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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饮水不忘掘井人”,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的同时,应了解中日关系三个政治文件的第一个开创性奠基性文件——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周恩来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谈判细节。当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细节没有公开发表。现根据解密的谈判记录当事人的回忆等史料梳理如下,以飨读者。
周恩来总理抓住日本政局变化的时机
据时任外交部长、负责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准备工作的姬鹏飞在《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一文中的回忆,在日本舆论界和自民党内掀起批判佐藤荣作首相对华外交失败和落选的浪潮中,对被迫无奈、行将下台的佐藤所表示的拟同我国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周恩来明确表示置之不理,如果一位继任的对中国友好的新首相,准备解决中日关系问题,“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勢下,应该加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指定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当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周恩来白天接待外宾,夜晚召集姬鹏飞等人开会研究中日恢复邦交问题,或者带姬鹏飞等人一起到毛主席住处汇报。
周恩来在当月的9日、29日的两次外事活动中,公开表示:“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法没有理由不欢迎。”
周恩来总理有理有节地与田中首相谈判
1972年9月25日上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飞抵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当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
晚上,在为田中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在致词中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据《周恩来与田中第二次限制性会谈记录》所载: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提出: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接着周恩来据史讲理说:“日本攻陷南京,侵华日军屠杀了几十万名中国士兵和平民。侵华战争期间,1000万中国人死于日寇炮火之下,2000多万中国人民受到战争伤害,中国遭受30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最后周恩来理直气壮地问田中:“你是怎么想的呢?”并且进一步阐明:“添了麻烦”只是小过失的道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田中当即承认“周总理讲的是事实,不容争辩”。接着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周恩来总理正确处理战争赔款问题
现在有许多误传说中方无原则地放弃日本对华的战争赔款。事实真相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出于对日本友好的原则,做出了正确地处理。
战争赔款问题是中日会谈中的另一个难点问题。在田中访华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然而,日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在商谈具体条文时却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因为它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日台条约”中蒋介石政府早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周恩来得知后向田中和大平提出:“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接着,周恩来批驳了高岛的说法,严正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指田中、大平——编者注)的精神。”大平回答说:这个问题,在《联合声明》中我们接受中方的意见,打算按照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的要求。”
周恩来总理严肃书赠“言必行,行必果”
田中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做出承诺。会谈中,日方提出期望对他们国内处境和困难给予照顾。因此,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在另外场合声明,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宣告结束。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方在什么时候作此声明了。27日,周恩来在同田中、大平会谈时当面问道: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大平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表示满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了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相互信任的态度。现在中日关系的关键就在于日本政府领导人严守这“言必信,行必果”和“信为万事之本”的实际行动!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周恩来总理抓住日本政局变化的时机
据时任外交部长、负责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准备工作的姬鹏飞在《饮水不忘掘井人——中日建交纪实》一文中的回忆,在日本舆论界和自民党内掀起批判佐藤荣作首相对华外交失败和落选的浪潮中,对被迫无奈、行将下台的佐藤所表示的拟同我国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周恩来明确表示置之不理,如果一位继任的对中国友好的新首相,准备解决中日关系问题,“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1972年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勢下,应该加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指定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当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周恩来白天接待外宾,夜晚召集姬鹏飞等人开会研究中日恢复邦交问题,或者带姬鹏飞等人一起到毛主席住处汇报。
周恩来在当月的9日、29日的两次外事活动中,公开表示:“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法没有理由不欢迎。”
周恩来总理有理有节地与田中首相谈判
1972年9月25日上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飞抵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当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
晚上,在为田中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在致词中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据《周恩来与田中第二次限制性会谈记录》所载: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提出: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接着周恩来据史讲理说:“日本攻陷南京,侵华日军屠杀了几十万名中国士兵和平民。侵华战争期间,1000万中国人死于日寇炮火之下,2000多万中国人民受到战争伤害,中国遭受30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最后周恩来理直气壮地问田中:“你是怎么想的呢?”并且进一步阐明:“添了麻烦”只是小过失的道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田中当即承认“周总理讲的是事实,不容争辩”。接着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周恩来总理正确处理战争赔款问题
现在有许多误传说中方无原则地放弃日本对华的战争赔款。事实真相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按照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出于对日本友好的原则,做出了正确地处理。
战争赔款问题是中日会谈中的另一个难点问题。在田中访华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然而,日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在商谈具体条文时却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因为它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日台条约”中蒋介石政府早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周恩来得知后向田中和大平提出:“我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接着,周恩来批驳了高岛的说法,严正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指田中、大平——编者注)的精神。”大平回答说:这个问题,在《联合声明》中我们接受中方的意见,打算按照这样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的要求。”
周恩来总理严肃书赠“言必行,行必果”
田中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做出承诺。会谈中,日方提出期望对他们国内处境和困难给予照顾。因此,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在另外场合声明,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宣告结束。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方在什么时候作此声明了。27日,周恩来在同田中、大平会谈时当面问道: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大平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表示满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了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相互信任的态度。现在中日关系的关键就在于日本政府领导人严守这“言必信,行必果”和“信为万事之本”的实际行动!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