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依据文化批评,对《花凋》与《善良的乡下人》进行平行研究,分析中外两位刻画"畸人"的女作家在女畸人创作寓意和创作手法上的异同。通过象征主义手法,张爱玲对丑陋身体的刻画揭示了女性活着的困境和无奈,批判的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摧残;奥康纳对身体丑陋的意象书写更像是宗教启示录,揭示的是丑陋的人性本身,借以探索现代社会人性迷失的疗救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