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他曾经手拿闪光灯、照相机，身背挎包和毛主席握手；他的名片与众不同，印有毛泽东的手书：“吕厚民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七日。”这张名片的主人吕厚民3月9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为毛泽东拍照长达14年
　　吕厚民是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摄影师，1950年，21岁的他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入中南海摄影科，直至1964年，在长达14年的时间内一直负责为毛泽东拍照，也为与之相处时的周恩来、刘少奇等多位开国领袖留下了许多经典瞬间，这些照片如今都是珍贵的史料。
　　毛主席规定，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长时间在自己身边，都要到下边去锻炼。1957年底，吕厚民所在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与新华社合并，他前往新华社当记者。在离开中南海之前，吕厚民跟毛主席说，想请主席给他题个名，第二天，毛主席的秘书便把毛主席手书的“吕厚民同志”转给了他。
　　吕厚民曾经回忆，过去的照相设备和技术都不高，摄影师用美国产的斯比格莱费克斯新闻镜箱，用钨丝灯泡，拍一张就要换一个灯泡。暗盒里一次只能装2片胶片，拍完后要立即拉开暗箱再装胶片。“所以，拍摄过程中，摄影师要熟练使用相机，并保持高度的敏感。” 1953年，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吕厚民负责拍摄照片。在会议最后一天退场的时候，吕厚民看到周总理站了起来，拿着一份文件向毛主席走去。职业敏感使得吕厚民赶紧拿着相机走向主席台。果然，周总理将文件递给毛主席，并说了些什么。毛主席听完后非常开心，也翻看起文件。看到此景，吕厚民赶紧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瞬间。照片上，毛主席和周总理神态轻松自然，两个人显得非常亲密。事后，这张照片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了吕厚民的代表作品之一。
　　拍摄经典照片不仅需要时刻捕捉镜头，还需要合适的环境、气氛和机会。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后最艰难的时期——持续性的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在这样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压力很大。1961年夏天，吕厚民随他来到庐山。事后，吕厚民回忆：“上庐山后，老人家心情不很好，连续几天都没合眼，也没走出房门。一个晴朗的上午，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毛主席停止办公，外出散步，他登上了含鄱口。一开始主席坐在那里边想事情，边和秘书交谈。后来秘书离开了，他一个人侧着身子，望着云山思考。时机难得，便拍下这张毛主席在庐山系列最著名的照片。”在众多照片中，这幅照片也是吕厚民的最爱。
　　在吕厚民的照片里，毛泽东的形象是丰富多彩的，有幸福和喜悦，也有疲惫和悲伤，他的照片能让亿万人民共同感受到领袖的喜怒哀乐。但就他本人而言，为领袖拍照是自己的工作。“当时拍完照片不会马上发表，而是会把胶卷交到单位保存，从没给自己留底。直到现在，过去拍的东西都在国家档案馆里。后来有了电子文件，自己才收藏了一些。”
　　一生都工作在摄影第一线
　　尽管曾经身处“红墙”里，但吕厚民始终没有摒弃过平民情怀。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李树峰介绍，每次和吕厚民一起外出时，他总是背着很重的摄影包，爬高走低，与年轻人一样，而且不愿意别人背他的摄影包。“有一次在黔东南一个村子旁边，我又抢背他的包，他说你不要抢，包必须我自己背。不然这次你背，下次他背，慢慢地我就背不动了。我自己背着，就一直能背下去。”他戏称相机是自己的“武器”。“武器怎么能随便离身？”
　　1978年开始与他一起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共事的摄影家朱宪民介绍，吕厚民一生都工作在摄影第一线，“在路上”，就是他的生活状态。两人一起去工矿企业、农村边区拍摄了大量反映改革开放、百姓生活以及祖国山河的摄影作品，交往的37年中，几乎走遍了全中国。在去年11月，两人还在毛主席的老家湖南举办了《毛主席回家》摄影展。“他的体力和记忆力都很好，摄影展上，每一张照片拍摄过程中的细节都描述得准确到位。回北京之后，吕老感觉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看，没想到一进医院再没回来。”
　　吕厚民生前曾多次出席一些摄影活动，他总是坚持自己乘公交车或者出租车去，不愿给工作人员添麻烦。当有人问及他拍摄了那么多领袖风采，很多媒体都使用了他的照片，他怎么都不维权时，老人呵呵一笑：“我们当时给领导拍照就是为了积累资料。他们来宣传，都是好的。群众都非常喜欢，让他们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