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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邹奕泊(化名)是重庆某县机关领导的文字秘书,在亲友眼中,这是一份光耀门楣的工作。然而,邹奕泊却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苦,“有时候都想辞职读书去了”。
2012年底,邹奕泊从街道办调到县机关。一天下午他收到一份上级下达的“八项规定”的文件,中央要求“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邹奕泊平日常给领导转送文件,而习总书记开明务实的讲话风格,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有的地方太过火,看来这回中央对端正党风政风下了大决心。不过,再想想以往大大小小的规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八项规定”前景会如何?
他很快把文件送到隔壁领导的桌子上,次日,单位组织了一场学习讨论会。
令邹奕泊惊讶的是,20多天后,他月薪只剩下2000多元,以往每月上千元的补贴统统被取消了。
之后节假日的过节费、粽子、月饼等等也不见了踪影,而且据说年终奖也要一并取消。这意味着,他每年只有3万元的死工资,不及在街道办时收入的一半。
三年前,大学毕业前夕,邹奕泊曾放弃父母进企业和银行的安排,一心一意考公务员。
他曾对同学满怀理想地说:“考公务员不会局限于小公司老板的一己私利,如果能有升職空间,还可以为民为己,学而优则仕嘛。”
“其实也考虑到一些小利益,至少生活体面些,只是没想到现在收不抵支。”邹奕泊说。
房贷月供2000元、租房700元、还助学贷款400元、吃饭500元、话费100元,与女友相处的开销……邹奕泊开始计算着一笔笔刚性支出。
面对现实的收支压力,邹奕泊一看见网上有人骂公务员就觉得憋屈。他说:“那些网民眼里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公款报销之类的,我是一次也没见过。”
工作三年了,为维持目前的开支,他每月要从60多岁的父母处借1500元。
“现在最怕的就是回乡,别人在父母面前夸我有出息。”在邹奕泊老家的小乡村,考中公务员依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
女友劝他考虑换工作,“观念该变了,别抱着小县城的封建思想了”。“可怎能说辞就辞呢,辞了又干嘛去呢?”邹奕泊又有些留恋体制内的安稳。
4个月前,到沿海的一次学习经历,让邹奕泊心中多了几分不平衡。他听当地一名机关科员说,对方的收入是他的三四倍。
“虽说沿海消费水平高,可同样的部门,干的活差不多,我们不见得就不辛苦。可是我们干几年挣不过他们一年。”邹奕泊回重庆后,四处跟公务员同学朋友们打探虚实。
“各地各部门情况不尽相同,职能部门要比机关好不少,自己在同学朋友中算是最潦倒的。”这是他的结论。
不过,让邹奕泊感到欣喜的是,酒局少了,以前每周都要醉酒呕吐眩晕几次。
领导们以前搞接待一桌饭菜有时一两万元。而这次市财政局的人过来,十个人才吃了七八个菜。饭桌上,有领导说,当官风险越来越高,风声鹤唳,好多认识的人都被抓了。
邹奕泊的领导也表示,国家以前默许地方调控收入,现在空间小了,很多人不适应。
其实在邹奕泊看来,不适应的更多是身份低微、工作不久的公务员。在他身边,一些三四十岁的公务员, “最起码都有福利房或集资房,手握余钱的还投资了新的房产。”
就在数日前,邹奕泊办公室一位同事辞职回山东老家的某家银行工作去了。大学时,邹奕泊的一位室友曾中过2万元足彩。深夜10点,邹奕泊准备好次日的领导发言后,打开久违的网站,研判再三,犹豫不决地投了一注。
2012年底,邹奕泊从街道办调到县机关。一天下午他收到一份上级下达的“八项规定”的文件,中央要求“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邹奕泊平日常给领导转送文件,而习总书记开明务实的讲话风格,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有的地方太过火,看来这回中央对端正党风政风下了大决心。不过,再想想以往大大小小的规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八项规定”前景会如何?
他很快把文件送到隔壁领导的桌子上,次日,单位组织了一场学习讨论会。
令邹奕泊惊讶的是,20多天后,他月薪只剩下2000多元,以往每月上千元的补贴统统被取消了。
之后节假日的过节费、粽子、月饼等等也不见了踪影,而且据说年终奖也要一并取消。这意味着,他每年只有3万元的死工资,不及在街道办时收入的一半。
三年前,大学毕业前夕,邹奕泊曾放弃父母进企业和银行的安排,一心一意考公务员。
他曾对同学满怀理想地说:“考公务员不会局限于小公司老板的一己私利,如果能有升職空间,还可以为民为己,学而优则仕嘛。”
“其实也考虑到一些小利益,至少生活体面些,只是没想到现在收不抵支。”邹奕泊说。
房贷月供2000元、租房700元、还助学贷款400元、吃饭500元、话费100元,与女友相处的开销……邹奕泊开始计算着一笔笔刚性支出。
面对现实的收支压力,邹奕泊一看见网上有人骂公务员就觉得憋屈。他说:“那些网民眼里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公款报销之类的,我是一次也没见过。”
工作三年了,为维持目前的开支,他每月要从60多岁的父母处借1500元。
“现在最怕的就是回乡,别人在父母面前夸我有出息。”在邹奕泊老家的小乡村,考中公务员依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
女友劝他考虑换工作,“观念该变了,别抱着小县城的封建思想了”。“可怎能说辞就辞呢,辞了又干嘛去呢?”邹奕泊又有些留恋体制内的安稳。
4个月前,到沿海的一次学习经历,让邹奕泊心中多了几分不平衡。他听当地一名机关科员说,对方的收入是他的三四倍。
“虽说沿海消费水平高,可同样的部门,干的活差不多,我们不见得就不辛苦。可是我们干几年挣不过他们一年。”邹奕泊回重庆后,四处跟公务员同学朋友们打探虚实。
“各地各部门情况不尽相同,职能部门要比机关好不少,自己在同学朋友中算是最潦倒的。”这是他的结论。
不过,让邹奕泊感到欣喜的是,酒局少了,以前每周都要醉酒呕吐眩晕几次。
领导们以前搞接待一桌饭菜有时一两万元。而这次市财政局的人过来,十个人才吃了七八个菜。饭桌上,有领导说,当官风险越来越高,风声鹤唳,好多认识的人都被抓了。
邹奕泊的领导也表示,国家以前默许地方调控收入,现在空间小了,很多人不适应。
其实在邹奕泊看来,不适应的更多是身份低微、工作不久的公务员。在他身边,一些三四十岁的公务员, “最起码都有福利房或集资房,手握余钱的还投资了新的房产。”
就在数日前,邹奕泊办公室一位同事辞职回山东老家的某家银行工作去了。大学时,邹奕泊的一位室友曾中过2万元足彩。深夜10点,邹奕泊准备好次日的领导发言后,打开久违的网站,研判再三,犹豫不决地投了一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