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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试点实施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引发了一系列制度和理论上的创新。这些创新主要包括: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丰富和延伸了产权的内涵,变革了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农业产权制度的创新;由农业产权制度创新而引发的土地组织经营模式的创新;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使农业资本得以在农业内部产生,从而促进了农业资本理论的创新。
〔关键词〕土地使用权流转,产权制度创新,组织经营模式创新,农业资本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1-0069-05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在理论界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施,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就已经被学者们所关注和探讨。历经30年,随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成都便开始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确权、颁证试点工作。这一工作一旦在全国推广和实行,势必引发农业产权制度和实现形式的创新,引发农业资本理论的创新。
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产权制度创新
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坚持基本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确认和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对使用权的处置权,即转让权。这实际上是一条产权权利的链条,通过明确权利的主体和归属的确权过程,让农民成为真正的使用权和转让权主体。确权“既为农地流转提供了基础,也让农民在享受物权法上对土地所有权衍生而来的‘用益物权’①得以真正实现。” 〔1 〕成都的改革就是在物权法框架下,通过确权给农户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尽管这只是一种产权内涵的丰富和延伸,但却是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一大创新——从根本上变革了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一直是有多种理解、存在分歧的概念。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2 〕将这一观点一般化,即为生产方式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作为劳动过程,首先要具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大要素,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其使用方式和劳动者之间的结合方式与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劳动者运用农业生产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无疑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的链接方式、组织方式和劳动方式。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经营权承包给农户。这种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决定了一家一户分散式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户之间按照地方习俗形成互助关系。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农民没有处置土地的权利,一些地区自发进行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保障引发诸多农地纠纷,致使土地只是农户生产的外生变量。土地除了给农民带来耕作收入以外,没有其他附加值和增加值。土地经营权的细分和使用权权利主体的虚置决定了土地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和增值。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变革的有力途径。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一种权利的确认,它在固化承包权的基础上确认农民拥有转让权,使土地使用权不再是一种外生变量,而是农户可以根据需要将其置于市场之中获取收益的重要方式。土地一旦进入市场框架,土地使用权也和股票一样具有价格和商品属性,为拥有者带来地租收入,从而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或“土地的资本化”。随着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框架,其拥有者农民也随之进入市场,成了真正的市场微观主体,可以凭借其对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权获益。
土地使用权流转属于土地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它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土地市场引导土地流动和配置,实现土地经营权的集中,进而实现规模化经营,这为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转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就是从传统的小规模家庭分散经营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引入科技要素全面改变农业劳动过程,包括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土地的集中,以及提高土地与农业劳动力的技术比例等。
由于土地链接着农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因此,土地的使用方式一旦发生变革,与其密切相连的农业分配制度等其他各个环节也将随之改变。随着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从属性减弱,由实际的依赖转变为形式上的依赖关系。在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农民既可以是劳动者,也可以是要素使用权的拥有者;既可凭借劳动获得一份收入,也可凭借对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获得要素收入;或者如果离开了土地农转非,他也可以把经营权转让出去,获得地租收益。这样,农民凭借对土地使用权的处置,参与到“按土地生产要素分配”中来,实现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统一,从而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能提高其购买力,特别是对于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内需的要求而言,是比家电下乡等活动更为有效、更为持久的制度安排。
从实际意义来看,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得到确认和进一步延伸后,除了可获得要素收入以外,还可以凭借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通过抵押性质,取得流动性” 〔3 〕,在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将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对接起来。我国农村金融一直发展滞后,大多数农村贷款和融资比较困难,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村金融体系下的惜贷现象还比较普遍。而用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的融资难问题。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承载着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重任。农业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可以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向大农业的转变、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问题、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业走现代化之路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建设新农村有重大意义。同时,土地使用权流转所预期带来的农业市场化、规模化、现代化也是我国农业面对世界性粮食危机的出路。当前,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农业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可以启动我国农村7.5亿人口的大市场,是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目标的可行路径。当然,土地使用权资本化,虽然可以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让农民享有土地的地租收入,但它作为新生事物,在摸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4 〕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施过程本身存在着诸多潜在的风险。“一是不到位的确权,即确权到组,会给将来带来隐患。二是非粮化风险,大量土地流转之后不种粮食,粮食安全很难保障。三是土地确权过程的控制,治理结构如果没有建立好,农民的意愿没有得到表达,就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巨大的寻租空间。” 〔3 〕
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民的影响看,大量农村人口如果转让了土地使用权,他们只有转入非农产业。这就又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农村人口的身份如何界定?是否享有社会安全保障和相关福利待遇?在当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这些非农人口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我国如何避免西方国家的农业劳动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极端痛苦过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组织经营模式创新
使用权流转促成的由分散到集中的土地如何经营?这涉及到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现和经营方式变革问题。伴随土地使用权流转这一产权制度的创新,必然会引发土地组织经营模式的创新。拥有使用权的农民可以根据需要处置使用权,继续务农的农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联合经营,如标准的合作社模式②、“公司 农户”的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农业能手或大户牵头的模式等;准备脱离农业的农民将土地转包、租赁或者直接作为生产要素入股农业公司,凭要素所有权获取收益。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不同类别相适应,土地的组织经营方式也有多元化的选择。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合作社的历史众所周知,目前这一经营方式发展得如火如荼;农业股份合作制也在一些地区得到推广;在黑龙江等地,还出现了以工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业产供销一条龙的“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
随着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哪一种组织经营模式更具生命力?农业经营如完全模仿工业企业的公司制管理,虽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也避免不了存在于我国国有企业和公有资本运营中的重重问题。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工业化过程中的公司制管理迟早要被合作工厂和联合劳动取而代之。除此之外,公司制管理在实践运营中的现实问题是,在以资本入股的股份公司中,大股东很可能凭借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压低地价,降低土地所占股份、提高资本所占股份。由此,依靠土地入股的农民将会失去话语权,沦为被雇佣对象。“公司 农户”方式中的公司也可能会类似于股份公司中的大股东,占据市场优势,挤压农户的利润。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我国工农业联合的产业链条中并不鲜见。面对强势的大股东或大公司,农户处于弱势地位,是必然的。所以,综合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实现形式,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实践经营以及政策倾向来看,合作社都占有优势。
从理论上看,建立和发展合作社,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经阶段。合作运动和工人合作工厂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胜利,马克思就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5 〕 (P132-133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在联合劳动的合作社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被扬弃,平等的协作劳动关系能够避免某些种植大户或者大股东等对集体公有资本的侵蚀。
从政策取向上看,国家倾向于鼓励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2007年6月5日国务院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鼓励农业专业合作社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在农业实践中,合作社也是最流行的一种经营组织方式。2009年,我国将积极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拓宽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机服务、土肥植保服务、农产品加工、农家乐等业务;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跨地域、跨所有制、跨行业开展经营和服务,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种经营需要。” 〔6 〕同时,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还设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绿色通道”,免费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简化登记手续。
从农业合作社的具体实践来看,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11万多户,比2007年底增长了3倍;成员出资总额880亿元,比2007年底增长了近4倍。 〔7 〕2008年8月,我国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首家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全崮山土地流转合作社。它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实现形式、促进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据报道,“这家合作社已发展入社农户280户,入社土地1700多亩,制订了规范的章程,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建立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各项制度,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合作社的依法规范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入社农户的合法权益。” 〔8 〕
农业资本的创新要求农业资本运营载体的创新。通过前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合作社是土地资本化以后的最佳探索,它在本质上依然是集体产权,属于公有资本范畴,这就面临着如下问题:第一,如何安排合作社内部的产权制度以促进合作社公有资本的增值?毫无疑问,合作社的内部资本属于社员公有的资本,同样需要保值增值,通过增值实现保值。第二,如何界定合作社内部的剩余索取权以防止公有资产被侵占、避免剥削?历史上最大的权力置换是资本与土地之间的置换,土地资本化收益是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来源之一。同样,入股到合作社的土地如何置换资本获取收益也是合作社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三,在不改变合作社性质的前提下,采取何种方式运行才能提高合作社的效率和竞争力?合作社的存在并不能排除其他经济组织的存在和竞争,如来自公司制的农业生产实体的竞争。合作社对内服务成员的宗旨不允许合作社采用压低劳动力成本、加大剥削强度来维持竞争力的做法。公司制生产的效率来自资本协调下的控制所实现的资本的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合作社能否通过资本控制劳动过程来达到这种效率?事实上,建立新型劳资关系应该是把合作社蛋糕做大的可行途径,但对承载新型劳资关系的合作社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农业资本理论创新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理论层面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所内生的农业资本的形成。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使农业资本得以在农业内部产生,而非来自农业外部其他产业资本的注入和积累。这不仅丰富了农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也丰富了我国当代资本的形态,同时也为资本创新探索了一条可行路径。农业资本的概念早在重农主义时期就被研究过,那么我国当代的农业资本到底体现在哪里?是否只有从农业之外引入资本才算农业资本?国内学者曾从多重角度论证农业资本的形成在于与外界金融机构、产业资本的联合 〔9 〕,这些外来资本能否合理有效地融入农业领域有待考量,而通过资本创新产生于农业内部的资本则无需探讨其与农业本身的粘合性问题。
毫无疑问,在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网络经济形态和网络社会中,农业资本是构成当代资本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农业中面临的粮食危机、食品安全等问题又使农业具有了国际战略意义。粮食和食品由此被国际大资本所关注,成为资本扩张的又一重要领域。在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作为农业公有资本载体的农业组织如何抵御国外大资本的竞争、实现农业公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是一大课题。因此,对中国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理论创新还在于它进一步彰显了资本的多样化属性。农村巨大的土地存量资源被纳入市场框架,具有金融产品的属性,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资本收益的权力为拥有者带来收益。“在普遍的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发展合法转让权,是资源或资产经由流转实现最高收入流的关键,也是资源或资产转化为资本的秘密。” 〔10 〕
从资本的属性看,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行为展现了资本运行层面的属性——资本的构造性,即资本运动本质的外化。资本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借助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过程。在这种关系体系中,资本作为客体出现,而资本的所有者才是真正的运动主体。资本所有者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选择资本的创新形式和载体,当代资本的创新事实上是资本所有者的创新和选择。因此,从资本所有者主体需要的角度看,资本的创新过程就是资本的构造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非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路径,它来源于市场框架中的交易过程和权力的界定,来源于资产向资本的转化。
〔关键词〕土地使用权流转,产权制度创新,组织经营模式创新,农业资本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1-0069-05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在理论界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实施,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就已经被学者们所关注和探讨。历经30年,随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十七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成都便开始了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确权、颁证试点工作。这一工作一旦在全国推广和实行,势必引发农业产权制度和实现形式的创新,引发农业资本理论的创新。
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产权制度创新
土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坚持基本土地制度的前提下,进一步确认和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使用权以及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对使用权的处置权,即转让权。这实际上是一条产权权利的链条,通过明确权利的主体和归属的确权过程,让农民成为真正的使用权和转让权主体。确权“既为农地流转提供了基础,也让农民在享受物权法上对土地所有权衍生而来的‘用益物权’①得以真正实现。” 〔1 〕成都的改革就是在物权法框架下,通过确权给农户颁发了土地使用权证。尽管这只是一种产权内涵的丰富和延伸,但却是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一大创新——从根本上变革了当前的农业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一直是有多种理解、存在分歧的概念。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观点,即“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 〔2 〕将这一观点一般化,即为生产方式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过程。作为劳动过程,首先要具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两大要素,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决定其使用方式和劳动者之间的结合方式与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方式是农业劳动者运用农业生产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要素的占有和使用方式无疑决定了劳动者之间的链接方式、组织方式和劳动方式。
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将经营权承包给农户。这种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决定了一家一户分散式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户之间按照地方习俗形成互助关系。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农民没有处置土地的权利,一些地区自发进行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保障引发诸多农地纠纷,致使土地只是农户生产的外生变量。土地除了给农民带来耕作收入以外,没有其他附加值和增加值。土地经营权的细分和使用权权利主体的虚置决定了土地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和增值。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无疑是对农业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变革的有力途径。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一种权利的确认,它在固化承包权的基础上确认农民拥有转让权,使土地使用权不再是一种外生变量,而是农户可以根据需要将其置于市场之中获取收益的重要方式。土地一旦进入市场框架,土地使用权也和股票一样具有价格和商品属性,为拥有者带来地租收入,从而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或“土地的资本化”。随着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框架,其拥有者农民也随之进入市场,成了真正的市场微观主体,可以凭借其对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权获益。
土地使用权流转属于土地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它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土地市场引导土地流动和配置,实现土地经营权的集中,进而实现规模化经营,这为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转型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就是从传统的小规模家庭分散经营向现代化大农业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引入科技要素全面改变农业劳动过程,包括农业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土地的集中,以及提高土地与农业劳动力的技术比例等。
由于土地链接着农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因此,土地的使用方式一旦发生变革,与其密切相连的农业分配制度等其他各个环节也将随之改变。随着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集中,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从属性减弱,由实际的依赖转变为形式上的依赖关系。在转让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农民既可以是劳动者,也可以是要素使用权的拥有者;既可凭借劳动获得一份收入,也可凭借对土地使用权的拥有获得要素收入;或者如果离开了土地农转非,他也可以把经营权转让出去,获得地租收益。这样,农民凭借对土地使用权的处置,参与到“按土地生产要素分配”中来,实现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统一,从而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也能提高其购买力,特别是对于金融危机背景下扩大内需的要求而言,是比家电下乡等活动更为有效、更为持久的制度安排。
从实际意义来看,农民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得到确认和进一步延伸后,除了可获得要素收入以外,还可以凭借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通过抵押性质,取得流动性” 〔3 〕,在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将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对接起来。我国农村金融一直发展滞后,大多数农村贷款和融资比较困难,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农村金融体系下的惜贷现象还比较普遍。而用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农村的融资难问题。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承载着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重任。农业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可以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农村现有生产方式向大农业的转变、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失衡问题、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农业走现代化之路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建设新农村有重大意义。同时,土地使用权流转所预期带来的农业市场化、规模化、现代化也是我国农业面对世界性粮食危机的出路。当前,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农业土地使用权资本化可以启动我国农村7.5亿人口的大市场,是实现“保增长、扩内需”目标的可行路径。当然,土地使用权资本化,虽然可以盘活农村的土地资源,让农民享有土地的地租收入,但它作为新生事物,在摸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问题。〔4 〕
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施过程本身存在着诸多潜在的风险。“一是不到位的确权,即确权到组,会给将来带来隐患。二是非粮化风险,大量土地流转之后不种粮食,粮食安全很难保障。三是土地确权过程的控制,治理结构如果没有建立好,农民的意愿没有得到表达,就会出现内部人控制和巨大的寻租空间。” 〔3 〕
从土地使用权流转对农民的影响看,大量农村人口如果转让了土地使用权,他们只有转入非农产业。这就又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农村人口的身份如何界定?是否享有社会安全保障和相关福利待遇?在当前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下,这些非农人口的就业问题如何解决?我国如何避免西方国家的农业劳动者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极端痛苦过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组织经营模式创新
使用权流转促成的由分散到集中的土地如何经营?这涉及到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实现和经营方式变革问题。伴随土地使用权流转这一产权制度的创新,必然会引发土地组织经营模式的创新。拥有使用权的农民可以根据需要处置使用权,继续务农的农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联合经营,如标准的合作社模式②、“公司 农户”的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农业能手或大户牵头的模式等;准备脱离农业的农民将土地转包、租赁或者直接作为生产要素入股农业公司,凭要素所有权获取收益。与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不同类别相适应,土地的组织经营方式也有多元化的选择。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合作社的历史众所周知,目前这一经营方式发展得如火如荼;农业股份合作制也在一些地区得到推广;在黑龙江等地,还出现了以工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业产供销一条龙的“公司 农户”的经营模式。
随着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哪一种组织经营模式更具生命力?农业经营如完全模仿工业企业的公司制管理,虽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也避免不了存在于我国国有企业和公有资本运营中的重重问题。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工业化过程中的公司制管理迟早要被合作工厂和联合劳动取而代之。除此之外,公司制管理在实践运营中的现实问题是,在以资本入股的股份公司中,大股东很可能凭借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压低地价,降低土地所占股份、提高资本所占股份。由此,依靠土地入股的农民将会失去话语权,沦为被雇佣对象。“公司 农户”方式中的公司也可能会类似于股份公司中的大股东,占据市场优势,挤压农户的利润。事实上,这种现象在我国工农业联合的产业链条中并不鲜见。面对强势的大股东或大公司,农户处于弱势地位,是必然的。所以,综合比较土地流转的几种实现形式,无论是从理论角度、实践经营以及政策倾向来看,合作社都占有优势。
从理论上看,建立和发展合作社,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经阶段。合作运动和工人合作工厂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胜利,马克思就指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5 〕 (P132-133 )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在联合劳动的合作社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被扬弃,平等的协作劳动关系能够避免某些种植大户或者大股东等对集体公有资本的侵蚀。
从政策取向上看,国家倾向于鼓励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2007年6月5日国务院颁布《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鼓励农业专业合作社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在农业实践中,合作社也是最流行的一种经营组织方式。2009年,我国将积极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拓宽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范围,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机服务、土肥植保服务、农产品加工、农家乐等业务;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跨地域、跨所有制、跨行业开展经营和服务,满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多种经营需要。” 〔6 〕同时,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还设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绿色通道”,免费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简化登记手续。
从农业合作社的具体实践来看,截至2008年底,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有11万多户,比2007年底增长了3倍;成员出资总额880亿元,比2007年底增长了近4倍。 〔7 〕2008年8月,我国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首家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全崮山土地流转合作社。它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有效实现形式、促进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据报道,“这家合作社已发展入社农户280户,入社土地1700多亩,制订了规范的章程,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建立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各项制度,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合作社的依法规范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入社农户的合法权益。” 〔8 〕
农业资本的创新要求农业资本运营载体的创新。通过前述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合作社是土地资本化以后的最佳探索,它在本质上依然是集体产权,属于公有资本范畴,这就面临着如下问题:第一,如何安排合作社内部的产权制度以促进合作社公有资本的增值?毫无疑问,合作社的内部资本属于社员公有的资本,同样需要保值增值,通过增值实现保值。第二,如何界定合作社内部的剩余索取权以防止公有资产被侵占、避免剥削?历史上最大的权力置换是资本与土地之间的置换,土地资本化收益是工业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来源之一。同样,入股到合作社的土地如何置换资本获取收益也是合作社必须考虑的问题。第三,在不改变合作社性质的前提下,采取何种方式运行才能提高合作社的效率和竞争力?合作社的存在并不能排除其他经济组织的存在和竞争,如来自公司制的农业生产实体的竞争。合作社对内服务成员的宗旨不允许合作社采用压低劳动力成本、加大剥削强度来维持竞争力的做法。公司制生产的效率来自资本协调下的控制所实现的资本的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合作社能否通过资本控制劳动过程来达到这种效率?事实上,建立新型劳资关系应该是把合作社蛋糕做大的可行途径,但对承载新型劳资关系的合作社的探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农业资本理论创新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理论层面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所内生的农业资本的形成。土地使用权流转促进了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使农业资本得以在农业内部产生,而非来自农业外部其他产业资本的注入和积累。这不仅丰富了农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也丰富了我国当代资本的形态,同时也为资本创新探索了一条可行路径。农业资本的概念早在重农主义时期就被研究过,那么我国当代的农业资本到底体现在哪里?是否只有从农业之外引入资本才算农业资本?国内学者曾从多重角度论证农业资本的形成在于与外界金融机构、产业资本的联合 〔9 〕,这些外来资本能否合理有效地融入农业领域有待考量,而通过资本创新产生于农业内部的资本则无需探讨其与农业本身的粘合性问题。
毫无疑问,在以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网络经济形态和网络社会中,农业资本是构成当代资本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农业中面临的粮食危机、食品安全等问题又使农业具有了国际战略意义。粮食和食品由此被国际大资本所关注,成为资本扩张的又一重要领域。在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作为农业公有资本载体的农业组织如何抵御国外大资本的竞争、实现农业公有资本的保值增值是一大课题。因此,对中国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研究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土地使用权资本化的理论创新还在于它进一步彰显了资本的多样化属性。农村巨大的土地存量资源被纳入市场框架,具有金融产品的属性,土地使用权作为一种资本收益的权力为拥有者带来收益。“在普遍的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础上发展合法转让权,是资源或资产经由流转实现最高收入流的关键,也是资源或资产转化为资本的秘密。” 〔10 〕
从资本的属性看,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行为展现了资本运行层面的属性——资本的构造性,即资本运动本质的外化。资本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借助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来体现,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过程。在这种关系体系中,资本作为客体出现,而资本的所有者才是真正的运动主体。资本所有者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选择资本的创新形式和载体,当代资本的创新事实上是资本所有者的创新和选择。因此,从资本所有者主体需要的角度看,资本的创新过程就是资本的构造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非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路径,它来源于市场框架中的交易过程和权力的界定,来源于资产向资本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