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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蚁族”不是传说
“蚁族”是当前网络中的顶级红词。它不是指华纳兄弟电影里的蚂蚁王国，也不是指生态玩具中那些被人们用来观察赏玩的昆虫小群落。当然，更不是玄幻小说中的类人种族……
“蚁族”是一群活生生的人。
根据网络中流行的描述，“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之所以将该群体名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和“群居”。
“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着各种临时性的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
北京 唐家岭
唐家岭，促狭的街道、逼仄的居住空间，嘈杂、肮脏的环境，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和通常是无照经营的低档娱乐场所……，这些都是“蚁族”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今年6月从河北过来的张永刚和两个同学合租住在唐家岭。13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个地铺、一个小衣柜、两个电脑桌、一个洗手池、3个人，小屋子满满当当。张永刚说：“一个月房租400元，冬天再加100元的取暖费，都是3人平摊，每人每月还得交10元水费，其实就是保护费，上次有个同学过来玩就被强行收了10元钱。”
“我们仨在软件公司，前两天刚签了合同，每月无责底薪1500元，外加200元补助。”张永刚说，“还好公司给交三险。隔壁卖保险的王哥是责任底薪加提成，其他什么都没有。说到生活，一般都是自己做着吃，省钱。也就能养活自己，还没能力报答父母。”
永刚有些无奈地感慨：“上下班最痛苦的就是挤公交，经常挤得公交车门都关不上。经常免费加班，不愿意干就走人，很多人争着干，公司根本不愁招不到人。”而略有起色的工作又让他们充满了期待，“慢慢混吧，情况稍好点我们就去租个居室房。”永刚的同学憧憬着。
广州赤沙村
已拥有狭小但独立的住房的某些“蜗居族”，以及已开始供房的“前蚁族”，其实已是“蚁族”的“成长版”。事实上，由于房价高企，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才是真正的“蚁族”。
潮汕女孩晓风去年从广商人文与传播学院本科毕业，刚换了第二份工作，进了一家公司做时尚图书编辑，试用期工资仅1500元。为了节省开支，她选择租住在广商附近赤沙村，房租每月210元。晓风表达了自己的迷惘，“按我们这种工资收入，连洗手间都买不了。有没有前辈或专家能给我们一点建议?毕竟这样的漂泊也不是个尽头。”
晓风身边的同学，很多人都选择集体AA租房。“女同学大家一起租房，有事有照应。”华农农科专业04级毕业生小孙则告诉记者，像他这样家不在广州的同学，刚工作大多一起租房。有个同学更绝，把在广州工作的堂兄弟姐妹拢在一起去租房，“租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丽字楼，虽然远，但是可以挤地铁，都是一家人，家长放心，费用也分摊，压力小点。”
天津 西南郊
23岁的河南女孩田雅，在位于天津市区西南的城郊接合部李七庄，以每月120元的床位租金，和7个室友一起住在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屋里有5个上下铺的床、一张大桌子以及三个塑料板凳。田雅的床头有个布帘，把布帘拉上，里面就是她唯一的私人空间。
田雅在天津市一家民营医院做护士，每天上班，田雅为了能节省5角钱，从不坐家门口公交站两元钱的空调车，而是步行近两公里，乘坐1.5元的公交车去单位。为了不迟到，田雅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起床。中午吃饭时，田雅会盛满一盒米饭，吃一半，留一半晚上就些咸菜就是晚餐了。田雅说：“我晚饭基本都会在单位吃，因为可以喝一些热水，回家后，由于家里不开伙，所以我就没有热水可以喝了”
重庆 石桥铺
王龙两年前从重庆科技学院毕业后就住在石新路60号。傍晚时分，卖烧饼、麻辣串、烤鱿鱼的小摊点随处都是。头顶上除了各色招牌，还有纵横交错的电线，仿佛蜘蛛网。尽管拥挤、零乱，但“配套”还算齐全，超市、小吃店、理发店，诊所，网吧一应俱全。楼道里，疏通下水道、修电脑、上门开锁的小广告随处可见。不远处，有打扮怪异的年轻女子四处张望。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我的收入才1000多一点，除去自己的吃喝，几乎没有剩下的。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有时候一个月还要给她钱。”王龙说自己的家在开县农村，“为了供我读书，家里面欠了30000多元外债，毕了业工作不好找，只能这样边干边看，我想，努力一点把债还了，了却一件大事。”
他们与农民工没有区别
在房东赵广平眼中，“蚁族”和其他租房户并没太大区别。不过见的租户多了，赵广平还是能琢磨出其中的不同。“他们爱干净，有礼貌，见人就打招呼，从不拖欠房租。”
赵广平回忆，印象最深刻的“蚁族”，是一对年轻恋人。“他俩老家都不在重庆，又没啥亲戚，有老乡过来，我这儿就是他们亲戚的落脚地儿。”赵广平介绍，这对恋人很爱干净，还很有礼貌，见人就笑，有时遇到干活，男的还会主动搭把手。
“蚁族”恋人一直住了两年多，去年回老家办了婚事，回来还给邻居和房东发了喜糖。“2007年才搬走，据说是换了工作。”赵广平说。
除了这对恋人，其他“蚁族”住的时间都不算太长，印象不深。赵广平回忆，前年有个刚毕业的男孩子，早出晚归，不知忙什么，就连周末都很少在屋里，“对于他来说，租的房就只是个睡觉的地儿。”他们确实很不容易，过得不好，但似乎也不打算让家人知道。“这些孩子真是很辛 苦，为了梦想留在城市打拼，有时候吃得很差，也没有什么规律。”
据他的观察，这两年这一群体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打扮人流的年轻人来问租房的事儿。一问，都是在附近电脑城刚刚上班的大学生。过去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现在和农民工没任何区别。”
“蚁族”多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和餐饮服务等低层次、临时性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收入低且不稳定。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低廉的房租，较低的生活成本以及较为便捷的交通吸引了“蚁族”聚居，称为“蚁域”。
“蚁族”的心声
“蚁族”，一个孕育着希望的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充满智慧，不畏艰难，乐观开朗，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挑战，怀揣梦想，有着质朴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尤其相信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绝少抱怨。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表示，从表面看我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艰苦奋斗的起点。
未来在哪里?
陈力从农村考上大学走出来，毕业一年多，已经换了3份工作，如今他在一家小装修公司做设计。
前段时间老板给了他一份单子，1300户业主的电话要挨个打一遍。一天他打了几百个电话，同样的内容重复了几百遍，语速越来越快，头都爆了“你不能说慢点，像念经一样，哪个客户愿意理你。”老板训斥他，“要温柔，男孩子更要温柔”。
“客户烦，老板骂，我当时想撞墙，恨不得这辈子不再打电话……”陈力说这样的工作每月还拿不到800块钱。“老板骂我的时候，老子恨不得把他的头打爆，就像CS里面那种。”
但陈力不敢放弃这份工作。“你去人才市场看看，有多少人在找工作。”他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当时就有几十个人应聘，学电子商务、酒店管理等不搭边的学生也都来了，“而试时老板问为什么来应聘，几乎所有人都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其实去哪儿应聘都会这样说，只是生存需要而已。即使我不干了，肯定还有其他人争着干。”
“我的未来在哪里?我想都不敢想。未来要买房、结婚、养小孩!房价有多高，我一个月不吃不喝买一个屁股这么大的地方都不够。结婚养子?我妈昨天还跟我说：养你基本上是负债累累，到头来还没有指望。”
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
温骁是去年从广商毕业的，他在学校附近租房，十一二平方米的单间，有一个独立卫生间，一个简单的洗手台，旁边有一张床、一张电脑桌和一张茶几。但他坚持不回家发展。“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是自己选择的。”他说，“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就这样活着。拼到最后，不管路是怎样。”
小黄是增城人，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做软件。走出校园的他，月收入三千多元，但他还是选择住在棠下的城中村，与人合租。这合租人不是外人，正是小黄的大学宿友。现在，他们3个小伙子就住着一套2房2厅70平方米的套间里，厨房、柜子、洗手间、阳台都齐备。屋子虽大，可租价却相当便宜，每月只要900元。
环境简陋，但小黄还是住下。他说，主要是想和宿友继续住在一起，彼此有伴，周末可以一块打球，平日也有个人来侃侃大山，不至于太闷。“不尽然是经济因素，主要是怕寂寞。”小黄乐呵呵地说。
苦是对奋斗的肯定
现年25岁的李毅是从山西运城考入北京一所军事院校的，经济专业，属于军校培养的地方生。2007年毕业时，一位正准备报考北航研究生的朋友住在唐家岭，李毅也搬了过来。
李毅先找到一份客户宣传的工作。“每天拿着客户资料狂打电话，一天能打两三百个电话，下班后还得加班找资料挖掘新客户。工作压力很大，底薪1000多元，特别辛苦才能挣到两三千元。这工作，谁都可以做，用不着上大学都做得了。”
心里不平衡，几个月后就辞职了本想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辗转徘徊中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而且，又有新一届高校毕业生“后浪推前浪”般杀到了人才市场。于是，他重新调整心态和定位，多方咨询，交了一万多元钱“报班”，学习手机系统编程。经过四个月的培训学习后，他很快就找到工作，与在国贸的一家外企签订了5年合同。
寻找工作的不如意曾让他流下眼泪，但是对于唐家岭艰苦的居住条件他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刚毕业，当时的全都心思就是找一份好工作，别的没考虑那么多。有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肯定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在签订了5年工作合同之后，李毅搬离了唐家岭，就像有些人说的，走进唐家岭，为的就是有一天搬出唐家岭。生命中于唐家岭的阶段性存在，常常令李毅回味不已。
是谁让他们寄居流浪
关注“蚁族”反思教育
一、关于高校扩招
高校扩招是把双刃剑，一面是降低了大学的“准入”门槛，一面又抬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门槛。“蚁族”基本上是1999年大学第一批扩招后的毕业生(他们大多已漂泊四五年)，尽管“蚁族”的出现与形成有诸多因素，扩招应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看来，如何调整、理顺大学扩招和大学生就业的关系，是高招中要慎重对待的考题。
二、关于课程改革
高校扩招后，限于一些高校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的不足，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错位，出现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一个“蚁民”发问，“我专业学的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电脑编程，我回县城、农村做什么?”
高校教育不顾条件，缺乏前瞻，一窝蜂上马，滥设所谓“热门”专业，正是造成毕业生专业不对口，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
三、关于大学生就业
尽管大学增加收费不包分配、学生自主择业，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但这对学生来说，却造成了上学成本加大，就业风险增大。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大学而言，责任反而更重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对贫困大学生入学补助采取了许多措施，降低入学成本，学校也千方百计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当然还要警惕“被就业”的怪事)。鉴于“蚁族”和“蜗居族”的客观存在，需要全社会群策群力，帮助遇到困难大学毕业生走出眼前的困境。
他们为何愿蜗居大城市当“蚁族”
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期表示，要进一步健全鼓励毕业生下基层的政策体系。这种政策，其实早就有之，但成效并不理想。其原因除了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外，笔者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主导作用过强，资源按照权力的意志配置远胜于按市场法则配置。一个县，最好的东西集中在县城，一个省则集中在省城，全国则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就越大。
人都是理性的，大多会做出“人往高处走”的选择。这种“高处”不仅指栖身城市的规模、繁华程度，主要是指生活质量和出头的机会。以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公共服务为例，大城市由于一般兼有全国或全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市民通常享有优于其他地区的“特权”。
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制度环境没有较大的改变，更大的优惠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仅靠教育、人事等有关部门依靠某些方面的政策推动，是很难让“蚁族”离开大城市去广阔天地觅食的。
“蚁族”问题最可悲的一面
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当他们满怀希望却迎面遇到重挫，失落感可想而知，思想波动、焦虑等心理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如此一来，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如何解脱?普遍现实是，大多数的“蚁族”们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在这种情况之下，聚集在一起便成了自然的选择。靠着相互支撑、抱团取暖，他们信息共享、患难与共，编织着城市生存网络。
有人说，“蚁族”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群体将会长期存在。假如这个观点成立的话，我更担心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带给我们观念上的冲击。当人们变得无法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可能就会是降低投资教育的意愿和资本，这将是教育最大的隐患。这才是“蚁族”问题最可悲的一面。
“蚁族”是当前网络中的顶级红词。它不是指华纳兄弟电影里的蚂蚁王国，也不是指生态玩具中那些被人们用来观察赏玩的昆虫小群落。当然，更不是玄幻小说中的类人种族……
“蚁族”是一群活生生的人。
根据网络中流行的描述，“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指的是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之所以将该群体名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和“群居”。
“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着各种临时性的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
北京 唐家岭
唐家岭，促狭的街道、逼仄的居住空间，嘈杂、肮脏的环境，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和通常是无照经营的低档娱乐场所……，这些都是“蚁族”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今年6月从河北过来的张永刚和两个同学合租住在唐家岭。13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个地铺、一个小衣柜、两个电脑桌、一个洗手池、3个人，小屋子满满当当。张永刚说：“一个月房租400元，冬天再加100元的取暖费，都是3人平摊，每人每月还得交10元水费，其实就是保护费，上次有个同学过来玩就被强行收了10元钱。”
“我们仨在软件公司，前两天刚签了合同，每月无责底薪1500元，外加200元补助。”张永刚说，“还好公司给交三险。隔壁卖保险的王哥是责任底薪加提成，其他什么都没有。说到生活，一般都是自己做着吃，省钱。也就能养活自己，还没能力报答父母。”
永刚有些无奈地感慨：“上下班最痛苦的就是挤公交，经常挤得公交车门都关不上。经常免费加班，不愿意干就走人，很多人争着干，公司根本不愁招不到人。”而略有起色的工作又让他们充满了期待，“慢慢混吧，情况稍好点我们就去租个居室房。”永刚的同学憧憬着。
广州赤沙村
已拥有狭小但独立的住房的某些“蜗居族”，以及已开始供房的“前蚁族”，其实已是“蚁族”的“成长版”。事实上，由于房价高企，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才是真正的“蚁族”。
潮汕女孩晓风去年从广商人文与传播学院本科毕业，刚换了第二份工作，进了一家公司做时尚图书编辑，试用期工资仅1500元。为了节省开支，她选择租住在广商附近赤沙村，房租每月210元。晓风表达了自己的迷惘，“按我们这种工资收入，连洗手间都买不了。有没有前辈或专家能给我们一点建议?毕竟这样的漂泊也不是个尽头。”
晓风身边的同学，很多人都选择集体AA租房。“女同学大家一起租房，有事有照应。”华农农科专业04级毕业生小孙则告诉记者，像他这样家不在广州的同学，刚工作大多一起租房。有个同学更绝，把在广州工作的堂兄弟姐妹拢在一起去租房，“租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丽字楼，虽然远，但是可以挤地铁，都是一家人，家长放心，费用也分摊，压力小点。”
天津 西南郊
23岁的河南女孩田雅，在位于天津市区西南的城郊接合部李七庄，以每月120元的床位租金，和7个室友一起住在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屋里有5个上下铺的床、一张大桌子以及三个塑料板凳。田雅的床头有个布帘，把布帘拉上，里面就是她唯一的私人空间。
田雅在天津市一家民营医院做护士，每天上班，田雅为了能节省5角钱，从不坐家门口公交站两元钱的空调车，而是步行近两公里，乘坐1.5元的公交车去单位。为了不迟到，田雅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起床。中午吃饭时，田雅会盛满一盒米饭，吃一半，留一半晚上就些咸菜就是晚餐了。田雅说：“我晚饭基本都会在单位吃，因为可以喝一些热水，回家后，由于家里不开伙，所以我就没有热水可以喝了”
重庆 石桥铺
王龙两年前从重庆科技学院毕业后就住在石新路60号。傍晚时分，卖烧饼、麻辣串、烤鱿鱼的小摊点随处都是。头顶上除了各色招牌，还有纵横交错的电线，仿佛蜘蛛网。尽管拥挤、零乱，但“配套”还算齐全，超市、小吃店、理发店，诊所，网吧一应俱全。楼道里，疏通下水道、修电脑、上门开锁的小广告随处可见。不远处，有打扮怪异的年轻女子四处张望。
“有地方住就不错了，我的收入才1000多一点，除去自己的吃喝，几乎没有剩下的。家里还有一个妹妹，有时候一个月还要给她钱。”王龙说自己的家在开县农村，“为了供我读书，家里面欠了30000多元外债，毕了业工作不好找，只能这样边干边看，我想，努力一点把债还了，了却一件大事。”
他们与农民工没有区别
在房东赵广平眼中，“蚁族”和其他租房户并没太大区别。不过见的租户多了，赵广平还是能琢磨出其中的不同。“他们爱干净，有礼貌，见人就打招呼，从不拖欠房租。”
赵广平回忆，印象最深刻的“蚁族”，是一对年轻恋人。“他俩老家都不在重庆，又没啥亲戚，有老乡过来，我这儿就是他们亲戚的落脚地儿。”赵广平介绍，这对恋人很爱干净，还很有礼貌，见人就笑，有时遇到干活，男的还会主动搭把手。
“蚁族”恋人一直住了两年多，去年回老家办了婚事，回来还给邻居和房东发了喜糖。“2007年才搬走，据说是换了工作。”赵广平说。
除了这对恋人，其他“蚁族”住的时间都不算太长，印象不深。赵广平回忆，前年有个刚毕业的男孩子，早出晚归，不知忙什么，就连周末都很少在屋里，“对于他来说，租的房就只是个睡觉的地儿。”他们确实很不容易，过得不好，但似乎也不打算让家人知道。“这些孩子真是很辛 苦，为了梦想留在城市打拼，有时候吃得很差，也没有什么规律。”
据他的观察，这两年这一群体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有打扮人流的年轻人来问租房的事儿。一问，都是在附近电脑城刚刚上班的大学生。过去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现在和农民工没任何区别。”
“蚁族”多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和餐饮服务等低层次、临时性的工作，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收入低且不稳定。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低廉的房租，较低的生活成本以及较为便捷的交通吸引了“蚁族”聚居，称为“蚁域”。
“蚁族”的心声
“蚁族”，一个孕育着希望的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充满智慧，不畏艰难，乐观开朗，面对现实，敢于接受挑战，怀揣梦想，有着质朴的信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期待，尤其相信通过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绝少抱怨。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表示，从表面看我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艰苦奋斗的起点。
未来在哪里?
陈力从农村考上大学走出来，毕业一年多，已经换了3份工作，如今他在一家小装修公司做设计。
前段时间老板给了他一份单子，1300户业主的电话要挨个打一遍。一天他打了几百个电话，同样的内容重复了几百遍，语速越来越快，头都爆了“你不能说慢点，像念经一样，哪个客户愿意理你。”老板训斥他，“要温柔，男孩子更要温柔”。
“客户烦，老板骂，我当时想撞墙，恨不得这辈子不再打电话……”陈力说这样的工作每月还拿不到800块钱。“老板骂我的时候，老子恨不得把他的头打爆，就像CS里面那种。”
但陈力不敢放弃这份工作。“你去人才市场看看，有多少人在找工作。”他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当时就有几十个人应聘，学电子商务、酒店管理等不搭边的学生也都来了，“而试时老板问为什么来应聘，几乎所有人都说‘我喜欢这份工作’，其实去哪儿应聘都会这样说，只是生存需要而已。即使我不干了，肯定还有其他人争着干。”
“我的未来在哪里?我想都不敢想。未来要买房、结婚、养小孩!房价有多高，我一个月不吃不喝买一个屁股这么大的地方都不够。结婚养子?我妈昨天还跟我说：养你基本上是负债累累，到头来还没有指望。”
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
温骁是去年从广商毕业的，他在学校附近租房，十一二平方米的单间，有一个独立卫生间，一个简单的洗手台，旁边有一张床、一张电脑桌和一张茶几。但他坚持不回家发展。“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是自己选择的。”他说，“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就这样活着。拼到最后，不管路是怎样。”
小黄是增城人，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做软件。走出校园的他，月收入三千多元，但他还是选择住在棠下的城中村，与人合租。这合租人不是外人，正是小黄的大学宿友。现在，他们3个小伙子就住着一套2房2厅70平方米的套间里，厨房、柜子、洗手间、阳台都齐备。屋子虽大，可租价却相当便宜，每月只要900元。
环境简陋，但小黄还是住下。他说，主要是想和宿友继续住在一起，彼此有伴，周末可以一块打球，平日也有个人来侃侃大山，不至于太闷。“不尽然是经济因素，主要是怕寂寞。”小黄乐呵呵地说。
苦是对奋斗的肯定
现年25岁的李毅是从山西运城考入北京一所军事院校的，经济专业，属于军校培养的地方生。2007年毕业时，一位正准备报考北航研究生的朋友住在唐家岭，李毅也搬了过来。
李毅先找到一份客户宣传的工作。“每天拿着客户资料狂打电话，一天能打两三百个电话，下班后还得加班找资料挖掘新客户。工作压力很大，底薪1000多元，特别辛苦才能挣到两三千元。这工作，谁都可以做，用不着上大学都做得了。”
心里不平衡，几个月后就辞职了本想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辗转徘徊中他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而且，又有新一届高校毕业生“后浪推前浪”般杀到了人才市场。于是，他重新调整心态和定位，多方咨询，交了一万多元钱“报班”，学习手机系统编程。经过四个月的培训学习后，他很快就找到工作，与在国贸的一家外企签订了5年合同。
寻找工作的不如意曾让他流下眼泪，但是对于唐家岭艰苦的居住条件他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刚毕业，当时的全都心思就是找一份好工作，别的没考虑那么多。有过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肯定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在签订了5年工作合同之后，李毅搬离了唐家岭，就像有些人说的，走进唐家岭，为的就是有一天搬出唐家岭。生命中于唐家岭的阶段性存在，常常令李毅回味不已。
是谁让他们寄居流浪
关注“蚁族”反思教育
一、关于高校扩招
高校扩招是把双刃剑，一面是降低了大学的“准入”门槛，一面又抬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门槛。“蚁族”基本上是1999年大学第一批扩招后的毕业生(他们大多已漂泊四五年)，尽管“蚁族”的出现与形成有诸多因素，扩招应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看来，如何调整、理顺大学扩招和大学生就业的关系，是高招中要慎重对待的考题。
二、关于课程改革
高校扩招后，限于一些高校的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的不足，专业设置和市场需求错位，出现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一个“蚁民”发问，“我专业学的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电脑编程，我回县城、农村做什么?”
高校教育不顾条件，缺乏前瞻，一窝蜂上马，滥设所谓“热门”专业，正是造成毕业生专业不对口，就业困难的原因之一。
三、关于大学生就业
尽管大学增加收费不包分配、学生自主择业，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但这对学生来说，却造成了上学成本加大，就业风险增大。对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大学而言，责任反而更重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对贫困大学生入学补助采取了许多措施，降低入学成本，学校也千方百计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当然还要警惕“被就业”的怪事)。鉴于“蚁族”和“蜗居族”的客观存在，需要全社会群策群力，帮助遇到困难大学毕业生走出眼前的困境。
他们为何愿蜗居大城市当“蚁族”
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近期表示，要进一步健全鼓励毕业生下基层的政策体系。这种政策，其实早就有之，但成效并不理想。其原因除了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外，笔者认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主导作用过强，资源按照权力的意志配置远胜于按市场法则配置。一个县，最好的东西集中在县城，一个省则集中在省城，全国则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就越大。
人都是理性的，大多会做出“人往高处走”的选择。这种“高处”不仅指栖身城市的规模、繁华程度，主要是指生活质量和出头的机会。以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公共服务为例，大城市由于一般兼有全国或全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市民通常享有优于其他地区的“特权”。
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制度环境没有较大的改变，更大的优惠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仅靠教育、人事等有关部门依靠某些方面的政策推动，是很难让“蚁族”离开大城市去广阔天地觅食的。
“蚁族”问题最可悲的一面
对于刚刚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当他们满怀希望却迎面遇到重挫，失落感可想而知，思想波动、焦虑等心理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如此一来，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如何解脱?普遍现实是，大多数的“蚁族”们不愿意与家人说明真实境况。在这种情况之下，聚集在一起便成了自然的选择。靠着相互支撑、抱团取暖，他们信息共享、患难与共，编织着城市生存网络。
有人说，“蚁族”作为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群体将会长期存在。假如这个观点成立的话，我更担心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带给我们观念上的冲击。当人们变得无法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可能就会是降低投资教育的意愿和资本，这将是教育最大的隐患。这才是“蚁族”问题最可悲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