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中，国家与社会学说、国家批判思想、群众历史观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管理，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创新、走出集权与分权的困境、建立以人为本的治理思想、化解社会矛盾以及党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社会治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治理思想
1.“國家与社会”学说中的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说中，揭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本来面目，对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主体问题包含四个主要思想。
（1）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产生了国家，国家是社会这一决定性的从属物。不能歪曲和颠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就启示我们，要对盲目崇拜国家的社会心理进行纠正，国家是社会的附属物，而非社会是国家的附属物，否则会让大家曲解为社会只能听从于国家，导致将国家神秘化、偶像化。
（2）权力异化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直到对立的根本原因。国家和社会出现分离，就会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国家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依赖于社会。然而出现了权力异化，是由于社会分裂中存在着各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由此产生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社会的力量，对社会的发展、阶级矛盾进行制约与协调。此外，当公众对公共权力误解时，就会盲目崇拜国家权力发挥的重大作用，再加上部分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使得自身的权力特权化，借以维护其特权，成为统治多数人的权力工具，这就是国家的阶级性，是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在行使具体职能时必定使得部分人的基本利益受损，有违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
（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公共权力而产生，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决定着二者的复杂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马克思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将必然处于幼年状态的社会的权力据为己有，以此进行社会活动、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干预，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出现部分机能的萎缩。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的经济基础称之为“市民社会”，也就是生产关系，国家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的，这就表示，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完全主导转变成了与社会经济相分离，促进了社会发展与进步，表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最终会回归到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4）国家权力不可能全部回归社会，其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性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决定了国家和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有非常严重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发展总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步回归社会以后就会使得国家自行消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唯有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称之为“半国家”，其特殊之处在于其是一种过渡性的国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直接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和拥有国家的权力。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不与国家权力发生根本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就会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总趋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
2.国家批判理论所蕴藏的社会治理思想
我们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批判理论，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治理制度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由于国家政权的目的是维护阶级统治，由于国家权力的重大作用，使得人们无限崇拜国家权力。若只有一部分人掌握国家权力，那么这部分人就将利用国家权力进行阶级统治，此时的国家就代表着某特定的阶级利益，成为阶级镇压的机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以后，就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阶级统治，其社会治理职能的本质特征就成为阶级统治，其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实际上是为特定或特殊的阶层服务，而非为广大人民服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有限的社会治理职能，这是由于最大化的利益追求原则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浪费物质财富，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打破形成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枷锁，要根除这一顽疾，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需求问题，只有将生产力进行社会公开并直接占有才能实现目的。
3.群众史观包含的社会治理思想
“人民创造国家制度”，这话出自马克思，代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是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其国家所谓的人民是社会治理者带有欺骗性的言论。唯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后，人民才算是真正的国家制度的创造者。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人民通过学习与实践后，所进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系列措施表示人民完全能够治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自身。而巴黎公社正好成功实践了普选制，保障了群众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和对社会的治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普选制具有欺骗性，其国家机关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其民主实际是为了装饰其行政权力。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社会治理思想是要坚持人民当家做主，让人民来治理社会。
4.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治理的预见
第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治理主体是人民。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性质是巴黎公社里的工人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主治理，而共产主义的社会治理主体是人民，其性质和巴黎公社一样，将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有限治理逐渐变成人民联合的自主治理。第二，未来共产主社会治理可以通过民主手段、民主措施及教育活动等形式，保障每一个劳动人民自主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使得利益矛盾得到化解，民主、博爱、教育有助于社会治理进入更高的阶段，要非常重视教育活动，让人们在产业教育中共享福利。这些构想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二）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概述
1921年，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进入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此时列宁提出了“由共产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群众工会来监督工人，此时的群众工会就是唯一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和职能机构。由于不健全的治理机构，使得党内出现了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即将社会治理职能交由各产业工会和中央机关，试图将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取消。在此情况下，列宁提出：只有坚持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社会治理，才能获取最终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领域治理方面，列宁指出，“计算”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而整个国家需要由工人来监督，也包括“监督”和“计算”工作。“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建设在经济领域治理的新形式。
在苏维埃俄国政治领域方面，列宁认为进入过渡性的国家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动人民群众来民主监督国家政权机关的治理工作，实行对政治的民主监督的治理措施。这是由于国家权力是在社会成员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因此，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治理，对国家机构的运行进行监督。列宁晚年时期提出了可通过“选举人民代表来进行社会治理和监督治理工作，避免权力滥用”，这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在苏维埃俄国的文化领域，列宁提出了加强学习的治理举措，只有通过文化学习和教育，才能克服社会治理中的官僚主义，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者的素质及其治理本领。作为苏维埃政权唯一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加强党和干部在社会治理、文化方面的学习提高，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成败。而学习的对象，包括有先进治理经验的人和资产阶级先进的治理经验。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1.对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出发，对当前我国出现社会治理创新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考察，将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理顺，找到解决困境的办法和措施。国家进行社会治理，其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国家如何将来自社会的权力运用好，从而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社会”学说中国家权力逐步回归社会的思想理论。
要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需要通过结合放权、民主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只有结合二者，才能兴利除弊。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领导、组织等制度以及治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和缺陷，如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等。只有逐步让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在民主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完全的社会自治，才能实现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通过国家放权或还权于社会，就实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当前我国的中央放权于地方，上级放权于下级，政党放权于政府，政府放权于企业，正是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一个过程。中央放权于地方，地方的自主治理要接受重要监督，而中央只是负责宏观调控和监督；上级放权于下级，通过逐步引导基层社会成员的依法自主治理，拥有自治的权利和能力，进行基层自治；政党放权于政府，要明确区分党政关系和各自的职能，不得以党代政；政府放权于企业就是要将企业的经营权还给企事业单位自身，使其有经营自主权，政府则是通过调控市场机制实现对企业自由发展的引导。
对于国家权力的有效回归社会，其决定性因素是健全的民主治理机制，即社会成员能够实现全程自主治理和拥有自主治理的能力。为保障社会民主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健全，需要通过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来实现。在社会参与机制方面，当前我国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来；同时还应拓宽社会成员参与的渠道，逐步实现公共事务的公开化，让广大群众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献计献策。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社会成员自我治理的常态化是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对于权力制约机制方面，要通过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也就是以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避免出现权力的滥用和相对集中；还需要通过社会来监督国家权力，保障国家权力服务于社会成员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不侵犯社会成员利益。
2.认清民主权利的本质，走出“集权”与“分权”的困境
从已有的社会历史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可以看到，过于集中的国家权力会让社会机体失去自身的活力，严重限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对集权进行改革后，容易出现权力分化的现象，从而造成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自由思想。进入社会治理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集权”与“分权”的困境。其根源是我国长期以来保守、目光短浅、各行其是的小农经济生产意识带来的惰性力量。集权制度中容易出现权力的割裂和封闭，最终造成权力垄断；若进行分权改革，又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的局面。这两种社会治理形式和途径均不利于治理社会。
国家集权有专权和民主集权两种形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家对社会的治理需要采取適度集权和适度分权办法进行社会治理，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否则会导致社会治理秩序的不稳定，损害社会成员利益。容易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是由于存在对民主权利本质认识上的误区，由此，需要走出认识误区，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3.社会治理创新以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
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社会成员的觉悟基石、社会成员的参与和让社会成员受益三个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中的以人为本理念，要求国家在社会治理中要转变官本位、权本位、维稳的指导思想，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时刻想到维护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才是社会治理的目的，这也是指导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
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其基石是社会成员的觉悟，其动力是社会成员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所追求的是让社会成员受益。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积极自觉地关心、关注甚至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治理的工作有效开展。马克思说过，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是人民。因此，只有人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才能促进和推动国家的社会治理创新，而地方党政治理者则需要转变官本位思想，重视化解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让社会成员参与治理，才能发挥其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必须重视实现人的基本利益这一直接目标。
4.注重化解矛盾，弱化社会治理创新的风险
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我们需要正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矛盾，化解矛盾，降低社会治理创新风险。 当前我国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主要矛盾是社会治理的高目标与低起点的矛盾、部分社会既得利益者与国家本质的矛盾、社会治理制度和体制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让每位社会成员都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然而当前强调的保障广大社会成员当家做主、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并非多数社会成员都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素质和意识，再加上长期的小农意识思想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选择习惯性地服从国家治理，对参与治理陌生而无兴趣，这就是当前我国在初级阶段所面临的社会治理的低起点问题的原因。
当前部分国家机关人员通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来侵犯国家主人的利益，即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人民的公仆演变成主人、官僚，开始过着腐败、官僚主义的生活，违背了国家的本质，并且还会在未来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成员缺乏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突变成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就是部分社会既得利益者与国家本质的矛盾的根源。
（二）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第一，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要加强党委的领导和密切联系群众，这是由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的当代启示而来。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通过将党的先进性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得以体现，在社会治理创新理中依靠、发动群众。具体是要通过对党的领導体制进行完善和创新，适当下放权力，克服不良的官僚作风，才能更好地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第二，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要由政府来进行市场的宏观调控，并结合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共同驱动创新。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领域治理新形式中，列宁的“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很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遵循市场的价值规律，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缺陷，会导致自由主义泛滥，由此，必须通过政府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进行主导，才能避免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缺陷。在未来，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完成。
第三，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社会成员的参与和监督。这来自列宁的重要观点之“半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有了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参与，才能体现出国家治理的民主形态，才能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机制。这对我国所处的基本国情来讲，有着重要的特殊意义。广大社会成员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要做到：要有参与的畅通机制的保障；社会成员参与形式必须切实有效，而非搞形式民主；正确引导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消除负面效应，消除参与治理的冷漠心态；培育自觉参与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价值观，激发参与创新的热情。
第四，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要不断学习，并探索多样化的路径。这一启示来自列宁提出的“加强学习、学习有先进的治理经验的人，甚至向资产阶级学习”观点。
三、结语
读经典，往往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国家治理思想理论的经典作家，其社会治理思想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治理创新的指导范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能够为解决我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李 壮.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及转型构想——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社会治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治理思想
1.“國家与社会”学说中的社会治理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说中，揭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本来面目，对国家进行社会治理的主体问题包含四个主要思想。
（1）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产生了国家，国家是社会这一决定性的从属物。不能歪曲和颠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就启示我们，要对盲目崇拜国家的社会心理进行纠正，国家是社会的附属物，而非社会是国家的附属物，否则会让大家曲解为社会只能听从于国家，导致将国家神秘化、偶像化。
（2）权力异化是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直到对立的根本原因。国家和社会出现分离，就会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国家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依赖于社会。然而出现了权力异化，是由于社会分裂中存在着各种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由此产生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统治社会的力量，对社会的发展、阶级矛盾进行制约与协调。此外，当公众对公共权力误解时，就会盲目崇拜国家权力发挥的重大作用，再加上部分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使得自身的权力特权化，借以维护其特权，成为统治多数人的权力工具，这就是国家的阶级性，是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在行使具体职能时必定使得部分人的基本利益受损，有违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
（3）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公共权力而产生，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决定着二者的复杂变化。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马克思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将必然处于幼年状态的社会的权力据为己有，以此进行社会活动、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干预，使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出现部分机能的萎缩。马克思、恩格斯将社会的经济基础称之为“市民社会”，也就是生产关系，国家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的，这就表示，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完全主导转变成了与社会经济相分离，促进了社会发展与进步，表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最终会回归到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4）国家权力不可能全部回归社会，其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性质。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决定了国家和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有非常严重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发展总趋势是国家权力逐步回归社会以后就会使得国家自行消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唯有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称之为“半国家”，其特殊之处在于其是一种过渡性的国家，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直接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和拥有国家的权力。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不与国家权力发生根本利害冲突的情况下，就会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总趋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
2.国家批判理论所蕴藏的社会治理思想
我们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批判理论，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治理制度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由于国家政权的目的是维护阶级统治，由于国家权力的重大作用，使得人们无限崇拜国家权力。若只有一部分人掌握国家权力，那么这部分人就将利用国家权力进行阶级统治，此时的国家就代表着某特定的阶级利益，成为阶级镇压的机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以后，就会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阶级统治，其社会治理职能的本质特征就成为阶级统治，其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实际上是为特定或特殊的阶层服务，而非为广大人民服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有限的社会治理职能，这是由于最大化的利益追求原则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浪费物质财富，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打破形成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枷锁，要根除这一顽疾，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需求问题，只有将生产力进行社会公开并直接占有才能实现目的。
3.群众史观包含的社会治理思想
“人民创造国家制度”，这话出自马克思，代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是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其国家所谓的人民是社会治理者带有欺骗性的言论。唯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后，人民才算是真正的国家制度的创造者。巴黎公社的实践证明，人民通过学习与实践后，所进行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系列措施表示人民完全能够治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权力来自人民自身。而巴黎公社正好成功实践了普选制，保障了群众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和对社会的治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普选制具有欺骗性，其国家机关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其民主实际是为了装饰其行政权力。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社会治理思想是要坚持人民当家做主，让人民来治理社会。
4.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治理的预见
第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治理主体是人民。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性质是巴黎公社里的工人对公共事务进行自主治理，而共产主义的社会治理主体是人民，其性质和巴黎公社一样，将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有限治理逐渐变成人民联合的自主治理。第二，未来共产主社会治理可以通过民主手段、民主措施及教育活动等形式，保障每一个劳动人民自主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使得利益矛盾得到化解，民主、博爱、教育有助于社会治理进入更高的阶段，要非常重视教育活动，让人们在产业教育中共享福利。这些构想为我们当前的社会治理创新奠定了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二）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概述
1921年，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就进入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此时列宁提出了“由共产党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群众工会来监督工人，此时的群众工会就是唯一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和职能机构。由于不健全的治理机构，使得党内出现了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即将社会治理职能交由各产业工会和中央机关，试图将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取消。在此情况下，列宁提出：只有坚持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社会治理，才能获取最终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领域治理方面，列宁指出，“计算”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而整个国家需要由工人来监督，也包括“监督”和“计算”工作。“计算”和“监督”是社会主义社会初期建设在经济领域治理的新形式。
在苏维埃俄国政治领域方面，列宁认为进入过渡性的国家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发动人民群众来民主监督国家政权机关的治理工作，实行对政治的民主监督的治理措施。这是由于国家权力是在社会成员参与下建立起来的，因此，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权利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治理，对国家机构的运行进行监督。列宁晚年时期提出了可通过“选举人民代表来进行社会治理和监督治理工作，避免权力滥用”，这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在苏维埃俄国的文化领域，列宁提出了加强学习的治理举措，只有通过文化学习和教育，才能克服社会治理中的官僚主义，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者的素质及其治理本领。作为苏维埃政权唯一的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加强党和干部在社会治理、文化方面的学习提高，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成败。而学习的对象，包括有先进治理经验的人和资产阶级先进的治理经验。
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1.对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
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出发，对当前我国出现社会治理创新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考察，将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理顺，找到解决困境的办法和措施。国家进行社会治理，其核心问题是要解决国家如何将来自社会的权力运用好，从而为社会服务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社会”学说中国家权力逐步回归社会的思想理论。
要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需要通过结合放权、民主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只有结合二者，才能兴利除弊。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领导、组织等制度以及治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和缺陷，如官僚主义、权力过于集中等。只有逐步让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在民主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完全的社会自治，才能实现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治理。通过国家放权或还权于社会，就实现了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当前我国的中央放权于地方，上级放权于下级，政党放权于政府，政府放权于企业，正是逐步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的一个过程。中央放权于地方，地方的自主治理要接受重要监督，而中央只是负责宏观调控和监督；上级放权于下级，通过逐步引导基层社会成员的依法自主治理，拥有自治的权利和能力，进行基层自治；政党放权于政府，要明确区分党政关系和各自的职能，不得以党代政；政府放权于企业就是要将企业的经营权还给企事业单位自身，使其有经营自主权，政府则是通过调控市场机制实现对企业自由发展的引导。
对于国家权力的有效回归社会，其决定性因素是健全的民主治理机制，即社会成员能够实现全程自主治理和拥有自主治理的能力。为保障社会民主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健全，需要通过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健全权力制约机制来实现。在社会参与机制方面，当前我国通过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社会成员都参与到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来；同时还应拓宽社会成员参与的渠道，逐步实现公共事务的公开化，让广大群众积极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献计献策。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社会成员自我治理的常态化是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对于权力制约机制方面，要通过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也就是以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避免出现权力的滥用和相对集中；还需要通过社会来监督国家权力，保障国家权力服务于社会成员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不侵犯社会成员利益。
2.认清民主权利的本质，走出“集权”与“分权”的困境
从已有的社会历史的改革经验与教训可以看到，过于集中的国家权力会让社会机体失去自身的活力，严重限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对集权进行改革后，容易出现权力分化的现象，从而造成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自由思想。进入社会治理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集权”与“分权”的困境。其根源是我国长期以来保守、目光短浅、各行其是的小农经济生产意识带来的惰性力量。集权制度中容易出现权力的割裂和封闭，最终造成权力垄断；若进行分权改革，又容易出现权力失控的局面。这两种社会治理形式和途径均不利于治理社会。
国家集权有专权和民主集权两种形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家对社会的治理需要采取適度集权和适度分权办法进行社会治理，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能偏袒任何一方，否则会导致社会治理秩序的不稳定，损害社会成员利益。容易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是由于存在对民主权利本质认识上的误区，由此，需要走出认识误区，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3.社会治理创新以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
进行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社会成员的觉悟基石、社会成员的参与和让社会成员受益三个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群众史观中的以人为本理念，要求国家在社会治理中要转变官本位、权本位、维稳的指导思想，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时刻想到维护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才是社会治理的目的，这也是指导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
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其基石是社会成员的觉悟，其动力是社会成员的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所追求的是让社会成员受益。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每一位社会成员积极自觉地关心、关注甚至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这样才能保证社会治理的工作有效开展。马克思说过，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动力是人民。因此，只有人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才能促进和推动国家的社会治理创新，而地方党政治理者则需要转变官本位思想，重视化解社会成员的利益矛盾，让社会成员参与治理，才能发挥其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必须重视实现人的基本利益这一直接目标。
4.注重化解矛盾，弱化社会治理创新的风险
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我们需要正视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矛盾，化解矛盾，降低社会治理创新风险。 当前我国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主要矛盾是社会治理的高目标与低起点的矛盾、部分社会既得利益者与国家本质的矛盾、社会治理制度和体制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是让每位社会成员都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然而当前强调的保障广大社会成员当家做主、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中，遇到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并非多数社会成员都具备参与社会治理的素质和意识，再加上长期的小农意识思想影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选择习惯性地服从国家治理，对参与治理陌生而无兴趣，这就是当前我国在初级阶段所面临的社会治理的低起点问题的原因。
当前部分国家机关人员通过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来侵犯国家主人的利益，即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人民的公仆演变成主人、官僚，开始过着腐败、官僚主义的生活，违背了国家的本质，并且还会在未来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社会成员缺乏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突变成严重的社会冲突。这就是部分社会既得利益者与国家本质的矛盾的根源。
（二）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第一，进行社会治理创新，必须要加强党委的领导和密切联系群众，这是由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的当代启示而来。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通过将党的先进性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得以体现，在社会治理创新理中依靠、发动群众。具体是要通过对党的领導体制进行完善和创新，适当下放权力，克服不良的官僚作风，才能更好地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发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第二，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要由政府来进行市场的宏观调控，并结合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共同驱动创新。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领域治理新形式中，列宁的“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很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要遵循市场的价值规律，这样才有利于实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而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缺陷，会导致自由主义泛滥，由此，必须通过政府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进行主导，才能避免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缺陷。在未来，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完成。
第三，在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社会成员的参与和监督。这来自列宁的重要观点之“半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有了社会成员的普遍、自觉参与，才能体现出国家治理的民主形态，才能建立起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机制。这对我国所处的基本国情来讲，有着重要的特殊意义。广大社会成员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要做到：要有参与的畅通机制的保障；社会成员参与形式必须切实有效，而非搞形式民主；正确引导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消除负面效应，消除参与治理的冷漠心态；培育自觉参与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价值观，激发参与创新的热情。
第四，在社会治理创新中要不断学习，并探索多样化的路径。这一启示来自列宁提出的“加强学习、学习有先进的治理经验的人，甚至向资产阶级学习”观点。
三、结语
读经典，往往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国家治理思想理论的经典作家，其社会治理思想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治理创新的指导范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社会治理思想放在今天仍然不过时，能够为解决我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一定的解决方案，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李 壮.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变迁及转型构想——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