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150年前《资本论》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经济科学的一次重要变革。《资本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强调以生产实践为基础，使用物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人”范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强调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现象，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强调用“逻辑—历史分析”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均衡—静态分析”。《资本论》在哲学基础上，全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旧哲学基础，在方法论上，具有西方经济学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上都较西方经济学具有理论优势。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人”范式；“经济人”范式；“逻辑—历史分析”；“均衡-静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8000906
《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变革，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更是唯物史观的典范，在经济学的研究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17年时逢《资本论》（第1卷）诞生150周年，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一、“社会人”范式超越“经济人”范式
《资本论》在研究范式方面的创新是以主客体之间的物质活动——生产实践——为基础，在这一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人”——才是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而用“社会人”范式硬核取代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硬核。“社会人”构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它包括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范式的内在结构上，“社会人”处于硬核的第一层次，“劳动价值论”处于硬核的第二层次，反映了《资本论》的基本价值观念[
Symbolq@@ ]。
在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人”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理论原点是抽象人性论假设，由此衍生出效用价值论，把人的自利行为发展为对利益的“边际分析”，行为者每时每刻都在计算其行为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和其所获“边际收益”，并以此决定其选择。《资本论》抛弃了这一“经济人”假说，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由社会关系结成的“社会人”。强调人的存在具有双重意义，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资本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就是“社会人”，突显了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物质承担者。
“社会人”强调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个体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而成为“鲁滨逊”世界中的孤立个体。《资本论》把经济分析的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联系的主体，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个人，其动机和行为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社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人。无论在主观上怎样试图超脱社会关系和历史，实际上，个人只能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分析经济现象一定要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出发。“社会人”是《资本论》研究范式分析的出发点和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把经济体看成是一个个没有社会联系的“鲁滨逊”所组成的“孤岛世界”，这就无异于把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等同于动物的觅食过程，其方法论范式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人”范式并没有否定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动机，但强调任何人只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利用由这种社会关系（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给予的社会资源与活动空间来争取利益。抛开社会关系，抽象地讨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能是空谈。《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刻画就深刻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本身，获取剩余价值”[
Symbolr@@ ]。从“社会人”出发，《资本论》强调要从生产方式中探索经济现象的原因，强调经济分析要关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背后的“历史性的制度力量”。这就与西方经济学大不相同，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看到表层物质所负载的深层社会关系结构。
《资本论》的“社会人”经济学范式更符合实际和科学，它强调现存的社会产权、法律制度等经济关系结构对个人形成的制约，强调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绝不是那种离开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从而离开了人类社会关系的世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个人主体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当社会分工发生以后，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结成的社会关系，强调“经济人”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强调在探究国家起源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时，一定要根据相对理性的个体，在给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约束条件下，一步一步构建私人组织、公共组织直至国家组织的历史过程，并以此来勾勒组织演進史或人类制度变迁史。
二、“辩证法”分析超越“边际”分析
西方经济学强调理性与个人选择的边际分析，在边际分析的框架下，人的经济选择是纯粹自利的行为，理性也可以被演绎为数学计算。《资本论》则强调运用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强调经济世界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和内在统一的整体，认为使用辩证法分析经济活动才能更好地揭示经济世界的本质。马克思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但又与黑格尔有着本质的不同，表现在：黑格尔是把从抽象到个体的思维过程当成现实世界的创造过程，马克思则将其理解为是人的理智（头脑）运用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反映方式）把直观和表象的材料加工成概念的过程，即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理解过程。马克思认为，在辩证法方面，自己与黑格尔的不同在于，“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辩证法是《资本论》的方法论范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强调过这一点[4]。马克思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2]。《资本论》是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范，提出资本权力在形成强大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形成了对自身发展的否定力量，这就是资本扩张的悖论。《资本论》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当作过渡的形态，进一步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它揭示出自然界、社会和思想领域中都包含着的内在矛盾性，既统一又斗争的内部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资本论》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从这一矛盾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确定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形式。正是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才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
辩证法强调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运动的过程之中，即否定之否定规律。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5]。《资本论》还生动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每一事物通过作为对立面的他物来表现自身，必然会受到对立面的反作用而否定自身，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而这个否定阶段本身也包含着自我否定因素。该事物的否定形态在否定该事物时，同样也必须通过作为该事物的对立面来表现自身，从而又受到该事物的否定[2]。例如，劳动者通过作为对立面的资本来表现自身，资本就是劳动的否定表现形态；资本在对劳动者进行榨取、通过支配劳动者的劳动而表现自身力量和实现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在否定自身，因为资本在否定自身的产生根源——劳动，这又必然导致资本的自我否定从而造成经济危机；劳动者则通过这种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重建自身，实现对资本的支配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资本论》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观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但体现在总的历史过程中，也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的第三大规律，揭示了事物的性质不是静态的，而是在运动中表现的。事物的性质在一定的运动范围内保持不变，通过某一范围内的非确定运动保持其确定的性质，表现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也是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统一，即事物通过量上的不稳定性保持质上的稳定性。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不变，从而使事物处于具有该性质的确定状态中，而这种确定状态又是通过一定范围内的运动（也即不确定性）来实现的。这种与确定的“质”相适应的不确定运动范围即是“量”，凡在此范围内的变化即是量变而非质变。而一旦突破了量的范围，事物的运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而产生出新质，量变就产生了质变，变化的量生成了新质，这表现了事物的不稳定性。新质出现后，又依靠一定范围内的不确定运动来生成和保持，于是质又转化为量，从新导致新的量变发生。《资本论》运用这一规律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分析提出，资本主义在资本运动中生成和保持的社会性质是：依靠资本在全社会的不断流动而使再生产活动不断持续下去，只要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就不会改变。但资本的循环过程一旦发生过度加速或停滞，就会产生出新质，发生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经济状态在某些性质上发生变化。
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价值转型”提出了种种质疑和争论，就是因为不了解《资本论》的辩证法特点造成的。《资本论》提出，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虽然不同经济学研究范式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但永远会存在着交汇的死角或空白点，这是因为研究者们用以看世界的方式“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所约定的世界，范式改变了，科学家们所约定的世界也跟着改变了”[6]。《资本论》采用本质与现象辩证分析的方法，提出价值是本质，生产价格是现象，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就是本质与现象的辩证转化关系[7]。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论》“价值转型”的质疑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辩证法范式特点的不解，也就自然无法进行对话与沟通。西方经济学家对“价值转型”的质疑不是基于《资本论》的辩证分析本身，而是源于试图把《资本论》中关于价值转型为生产价格的论述转换成一个静态的数学模型并加以计算，显然是因对《资本论》的误读而造成的[8]。
三、“逻辑—历史分析”超越“均衡—静态分析”
在分析方法上，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界限分明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既成事物都有其“本性”，这些“本性”构成了事物之间的共性，并形成分类体系，每一类事物的共性决定了该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一个静止状态到另一个静止状态的运动轨迹。西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倡导的是一种孤立、静态的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物，在每一时刻都处于某一确定状态，运动就是从一个确定状态到另一个确定状态的过渡，是无数静止状态的总和。西方经济学家就是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这使得他们看不到产生这些历史产物与结果的深层原因，然而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背后真正决定社会历史發展的深层力量。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活动理解成孤立个人的集合体，认为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换就可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以及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本论》的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其本质是关于事物生成过程的哲学，强调对既成事物的产生过程及其间关系进行历史性的追溯，而这个生成过程，说到底源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先倡导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是黑格尔，《资本论》继承并运用了这一“逻辑—历史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强调在研究经济现象时要按照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其特点就是抽象力，《资本论》就是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方法对政治经济学史进行了概括。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与资本主义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从个别生产部门到全部生产部门的发展历程相适应。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运动。在《资本论》，特别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集中体现了这一分析方法。《剩余价值理论》的前三章对斯图亚特、重农学派和斯密关于剩余价值纯粹形式有关概念进行了考察。这里概念运动的顺序也正是历史的顺序：从重商主义的商业利润概念到重农学派的地租概念，再到斯密的利润概念；从重商主义的交换价值概念，经过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价值概念（与货币直接联系），再到斯密的劳动价值概念。这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运动过程，既是马克思考察剩余价值概念历史来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发展的一个概括性说明。 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进程以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强调按照其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研究经济现象和过程。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逻辑思维必然要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一致。《资本论》就是一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艺术整体。《资本论》坚持了从理论阐述上升到历史阐述的序列结构。在《资本论》中，不仅在“价值理论”一章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资本论》第三卷阐释利润率向平均利润率转化的规律时也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阻力看作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而搁在一边。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9]。从整个体系来看，《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进而分析货币，然后分析资本和剩余价值，再分析资本的积累等，这个逻辑分析的顺序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在历史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商品；商品交换有相当发展以后，才出现了货币；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货币转化为资本。从全书的结构看，《资本论》第三卷研究了立足于劳动价值论的资本逻辑，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各种特殊形态的表现，即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资本形态及其循环过程，第三卷则研究了资本运行总过程中，各种资本形态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其中，第二卷可以说是第三卷的引言，如恩格斯说，“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10]。
《资本论》“逻辑—历史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擅长分析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此外，在“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分析和设计方面，《资本论》“逻辑—历史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辩证唯物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
《资本论》在哲学基础上全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具有西方经济学无可比拟的哲学方法论上的优势。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以英、法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英国唯物主义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经验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源于个人对感觉经验的理性化处理后形成的概念，得到对经验事实的理性判断，培根所创立的实验哲学就是这一旧唯物主义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是理性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对世界的认识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作为世界整体反映的理性体系，笛卡尔的理性方法就是这一旧哲学的代表。英、法唯物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界限分明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既成的事物都有其“本性”，这些本性构成事物之间从个性到各个范围内的共性所形成的分类体系。因此，在认识上都强调经验或演绎的作用，由此建立的理性世界是由一个个具有明晰外延和确定内涵的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体系所描述的世界，每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外在的直观关系，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也是一个形而上学世界观。既然每一事物的共性决定了该类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一个静止状态向另一个静止状态的运动轨迹，由此形成了各类既成事物的规律学说，形式逻辑便成为这些学说的唯一论证工具。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1]。而《资本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作为理论基点，确立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活生生的物质过程，由此从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出发得到了崭新的物质观，即把世界不再理解为一个个自我存在的“既成事物”，而是事物通过他物表达自身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联系过程，《資本论》把世界理解成由这种内在联系生成的“过程的集合体”[12]，并追溯这些既成事物的产生过程，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活动确证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资本论》强调了实践过程就是自然过程与社会关系过程的统一，人在对自然物质的改造过程中，必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由此产生出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文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活在这些社会关系下的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他人来实现自身的存在。
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相互独立的个体出发，将人的经济行为理解为抽象共性的“经济人”，并以这一范式作为其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活动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边际分析”，即“经济人”每时每刻都在计算其行为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和其所获“边际收益”，从而计算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是抽象掉了社会制度等历史因素，突显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核心观念是，“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则不选择也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已被接受的科学准则了。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所采取行动的结果”[13]。结论是，必须从个体经济活动分析入手来认识社会经济秩序，假定经济体是由没有社会联系的一个个“鲁滨逊”所组成的“孤岛世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模型也就缺乏实际意义[14]。此外，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之间的市场均衡的强调，忽视了非均衡的动态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五、《资本论》相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
《资本论》强调要从整体动态和非均衡来分析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静态均衡分析。用《资本论》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强调要把其全部社会关系结构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而劳动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界的物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创造了物质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体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过程，人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也必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分配，由此形成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系统必须在社会关系的驱动下才会运动。《资本论》这一方法论的优点，使得它能透过经济现象的表层结构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资本权力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资本在总体上的非均衡扩张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它必然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往往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本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本是凯恩斯经济学，萨缪尔森虽试图对这两种学派加以综合，提出当市场接近于充分就业时，适用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当失业率较严重时则适用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但是，综合的结果仍然是“两张皮”，在实质内容上，这两种经济学说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缺乏内在的本质联系和统一的机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在《资本论》中，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是相互融合、渗透一体的，在研究任何一种宏观经济问题时都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资本论》在研究关于价值的决定、价值的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与变动、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及固定资本更新等问题时，都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融合、渗透在一起，这是西方经济学至今仍无法比拟的。
六、《资本论》对现实经济问题解答的优势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都看到了市场经济运行中产权的重要性，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更胜一筹。科斯定理提出了产权的概念，但没有揭示产权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界区的模糊性导致了外部性问题，提出明晰产权、通过产权市场的自由交易来促使产权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实现自由转移就可以解决问题。马克思则强调，要明晰产权，必须借助于产权主体在社会集团中力量大小的消长关系才能予以根本解决。
在产权理论中讨论外部性问题时，经常会涉及一个案例，即如何解决农场主和火车主之间禁止或自由排放烟火的冲突与磨擦。科斯认为，在产权初始界定清晰、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自由市场交易谈判来解决农场主和火车主的冲突，其结果也必定是有效的，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一理论存在五个问题：第一，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二，产权的初始界定通过影响财富分配的状况必然影响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自愿谈判解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在外部性与公共品领域，即使能自愿交易，也不能保证其有帕累托最优解。第四，科斯定理所设的经典状态是双头，为外部性问题进行自愿谈判，即使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由一大批人构成，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谈判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这里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随着参与谈判的人数增加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到外在性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缺乏在谈判人数增加时，能够协调各方力量并保证协议贯彻执行的机制。第五，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命题还忽略了群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如果人们连参与谈判的积极性也没有，而是推诿别人去谈判，自己却分享别人谈判的好处，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自愿谈判无法实现，最优解更是无从谈起。这就使得科斯产权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15]。但按照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这一问题就很容易得到合理解决。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界定农场主和火车主在社会集团中的产权界区：如果农场主在社会集团中位于统治地位，火车主若想自由排放烟火就必须向农场主付费，以使农场主放弃禁止排放烟火的权利；如果火车主在社会集团中占据统治地位，农场主就必须向火车主付费，以使火车主放弃自由排放烟火的权利；如果农场主和火车主属于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的不同阶层，解决二者利益冲突的关键取决于他们在同一社会集团中相对地位的高低。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对导致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如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就可以做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说明。用《资本论》分析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其根源来自于资本积累导致的贫困积累。一方面，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值要竭尽全力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循环中去，这就形成了资本的迅速大规模积累，并需要日益庞大的市场空间来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对其自身的否定，资本积累的各种动力同时也是另一种积累——贫困积累的动力。这是因为由社会劳动所生产的社会总价值是有限的，资本在尽可能生产出最大剩余价值的同时，必然导致资本家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以增加剩余价值，又导致贫困的不断积累。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也驱使各个企业为获得生存权利而竞争，这种竞争的压力也转变为压低工人工资的社会力量。在这双重压力下，全社会劳动者的“贫困积累”不可避免，造成市场空间增长速度日益减少，小于资本扩张要求的市场扩张速度，致使全社会的购买力日益萎缩，可扩张的市场空间日益萎缩。由于劳动者的贫困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大量的产品过剩，产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资本循环链中的资本断裂，结果是许多依靠该资金链运转的资本不得不闲置，形成資本过剩。资本过剩的结果是，本来就处于贫困积累中的工人拿不到工资甚至失业，从而造成劳动力过剩。从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会被进一步压低，导致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从而造成生活资料产品过剩。全社会的资本过剩，即全社会以产品形态、生产资料形态和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发生过剩和闲置，失业人口增加，又必然会促使产品进一步过剩。产品过剩又会加剧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又会加剧劳动力过剩，如此一来，市场空间不断萎缩，最终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形成了一个内在的巨大过剩赘疣。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就是导致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16]。
参考文献：
[1]马涛.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2014，（10）：41-6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0，24，832.
[3]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4]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5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
[6] T. 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176.
[7]马涛，龚剑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创新的理论及现实意义[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0，（12）：3-10.
[8]林金忠.所谓“转型问题”的方法论症结[J].经济学家，2011，（6）：12-2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60.
[1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11]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5，30.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陈岱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35.
[14]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史晋川，董雪兵，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1995.135.
[15]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40，344.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6.
（责任编辑：邓菁）
关键词：《资本论》；“社会人”范式；“经济人”范式；“逻辑—历史分析”；“均衡-静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8000906
《资本论》是一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变革，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更是唯物史观的典范，在经济学的研究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17年时逢《资本论》（第1卷）诞生150周年，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一、“社会人”范式超越“经济人”范式
《资本论》在研究范式方面的创新是以主客体之间的物质活动——生产实践——为基础，在这一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人”——才是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而用“社会人”范式硬核取代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范式硬核。“社会人”构成了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它包括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范式的内在结构上，“社会人”处于硬核的第一层次，“劳动价值论”处于硬核的第二层次，反映了《资本论》的基本价值观念[
Symbolq@@ ]。
在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提出的“经济人”是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理论原点是抽象人性论假设，由此衍生出效用价值论，把人的自利行为发展为对利益的“边际分析”，行为者每时每刻都在计算其行为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和其所获“边际收益”，并以此决定其选择。《资本论》抛弃了这一“经济人”假说，认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由社会关系结成的“社会人”。强调人的存在具有双重意义，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资本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就是“社会人”，突显了人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物质承担者。
“社会人”强调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个体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关系而成为“鲁滨逊”世界中的孤立个体。《资本论》把经济分析的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联系的主体，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个人，其动机和行为离不开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社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人。无论在主观上怎样试图超脱社会关系和历史，实际上，个人只能是当时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分析经济现象一定要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出发。“社会人”是《资本论》研究范式分析的出发点和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把经济体看成是一个个没有社会联系的“鲁滨逊”所组成的“孤岛世界”，这就无异于把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等同于动物的觅食过程，其方法论范式的缺陷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人”范式并没有否定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动机，但强调任何人只能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利用由这种社会关系（经济体制、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等）给予的社会资源与活动空间来争取利益。抛开社会关系，抽象地讨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能是空谈。《资本论》中对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本性的刻画就深刻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本身，获取剩余价值”[
Symbolr@@ ]。从“社会人”出发，《资本论》强调要从生产方式中探索经济现象的原因，强调经济分析要关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背后的“历史性的制度力量”。这就与西方经济学大不相同，西方经济学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看到表层物质所负载的深层社会关系结构。
《资本论》的“社会人”经济学范式更符合实际和科学，它强调现存的社会产权、法律制度等经济关系结构对个人形成的制约，强调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绝不是那种离开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从而离开了人类社会关系的世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3]。个人主体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当社会分工发生以后，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通过劳动结成的社会关系，强调“经济人”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强调在探究国家起源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时，一定要根据相对理性的个体，在给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约束条件下，一步一步构建私人组织、公共组织直至国家组织的历史过程，并以此来勾勒组织演進史或人类制度变迁史。
二、“辩证法”分析超越“边际”分析
西方经济学强调理性与个人选择的边际分析，在边际分析的框架下，人的经济选择是纯粹自利的行为，理性也可以被演绎为数学计算。《资本论》则强调运用辩证法的分析范式，把经济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强调经济世界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和内在统一的整体，认为使用辩证法分析经济活动才能更好地揭示经济世界的本质。马克思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但又与黑格尔有着本质的不同，表现在：黑格尔是把从抽象到个体的思维过程当成现实世界的创造过程，马克思则将其理解为是人的理智（头脑）运用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反映方式）把直观和表象的材料加工成概念的过程，即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论理解过程。马克思认为，在辩证法方面，自己与黑格尔的不同在于，“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辩证法是《资本论》的方法论范式，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强调过这一点[4]。马克思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2]。《资本论》是运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范，提出资本权力在形成强大动力机制的同时，也形成了对自身发展的否定力量，这就是资本扩张的悖论。《资本论》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当作过渡的形态，进一步阐明了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趋势。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它揭示出自然界、社会和思想领域中都包含着的内在矛盾性，既统一又斗争的内部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资本论》在进行经济分析时从这一矛盾分析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确定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存在形式。正是由于这一矛盾的存在，才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
辩证法强调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运动的过程之中，即否定之否定规律。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5]。《资本论》还生动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依照“否定之否定规律”，每一事物通过作为对立面的他物来表现自身，必然会受到对立面的反作用而否定自身，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而这个否定阶段本身也包含着自我否定因素。该事物的否定形态在否定该事物时，同样也必须通过作为该事物的对立面来表现自身，从而又受到该事物的否定[2]。例如，劳动者通过作为对立面的资本来表现自身，资本就是劳动的否定表现形态；资本在对劳动者进行榨取、通过支配劳动者的劳动而表现自身力量和实现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在否定自身，因为资本在否定自身的产生根源——劳动，这又必然导致资本的自我否定从而造成经济危机；劳动者则通过这种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重建自身，实现对资本的支配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资本论》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观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不但体现在总的历史过程中，也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部门。
质量互变规律是辩证法的第三大规律，揭示了事物的性质不是静态的，而是在运动中表现的。事物的性质在一定的运动范围内保持不变，通过某一范围内的非确定运动保持其确定的性质，表现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也是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统一，即事物通过量上的不稳定性保持质上的稳定性。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不变，从而使事物处于具有该性质的确定状态中，而这种确定状态又是通过一定范围内的运动（也即不确定性）来实现的。这种与确定的“质”相适应的不确定运动范围即是“量”，凡在此范围内的变化即是量变而非质变。而一旦突破了量的范围，事物的运动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而产生出新质，量变就产生了质变，变化的量生成了新质，这表现了事物的不稳定性。新质出现后，又依靠一定范围内的不确定运动来生成和保持，于是质又转化为量，从新导致新的量变发生。《资本论》运用这一规律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分析提出，资本主义在资本运动中生成和保持的社会性质是：依靠资本在全社会的不断流动而使再生产活动不断持续下去，只要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就不会改变。但资本的循环过程一旦发生过度加速或停滞，就会产生出新质，发生经济危机，从而使社会经济状态在某些性质上发生变化。
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价值转型”提出了种种质疑和争论，就是因为不了解《资本论》的辩证法特点造成的。《资本论》提出，随着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虽然不同经济学研究范式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但永远会存在着交汇的死角或空白点，这是因为研究者们用以看世界的方式“是他们的研究工作所约定的世界，范式改变了，科学家们所约定的世界也跟着改变了”[6]。《资本论》采用本质与现象辩证分析的方法，提出价值是本质，生产价格是现象，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就是本质与现象的辩证转化关系[7]。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论》“价值转型”的质疑反映了西方经济学家对辩证法范式特点的不解，也就自然无法进行对话与沟通。西方经济学家对“价值转型”的质疑不是基于《资本论》的辩证分析本身，而是源于试图把《资本论》中关于价值转型为生产价格的论述转换成一个静态的数学模型并加以计算，显然是因对《资本论》的误读而造成的[8]。
三、“逻辑—历史分析”超越“均衡—静态分析”
在分析方法上，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界限分明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既成事物都有其“本性”，这些“本性”构成了事物之间的共性，并形成分类体系，每一类事物的共性决定了该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一个静止状态到另一个静止状态的运动轨迹。西方经济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倡导的是一种孤立、静态的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是一个个孤立的存在物，在每一时刻都处于某一确定状态，运动就是从一个确定状态到另一个确定状态的过渡，是无数静止状态的总和。西方经济学家就是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这使得他们看不到产生这些历史产物与结果的深层原因，然而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关系才是掩藏在“物”背后真正决定社会历史發展的深层力量。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使西方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活动理解成孤立个人的集合体，认为通过自由的市场交换就可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以及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本论》的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辩证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其本质是关于事物生成过程的哲学，强调对既成事物的产生过程及其间关系进行历史性的追溯，而这个生成过程，说到底源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最先倡导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是黑格尔，《资本论》继承并运用了这一“逻辑—历史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强调在研究经济现象时要按照经济范畴的逻辑联系，从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其特点就是抽象力，《资本论》就是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方法对政治经济学史进行了概括。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与资本主义由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从个别生产部门到全部生产部门的发展历程相适应。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由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运动。在《资本论》，特别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集中体现了这一分析方法。《剩余价值理论》的前三章对斯图亚特、重农学派和斯密关于剩余价值纯粹形式有关概念进行了考察。这里概念运动的顺序也正是历史的顺序：从重商主义的商业利润概念到重农学派的地租概念，再到斯密的利润概念；从重商主义的交换价值概念，经过重农学派的农业劳动价值概念（与货币直接联系），再到斯密的劳动价值概念。这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运动过程，既是马克思考察剩余价值概念历史来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研究发展的一个概括性说明。 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遵循历史发展的进程以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强调按照其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研究经济现象和过程。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之所以能够统一，是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反映历史发展规律的逻辑思维必然要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一致。《资本论》就是一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艺术整体。《资本论》坚持了从理论阐述上升到历史阐述的序列结构。在《资本论》中，不仅在“价值理论”一章中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资本论》第三卷阐释利润率向平均利润率转化的规律时也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阻力看作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而搁在一边。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9]。从整个体系来看，《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进而分析货币，然后分析资本和剩余价值，再分析资本的积累等，这个逻辑分析的顺序和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在历史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商品；商品交换有相当发展以后，才出现了货币；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货币转化为资本。从全书的结构看，《资本论》第三卷研究了立足于劳动价值论的资本逻辑，第二卷和第三卷研究了剩余价值各种特殊形态的表现，即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各种资本形态及其循环过程，第三卷则研究了资本运行总过程中，各种资本形态对剩余价值的分割。其中，第二卷可以说是第三卷的引言，如恩格斯说，“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10]。
《资本论》“逻辑—历史分析”方法的优点在于擅长分析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此外，在“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运行关系”框架的分析和设计方面，《资本论》“逻辑—历史分析”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四、“辩证唯物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
《资本论》在哲学基础上全面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具有西方经济学无可比拟的哲学方法论上的优势。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以英、法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世界观。英国唯物主义是基于个人经验的经验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源于个人对感觉经验的理性化处理后形成的概念，得到对经验事实的理性判断，培根所创立的实验哲学就是这一旧唯物主义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是理性唯物主义，其特点是强调对世界的认识要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包罗万象的作为世界整体反映的理性体系，笛卡尔的理性方法就是这一旧哲学的代表。英、法唯物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个界限分明的、既成事物的集合体，每个既成的事物都有其“本性”，这些本性构成事物之间从个性到各个范围内的共性所形成的分类体系。因此，在认识上都强调经验或演绎的作用，由此建立的理性世界是由一个个具有明晰外延和确定内涵的概念所组成的逻辑体系所描述的世界，每个事物都是独立存在的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外在的直观关系，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由此形成的世界观也是一个形而上学世界观。既然每一事物的共性决定了该类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一个静止状态向另一个静止状态的运动轨迹，由此形成了各类既成事物的规律学说，形式逻辑便成为这些学说的唯一论证工具。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11]。而《资本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实践——作为理论基点，确立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活生生的物质过程，由此从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出发得到了崭新的物质观，即把世界不再理解为一个个自我存在的“既成事物”，而是事物通过他物表达自身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联系过程，《資本论》把世界理解成由这种内在联系生成的“过程的集合体”[12]，并追溯这些既成事物的产生过程，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人类正是通过实践活动确证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客观实在性。《资本论》强调了实践过程就是自然过程与社会关系过程的统一，人在对自然物质的改造过程中，必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组织来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由此产生出各个层面（经济、政治、文化）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活在这些社会关系下的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他人来实现自身的存在。
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如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从相互独立的个体出发，将人的经济行为理解为抽象共性的“经济人”，并以这一范式作为其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础。“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活动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边际分析”，即“经济人”每时每刻都在计算其行为所要付出的“边际成本”和其所获“边际收益”，从而计算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范式的最大缺陷是抽象掉了社会制度等历史因素，突显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核心观念是，“只有个体才进行选择和行动，而群体本身则不选择也不行动；如果所分析的群体同样进行选择和行动，则就不符合已被接受的科学准则了。社会总量被认为只是个体所做的选择和所采取行动的结果”[13]。结论是，必须从个体经济活动分析入手来认识社会经济秩序，假定经济体是由没有社会联系的一个个“鲁滨逊”所组成的“孤岛世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模型也就缺乏实际意义[14]。此外，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之间的市场均衡的强调，忽视了非均衡的动态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五、《资本论》相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优势
《资本论》强调要从整体动态和非均衡来分析经济的发展过程，从而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个体静态均衡分析。用《资本论》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强调要把其全部社会关系结构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而劳动的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人对自然界的物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创造了物质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体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过程，人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也必须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分配，由此形成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社会物质系统必须在社会关系的驱动下才会运动。《资本论》这一方法论的优点，使得它能透过经济现象的表层结构揭示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由资本权力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资本在总体上的非均衡扩张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扩张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它必然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和牺牲自然资源为代价，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资本自我否定的危机。 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往往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从经济学说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本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本是凯恩斯经济学，萨缪尔森虽试图对这两种学派加以综合，提出当市场接近于充分就业时，适用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当失业率较严重时则适用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但是，综合的结果仍然是“两张皮”，在实质内容上，这两种经济学说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缺乏内在的本质联系和统一的机理。《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在《资本论》中，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是相互融合、渗透一体的，在研究任何一种宏观经济问题时都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资本论》在研究关于价值的决定、价值的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与变动、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及固定资本更新等问题时，都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融合、渗透在一起，这是西方经济学至今仍无法比拟的。
六、《资本论》对现实经济问题解答的优势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都看到了市场经济运行中产权的重要性，但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更胜一筹。科斯定理提出了产权的概念，但没有揭示产权背后所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科斯定理认为产权界区的模糊性导致了外部性问题，提出明晰产权、通过产权市场的自由交易来促使产权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实现自由转移就可以解决问题。马克思则强调，要明晰产权，必须借助于产权主体在社会集团中力量大小的消长关系才能予以根本解决。
在产权理论中讨论外部性问题时，经常会涉及一个案例，即如何解决农场主和火车主之间禁止或自由排放烟火的冲突与磨擦。科斯认为，在产权初始界定清晰、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自由市场交易谈判来解决农场主和火车主的冲突，其结果也必定是有效的，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一理论存在五个问题：第一，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现实的。第二，产权的初始界定通过影响财富分配的状况必然影响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工作的效率，进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自愿谈判解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在外部性与公共品领域，即使能自愿交易，也不能保证其有帕累托最优解。第四，科斯定理所设的经典状态是双头，为外部性问题进行自愿谈判，即使参与谈判的当事人由一大批人构成，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谈判仍能达到帕累托有效，这里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随着参与谈判的人数增加必然导致交易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到外在性问题的有效解决；二是缺乏在谈判人数增加时，能够协调各方力量并保证协议贯彻执行的机制。第五，科斯定理的“有效性”命题还忽略了群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如果人们连参与谈判的积极性也没有，而是推诿别人去谈判，自己却分享别人谈判的好处，如果大家都这样想，自愿谈判无法实现，最优解更是无从谈起。这就使得科斯产权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15]。但按照马克思的产权理论，这一问题就很容易得到合理解决。马克思的产权理论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界定农场主和火车主在社会集团中的产权界区：如果农场主在社会集团中位于统治地位，火车主若想自由排放烟火就必须向农场主付费，以使农场主放弃禁止排放烟火的权利；如果火车主在社会集团中占据统治地位，农场主就必须向火车主付费，以使火车主放弃自由排放烟火的权利；如果农场主和火车主属于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的不同阶层，解决二者利益冲突的关键取决于他们在同一社会集团中相对地位的高低。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对导致这场经济危机的原因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如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就可以做出十分有说服力的说明。用《资本论》分析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其根源来自于资本积累导致的贫困积累。一方面，资本为了实现自身增值要竭尽全力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剩余价值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循环中去，这就形成了资本的迅速大规模积累，并需要日益庞大的市场空间来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另一方面，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对其自身的否定，资本积累的各种动力同时也是另一种积累——贫困积累的动力。这是因为由社会劳动所生产的社会总价值是有限的，资本在尽可能生产出最大剩余价值的同时，必然导致资本家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以增加剩余价值，又导致贫困的不断积累。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也驱使各个企业为获得生存权利而竞争，这种竞争的压力也转变为压低工人工资的社会力量。在这双重压力下，全社会劳动者的“贫困积累”不可避免，造成市场空间增长速度日益减少，小于资本扩张要求的市场扩张速度，致使全社会的购买力日益萎缩，可扩张的市场空间日益萎缩。由于劳动者的贫困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大量的产品过剩，产品资本无法转化为货币资本，资本循环链中的资本断裂，结果是许多依靠该资金链运转的资本不得不闲置，形成資本过剩。资本过剩的结果是，本来就处于贫困积累中的工人拿不到工资甚至失业，从而造成劳动力过剩。从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会被进一步压低，导致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从而造成生活资料产品过剩。全社会的资本过剩，即全社会以产品形态、生产资料形态和货币形态存在的资本发生过剩和闲置，失业人口增加，又必然会促使产品进一步过剩。产品过剩又会加剧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又会加剧劳动力过剩，如此一来，市场空间不断萎缩，最终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形成了一个内在的巨大过剩赘疣。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的矛盾就是导致这一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16]。
参考文献：
[1]马涛.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结构及其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2014，（10）：41-6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0，24，832.
[3]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
[4]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5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
[6] T. 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176.
[7]马涛，龚剑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范式创新的理论及现实意义[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0，（12）：3-10.
[8]林金忠.所谓“转型问题”的方法论症结[J].经济学家，2011，（6）：12-21.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60.
[10]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11]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5，30.
[1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8.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M].陈岱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635.
[14]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史晋川，董雪兵，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1995.135.
[15]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40，344.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6.
（责任编辑：邓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