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末期外交上有另一壮举， 即于1927年2月1日断然下令免去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的职务。
　　总税务司在清末虽然控制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但只能受清政府之命，在通商口岸依条约规定征收关税，税款则由各口岸之中国海关监督存入官银号。即使在甲午及庚子之后，各口关税仍依一定比例送交苏松太道，支付以关税担保的各项外债与赔款。
　　武昌起义之后，南北陷入对峙，南方各商埠的海关监督或被逐、或逃亡、或转投革命军，总税务司为避免战乱影响遂暂时代管南方各口关税收入，北方各口关税收入仍送交清政府。由于列强使节关切外债赔款的如期支付，接替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安格联，建议将北方各口关税也交由他暂管，清政府同意。
　　1913年1月30日，外务部与北京外交团签订《关税归还洋债赔款办法》，规定海关税项由各口岸税务司直接汇交三家外商银行，由总税务司保管，再依外交团决定之优先顺序，支付洋债及赔款。
　　由于当时关税收入几乎全用于担保各项外债及赔款，此办法被视为维持中国国际债信、保障外国债权人权益、避免列强干涉的权宜之计。不久，中华民国政府也承认此办法。税务司职权因此大为扩张，掌控关税之征收、保管与支付，同时向中国政府及外交团负责，角色日益复杂化。

征税冲突

　　清末从1861年建立新式海关后，总税务司一职先后由英国人李泰国（1861-1864）、赫德（1865-1908）担任，海关洋员中英国人也占据一半以上，成为英国在华发挥影响力的主要机构。
　　赫德于1908年请病假回英休养，清政府任命其外甥裴式楷署理，但后者没能得到英国外交部信任与器重，真除无望。安格联1888年19岁刚从学院毕业就来到中国，进入海关工作，由于他父亲是赫德大学同学，受赫德特别照顾，在海关内迅速升迁，1896年就担任税务司。1911年9月赫德在英去世，10月安格联升补总税务司，其时已是武昌起义后两周。
　　民国肇造，北京政府财政状况始终孱弱，善后大借款后甚难再举外债，乃成立内国公债局，发行三年、四年、五年期公债。安格联任内国公债局协理兼经理出纳款项专员，该局收支出纳都须他副署才能发生效力。1917年以后关税增加，出现大量关余，但常被北京政府移为政费浪费掉，国内银行界要求整理旧债，否则绝不再借新债，财政部遂于1921年初提出整理内债办法，将关余等作为基金，拨交总税务司，由内国公债局、银行代表及安格联会同处理保管。
　　安格联又成立经理内债基金处，逐步整理各项内债。至此，北京政府之内外债主要皆由关税担保，由总税务司管理，安格联完全控制了关税的征收、保管与支出，不仅支撑北京政府的国内外债信，且不完全受北京政府（管不到外债）及外交团（管不到内债）的监督。
　　安格联整理内债甚有成绩，手中握有大量内国公债的中国银行界与他形成互利共生的紧密关系。此后只有安格联签名担保的内债，中国银行界才会购买。由于北京政府经常举债度日，安格联事实上掌控北京政府命脉，俨然“太上财政总长”，权力达到高峰。也因此卷入中国内政，再无法维持超然地位。广州政府反对他用收自全国的关税，支持北京政府举债。北京政府也因他不肯轻易背书举债，常有怨言。
　　安格联原来预期华盛顿会议之后，列强很快会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准许中国征收华会附加税，改善财政状况。不料法国因金法朗案不肯批准华会条约，关税会议迟迟无法召开。自1923年起，安格联坚持紧缩开支，以维持关税担保的内外债信为优先，对北京政府要求挪用关税收入，或以关税为担保举内债，都极力抗拒。有几任财政总长曾想免他的职，但因外交团及中国银行界强力支持安格联而作罢。
　　1925年春，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对金法郎案做了让步，加以“五卅惨案”爆发，华会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此会原始目的仅在讨论让中国征收附加税的条件，然因中国民族主义强烈要求，会中通过中国关税自主案，自1929年起实施国定税则。然而关税会议旋因内战爆发，于1926年4月中止，未达成具体决议，连华会附加税都无法征收，北京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乃至官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安格联则坚拒以关税担保发行任何新内债，与北京政府冲突不断。

超越内争

　　英国视中国海关为禁脔，是维护其在华优越贸易地位的重要支柱。大英帝国全盛时期，英籍总税务司的地位稳如泰山，北洋时期安格联成功应付列强觊觎，保持英国的独占优势，深得英国驻北京使馆信任。
　　1925年以前，英国一直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中央政府，不顾广州等地方当局抗议，坚持将全国关余提供给北京，并多次协同列强以炮舰威胁，逼迫广州政府打消控制粤海关取得关余之企图，致使广州视英国为北京的主要支持者，安格联是主要的执行者。但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昂扬，外国特权及安格联本身地位都受到强烈冲击。
　　“五卅惨案”后，各地掀起强烈的反英运动，广州政府支持的省港大罢工，更严重打击英国在华南的贸易。伦敦一方面见北京政府威权日坠，不足以控制全国，另一方面见中国民族主义集中攻击英国，同时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10月攻下武汉，反英运动扩及长江流域，亟思调整其对华政策。
　　几经检讨后，伦敦体认到中国人民之抵制对英国贸易打击甚大，而让中国倒向苏联会是大灾难，必须立即采取步骤实行法权、关税会议及其他华会决议案，以改变中国对英之态度。又体认到中国人决心摆脱外国桎梏，英国用武力维护条约特权已不可能，迟早要从中国撤退，重要的是如何有秩序地撤退，以避免溃败。对海关问题，伦敦认为：若以附加税支持中央，目前广东之反抗会扩及全中国，坚持以附加税支付无担保外债，会压垮海关收入损及英国贸易。因此，确立新政策：将附加税分给各省，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关税收入，外人对关税之控制应回到1912年以前之状况，限于庚子赔款及有担保之外债，只要不介入中国内争，海关行政就不会有危险。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民政府为解后顾之忧并增筹军饷，乃与英国妥协，以变相征收华会附加税方式，结束省港大罢工。同时，英国外交部决心对中国执行新的自由政策，改派蓝普森为驻华公使。蓝使抵华履新时，自行决定在赴北京之前先到武汉，于12月9日拜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10日下午陈友仁回访。两人晤谈多次，蓝使要求国民政府承认现行条约，停止反英运动，则英国可考虑承认国民政府。陈友仁表示国民政府希望以平等互惠新约取代旧约，新约谈成前，旧约仍有效，谈判期间不会采取不理智行动。会晤后，蓝普森建议伦敦承认国民政府，伦敦指示其可先与陈友仁谈判新约，只要新约谈成前旧约仍有效。 　　18日，驻北京英国使馆代办向列强使节发表《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除要求正视中国修约的正当性外，建议立即无条件允许中国征收华会附加税，各口岸征收的附加税应交给各地方当局，不必由总税务司交给北京政府。此举目的在于让中国海关超然于内争之上，保护海关行政之完整。蓝普森到达北京后，24日与华会列强使节会面，再次要求考虑无条件让中国征收华会附加税，得到各国之同意，唯有日本公使坚持不肯。

各方妥协

　　英国发表《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后，北京、武汉两政府均表示反对。南北当局皆自认是中国唯一合法中央政府，英国应只与自己谈判，也都不满意英国零零碎碎放弃在华特权的方式。武汉政府认为上海仍由孙传芳控制，三分之二的附加税会落入北方之手，英国新政策会造成列强联合为北京提供税收，对南方不利。北京政府及掌控北方的张作霖则对英国向国民政府示好十分不悦，认为英国背叛北京。张作霖曾多次宣称尊重中外间现有条约，主张以谈判方式修改；但他向英国要求支持屡屡被拒，而南方的暴力方式却有效地让英国让步，于是决定采激进方式对付英国。
　　安格联一向敌视广州政府，到1926年逐渐转变态度。由于北伐进入长江中游，国民政府不断威胁要建立自己的海关机构，江汉关华籍员工也展开工运，安格联决心尽快与国民政府接触，12月初以视察当地海关为名，南下武汉，一方面协助当地税务司安抚华籍员工，一方面探询武汉政府对中国海关的态度。他与陈友仁会谈，允诺华会列强全体同意后，中国海关才会在北方各口岸征收华会附加税。陈友仁允诺不干扰海关行政，并协助停止武汉工运。
　　张作霖及北京摄政内阁总理顾维钧对安格联的不满都达到极点。英国宣布对华新政策后，北京政府下令安格联在北方口岸征收华会附加税，安氏却以日本及武汉不同意为由，拒绝执行命令。张作霖更因蓝普森频频向武汉示好，却屡次拒绝支持他“反赤”，忿忿不平。2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将安格联免职，由另一英国人易纨士接任总税务司。蓝普森立即向张作霖抗议，更于7日联合列强公使至外交部向顾维钧强硬抗议，表示因日本不同意，安格联无法征收附加税。顾维钧则强调安格联因抗命被免职，与征收附加税一事无关，并指称外交团意图干涉中国内政，双方不欢而散。
　　中国银行界握有大量内国公债，恐安格联下台导致债券跌价，于免职令发布当天，由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张嘉璈率领拜访顾维钧，指责免安命令造成中国金融市场严重危机，质问政府如何应付。顾维钧强硬辩驳，坚持不肯收回成命。
　　最后各方妥协，由税务处致函安格联，褒奖他多年来对海关的贡献，准他留职带薪回英国休假一年，休假期满后正式退休，易纨士则先以代理总税务司名义接手，同时北京政府取消征收附加税命令。安格联于3月10日离开北京返回英国。
　　北洋政府时期，英籍总税务司的权势达到颠峰，俨然太上财政总长，安格联被免职，象征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海关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