇有成绩。因系由《大公报》报馆代收捐款，故该报每日刊载募捐数额，累计达半年之久。南洋分会，除一般募捐外，还特别设立了上海中国珍品助赈陈列所，广征女界之美术工艺珍玩物品，陈列出售，以供赈需。
就在赈济江北灾民期间，中国妇人会内部发生矛盾，从中分裂出另一个妇女社团——中国妇女会。
中国妇女会是以为赈济灾民举行义演的形式成立的。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907年3月8日），中国妇女会邀请北京梨园界名伶，在福寿堂饭庄戏楼演戏3天，以义演收入赈济江北灾民，并由会员多人在会场出售印有“中国妇女会”字样的手巾。 从现有史料分析，可以确定以下几点：
1.中国妇人会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有章程、具规模的妇女社团。《中国妇人会章程》（原载1907年5月3日上海《时报》）很规范，列十章，分别为会名、会所、宗旨、义务、会员、规则、职任、经费、会期、分会。
2.中国妇人会不是后来涵义的开展妇女运动的社团，而是从事慈善事业，即其会章所谓之“赤十字”（红十字）性质的妇女社团。其宗旨：“我二百兆妇女同胞，实占国民全数之半，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均有应担之责任，应尽之义务。凡属公益之举，急难之事，本会当力谋所以扶助救济之道，隐然以赤十字之苦心，为进化合群，爱护同胞之表见。”其义务第一项即“救灾恤难：凡我同胞，无论外国、内地，设有水旱、刀兵、疾病等灾难，皆有救济之责。”中国妇女会虽是从中国妇人会内部分裂而出的另一个妇女社团，但其组建方式与之无异，都是以认捐为入会资格。先以募赈征集会员，后通过章程，选举执事人员。因其脱胎于中国妇人会，故在各方面离不开中国妇人会的基本模式，都是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社团。
3.中国妇人会虽号称：“凡我国妇女同胞，与本会宗旨相合者，均得入会为本会会员。”但从它对会员资格的种种规定，可见它是面向中上层妇女的组织。中国妇人会领导成员有昆中堂（原文渊阁大学士爱新觉罗·昆冈）夫人、裕中堂（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裕德）夫人，其他的如廖太夫人、肇秀珊（肇燕生观察的夫人）、占柱臣夫人富察氏、钟英（户部主事廖廉能的夫人）、英淑仲（《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夫人）、陈宣严（侍郎之女）、黄铭训及杜氏姐妹（度支部主事杜德舆的妻女）等，均为当时女界名流人物。这与该会所标榜的“大半为贵族夫人、小姐”、“贵族女界”相符。
4.中国妇人会和中国妇女会曾各自出版刊物，作为舆论喉舌。前者编印《中国妇人会小杂志》（半月刊，1907年2～3月间创刊），此为北京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杂志；后者编印《中国妇女会报》（1907年3月30日创刊），这是一种隔日出版的双日报。其宗旨：“联合女界，保存国粹”。
北京最早的妇女社团出现在1906年，虽有因恰逢旧金山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而肇始的偶然性，但更具重要历史意义的则是，作为大清中央政府的心脏，在20世纪初，既经历了戊戌政变的震颤，更备尝了八国联军破城的蹂躏，因而对救亡图存的感受尤为深切，孕育着一股强烈的进化要求。正是北京独特的历史背景为中国妇人会的产生提供了契机。而自维新运动以来，女权启蒙、兴女学、反缠足方兴未艾，更为中国妇人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严格意义上说，女性从个体发展为群体走上社会，方为妇女运动兴起的标志。女性社团发挥女性群体的合力，或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或为振兴女权鼓而呼，反映女性切身利益，启蒙女性意识，疏通女性与社会之间原本隔离的渠道，表明女性群体的觉醒，“合群”意识已成为先进女性的共识。因此，可以确定：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由女性社团群体性的出现而正式发轫。而北京第一个妇女社团的出现，即标志着北京妇女运动史的肇始。迄1949年，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53个女性社团，在北京妇女运动史的各个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