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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建构主义教师协会年会上,笔者应邀作了一个题为“建构主义对中国学前教育的影响”的报告.在报告后的提问互动环节,与会者(其中许多是国际著名的建构主义学者)的所有提问几乎都聚焦于“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对建构主义的容忍度有多大”,笔者的回答是“不大,甚或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