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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的春天到了，今年是我和丈夫结婚59年，我们复婚也有21年了……
我叫王文翔，丈夫叫张有才。我的一生离过两次婚，不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好，而是因为夫妻感情太深了。
一
我第一次离婚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
我在1952年结婚，1955年冬天，我被分配到川西北高原的黑水县，参加了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工作队，担任秘书工作。其间，我与8个同志不慎被叛匪抓走，被关押了13天后，解放军把我们从叛匪手中解救了出来。
1958年，我的这段历史就成了大问题，被抓出来批斗了一天一夜，我就是有一百张嘴也交代不清，当时的办案人认定我：“被俘之后贪生怕死，变节求荣……判处机关管制2年，交群众监督改造。”从此，我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此后10年的岁月里，丈夫张有才都因我受到牵连。但他了解我，从来没有一句埋怨。“文革”开始不久，张有才被揪斗，每天几次被挂黑牌，站高板凳，搞“喷气式”。我是“五类分子”，被赶进了深山老林，给医药公司种中药材。我在岩边上挖个洞，放一堆麦草、一床破棉被，三个石头支一口锅。最小的孩子革娃刚两岁，只好把他背上山，其余的3个孩子就管不了啦。一天下暴雨，收工回来的我刚把火堆点燃，到洞口取柴火，轰的一声响，岩洞垮塌了，险些丧命。我又在旁边再挖一个洞，这样的山洞生涯，我一过就是两年。
领导多次找张有才谈话：“老张啊，你是共产党员，你老婆是坏分子，水火不相容啊，你们不能成为一家人，只能是两个斗争对手。不为你的前途着想，也要为娃娃着想哦，你们必须离婚。”当看到丈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我明白这段苦苦挣扎了10年的夫妻关系就要保不住了。我含着眼泪说：“我们离婚吧，如果把孩子判给我，娃娃就是五类分子的孩子。宁愿伤害我一个人，也不要伤害4个孩子。”
第二天，我们带上孩子去照了一张全家合影，当照相机“咔嚓”声响之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夜，我俩没有睡意，抱头痛哭之后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破镜重圆!”
当天边有了鱼肚白，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给自己仅留下一床棉被。离别之时，我先抱起最小的孩子革娃亲了又亲，紧接和着其他3个孩子相拥告别。当抱着大儿子时，这孩子懂事地说：“妈妈保重。”接着二女儿也轻声说：“妈妈保重!”我站在门内，看着丈夫牵着孩子走出大门后，轻轻地关上房门。汽车发动的声音把我的心全震碎了，骨肉从此分离。那一年，老大14岁，最小的才4岁。
二
离婚的我走在街头，有人投以轻蔑的目光，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被安排到了综合厂喂猪。夜晚我帮别人织毛衣，挣点钱维持生活。多少个夜晚，我拿出那张全家照，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吻着，这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前夫张有才被调到离马尔康县城300公里的地方去工作。一年又一年，他既当爹又当娘，长期的忧郁和生活的劳累，让他患上了心脏病，生活非常潦倒。有个好心人来提亲了，介绍了一位38岁的羌族女干部，只是不宜生育。他心想，自己的孩子已够多了，于是答应了。不久，这个女干部走进他的生活，还带来一个收养的小女孩。1975年3月，张有才的新妻子又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我得知前夫已经再婚又添了孩子，期待破镜重圆的美梦破灭了。我默默地挑着饲料穿梭在猪棚里，独自一人守着孤独和绝望。一天中午，我晕倒在煮饲料的大锅旁，右脚被严重烫伤，生活不能自理。
就在这时，县百货公司售货员邓林元来到我身边。他像亲人一般照顾和关怀着我，让我恢复了健康。邓林元悄悄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女人，但又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女人，我想和你结婚。我妻子生病去世，丢下6个孩子，你愿意嫁给我吗?”早已心灰意冷的我说：“我一个坏分子，组织上不会允许的。”“不用怕，我成分好。”在邓林元的多次要求之下，我终于答应了，1976年3月，我俩结婚了。
邓家6个孩子用陌生的目光看着我这位继母。但我很快就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里，特别是一看到最小的一儿一女，我就想起自己的孩子，把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在这些孩子身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1979年1 2月，我得到平反，22年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激动与幸福、痛苦与悲伤，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齐涌上心头，泪如雨下。这一年，我已经48岁了，和其他人一样，能挺直了腰杆做人。1987年7月，我退休了，平静地与第二任丈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看着自己亲手带大的邓家孩子，满足之余常常想起自己亲生骨肉，心里像缺了一块，在汩汩地流血。
三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个消息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前夫的羌族妻子因患癌症去世了。亲生儿女找到我，求我回来。我为难了，我也很想回到亲骨肉的身边，回到前夫身边。可和后夫生活了14年，彼此也有了深厚的感情。几天几夜，我夜不能寐，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提出与现在的丈夫分手。我的第二任丈夫痛苦地说：“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抚养孩子。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已年届花甲，求你留下来陪伴我。”
面对第二任丈夫的哀求，我也流着泪说：“你对我实在太好。我不想欺瞒你，也不想辜负你。可我的亲生孩子在小时候就失去了母爱，我和第一任丈夫正值青春时就分离了，这些年我没有一天忘记他们。我也求求你，让我和他们团聚吧。”我们谈了一天一宿，大度的他终于理解了我的苦衷。我离开的那天，第二任丈夫特地取出一张过去的全家合影叫我带着。在孩子们的陪伴下，我和第二任丈夫走进了民政局，平静地结束了我的第二次婚姻。
1989年7月10日，满头银丝的我和张有才走进了郫县郫筒镇民政局。工作人员把大红的结婚证送到了我俩手中，破镜重圆的誓言终于在我们年过花甲时实现了。我俩携手回到家中，孩子们早已备好了酒菜迎接，父亲向儿女们郑重宣布：“你们的妈妈回来了。”就连丈夫那羌族妻子收养和生育的女儿也敬重我。看着已经长大的儿女，一声声“妈妈”的呼唤，我心中的那个缺口终于补上了。
(责编：孙展)
我叫王文翔，丈夫叫张有才。我的一生离过两次婚，不是因为夫妻感情不好，而是因为夫妻感情太深了。
一
我第一次离婚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我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了。
我在1952年结婚，1955年冬天，我被分配到川西北高原的黑水县，参加了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工作队，担任秘书工作。其间，我与8个同志不慎被叛匪抓走，被关押了13天后，解放军把我们从叛匪手中解救了出来。
1958年，我的这段历史就成了大问题，被抓出来批斗了一天一夜，我就是有一百张嘴也交代不清，当时的办案人认定我：“被俘之后贪生怕死，变节求荣……判处机关管制2年，交群众监督改造。”从此，我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此后10年的岁月里，丈夫张有才都因我受到牵连。但他了解我，从来没有一句埋怨。“文革”开始不久，张有才被揪斗，每天几次被挂黑牌，站高板凳，搞“喷气式”。我是“五类分子”，被赶进了深山老林，给医药公司种中药材。我在岩边上挖个洞，放一堆麦草、一床破棉被，三个石头支一口锅。最小的孩子革娃刚两岁，只好把他背上山，其余的3个孩子就管不了啦。一天下暴雨，收工回来的我刚把火堆点燃，到洞口取柴火，轰的一声响，岩洞垮塌了，险些丧命。我又在旁边再挖一个洞，这样的山洞生涯，我一过就是两年。
领导多次找张有才谈话：“老张啊，你是共产党员，你老婆是坏分子，水火不相容啊，你们不能成为一家人，只能是两个斗争对手。不为你的前途着想，也要为娃娃着想哦，你们必须离婚。”当看到丈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我明白这段苦苦挣扎了10年的夫妻关系就要保不住了。我含着眼泪说：“我们离婚吧，如果把孩子判给我，娃娃就是五类分子的孩子。宁愿伤害我一个人，也不要伤害4个孩子。”
第二天，我们带上孩子去照了一张全家合影，当照相机“咔嚓”声响之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一夜，我俩没有睡意，抱头痛哭之后立下誓言：“有朝一日一定要破镜重圆!”
当天边有了鱼肚白，我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上车，给自己仅留下一床棉被。离别之时，我先抱起最小的孩子革娃亲了又亲，紧接和着其他3个孩子相拥告别。当抱着大儿子时，这孩子懂事地说：“妈妈保重。”接着二女儿也轻声说：“妈妈保重!”我站在门内，看着丈夫牵着孩子走出大门后，轻轻地关上房门。汽车发动的声音把我的心全震碎了，骨肉从此分离。那一年，老大14岁，最小的才4岁。
二
离婚的我走在街头，有人投以轻蔑的目光，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被安排到了综合厂喂猪。夜晚我帮别人织毛衣，挣点钱维持生活。多少个夜晚，我拿出那张全家照，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吻着，这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前夫张有才被调到离马尔康县城300公里的地方去工作。一年又一年，他既当爹又当娘，长期的忧郁和生活的劳累，让他患上了心脏病，生活非常潦倒。有个好心人来提亲了，介绍了一位38岁的羌族女干部，只是不宜生育。他心想，自己的孩子已够多了，于是答应了。不久，这个女干部走进他的生活，还带来一个收养的小女孩。1975年3月，张有才的新妻子又生下了一个小女孩。
我得知前夫已经再婚又添了孩子，期待破镜重圆的美梦破灭了。我默默地挑着饲料穿梭在猪棚里，独自一人守着孤独和绝望。一天中午，我晕倒在煮饲料的大锅旁，右脚被严重烫伤，生活不能自理。
就在这时，县百货公司售货员邓林元来到我身边。他像亲人一般照顾和关怀着我，让我恢复了健康。邓林元悄悄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女人，但又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女人，我想和你结婚。我妻子生病去世，丢下6个孩子，你愿意嫁给我吗?”早已心灰意冷的我说：“我一个坏分子，组织上不会允许的。”“不用怕，我成分好。”在邓林元的多次要求之下，我终于答应了，1976年3月，我俩结婚了。
邓家6个孩子用陌生的目光看着我这位继母。但我很快就走进了孩子们的心里，特别是一看到最小的一儿一女，我就想起自己的孩子，把全部的母爱都倾注在这些孩子身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工作在全国各地展开。1979年1 2月，我得到平反，22年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激动与幸福、痛苦与悲伤，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齐涌上心头，泪如雨下。这一年，我已经48岁了，和其他人一样，能挺直了腰杆做人。1987年7月，我退休了，平静地与第二任丈夫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看着自己亲手带大的邓家孩子，满足之余常常想起自己亲生骨肉，心里像缺了一块，在汩汩地流血。
三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一个消息打乱了我平静的生活。前夫的羌族妻子因患癌症去世了。亲生儿女找到我，求我回来。我为难了，我也很想回到亲骨肉的身边，回到前夫身边。可和后夫生活了14年，彼此也有了深厚的感情。几天几夜，我夜不能寐，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提出与现在的丈夫分手。我的第二任丈夫痛苦地说：“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抚养孩子。如今孩子们都长大了，我已年届花甲，求你留下来陪伴我。”
面对第二任丈夫的哀求，我也流着泪说：“你对我实在太好。我不想欺瞒你，也不想辜负你。可我的亲生孩子在小时候就失去了母爱，我和第一任丈夫正值青春时就分离了，这些年我没有一天忘记他们。我也求求你，让我和他们团聚吧。”我们谈了一天一宿，大度的他终于理解了我的苦衷。我离开的那天，第二任丈夫特地取出一张过去的全家合影叫我带着。在孩子们的陪伴下，我和第二任丈夫走进了民政局，平静地结束了我的第二次婚姻。
1989年7月10日，满头银丝的我和张有才走进了郫县郫筒镇民政局。工作人员把大红的结婚证送到了我俩手中，破镜重圆的誓言终于在我们年过花甲时实现了。我俩携手回到家中，孩子们早已备好了酒菜迎接，父亲向儿女们郑重宣布：“你们的妈妈回来了。”就连丈夫那羌族妻子收养和生育的女儿也敬重我。看着已经长大的儿女，一声声“妈妈”的呼唤，我心中的那个缺口终于补上了。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