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二战”以后法国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殊身份相伴而来的，是它的特殊责任。这一特权（或者重担）为法国人和外来者所熟知，尽管在描述上会有细微的差别。对于巴黎的文人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责任和权利——为人类代言、对人类的状况发表看法，以及即便是在明显地讨论地域性论题时，也能让人理解。对于外来者，这意味着巴黎所做的选择或是拒绝将会产生一种影响力，并且在远方某处得到回应，它会被远比其他共同体中的读者更加伟大的受众阅读、引证，甚至是错误地引用。
　　这些视角的不对称产生出了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法国人既不受政治约束的限制，又不用顾忌文化的谦逊，这就催生了一整套独特的混合了政治紧迫性和道德微妙性的词汇。战后十年法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不需要为其行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让人联想起一个缺少历史重力的共同体。但是对于他们的读者，尤其是维也纳以东的格外专注的读者而言，他们的每一个词都极有分量。
　　对于欧洲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来说，法国长久以来就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尽管英国在19世纪是最安全的流放地，为科苏特这类落败的反叛者提供了安全的庇护，但法国仍然是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的天然家园。通过住在法国并向法国人民亲述他们的经历，海涅、密茨凯维奇、马志尼和赫尔岑那样的文人让他们的事业为更多人所知，并且借由欧洲通用语言的中介，这些事业拥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法国大革命的特殊重要性赋予了法国中心地位——这是欧洲业已确定的特点——这是另一个维度，而闪闪发光的19世纪巴黎的雅致，更平添了它的光彩。
　　也许有人会认为，法国的这一特殊地位会随着德国的崛起、法国的相对衰落（1914年前后）以及欧洲大陆上旧有的帝国核心地带上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受到削弱。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如今各有关切，他们不需要借助巴黎这个舞台就能吸引世界的目光，并且，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视野也可以通过柏林和维也纳得到极大的扩展，巴黎不再是首选之地。
　　然而，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人们将关注的视角再一次投向了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它再一次因为众多欧洲的知识分子、政治流亡者和移居者的到来而沸腾起来。对于那些尚未被迫背井离乡的欧洲人来说，法国的文化生活同样明显地充满了诱惑：随着1933年纳粹夺取政权，以及一年以后维也纳的天主教徒的政变，捷克的结构主义者、奥地利的逻辑学家以及德国的美学家很自然地就转向了巴黎，巴黎显然成了某种现代思想的交换所。
　　即便是在西欧的民主重建完成、共产主义在东欧站稳脚跟之后，法国也没有丧失其特殊地位。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流亡人士，都想方设法来到巴黎，并选择用法国和法国知识分子媒介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讨论他们的处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持异见的以及被流放的东欧知识分子将会扮演催化剂的角色，刺激和塑形法国对苏联地区的事件的反应。
　　西欧的文化是一种欧洲的文化，西欧的政治史是欧洲大陆历史的主干，而其余部分文化和政治纪念物却被遮蔽于视线之外。东欧在文化和民族上的边缘地位是一个令人不快但可被接受的真相。只要来自维尔纽斯、里沃夫、布拉格、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诗人、音乐家、小说家和哲学家能够进入法国的世界，他们就能够原谅巴黎的知识分子未能对他们做出类似回馈的行为。这正是对1945年之后状况的精准描述，法国人关闭了知识分子的边域之城。
　　东欧的文人也能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不能原谅和无法解释的是，法国人并未看到他们——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现在所明白的一切。对于作为欧洲另一半的东部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遭到了双重驱逐：被剥夺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而后，其所信任的护卫者又禁止其进入欧洲的文化世界。
　　从此之后，东欧的知识分子在谈到法国或跟法国对话的时候，总是带着怨恨、愤怒、悲伤的调子。其程度正如当年他们执着于努力获得前者的注意那般。这些调调部分可归因于对战前的政治背叛的记忆——爱德华·贝奈斯在1938年10月就宣布，“以历史的观点看，我最大的错误便在于对法国效忠”。但是从本质上，这大部分还是要归因于米沃什早在1951年在《被禁锢的头脑》中所说的：“受挫的爱”的并发症。正是由于西欧对它的东部邻居的漠然，这种受伤感和痛心的讶异才会产生。
　　《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美）托尼·朱特著，李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5月。本文摘自该书第十四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